正文
１９４５年２月美、蘇、英三國首腦在雅爾塔會議上達成的關於遠東的秘密協定（以下簡稱協定），和以此為藍本於８月締結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兩個重要的曆史文件。它們是在大戰末期這個重要的轉折關頭，這個特定的曆史環境中達成的。研究這兩個文件，對我們了解這一時期的中美蘇關係至為重要。
協定後來在美國受到許多親蔣反共人士的嚴厲批評。曾任駐華大使的赫爾利（Patrick Hurley）１９５１年在國會作證時說：協定“繪出了共產黨征服中國的藍圖”，曾任駐蘇、駐法大使的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稱：“這是一位美國總統所簽署的最無必要、最丟人和最具潛在災難的文件”，是羅斯福在“病魔纏身，心力交瘁”，以致“常常難於形成自己思想”時犯的錯誤。〔１〕國民黨人後來也指責協定“是一個巨大的、災難性的錯誤”。〔２〕有的曆史學家也說，協定是“羅斯福在雅爾塔犯的最大的錯誤”，〔３〕要不是羅斯福“累得要命，而且急於要避免更多的爭辯，他不致於同意作出那個最後的堅定的許諾”。〔４〕事過４５年之後我們冷靜地回顧這段曆史，便會看到事情並不如這些批評家說的那樣。與斯大林達成這個協定是羅斯福經過深思熟慮後采取的行動，協定的醞釀由來已久。
１９４１年４月，蘇聯為了在一旦遭到德國入侵時保障東部邊境的安全，避免腹背受敵，與日本簽訂了為期５年的中立條約，彼此承諾互不侵犯對方領土，在對方陷入戰爭時保守中立。但斯大林卻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對蔣介石、１９４２年８月對美國駐蘇大使哈裏曼（W. Averell Harriman）、１２月對羅斯福總統特使赫爾利、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對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一再表示，蘇聯將參加對日作戰。〔５〕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舉行的美、蘇、英三國首腦德黑蘭會議上，斯大林向羅斯福當麵表示，一旦德國打敗，他就準備把他在西伯利亞的兵力增加兩倍，並在最後打敗日本方麵發揮自己的作用。〔６〕１９４４年１０月，斯大林更明確地向哈裏曼保證，蘇聯將在戰勝德國二三個月後對日本發起進攻。〔７〕而且實際上，從１９４４年初起，蘇聯已經開始秘密地把租借物資運送到遠東，部署在中蘇邊境。
斯大林的上述提議自然受到美國歡迎。1944年7月，參謀長聯席會議製定了進攻日本本土、迫使日本投降的計劃。在９月的魁北克會議上，羅斯福和丘吉爾根據兩國參謀長的估計，把日本投降的日子定在歐戰結束後的１８個月。參謀長們還估計，在日本本土作戰，將是一場殊死的戰鬥，可能使美軍遭到１００萬人的傷亡。〔８〕美國軍方對關東軍特別擔心。他們認為這是一支獨立的、裝備精良的精銳部隊，再加上中國東北的資源和工業基礎，在日本本土被盟軍占領以後，關東軍仍可以負隅頑抗一段時間。從參謀長聯席會議到西太平洋戰場美軍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都希望蘇聯盡早參戰，在美軍在日本本土登陸（預定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日在九州登陸）至少三個月之前參戰，把日本陸軍的主力鉗製、消滅在亞洲大陸，以大大減少美軍傷亡。就在雅爾塔會議前夕，１月２３日，參謀長聯席會議還向總統表示，“俄國盡早參戰並根據其能力發起進攻性戰役，對我們的太平洋戰役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援，實屬必要。”〔９〕由此可見，在軍事方麵，美國有求於蘇聯。
在政治方麵，情況也是這樣。
第一，羅斯福認為，勢力範圍是美國沒有力量去消滅的現實問題。〔１０〕既然如此，美國的目標便是力求縮小別國的勢力範圍，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中國長期以來是列強共管的半殖民地。經過戰爭，別國的勢力不是被摧毀了就是削弱了，而美國則通過提供財政、物資、軍事援助同國民黨政權建立了特殊關係。美國認為，國民政府也這樣表示，中國戰後的重建離不開美國，因此美國既需要、也可能把中國保持在美國勢力範圍之內。在這方麵，美國擔心的正是蘇聯。按照斯大林的設想，蘇軍不但要在東北，而且要在關內作戰，“要取得真正的成果，還必須有側翼包圍——進攻張家口和北京，否則隻在滿洲進攻就不能產生重要成果。”〔１１〕當哈裏曼把斯大林的上述打算向總統匯報時，羅斯福擔心地問：“如果俄國人進去了，他們還肯出來嗎？”〔１２〕雅爾塔會議前夕，羅斯福告訴他的親信，除非在雅爾塔與斯大林達成範圍廣泛的協議，否則蘇聯會在歐洲和中國的若幹部分橫行，並建立起自己的勢力範圍。〔１３〕美國要把蘇軍的軍事行動，把蘇聯的勢力限製在關外。
第二，大戰末期，羅斯福固然考慮到戰後可能與戰爭中的盟國發生麻煩，產生爭端，但他基本上是以大國合作主宰世界的設想來勾畫戰後世界藍圖的。蘇聯和中國是在亞洲起重要作用的兩個大國，美國認為，“中蘇兩國的合作是遠東和平和 踩?木?員匾?奶跫?薄+[〔１４〕但抗戰後期的中蘇關係卻使羅斯福感到不安。１９４２年盛世才投靠蔣介石後，新疆地方當局與蘇聯的關係急劇惡化。蘇聯利用新疆人民對盛世才恐怖統治的強烈不滿，從各方麵支持伊犁、塔城、阿山三區革命，甚至直接出兵參戰。國民黨對此極為惱火。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７日，蔣介石向羅斯福告狀，認為這種事態“嚴重影響遠東作戰”。羅斯福４月８日複信說：“任何足以有害吾人聯合作戰之行動或態度，均非所宜，憑善意與自製，則聯合國分子中發生之誤解，本人深信可以消除”，他要求蔣介石“表現現實政治風範……凍結最近事件，直至戰爭結束”。〔１５〕６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 Wallace）訪華。他在與蔣介石的談話中一再提到中蘇關係，並稱：“任何可能導致中蘇兩國衝突的問題都不應懸而未決”，美國“十分願意”在兩國間“進行斡旋”。〔１６〕總之，羅斯福希望中蘇改善關係，而不給美國戰後亞洲藍圖的實現造成妨礙。
第三，美國一直關注著中國國共兩黨關係的發展，擔心戰後中國爆發內戰。羅斯福希望成立一個以蔣介石為首的聯合政府，使戰後中國成為一個統一的親美的國家，並於１９４４年９月派了赫爾利來華調處國共衝突。美國的這一政策有賴於蘇聯的支持。美國密切注視著蘇聯與中共的關係。早在１９４４年１月，美國駐華使館二秘戴維斯（John Davis）就估計，如果蘇聯參加對日作戰，華北和東北“有可能變成俄國的衛星國”。〔１７〕哈裏曼在１２月警告說，如果在蘇聯參加太平洋戰爭以前中蘇兩國政府間沒有達成一種安排，“蘇聯將支持北方的共產黨人，並把紅軍解放的中國領土的行政管理權交給他們”。〔１８〕９月當中國駐英大使顧維鈞訪問美國時，羅斯福的行政助理居裏（Lauchlin Currie）也對顧強調了蘇聯充當中共後盾、並支持他們深入東北的可能。〔１９〕果真發生這種情況，美國對華政策就難以實行。雅爾塔會議前夕，國務院在給總統的備忘錄中說：“要爭取蘇聯對中國最大限度的聯合的支持”，“應當敦促蘇聯運用其對中共的影響促使中共與國民政府達成協定。”〔２０〕總之，美國既需要蘇聯軍事上的支持，又要限製蘇聯的軍事行動；在戰後亞洲既需要蘇聯的合作，又要限製蘇聯勢力在中國的擴張。美蘇之間和中蘇之間達成事先的安排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既然美國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有求於蘇聯，蘇聯就處於一種非常有利的地位了。早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斯大林就在德黑蘭會議期間向羅斯福表示，他對遠東有一些要求。他含混地說，大連應當成為國際自由港，蘇聯西伯利亞的輸出入貿易應能通過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經由大連港進行。〔２１〕１９４４年１２月，斯大林則更明確地向哈裏曼提出，要求將庫頁島南部和千島群島歸還蘇聯，要求租借旅順、大連和中東鐵路，要求承認外蒙古的現狀，同時，他保證蘇聯不幹涉中國對東北的主權。〔２２〕正因為羅斯福早已知道蘇聯的條件，因此在雅爾塔會議上，當２月８日斯大林在與羅斯福的單獨秘密會談中提出這些要求時，雙方很快就協定大致內容達成一致意見。羅斯福並沒有要求斯大林就在中國內爭中支持國民黨作出明確保證，但斯大林顯然已經猜透了對方的心思，主動表示，為了建設抗日統一戰線，“蔣介石應當擔任領導”。〔２３〕此後兩天，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與哈裏曼進行磋商，擬訂了協定草案。文本再經羅斯福與斯大林討論，並征得丘吉爾同意，遂於２月１１日由三巨頭簽署。協定的主要內容是：
三國領導人同意，蘇聯在歐戰結束二至三個月後參加對日作戰，條件是：
１．維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現狀；
２．恢複１９０４年日本進攻所破壞的原屬俄國的權利：
（１）庫頁島南部及毗連島嶼歸還蘇聯；
（２）大連商港國際化，蘇聯在該港之優越權益須予確保，恢複租借旅順港為蘇聯海軍基地；
（３）設立中蘇合營公司，共管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蘇聯在該路的優越權益應予保障，而中國保持在滿洲的全部主權；
３．千島群島交給蘇聯。
蘇聯準備與中國國民政府締結一項友好同盟條約，幫助中國從日本枷鎖下解放出來。〔２４〕
協定還規定，羅斯福將采取步驟使蔣介石同意蘇聯的條件。羅斯福之所以敢承擔這一義務，是因為他早已了解蔣介石的心思。蔣介石擔心蘇聯對東北和新疆的意圖，擔心蘇聯支持中共。當羅斯福在開羅會議期間要求蔣介石組成一個聯合政府時，蔣表示，隻要蘇聯同意尊重東北的邊界，他就接受羅斯福的建議。〔２５〕為了防範蘇聯對中共的支持，國民政府早在１９４４年春就著手擬訂計劃，以便在蘇軍在東北和華北對日軍作戰時，切斷蘇軍與中共武裝之間的聯係。〔２６〕盡管１９４４年６月斯大林在同哈裏曼的談話中、９月莫洛托夫在同赫爾利的談話中都表示不支持中國共產黨，並稱蔣介石是中國最佳的領導人選，蔣也從華萊士和赫爾利那裏獲悉了這一表態，他仍然“急於證實”蘇聯領導人的這一立場沒有改變，這是蘇聯確定無疑的對華政策，為此，他不惜作出外交上的讓步。正是在雅爾塔會議之前，赫爾利於２月４日報告國務院，中國政府考慮派外交部長宋子文作為蔣的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商談。〔２７〕
協定簽訂後，蘇聯大大加強了它在遠東的軍事實力，在蘇軍發起對日進攻前，已經在遠東集結了１５０萬人的軍隊，２．９萬門大炮和迫擊炮、５２００多輛坦克和自動推進炮，近５２００架作戰飛機。〔２８〕蘇聯出兵對日作戰，是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致命一擊。協定對於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協定事關中國主權，可是中國政府卻被排除在會議之外。美、蘇兩國背著中國政府和人民，把中國利益私相授受，這就足以證明，名義上作為四大國之一的中國在國際交往中，甚至在直接涉及本國主權的交往中，仍然處於無權地位，中國仍然是大國強權政治的犧牲品。
協定既是美蘇兩國在遠東實現了某種均勢的表現，又是為了維護這種均勢而締結的，是兩國在劃分勢力範圍上的一次妥協與合作。根據這個協定，蘇聯恢複了沙俄在日俄戰爭中失去的權益，建立起了沿蒙古到我國東北、直至遠東海上的安全帶，得以有效阻止美國向臨近蘇聯邊境的遠東地區的滲透；美國通過確認蘇聯的勢力範圍，換取蘇聯出兵對日作戰，同時，換取蘇聯支持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支持美國對華政策，並實際上承諾蘇聯勢力不向關內擴張，也就是承認中國的絕大部分為美國勢力範圍。協定就是這樣一個美蘇在遠東互相爭奪和互相限製的產物。
二
國民政府對三大國的雅爾塔會晤自然是十分關心的。但羅斯福與斯大林約定，協定暫向中國保密，因此會議後的一段時間內，中國政府得不到關於協定的準確消息。當３月１２日駐美大使魏道明詢問雅爾塔會議關於遠東問題的討論情況時，羅斯福隻是說，斯大林在對日作戰問題上作了更明確的表示，並提了三點。但他沒有原原本本端出斯大林的要求，而是輕描淡寫地解釋說，維持外蒙現狀，主權仍屬中國；南滿鐵路主權屬於中國，蘇聯隻要求業務管理權；蘇聯希望得到一不凍港，但這是將來的事，無須太急。對於協定羅斯福更是諱莫如深。〔２９〕
羅斯福去世後，赫爾利曾經催促美國政府及早把協定正式通知國民政府。〔３０〕但杜魯門和國務院都認為時機未到。他們認為會議以後蘇聯對羅馬尼亞和波蘭的政策違反了雅爾塔達成的協議，因此對蘇聯的遠東政策也產生了懷疑。
５月下旬，杜魯門派先總統的親信顧問、病體未愈的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訪問莫斯科，一則是為了表示，他繼續奉行羅斯福的政策，二則，更重要的，是為了就廣泛的國際問題摸蘇聯的底。斯大林在談到中國問題時表示，蘇聯無意侵犯中國主權，它對中國（包括東北和新疆）沒有領土要求；一旦紅軍開進東北，他將主動請中國政府指派代表，組織地方政府，管理民政。斯大林還說，他對中國任何領導人都不大了解，但他覺得，蔣介石在中國領導人中是最好的，並將承當起統一中國的責任，他不認為中共領導人有蔣 那樣好，也不相信他們有能力實現中國的統一。他進而表示，國共關係是中國的內政，與蘇聯無關。他還提到，戰後蘇聯將自顧不暇，英國亦將忙於別處的事情，美國是唯一擁有足夠的資本和人才、能對中國真正有所幫助的國家。斯大林希望宋子文７月１日前往蘇聯談判，並稱，如果中國接受蘇聯的政治條件，紅軍將於８月參加對日作戰。〔３１〕
斯大林所重申的蘇聯對華政策使杜魯門感到放心和滿意。６月９日，他指示代理國務卿格魯（Joseph Grew）致電赫爾利；電文前半部分轉述了斯大林與霍普金斯的會談情況，後半部分是協定條款；他要赫爾利在６月１５日正式將協定與蘇聯承擔的義務作為他建議的中蘇條約 綱要通知蔣介石，並竭力取得後者的同意。他強調說，羅斯福在雅爾塔會議上同意並支持蘇聯的要求，他本人支持這個協定。〔３２〕
這樣，美蘇兩國就把協定這個既成事實強加給了中國。對於兩大國的聯合意旨國民政府是不可能違抗的，但蔣介石希望增強他與蘇聯討價還價的地位，竭力想拉美國參加中蘇談判，並以一項多邊條約來代替中蘇雙邊條約。他提出，美國如有共同使用旅順口的意向，中國可以使之成為四強共用的軍港。這一建議顯然不符合美蘇在雅爾塔達成的諒解，並會使事情變得複雜化，於是美國表示無意共用旅順港，不便參與中蘇條約談判。〔３３〕美國這時隻想讓中國去落實協定，而不願再生枝節。
６月３０日，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蔣經國、外交部次長胡世澤、駐蘇大使傅秉常抵達莫斯科，中蘇條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分兩段進行：第一段，自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１２日，會談６次；第二段，８月７日至１４日，會談４次。蘇方參加談判的有斯大林、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駐華大使彼得洛夫等。
在頭兩次會談中，斯大林再次確認了他在雅爾塔會議上，在與霍普金斯談話中所表示的對華政策立場，並說，中國應當容納自由分子（包括共產黨人和其他自由分子）參加政府；但中國隻能有一個政府，由國民黨領導，這是中國自己的事。宋子文說，如果搞聯合政府，一黨退出，政府便將傾倒，因此國民黨不願有聯合政府。斯大林說：“此為國民黨正當之願望”。〔３４〕
在討論蘇聯的具體要求時，雙方在外蒙問題上相持不下。中方認為，允許外蒙獨立，則有損中國領土完整。蘇方堅持說，從戰略上看，外蒙的地位對蘇聯遠東領土的安全至為重要，如果有一個軍事力量（斯大林承認他指的是美國）從外蒙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斷，蘇聯就完了。〔３５〕顯然，蘇聯是要把外蒙作為保衛西伯利亞的屏障。
美國政府雖沒有介入談判，但一直關注著談判的進展；宋子文每天都向哈裏曼通報談判情況，哈裏曼又及時向總統和國務院報告。當談判在外蒙問題上出現僵局後，宋子文於３日會晤哈裏曼，詢問在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對維持外蒙現狀這一條作何解釋，美國政府如今又作何解釋。次日，國務卿貝爾納斯（James F. Byrnes）回電說，在雅爾塔會議上對這一條沒有進行討論，這一條的字麵意思是：外蒙古現在的實際狀況和法律狀況應予維持。他特別指出，美國政府不能對協定文本進行解釋，哈裏曼可能向宋子文提供的情況是非正式的，不能用於同斯大林的討論。〔３６〕哈裏曼隨即把國務卿的回電通知宋子文，並敦促他與蘇聯達成協定。
貝爾納斯在這裏對“維持外蒙現狀”的解釋仍然是籠統的、含混的，而不是具體的、明確的。他電報中一段哈裏曼不得外傳的說明倒是道出了個中道理。他說：“據我們理解，現狀是指，在法律上外蒙古的主權屬於中國，但實際上這一主權沒有實施。依據１９２２年的《九國公約》，美國政府審慎地避免作出任何表示，即認為如同外蒙古這樣的中國邊遠地區與中國其他部分處於不同地位。”這段話有這樣幾層意思：（１）外蒙古的法律狀況和實際狀況是矛盾的，可見貝爾納斯自己說的兩種狀況都要維持隻是搪塞中國的遁詞；（２）既然雅爾塔協定上白紙黑字寫著：“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字樣，這就表明美國實際已經承認外蒙古與中國其他部分處於不同地位；（３）美國明知這樣做是違背《九國公約》關於“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的規定的，因此總感到心虛，為了保全麵子，不願把事情點破說穿，因此總是含糊其詞，使人不得要領；（４）美國還擔心，外蒙古的事情可能在別的邊遠地區引起連鎖反應，尤其是可能影響當時正在開展革命鬥爭的新疆。貝爾納斯的這段話確也道出了美國的苦衷。
整個談判期間，蔣介石對宋子文進行遙控。接到宋子文７月３日關於如何打開外蒙古問題僵局的請示電後，蔣介石及其閣僚絞盡腦汁，然後於６日答複說，中國政府可以承認外蒙古在戰後獨立，條件是：（１）蘇聯完全尊重中國在東三省的主權及領土與行政完整，即旅順軍港由中蘇共用，但行政管理權歸中國；大連為自由港，行政管理權屬中國；中東鐵路由中蘇共同經營，但屬中國所有、歸中國管理；（２）蘇聯承諾不給中共以任何支持；（３）恢複中國對新疆各地的主權，蘇聯不再支持新疆的革命活動。〔３７〕
接到蔣介石的指示後，宋子文立即找哈裏曼征詢意見。哈裏曼說，蔣的有些要求是不現實的，如果蔣真願讓蘇聯在旅順建立海軍基地，則該港應由蘇聯管理和防衛；對於大連，中國隻宜爭行政權，碼頭倉庫可由中蘇共同管理；對於鐵路，中國宜爭所有權，而應準蘇聯參加管理。哈裏曼分析談判成敗的利弊得失說，如果中蘇現在不達成協定，則蘇聯進兵東北，將無所約束，對中國更加不利；如果兩國達成協定，則蘇聯“將幫助國府，統一中國”。〔３８〕但哈裏曼聲明，這是他個人的意見。當他向國務院匯報這次談話後，國務院沒有給予糾正或作出新的指示，可見這些意見得到了國務院的認可。
７月９日的會談打破了外蒙問題上的僵局。斯大林同意了蔣介石上述６日電報中提出的後兩條要求，也原則同意尊重中國在東三省的主權，但在鐵路和港口問題上仍然基本堅持原先要求：鐵路歸蘇聯所有，兩國共管，蘇聯經營；大連應劃入旅順租借地（但不用租借名義）軍事區域之內，由中蘇共同控製。他隻是答應把原先要求的關於鐵路和港口的協定期限從４０年減為３０年，並作了其他一些小的讓步。７月１１、１３日的會談也未能根本消除雙方的分歧。〔３９〕由於斯大林、莫洛托夫要在１４日啟程去參加波茨坦會議，談判告一段落。宋子文一行於１４日回重慶。
國民政府在中蘇第一階段談判中雖未能得到美國支持，但它在大戰中已經習慣於依賴美國的援助和支持，而且認定美國不會作壁上觀，因此仍然指望在下一階段談判中取得美國的同情和支持。７月１９日，蔣介石致電杜魯門說，中國在談判中作出的讓步已經超過了協定的要求，也可能已經超過了中國輿論能夠容忍和支持的程度，他希望杜魯門在波茨坦向斯大林說明，中國迄今所采取的立場是合情合理的，勸斯大林不要堅持不現實的要求。〔４０〕
關於美國應當幹預中蘇談判的建議也來自美國政府內部。哈裏曼雖曾不斷勸宋子文作出讓步，但他認為斯大林的要求也確實過分了。他在參加波茨坦會議到達巴貝爾斯貝格（柏林郊區，美國代表團駐地）後，於７月１８、２８、３１日三次給國務卿寫備忘錄，詳細介紹中蘇談判的情況，指出，中方在談判中的讓步已經完全履行了協定的要求，蘇方的條件超過了協定的規定，而中方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是無法抵製蘇聯的過分要求的。他認為，既然協定已經使美國介入了中蘇談判，美國理應就雙方仍有分歧意見的協定條款作出解釋，不然，“宋子文將被迫作出違反我們基本的對華政策、有損美國國家利益的讓步”。他要求蘇聯保證在東北實行門戶開放政策，並為此草擬了《議定書》。〔４１〕國務院官員杜曼（Eugene Dooman）和中國科科長範宣德（John Vincent）在７月１７、１９、２３日四次給國務卿和助理國務卿寫備忘錄，表達了與哈裏曼相同的意見，建議總統和國務卿借波茨坦會議的機會與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麵談中蘇談判之事，必要時把宋子文請來一起參加討論。陸軍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也於１５、１６日分別敦促總統和國務卿說，一定要確信，不能因為蘇聯控製了鐵路而使美國在東北的貿易受到障礙。〔４２〕
波茨坦會議前夕，７月１６日，美國在新墨西哥州的首次原子彈爆炸試驗取得成功。得知這個消息後，杜魯門詢問馬歇爾，在太平洋戰場是否仍然需要蘇聯的幫助。馬歇爾沒有正麵作答。他的意見是，由於有了原子彈，美國不再需要依仗蘇聯幫助來征服日本，但有這種幫助將使勝利來得快些，美軍傷亡少些；再說，反正蘇聯會取得對中國東北的控製，因此請蘇聯參戰仍是可取的。〔４３〕這就是說，蘇聯的參戰對美國來說不再像５個多月前那樣是必不可少的了。既然如此，杜魯門在波茨坦會議上不再主動提出這個問題，而斯大林則首先說起此事。在三國首腦７月１７日的第一次會談中，斯大林首先重申了他在雅爾塔作出的對日作戰的保證，並說，蘇聯將在８月中旬作好準備。接著，他介紹了中蘇談判的情況，並且抱怨說，中國人的毛病在於“不懂得討價還價後互相讓步的訣竅”，他們在每一個小問題上斤斤計較， 而看不到全局。當時，杜魯門的注意力幾乎完全被歐洲的那些麻煩事占據了，對於中蘇談判他分不出多少精力。他隻是簡單地談到大連問題，說，美國希望確信，大連將成為一個開放港。斯大林回答說，如果蘇聯取得對該港的控製，它將是一個開放港。貝爾納斯接著說，根據雅爾塔協定，大連港的控製權仍歸中國。〔４４〕除了第一次會上這樣簡短的意見交換外，會議期間再未提到中蘇談判問題。
２３日，杜魯門答複蔣介石１９日的電報說：“我曾要求你履行雅爾塔協定，但不曾要求你作出超過協定的讓步，如果你和斯大林元帥在對協定的正確解釋方麵存在分歧，我希望你將安排宋子文返回莫斯科，繼續你的努力以取得完全的諒解。”〔４５〕這個答複暗示，對於斯大林提出的過分要求，美國支持國民政府予以抵製，但它沒有說明，哪些要求是過分的，而隻是要求中蘇兩國自己去談。因此這個答複仍然是含混其詞的。
７月２６日，美、英、中促令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發表；蘇聯正忙於調兵遣將，緊張進行對日作戰的準備。貝爾納斯感到，在蘇聯參戰之前，中蘇必須談成條約。２８日，他致電赫爾利，要他催促宋子文盡早返回莫斯科繼續談判。
８月８日，宋子文與新任外長王世傑繼續與斯大林、莫洛托夫會談。當時，戰爭形勢在迅速發展。６日，美國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８日，蘇聯對日宣戰，向關東軍發起猛烈進攻，１０日，美國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國民政府也在忙著組織軍事和民政人員，以便在蘇軍解放東北時進入那裏。在這種情況下，中、美、蘇都希望盡快達成中蘇條約。當中蘇雙方在１０日談判中仍為條款爭持不下時，斯大林威脅說，中方最好還是盡快達成協定，不然，“共產黨人就要進入滿洲了”。〔４６〕這個威脅正中國民黨人的要害。８月９日，毛澤東已經發表了《對日寇最後一戰》的聲明，他號召“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４７〕蔣介石擔心中共得到蘇聯支持後迅速擴大勢力，占據東北、內蒙等地。在這種情況下他唯有再作讓步。８月１１、１３日，他兩次致電宋子文等，準予他們“權宜處置”“未決事項”。〔４８〕
在第二階段，美國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中蘇談判。貝爾納斯於８月５、９、１１日三次指示哈裏曼說，宋子文已經履行了協定的規定，斯大林不應再迫使他作更多的讓步；大連不能包括在旅順的軍事區域之內成為蘇聯海軍基地；蘇聯在與中國訂約的同時，應作出在東北遵守門戶開放政策的書麵保證，該保證書應與中蘇條約同時公布。哈裏曼於８月８、１４日會見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並於８月１２日致函莫洛托夫進行交涉。〔４９〕在美國的幹預下，蘇方也不得不再作些妥協。
８月１４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和４項附加協定（以下總稱中蘇條約）簽訂。〔５０〕中國方麵作出的主要承諾是：承認外蒙古獨立，戰後外蒙古舉行公民投票，以證實這種願望；中東鐵路、南滿鐵路改名為中國長春鐵路，為中蘇兩國共同平均所有，由兩國合辦公司共同經營，鐵路理事會、監事會中蘇成員各半，中方人員任理事長，蘇方人員任監 事長和路局局長，其他重要職員由雙方平均充任；旅順作為海軍基地，僅供兩國使用，具體事項由中蘇合組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由蘇方擔任）處理，海軍基地由蘇方防護，民事行政屬於中國；大連戰時劃入旅順軍事區，平時為自由港，行政權屬於中國，港口主任由蘇方擔任，中國允將港口工事及設備之一半無償租與蘇方。蘇聯方麵在條約中作出的主要保證是：蘇聯政府的道義支持和物資援助（尤其是軍需品），“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蘇聯尊重中國對東三省之充分主權及領土與行政完整；關於新疆事變，蘇聯不幹涉中國內政。中蘇條約有效期為３０年。
三
簡單回顧從雅爾塔協定到中蘇條約的中美蘇三國關係，我們不難得出下麵一些看法。
大戰末期，美、蘇兩國都在考慮戰後世界的安排。雖然英國是大戰中的主要盟國之一，中國也號稱是“四強”之一，但美、蘇兩國主要還是從兩國主宰世界的角度出發來考慮問題的。兩國的利益無疑是有矛盾的，爭奪自始至終存在著，但當時，兩國合作的設想無疑是首要的和主要的。正如有的美國曆史學家所說的，“當包括羅斯福和霍普金斯在內的美國代表離開雅爾塔時，他們的心情可以說是十分興高采烈的。他們確信……這是一次最令人鼓舞的會議”。〔５１〕霍普金斯自己也這樣說到雅爾塔會議：“我們確實在我們的思想中相信，這是我們大家多年來祈求和談論的新的一日的曙光。……俄國人已經證明，他們可以是通情達理和有遠見的，總統的或我們任何人的腦子裏都完全沒有疑問，……我們是能夠同他們一起生活而且和平共處的。”〔５２〕在波茨坦，盡管使戰時盟國結合在一起的粘合劑已經越來越少，但會議的主調仍然是妥協和合作，而不是爭奪和對抗，因為當時美蘇雙方都需要和平和安全，都承認隻有它們的繼續合作才能達到這些目的。這是美蘇確定對華政策和美國確定對中蘇談判立場的大背景。在中蘇談判的兩個階段中，美國的態度前後有變化，它的主要注意力由壓中方作出讓步轉為幫中方抵製蘇聯的某些要求，這種轉變的主要原因是美國擔心蘇聯在中國東北實行門戶關閉。美國後期對談判的幹涉，不是為了維護中國主權，而是為了維護美國在東北的利益。
處在美蘇合作安排世界事務的大氣候下，國民政府麵臨著兩國的聯合壓力。對於協定，國民政府不論理解與否、願意與否，都是要執行的。因為在大戰中，美國通過財政、物資和軍事援助，已經同國民政府建立了特殊關係，國民政府已經離不開美國，不能沒有它的支持，而隻能聽從它的安排。國民政府尤其不能既違背美國的意旨，又對抗蘇聯的要求。這幾個月的中美蘇交涉證明，號稱“四強”之一的中國，其實隻不過是美蘇兩國布下的“國際象棋”中的一枚棋子，這枚棋子是不自由的，它隻能聽從棋手的擺布。中國作為二次大戰的主要參戰國之一，在按照莊嚴的《開羅宣言》的規定收複被日本侵占的領土之前，卻已經有一部分主權被讓出去了。就在中國經過八年浴血苦鬥贏得抗日戰爭最後勝利前夕，美蘇兩國聯合起來，把一個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了中國，中國的無權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但這並不是說，國民政府簽訂中蘇條約完全是出於被迫的。
實際上，條約談判是兩方一樁討價還價的買賣。在這場美蘇之間、中美之間的交涉中，蘇聯手中的籌碼顯然比它的對手多些，它看準了國民黨擔心蘇聯支持中共這個致命傷，乘人之危，損人利己，表現了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的傾向。國民黨為了戰後孤立中共、消滅中共的需要，不惜出讓民族利益。交涉的結果，美、蘇、中三方居然都對中蘇條約表示滿意。貝爾納斯向新聞界發表談話說，美國政府歡迎這一條約，把它看作是“繼續和睦和互助的一個實例”，是“今後中蘇關係的一個重要步驟”。後來責難這個條約的赫爾利也曾在９月６日致電國務院說：“這些文件（指中蘇條約）的公布確鑿無疑地表明，蘇聯支持中國的國民政府，兩國政府對滿洲達成了一致意見。”蘇聯官員和報紙把中蘇條約看作是蘇聯希望和平、友誼和正義的又一證明。宋子文在離開莫斯科之前在機場發表講話說，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表現的誠意鼓勵了我對鞏固中蘇關係的信心”。蔣介石也對赫爾利表示，他對條約“總的說來是滿意的”。〔５３〕美蘇滿意這個條約，是因為它實現了雅爾塔協定的規定，把戰後遠東的雅爾塔格局落實了下來，國民政府滿意這個條約，是因為它描繪的不是“共產黨征服中國的藍圖”，而恰恰是國民黨統一中國的藍圖。
自然，後來中美蘇三國關係並沒有按照當時各方所預期的那樣發展，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不願任隨大國的擺布，要追求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也是因為蘇聯執行兩麵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國共產黨，援助中國革命，但那是後話了，已經不屬於協定和條約本身的範圍。
注釋：
〔1〕理查德·芬諾編：《雅爾塔會議》（Richard F. Fenno, Jr., ed. The Yalta Conference），第５６、５１頁，波士頓１９５５年版；愛德華·斯退丁紐斯：《羅斯福與俄國人》（Edward R. Stettinus, Jr.,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 The Yalta Conference），第１５頁，倫敦，１９５０年版。
〔2〕安東尼·庫貝克：《遠東是怎樣丟失的》（Anthony Kubek, How the Far East Was Lost），第１１２頁，芝加哥１９6３年版。
〔3〕威廉·紐曼：《勝利之後：丘吉爾、羅斯福、斯大林與和平的締造》(William L. Neumann, After Victory: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and the Making of the Peace)，第１５４頁，紐約１９６７年版。
〔4〕舍伍德著,福建師範大學外語係編：《羅斯福與霍普金斯》，第５２７頁，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０年版。
〔5〕羅曼納斯、桑德蘭：《史迪威使華》（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第５１頁，華盛頓１９５３年版；鄒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１９４１－１９５０）》（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50），第２４１頁，芝加哥１９６３年版。布海特認為斯大林在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對赫爾利的談話是蘇聯可能對日作戰的第一次表示，這一說法不確。見布海特：《雅爾塔的決定》（Russell D. Buhite, Decisions at Yalta, An Appraisal of Summit Diplomacy），第８７頁，威爾明頓１９８６年版。
〔6〕艾夫裏爾·哈裏曼、伊利·艾貝爾合著：《特使——與丘吉爾、斯大林周旋記》（以下簡稱《特使》）（W. Averel Harriman and Elle Abel, 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1946），第２６６頁，紐約１９７５年版。
〔7〕美國國務院編：《美國外交文件：馬耳他與雅爾塔會議（１９４５）》（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以下簡稱《馬耳他與雅爾塔會議》），第３６９頁。
〔8〕史汀生、邦迪：《在平時與戰時積極效力》（Henry L. 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第61８－６１９頁，紐約１９４８年版。
〔9〕《馬耳他與雅爾塔會議》，第３９６頁。
〔10〕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迪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１９３２－１９４５）》，第７２１頁，北京１９８４年版。
〔11〕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譯：《中國的糾葛》，第２５８頁，北京１９５３年版。
〔12〕《特使》，第３７０頁。
〔13〕吉姆·比休普：《羅斯福的最後一年（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９４５年４月）》（Jim Bishop, FDR\'s Last Year, April 1944-April 1945），第２６７頁，紐約１９７４年版。
〔14〕《馬耳他與雅爾塔會議》，第３５６－３５７頁。
〔15〕郭榮趙編：《蔣委員長與羅斯福總統戰時通訊》，第２０６－２０８頁，台北１９７８年版。
〔16〕美國國務院編：《美中關係白皮書》（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第５５０頁，華盛頓１９４９年版。
〔17〕同上，第５６４頁。
〔18〕《美國外交文件》，１９４４年第６卷，第７３７－７３８頁。
〔19〕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五分冊，第４３２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版。
〔20〕《羅斯福的最後一年》，第２７４頁。
〔21〕《美國外交文件：開羅與德黑蘭會議》（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eran, 1943），第５６７、８６９頁。
〔22〕《特使》，第３９７頁。
〔23〕《馬耳他與雅爾塔會議》，第９８４頁。
〔24〕《美中關係白皮書》，第１１３－１１４頁。
〔25〕埃利奧特·羅斯福：《如他所見》（Elliott Roosevelt, As He Saw It），第１６４頁，紐約１９４６年版。
〔26〕《馬耳他與雅爾塔會議》，第３５１頁。
〔27〕《美國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８５１頁。
〔28〕鮑裏索夫、科洛斯科夫合著,肖東川等譯：《蘇中關係》，第１１頁，三聯書店１９８２年版。
〔29〕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以下簡稱《戰時外交》）（二），第５４２頁，台北１９８１年版。
〔30〕《美國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８６７－８６８頁。３月２４日，羅斯福把鎖在總統保險櫃裏的協定文本給回國述職的赫爾利看了。
〔31〕《戰時外交》（二），第５６５頁；《特使》，第４７２－４７３頁。
〔32〕《美國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８９７－８９８頁；《戰時外交》（二），第５６８頁。
〔33〕《美國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０３－９０４頁，９０６－９０７頁。
〔34〕《戰時外交》（二），第５７７－５８８頁；梁敬：“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簽訂與其影響”，《傳記文學》，第２４卷第４期，第７頁。
〔35〕《傳記文學》，第２４卷第４期，第７頁；蔣經國：《負重致遠》，第６７頁，台北幼獅書店印行。
〔36〕《美國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１２－９１５頁。
〔37〕《美國外交文件》，第９１８頁；《戰時外交》（二），第５９４頁。
〔38〕《戰時外交》（二），第６０８－６０９頁；《美國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２４－９２５頁；《傳記文學》，第２４卷第４期，第８頁。
〔39〕《美國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１２－９１３、９２７－９２８、９３２－９３４頁。
〔40〕《美國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４８－９４９頁。
〔41〕同上，第９４４－９４８、９５０－９５２、９５３－９５４頁。
〔42〕《中國的糾葛》，第３６２、３６７頁。
〔43〕菲斯：《在戰爭與和平之間——波茨坦會議》（Herbert Feis, Between War and Peace. The Potsdam Conference），第１８０頁，普林斯頓１９６０年版。
〔44〕小查爾斯·米：《波茨坦會議》（Charles L. Mee, Jr., Meeting at Potsdam），第７４頁，紐約１９７５年版；貝爾納斯：《坦率直言》（James F. Byrnes, Speaking Frankly），第２０５頁，紐約１９４７年版。
〔45〕《美國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５０頁。
〔46〕同上，第９６８頁。
〔47〕《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１０１８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版。
〔48〕《戰時外交》（二），第６４６、６４９頁。
〔49〕《美國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５５－９５６，９６０－９６6，９６９－９７４頁。
〔50〕條約全文見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三冊，第１３２７－１３３８頁。
〔51〕《雅爾塔會議》，第３９頁。
〔52〕《羅斯福與霍普金斯》，第５３０頁。
〔53〕《雅爾塔會議》，第６８－６９頁；《中國的糾葛》，第３８２頁。
協定後來在美國受到許多親蔣反共人士的嚴厲批評。曾任駐華大使的赫爾利（Patrick Hurley）１９５１年在國會作證時說：協定“繪出了共產黨征服中國的藍圖”，曾任駐蘇、駐法大使的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稱：“這是一位美國總統所簽署的最無必要、最丟人和最具潛在災難的文件”，是羅斯福在“病魔纏身，心力交瘁”，以致“常常難於形成自己思想”時犯的錯誤。〔１〕國民黨人後來也指責協定“是一個巨大的、災難性的錯誤”。〔２〕有的曆史學家也說，協定是“羅斯福在雅爾塔犯的最大的錯誤”，〔３〕要不是羅斯福“累得要命，而且急於要避免更多的爭辯，他不致於同意作出那個最後的堅定的許諾”。〔４〕事過４５年之後我們冷靜地回顧這段曆史，便會看到事情並不如這些批評家說的那樣。與斯大林達成這個協定是羅斯福經過深思熟慮後采取的行動，協定的醞釀由來已久。
１９４１年４月，蘇聯為了在一旦遭到德國入侵時保障東部邊境的安全，避免腹背受敵，與日本簽訂了為期５年的中立條約，彼此承諾互不侵犯對方領土，在對方陷入戰爭時保守中立。但斯大林卻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對蔣介石、１９４２年８月對美國駐蘇大使哈裏曼（W. Averell Harriman）、１２月對羅斯福總統特使赫爾利、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對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一再表示，蘇聯將參加對日作戰。〔５〕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舉行的美、蘇、英三國首腦德黑蘭會議上，斯大林向羅斯福當麵表示，一旦德國打敗，他就準備把他在西伯利亞的兵力增加兩倍，並在最後打敗日本方麵發揮自己的作用。〔６〕１９４４年１０月，斯大林更明確地向哈裏曼保證，蘇聯將在戰勝德國二三個月後對日本發起進攻。〔７〕而且實際上，從１９４４年初起，蘇聯已經開始秘密地把租借物資運送到遠東，部署在中蘇邊境。
斯大林的上述提議自然受到美國歡迎。1944年7月，參謀長聯席會議製定了進攻日本本土、迫使日本投降的計劃。在９月的魁北克會議上，羅斯福和丘吉爾根據兩國參謀長的估計，把日本投降的日子定在歐戰結束後的１８個月。參謀長們還估計，在日本本土作戰，將是一場殊死的戰鬥，可能使美軍遭到１００萬人的傷亡。〔８〕美國軍方對關東軍特別擔心。他們認為這是一支獨立的、裝備精良的精銳部隊，再加上中國東北的資源和工業基礎，在日本本土被盟軍占領以後，關東軍仍可以負隅頑抗一段時間。從參謀長聯席會議到西太平洋戰場美軍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都希望蘇聯盡早參戰，在美軍在日本本土登陸（預定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日在九州登陸）至少三個月之前參戰，把日本陸軍的主力鉗製、消滅在亞洲大陸，以大大減少美軍傷亡。就在雅爾塔會議前夕，１月２３日，參謀長聯席會議還向總統表示，“俄國盡早參戰並根據其能力發起進攻性戰役，對我們的太平洋戰役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援，實屬必要。”〔９〕由此可見，在軍事方麵，美國有求於蘇聯。
在政治方麵，情況也是這樣。
第一，羅斯福認為，勢力範圍是美國沒有力量去消滅的現實問題。〔１０〕既然如此，美國的目標便是力求縮小別國的勢力範圍，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中國長期以來是列強共管的半殖民地。經過戰爭，別國的勢力不是被摧毀了就是削弱了，而美國則通過提供財政、物資、軍事援助同國民黨政權建立了特殊關係。美國認為，國民政府也這樣表示，中國戰後的重建離不開美國，因此美國既需要、也可能把中國保持在美國勢力範圍之內。在這方麵，美國擔心的正是蘇聯。按照斯大林的設想，蘇軍不但要在東北，而且要在關內作戰，“要取得真正的成果，還必須有側翼包圍——進攻張家口和北京，否則隻在滿洲進攻就不能產生重要成果。”〔１１〕當哈裏曼把斯大林的上述打算向總統匯報時，羅斯福擔心地問：“如果俄國人進去了，他們還肯出來嗎？”〔１２〕雅爾塔會議前夕，羅斯福告訴他的親信，除非在雅爾塔與斯大林達成範圍廣泛的協議，否則蘇聯會在歐洲和中國的若幹部分橫行，並建立起自己的勢力範圍。〔１３〕美國要把蘇軍的軍事行動，把蘇聯的勢力限製在關外。
第二，大戰末期，羅斯福固然考慮到戰後可能與戰爭中的盟國發生麻煩，產生爭端，但他基本上是以大國合作主宰世界的設想來勾畫戰後世界藍圖的。蘇聯和中國是在亞洲起重要作用的兩個大國，美國認為，“中蘇兩國的合作是遠東和平和 踩?木?員匾?奶跫?薄+[〔１４〕但抗戰後期的中蘇關係卻使羅斯福感到不安。１９４２年盛世才投靠蔣介石後，新疆地方當局與蘇聯的關係急劇惡化。蘇聯利用新疆人民對盛世才恐怖統治的強烈不滿，從各方麵支持伊犁、塔城、阿山三區革命，甚至直接出兵參戰。國民黨對此極為惱火。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７日，蔣介石向羅斯福告狀，認為這種事態“嚴重影響遠東作戰”。羅斯福４月８日複信說：“任何足以有害吾人聯合作戰之行動或態度，均非所宜，憑善意與自製，則聯合國分子中發生之誤解，本人深信可以消除”，他要求蔣介石“表現現實政治風範……凍結最近事件，直至戰爭結束”。〔１５〕６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 Wallace）訪華。他在與蔣介石的談話中一再提到中蘇關係，並稱：“任何可能導致中蘇兩國衝突的問題都不應懸而未決”，美國“十分願意”在兩國間“進行斡旋”。〔１６〕總之，羅斯福希望中蘇改善關係，而不給美國戰後亞洲藍圖的實現造成妨礙。
第三，美國一直關注著中國國共兩黨關係的發展，擔心戰後中國爆發內戰。羅斯福希望成立一個以蔣介石為首的聯合政府，使戰後中國成為一個統一的親美的國家，並於１９４４年９月派了赫爾利來華調處國共衝突。美國的這一政策有賴於蘇聯的支持。美國密切注視著蘇聯與中共的關係。早在１９４４年１月，美國駐華使館二秘戴維斯（John Davis）就估計，如果蘇聯參加對日作戰，華北和東北“有可能變成俄國的衛星國”。〔１７〕哈裏曼在１２月警告說，如果在蘇聯參加太平洋戰爭以前中蘇兩國政府間沒有達成一種安排，“蘇聯將支持北方的共產黨人，並把紅軍解放的中國領土的行政管理權交給他們”。〔１８〕９月當中國駐英大使顧維鈞訪問美國時，羅斯福的行政助理居裏（Lauchlin Currie）也對顧強調了蘇聯充當中共後盾、並支持他們深入東北的可能。〔１９〕果真發生這種情況，美國對華政策就難以實行。雅爾塔會議前夕，國務院在給總統的備忘錄中說：“要爭取蘇聯對中國最大限度的聯合的支持”，“應當敦促蘇聯運用其對中共的影響促使中共與國民政府達成協定。”〔２０〕總之，美國既需要蘇聯軍事上的支持，又要限製蘇聯的軍事行動；在戰後亞洲既需要蘇聯的合作，又要限製蘇聯勢力在中國的擴張。美蘇之間和中蘇之間達成事先的安排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既然美國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有求於蘇聯，蘇聯就處於一種非常有利的地位了。早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斯大林就在德黑蘭會議期間向羅斯福表示，他對遠東有一些要求。他含混地說，大連應當成為國際自由港，蘇聯西伯利亞的輸出入貿易應能通過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經由大連港進行。〔２１〕１９４４年１２月，斯大林則更明確地向哈裏曼提出，要求將庫頁島南部和千島群島歸還蘇聯，要求租借旅順、大連和中東鐵路，要求承認外蒙古的現狀，同時，他保證蘇聯不幹涉中國對東北的主權。〔２２〕正因為羅斯福早已知道蘇聯的條件，因此在雅爾塔會議上，當２月８日斯大林在與羅斯福的單獨秘密會談中提出這些要求時，雙方很快就協定大致內容達成一致意見。羅斯福並沒有要求斯大林就在中國內爭中支持國民黨作出明確保證，但斯大林顯然已經猜透了對方的心思，主動表示，為了建設抗日統一戰線，“蔣介石應當擔任領導”。〔２３〕此後兩天，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與哈裏曼進行磋商，擬訂了協定草案。文本再經羅斯福與斯大林討論，並征得丘吉爾同意，遂於２月１１日由三巨頭簽署。協定的主要內容是：
三國領導人同意，蘇聯在歐戰結束二至三個月後參加對日作戰，條件是：
１．維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現狀；
２．恢複１９０４年日本進攻所破壞的原屬俄國的權利：
（１）庫頁島南部及毗連島嶼歸還蘇聯；
（２）大連商港國際化，蘇聯在該港之優越權益須予確保，恢複租借旅順港為蘇聯海軍基地；
（３）設立中蘇合營公司，共管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蘇聯在該路的優越權益應予保障，而中國保持在滿洲的全部主權；
３．千島群島交給蘇聯。
蘇聯準備與中國國民政府締結一項友好同盟條約，幫助中國從日本枷鎖下解放出來。〔２４〕
協定還規定，羅斯福將采取步驟使蔣介石同意蘇聯的條件。羅斯福之所以敢承擔這一義務，是因為他早已了解蔣介石的心思。蔣介石擔心蘇聯對東北和新疆的意圖，擔心蘇聯支持中共。當羅斯福在開羅會議期間要求蔣介石組成一個聯合政府時，蔣表示，隻要蘇聯同意尊重東北的邊界，他就接受羅斯福的建議。〔２５〕為了防範蘇聯對中共的支持，國民政府早在１９４４年春就著手擬訂計劃，以便在蘇軍在東北和華北對日軍作戰時，切斷蘇軍與中共武裝之間的聯係。〔２６〕盡管１９４４年６月斯大林在同哈裏曼的談話中、９月莫洛托夫在同赫爾利的談話中都表示不支持中國共產黨，並稱蔣介石是中國最佳的領導人選，蔣也從華萊士和赫爾利那裏獲悉了這一表態，他仍然“急於證實”蘇聯領導人的這一立場沒有改變，這是蘇聯確定無疑的對華政策，為此，他不惜作出外交上的讓步。正是在雅爾塔會議之前，赫爾利於２月４日報告國務院，中國政府考慮派外交部長宋子文作為蔣的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商談。〔２７〕
協定簽訂後，蘇聯大大加強了它在遠東的軍事實力，在蘇軍發起對日進攻前，已經在遠東集結了１５０萬人的軍隊，２．９萬門大炮和迫擊炮、５２００多輛坦克和自動推進炮，近５２００架作戰飛機。〔２８〕蘇聯出兵對日作戰，是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致命一擊。協定對於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協定事關中國主權，可是中國政府卻被排除在會議之外。美、蘇兩國背著中國政府和人民，把中國利益私相授受，這就足以證明，名義上作為四大國之一的中國在國際交往中，甚至在直接涉及本國主權的交往中，仍然處於無權地位，中國仍然是大國強權政治的犧牲品。
協定既是美蘇兩國在遠東實現了某種均勢的表現，又是為了維護這種均勢而締結的，是兩國在劃分勢力範圍上的一次妥協與合作。根據這個協定，蘇聯恢複了沙俄在日俄戰爭中失去的權益，建立起了沿蒙古到我國東北、直至遠東海上的安全帶，得以有效阻止美國向臨近蘇聯邊境的遠東地區的滲透；美國通過確認蘇聯的勢力範圍，換取蘇聯出兵對日作戰，同時，換取蘇聯支持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支持美國對華政策，並實際上承諾蘇聯勢力不向關內擴張，也就是承認中國的絕大部分為美國勢力範圍。協定就是這樣一個美蘇在遠東互相爭奪和互相限製的產物。
二
國民政府對三大國的雅爾塔會晤自然是十分關心的。但羅斯福與斯大林約定，協定暫向中國保密，因此會議後的一段時間內，中國政府得不到關於協定的準確消息。當３月１２日駐美大使魏道明詢問雅爾塔會議關於遠東問題的討論情況時，羅斯福隻是說，斯大林在對日作戰問題上作了更明確的表示，並提了三點。但他沒有原原本本端出斯大林的要求，而是輕描淡寫地解釋說，維持外蒙現狀，主權仍屬中國；南滿鐵路主權屬於中國，蘇聯隻要求業務管理權；蘇聯希望得到一不凍港，但這是將來的事，無須太急。對於協定羅斯福更是諱莫如深。〔２９〕
羅斯福去世後，赫爾利曾經催促美國政府及早把協定正式通知國民政府。〔３０〕但杜魯門和國務院都認為時機未到。他們認為會議以後蘇聯對羅馬尼亞和波蘭的政策違反了雅爾塔達成的協議，因此對蘇聯的遠東政策也產生了懷疑。
５月下旬，杜魯門派先總統的親信顧問、病體未愈的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訪問莫斯科，一則是為了表示，他繼續奉行羅斯福的政策，二則，更重要的，是為了就廣泛的國際問題摸蘇聯的底。斯大林在談到中國問題時表示，蘇聯無意侵犯中國主權，它對中國（包括東北和新疆）沒有領土要求；一旦紅軍開進東北，他將主動請中國政府指派代表，組織地方政府，管理民政。斯大林還說，他對中國任何領導人都不大了解，但他覺得，蔣介石在中國領導人中是最好的，並將承當起統一中國的責任，他不認為中共領導人有蔣 那樣好，也不相信他們有能力實現中國的統一。他進而表示，國共關係是中國的內政，與蘇聯無關。他還提到，戰後蘇聯將自顧不暇，英國亦將忙於別處的事情，美國是唯一擁有足夠的資本和人才、能對中國真正有所幫助的國家。斯大林希望宋子文７月１日前往蘇聯談判，並稱，如果中國接受蘇聯的政治條件，紅軍將於８月參加對日作戰。〔３１〕
斯大林所重申的蘇聯對華政策使杜魯門感到放心和滿意。６月９日，他指示代理國務卿格魯（Joseph Grew）致電赫爾利；電文前半部分轉述了斯大林與霍普金斯的會談情況，後半部分是協定條款；他要赫爾利在６月１５日正式將協定與蘇聯承擔的義務作為他建議的中蘇條約 綱要通知蔣介石，並竭力取得後者的同意。他強調說，羅斯福在雅爾塔會議上同意並支持蘇聯的要求，他本人支持這個協定。〔３２〕
這樣，美蘇兩國就把協定這個既成事實強加給了中國。對於兩大國的聯合意旨國民政府是不可能違抗的，但蔣介石希望增強他與蘇聯討價還價的地位，竭力想拉美國參加中蘇談判，並以一項多邊條約來代替中蘇雙邊條約。他提出，美國如有共同使用旅順口的意向，中國可以使之成為四強共用的軍港。這一建議顯然不符合美蘇在雅爾塔達成的諒解，並會使事情變得複雜化，於是美國表示無意共用旅順港，不便參與中蘇條約談判。〔３３〕美國這時隻想讓中國去落實協定，而不願再生枝節。
６月３０日，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蔣經國、外交部次長胡世澤、駐蘇大使傅秉常抵達莫斯科，中蘇條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分兩段進行：第一段，自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１２日，會談６次；第二段，８月７日至１４日，會談４次。蘇方參加談判的有斯大林、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駐華大使彼得洛夫等。
在頭兩次會談中，斯大林再次確認了他在雅爾塔會議上，在與霍普金斯談話中所表示的對華政策立場，並說，中國應當容納自由分子（包括共產黨人和其他自由分子）參加政府；但中國隻能有一個政府，由國民黨領導，這是中國自己的事。宋子文說，如果搞聯合政府，一黨退出，政府便將傾倒，因此國民黨不願有聯合政府。斯大林說：“此為國民黨正當之願望”。〔３４〕
在討論蘇聯的具體要求時，雙方在外蒙問題上相持不下。中方認為，允許外蒙獨立，則有損中國領土完整。蘇方堅持說，從戰略上看，外蒙的地位對蘇聯遠東領土的安全至為重要，如果有一個軍事力量（斯大林承認他指的是美國）從外蒙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斷，蘇聯就完了。〔３５〕顯然，蘇聯是要把外蒙作為保衛西伯利亞的屏障。
美國政府雖沒有介入談判，但一直關注著談判的進展；宋子文每天都向哈裏曼通報談判情況，哈裏曼又及時向總統和國務院報告。當談判在外蒙問題上出現僵局後，宋子文於３日會晤哈裏曼，詢問在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對維持外蒙現狀這一條作何解釋，美國政府如今又作何解釋。次日，國務卿貝爾納斯（James F. Byrnes）回電說，在雅爾塔會議上對這一條沒有進行討論，這一條的字麵意思是：外蒙古現在的實際狀況和法律狀況應予維持。他特別指出，美國政府不能對協定文本進行解釋，哈裏曼可能向宋子文提供的情況是非正式的，不能用於同斯大林的討論。〔３６〕哈裏曼隨即把國務卿的回電通知宋子文，並敦促他與蘇聯達成協定。
貝爾納斯在這裏對“維持外蒙現狀”的解釋仍然是籠統的、含混的，而不是具體的、明確的。他電報中一段哈裏曼不得外傳的說明倒是道出了個中道理。他說：“據我們理解，現狀是指，在法律上外蒙古的主權屬於中國，但實際上這一主權沒有實施。依據１９２２年的《九國公約》，美國政府審慎地避免作出任何表示，即認為如同外蒙古這樣的中國邊遠地區與中國其他部分處於不同地位。”這段話有這樣幾層意思：（１）外蒙古的法律狀況和實際狀況是矛盾的，可見貝爾納斯自己說的兩種狀況都要維持隻是搪塞中國的遁詞；（２）既然雅爾塔協定上白紙黑字寫著：“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字樣，這就表明美國實際已經承認外蒙古與中國其他部分處於不同地位；（３）美國明知這樣做是違背《九國公約》關於“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的規定的，因此總感到心虛，為了保全麵子，不願把事情點破說穿，因此總是含糊其詞，使人不得要領；（４）美國還擔心，外蒙古的事情可能在別的邊遠地區引起連鎖反應，尤其是可能影響當時正在開展革命鬥爭的新疆。貝爾納斯的這段話確也道出了美國的苦衷。
整個談判期間，蔣介石對宋子文進行遙控。接到宋子文７月３日關於如何打開外蒙古問題僵局的請示電後，蔣介石及其閣僚絞盡腦汁，然後於６日答複說，中國政府可以承認外蒙古在戰後獨立，條件是：（１）蘇聯完全尊重中國在東三省的主權及領土與行政完整，即旅順軍港由中蘇共用，但行政管理權歸中國；大連為自由港，行政管理權屬中國；中東鐵路由中蘇共同經營，但屬中國所有、歸中國管理；（２）蘇聯承諾不給中共以任何支持；（３）恢複中國對新疆各地的主權，蘇聯不再支持新疆的革命活動。〔３７〕
接到蔣介石的指示後，宋子文立即找哈裏曼征詢意見。哈裏曼說，蔣的有些要求是不現實的，如果蔣真願讓蘇聯在旅順建立海軍基地，則該港應由蘇聯管理和防衛；對於大連，中國隻宜爭行政權，碼頭倉庫可由中蘇共同管理；對於鐵路，中國宜爭所有權，而應準蘇聯參加管理。哈裏曼分析談判成敗的利弊得失說，如果中蘇現在不達成協定，則蘇聯進兵東北，將無所約束，對中國更加不利；如果兩國達成協定，則蘇聯“將幫助國府，統一中國”。〔３８〕但哈裏曼聲明，這是他個人的意見。當他向國務院匯報這次談話後，國務院沒有給予糾正或作出新的指示，可見這些意見得到了國務院的認可。
７月９日的會談打破了外蒙問題上的僵局。斯大林同意了蔣介石上述６日電報中提出的後兩條要求，也原則同意尊重中國在東三省的主權，但在鐵路和港口問題上仍然基本堅持原先要求：鐵路歸蘇聯所有，兩國共管，蘇聯經營；大連應劃入旅順租借地（但不用租借名義）軍事區域之內，由中蘇共同控製。他隻是答應把原先要求的關於鐵路和港口的協定期限從４０年減為３０年，並作了其他一些小的讓步。７月１１、１３日的會談也未能根本消除雙方的分歧。〔３９〕由於斯大林、莫洛托夫要在１４日啟程去參加波茨坦會議，談判告一段落。宋子文一行於１４日回重慶。
國民政府在中蘇第一階段談判中雖未能得到美國支持，但它在大戰中已經習慣於依賴美國的援助和支持，而且認定美國不會作壁上觀，因此仍然指望在下一階段談判中取得美國的同情和支持。７月１９日，蔣介石致電杜魯門說，中國在談判中作出的讓步已經超過了協定的要求，也可能已經超過了中國輿論能夠容忍和支持的程度，他希望杜魯門在波茨坦向斯大林說明，中國迄今所采取的立場是合情合理的，勸斯大林不要堅持不現實的要求。〔４０〕
關於美國應當幹預中蘇談判的建議也來自美國政府內部。哈裏曼雖曾不斷勸宋子文作出讓步，但他認為斯大林的要求也確實過分了。他在參加波茨坦會議到達巴貝爾斯貝格（柏林郊區，美國代表團駐地）後，於７月１８、２８、３１日三次給國務卿寫備忘錄，詳細介紹中蘇談判的情況，指出，中方在談判中的讓步已經完全履行了協定的要求，蘇方的條件超過了協定的規定，而中方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是無法抵製蘇聯的過分要求的。他認為，既然協定已經使美國介入了中蘇談判，美國理應就雙方仍有分歧意見的協定條款作出解釋，不然，“宋子文將被迫作出違反我們基本的對華政策、有損美國國家利益的讓步”。他要求蘇聯保證在東北實行門戶開放政策，並為此草擬了《議定書》。〔４１〕國務院官員杜曼（Eugene Dooman）和中國科科長範宣德（John Vincent）在７月１７、１９、２３日四次給國務卿和助理國務卿寫備忘錄，表達了與哈裏曼相同的意見，建議總統和國務卿借波茨坦會議的機會與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麵談中蘇談判之事，必要時把宋子文請來一起參加討論。陸軍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也於１５、１６日分別敦促總統和國務卿說，一定要確信，不能因為蘇聯控製了鐵路而使美國在東北的貿易受到障礙。〔４２〕
波茨坦會議前夕，７月１６日，美國在新墨西哥州的首次原子彈爆炸試驗取得成功。得知這個消息後，杜魯門詢問馬歇爾，在太平洋戰場是否仍然需要蘇聯的幫助。馬歇爾沒有正麵作答。他的意見是，由於有了原子彈，美國不再需要依仗蘇聯幫助來征服日本，但有這種幫助將使勝利來得快些，美軍傷亡少些；再說，反正蘇聯會取得對中國東北的控製，因此請蘇聯參戰仍是可取的。〔４３〕這就是說，蘇聯的參戰對美國來說不再像５個多月前那樣是必不可少的了。既然如此，杜魯門在波茨坦會議上不再主動提出這個問題，而斯大林則首先說起此事。在三國首腦７月１７日的第一次會談中，斯大林首先重申了他在雅爾塔作出的對日作戰的保證，並說，蘇聯將在８月中旬作好準備。接著，他介紹了中蘇談判的情況，並且抱怨說，中國人的毛病在於“不懂得討價還價後互相讓步的訣竅”，他們在每一個小問題上斤斤計較， 而看不到全局。當時，杜魯門的注意力幾乎完全被歐洲的那些麻煩事占據了，對於中蘇談判他分不出多少精力。他隻是簡單地談到大連問題，說，美國希望確信，大連將成為一個開放港。斯大林回答說，如果蘇聯取得對該港的控製，它將是一個開放港。貝爾納斯接著說，根據雅爾塔協定，大連港的控製權仍歸中國。〔４４〕除了第一次會上這樣簡短的意見交換外，會議期間再未提到中蘇談判問題。
２３日，杜魯門答複蔣介石１９日的電報說：“我曾要求你履行雅爾塔協定，但不曾要求你作出超過協定的讓步，如果你和斯大林元帥在對協定的正確解釋方麵存在分歧，我希望你將安排宋子文返回莫斯科，繼續你的努力以取得完全的諒解。”〔４５〕這個答複暗示，對於斯大林提出的過分要求，美國支持國民政府予以抵製，但它沒有說明，哪些要求是過分的，而隻是要求中蘇兩國自己去談。因此這個答複仍然是含混其詞的。
７月２６日，美、英、中促令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發表；蘇聯正忙於調兵遣將，緊張進行對日作戰的準備。貝爾納斯感到，在蘇聯參戰之前，中蘇必須談成條約。２８日，他致電赫爾利，要他催促宋子文盡早返回莫斯科繼續談判。
８月８日，宋子文與新任外長王世傑繼續與斯大林、莫洛托夫會談。當時，戰爭形勢在迅速發展。６日，美國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８日，蘇聯對日宣戰，向關東軍發起猛烈進攻，１０日，美國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國民政府也在忙著組織軍事和民政人員，以便在蘇軍解放東北時進入那裏。在這種情況下，中、美、蘇都希望盡快達成中蘇條約。當中蘇雙方在１０日談判中仍為條款爭持不下時，斯大林威脅說，中方最好還是盡快達成協定，不然，“共產黨人就要進入滿洲了”。〔４６〕這個威脅正中國民黨人的要害。８月９日，毛澤東已經發表了《對日寇最後一戰》的聲明，他號召“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４７〕蔣介石擔心中共得到蘇聯支持後迅速擴大勢力，占據東北、內蒙等地。在這種情況下他唯有再作讓步。８月１１、１３日，他兩次致電宋子文等，準予他們“權宜處置”“未決事項”。〔４８〕
在第二階段，美國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中蘇談判。貝爾納斯於８月５、９、１１日三次指示哈裏曼說，宋子文已經履行了協定的規定，斯大林不應再迫使他作更多的讓步；大連不能包括在旅順的軍事區域之內成為蘇聯海軍基地；蘇聯在與中國訂約的同時，應作出在東北遵守門戶開放政策的書麵保證，該保證書應與中蘇條約同時公布。哈裏曼於８月８、１４日會見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並於８月１２日致函莫洛托夫進行交涉。〔４９〕在美國的幹預下，蘇方也不得不再作些妥協。
８月１４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和４項附加協定（以下總稱中蘇條約）簽訂。〔５０〕中國方麵作出的主要承諾是：承認外蒙古獨立，戰後外蒙古舉行公民投票，以證實這種願望；中東鐵路、南滿鐵路改名為中國長春鐵路，為中蘇兩國共同平均所有，由兩國合辦公司共同經營，鐵路理事會、監事會中蘇成員各半，中方人員任理事長，蘇方人員任監 事長和路局局長，其他重要職員由雙方平均充任；旅順作為海軍基地，僅供兩國使用，具體事項由中蘇合組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由蘇方擔任）處理，海軍基地由蘇方防護，民事行政屬於中國；大連戰時劃入旅順軍事區，平時為自由港，行政權屬於中國，港口主任由蘇方擔任，中國允將港口工事及設備之一半無償租與蘇方。蘇聯方麵在條約中作出的主要保證是：蘇聯政府的道義支持和物資援助（尤其是軍需品），“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蘇聯尊重中國對東三省之充分主權及領土與行政完整；關於新疆事變，蘇聯不幹涉中國內政。中蘇條約有效期為３０年。
三
簡單回顧從雅爾塔協定到中蘇條約的中美蘇三國關係，我們不難得出下麵一些看法。
大戰末期，美、蘇兩國都在考慮戰後世界的安排。雖然英國是大戰中的主要盟國之一，中國也號稱是“四強”之一，但美、蘇兩國主要還是從兩國主宰世界的角度出發來考慮問題的。兩國的利益無疑是有矛盾的，爭奪自始至終存在著，但當時，兩國合作的設想無疑是首要的和主要的。正如有的美國曆史學家所說的，“當包括羅斯福和霍普金斯在內的美國代表離開雅爾塔時，他們的心情可以說是十分興高采烈的。他們確信……這是一次最令人鼓舞的會議”。〔５１〕霍普金斯自己也這樣說到雅爾塔會議：“我們確實在我們的思想中相信，這是我們大家多年來祈求和談論的新的一日的曙光。……俄國人已經證明，他們可以是通情達理和有遠見的，總統的或我們任何人的腦子裏都完全沒有疑問，……我們是能夠同他們一起生活而且和平共處的。”〔５２〕在波茨坦，盡管使戰時盟國結合在一起的粘合劑已經越來越少，但會議的主調仍然是妥協和合作，而不是爭奪和對抗，因為當時美蘇雙方都需要和平和安全，都承認隻有它們的繼續合作才能達到這些目的。這是美蘇確定對華政策和美國確定對中蘇談判立場的大背景。在中蘇談判的兩個階段中，美國的態度前後有變化，它的主要注意力由壓中方作出讓步轉為幫中方抵製蘇聯的某些要求，這種轉變的主要原因是美國擔心蘇聯在中國東北實行門戶關閉。美國後期對談判的幹涉，不是為了維護中國主權，而是為了維護美國在東北的利益。
處在美蘇合作安排世界事務的大氣候下，國民政府麵臨著兩國的聯合壓力。對於協定，國民政府不論理解與否、願意與否，都是要執行的。因為在大戰中，美國通過財政、物資和軍事援助，已經同國民政府建立了特殊關係，國民政府已經離不開美國，不能沒有它的支持，而隻能聽從它的安排。國民政府尤其不能既違背美國的意旨，又對抗蘇聯的要求。這幾個月的中美蘇交涉證明，號稱“四強”之一的中國，其實隻不過是美蘇兩國布下的“國際象棋”中的一枚棋子，這枚棋子是不自由的，它隻能聽從棋手的擺布。中國作為二次大戰的主要參戰國之一，在按照莊嚴的《開羅宣言》的規定收複被日本侵占的領土之前，卻已經有一部分主權被讓出去了。就在中國經過八年浴血苦鬥贏得抗日戰爭最後勝利前夕，美蘇兩國聯合起來，把一個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了中國，中國的無權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但這並不是說，國民政府簽訂中蘇條約完全是出於被迫的。
實際上，條約談判是兩方一樁討價還價的買賣。在這場美蘇之間、中美之間的交涉中，蘇聯手中的籌碼顯然比它的對手多些，它看準了國民黨擔心蘇聯支持中共這個致命傷，乘人之危，損人利己，表現了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的傾向。國民黨為了戰後孤立中共、消滅中共的需要，不惜出讓民族利益。交涉的結果，美、蘇、中三方居然都對中蘇條約表示滿意。貝爾納斯向新聞界發表談話說，美國政府歡迎這一條約，把它看作是“繼續和睦和互助的一個實例”，是“今後中蘇關係的一個重要步驟”。後來責難這個條約的赫爾利也曾在９月６日致電國務院說：“這些文件（指中蘇條約）的公布確鑿無疑地表明，蘇聯支持中國的國民政府，兩國政府對滿洲達成了一致意見。”蘇聯官員和報紙把中蘇條約看作是蘇聯希望和平、友誼和正義的又一證明。宋子文在離開莫斯科之前在機場發表講話說，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表現的誠意鼓勵了我對鞏固中蘇關係的信心”。蔣介石也對赫爾利表示，他對條約“總的說來是滿意的”。〔５３〕美蘇滿意這個條約，是因為它實現了雅爾塔協定的規定，把戰後遠東的雅爾塔格局落實了下來，國民政府滿意這個條約，是因為它描繪的不是“共產黨征服中國的藍圖”，而恰恰是國民黨統一中國的藍圖。
自然，後來中美蘇三國關係並沒有按照當時各方所預期的那樣發展，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不願任隨大國的擺布，要追求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也是因為蘇聯執行兩麵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國共產黨，援助中國革命，但那是後話了，已經不屬於協定和條約本身的範圍。
注釋：
〔1〕理查德·芬諾編：《雅爾塔會議》（Richard F. Fenno, Jr., ed. The Yalta Conference），第５６、５１頁，波士頓１９５５年版；愛德華·斯退丁紐斯：《羅斯福與俄國人》（Edward R. Stettinus, Jr.,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 The Yalta Conference），第１５頁，倫敦，１９５０年版。
〔2〕安東尼·庫貝克：《遠東是怎樣丟失的》（Anthony Kubek, How the Far East Was Lost），第１１２頁，芝加哥１９6３年版。
〔3〕威廉·紐曼：《勝利之後：丘吉爾、羅斯福、斯大林與和平的締造》(William L. Neumann, After Victory: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and the Making of the Peace)，第１５４頁，紐約１９６７年版。
〔4〕舍伍德著,福建師範大學外語係編：《羅斯福與霍普金斯》，第５２７頁，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０年版。
〔5〕羅曼納斯、桑德蘭：《史迪威使華》（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第５１頁，華盛頓１９５３年版；鄒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１９４１－１９５０）》（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50），第２４１頁，芝加哥１９６３年版。布海特認為斯大林在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對赫爾利的談話是蘇聯可能對日作戰的第一次表示，這一說法不確。見布海特：《雅爾塔的決定》（Russell D. Buhite, Decisions at Yalta, An Appraisal of Summit Diplomacy），第８７頁，威爾明頓１９８６年版。
〔6〕艾夫裏爾·哈裏曼、伊利·艾貝爾合著：《特使——與丘吉爾、斯大林周旋記》（以下簡稱《特使》）（W. Averel Harriman and Elle Abel, 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1946），第２６６頁，紐約１９７５年版。
〔7〕美國國務院編：《美國外交文件：馬耳他與雅爾塔會議（１９４５）》（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以下簡稱《馬耳他與雅爾塔會議》），第３６９頁。
〔8〕史汀生、邦迪：《在平時與戰時積極效力》（Henry L. 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第61８－６１９頁，紐約１９４８年版。
〔9〕《馬耳他與雅爾塔會議》，第３９６頁。
〔10〕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迪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１９３２－１９４５）》，第７２１頁，北京１９８４年版。
〔11〕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譯：《中國的糾葛》，第２５８頁，北京１９５３年版。
〔12〕《特使》，第３７０頁。
〔13〕吉姆·比休普：《羅斯福的最後一年（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９４５年４月）》（Jim Bishop, FDR\'s Last Year, April 1944-April 1945），第２６７頁，紐約１９７４年版。
〔14〕《馬耳他與雅爾塔會議》，第３５６－３５７頁。
〔15〕郭榮趙編：《蔣委員長與羅斯福總統戰時通訊》，第２０６－２０８頁，台北１９７８年版。
〔16〕美國國務院編：《美中關係白皮書》（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第５５０頁，華盛頓１９４９年版。
〔17〕同上，第５６４頁。
〔18〕《美國外交文件》，１９４４年第６卷，第７３７－７３８頁。
〔19〕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五分冊，第４３２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版。
〔20〕《羅斯福的最後一年》，第２７４頁。
〔21〕《美國外交文件：開羅與德黑蘭會議》（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eran, 1943），第５６７、８６９頁。
〔22〕《特使》，第３９７頁。
〔23〕《馬耳他與雅爾塔會議》，第９８４頁。
〔24〕《美中關係白皮書》，第１１３－１１４頁。
〔25〕埃利奧特·羅斯福：《如他所見》（Elliott Roosevelt, As He Saw It），第１６４頁，紐約１９４６年版。
〔26〕《馬耳他與雅爾塔會議》，第３５１頁。
〔27〕《美國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８５１頁。
〔28〕鮑裏索夫、科洛斯科夫合著,肖東川等譯：《蘇中關係》，第１１頁，三聯書店１９８２年版。
〔29〕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以下簡稱《戰時外交》）（二），第５４２頁，台北１９８１年版。
〔30〕《美國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８６７－８６８頁。３月２４日，羅斯福把鎖在總統保險櫃裏的協定文本給回國述職的赫爾利看了。
〔31〕《戰時外交》（二），第５６５頁；《特使》，第４７２－４７３頁。
〔32〕《美國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８９７－８９８頁；《戰時外交》（二），第５６８頁。
〔33〕《美國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０３－９０４頁，９０６－９０７頁。
〔34〕《戰時外交》（二），第５７７－５８８頁；梁敬：“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簽訂與其影響”，《傳記文學》，第２４卷第４期，第７頁。
〔35〕《傳記文學》，第２４卷第４期，第７頁；蔣經國：《負重致遠》，第６７頁，台北幼獅書店印行。
〔36〕《美國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１２－９１５頁。
〔37〕《美國外交文件》，第９１８頁；《戰時外交》（二），第５９４頁。
〔38〕《戰時外交》（二），第６０８－６０９頁；《美國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２４－９２５頁；《傳記文學》，第２４卷第４期，第８頁。
〔39〕《美國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１２－９１３、９２７－９２８、９３２－９３４頁。
〔40〕《美國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４８－９４９頁。
〔41〕同上，第９４４－９４８、９５０－９５２、９５３－９５４頁。
〔42〕《中國的糾葛》，第３６２、３６７頁。
〔43〕菲斯：《在戰爭與和平之間——波茨坦會議》（Herbert Feis, Between War and Peace. The Potsdam Conference），第１８０頁，普林斯頓１９６０年版。
〔44〕小查爾斯·米：《波茨坦會議》（Charles L. Mee, Jr., Meeting at Potsdam），第７４頁，紐約１９７５年版；貝爾納斯：《坦率直言》（James F. Byrnes, Speaking Frankly），第２０５頁，紐約１９４７年版。
〔45〕《美國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５０頁。
〔46〕同上，第９６８頁。
〔47〕《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１０１８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版。
〔48〕《戰時外交》（二），第６４６、６４９頁。
〔49〕《美國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５５－９５６，９６０－９６6，９６９－９７４頁。
〔50〕條約全文見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三冊，第１３２７－１３３８頁。
〔51〕《雅爾塔會議》，第３９頁。
〔52〕《羅斯福與霍普金斯》，第５３０頁。
〔53〕《雅爾塔會議》，第６８－６９頁；《中國的糾葛》，第３８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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