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蘇聯曆史大悲劇的製造者

勃列日涅夫是一麵鏡子，是二十世紀以至人類曆史上一麵灰蒙蒙的鏡子，一麵可以照出因為堅持僵化、倒退、反對改革而終於導致國家完全崩潰的鏡子。

當一個國家民族處在既可以走向複興，也可以走向崩潰的大轉折時期，勃列日涅夫選擇的是後者，於是曆史也就毫不客氣地把這個政權淘汰了。

勃列日涅夫統治蘇聯的十八年，是一個很長的關鍵轉折時期。在這個長時期內，把蘇聯變好、變壞的兩種可能性都有。可勃列日涅夫及其一小群走的是後者的道路。他們最終成了一場曆史大悲劇的製造者。

任何改革者在這麵曆史鏡子麵前，都應當抱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是屈服於反對改革者，還是同反改革者鬥爭到底，走上複興的道路。

本文當然不可能去研究勃列日捏夫統治時期的種種重大問題，隻是從一些零星現象來看看勃列日涅夫十八年的統治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統治。

赫魯曉夫的十年做了一些改革，至少糾正了斯大林直到臨終前兩周還在繼續製造的大恐怖政策。據莫洛托夫證實，政治人物中，副外長、前長期駐英大使、中央委員、老資格的著名外交家邁斯基被捕已開其端(見丘耶夫著《莫洛托夫訪談錄》)。而在斯大林逝世前不久，由他親自主持逮捕的呻大批第一流醫學家們，這時正在被加緊刑訊中(其中一個是從中國急調回去的，一進入蘇聯國門就被捕了。見《赫魯曉夫回憶錄》)。斯大林本人的主治醫師維諾格拉多夫院士，則已經在獄中被非刑逼供致死(見《莫洛托夫訪談錄》)。而所謂“醫生案件”，從來都是白日見鬼的事，從來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事。因為醫生是不會故意“醫”死人的，醫生“謀害”人總是受他人指使的。因此，真正的鎮壓對象並不是這些醫生，而是在借此搞出若幹上層人物的“帝國主義間諜恐怖中心來；這二次可能主要是莫洛托夫、米高揚，甚至貝利亞都在內(因為鎮壓醫生事件未讓貝利亞參與)。斯大林於逝世前三個月在蘇共十九大後的第一次中央全會上，就集中攻擊了莫洛托夫、米高揚二人。而這兩人這次采取的態度是，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辯誣而死，於是竟當場起來反駁斯大林。這可是幾十年來從未有過的大逆不道的巨變。中國俗話說，權力不可用盡。斯大林這回就是太把權力用盡了，沒有想到他也會當眾被人反駁的。(此事多書均有記載，而以《西蒙諾夫回憶錄》記載最詳，因為西氏本人是參加了這次會議的。)一句話，斯大林逝世前，一次可能是空前規模的大鎮壓的序幕已經揭開了。從那麽多大醫學家(多是克裏姆林宮醫生)的突然被捕，就可推測後文將是如何的不堪設想了。可是斯大林逝世了，醫生們隨即被全部釋放，一個可能的空前大恐怖夭折了。

赫魯曉夫統治的十年，應該說，最大的改革就是停止了大恐怖政策。但赫魯曉夫有不少政策和做法是心血來潮的、主觀主義和唯意誌論的胡來，從而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如果認真總結曆史得失經驗，痛改斯大林、赫魯曉夫兩朝的弊病，那麽，原是有充分的時間去扭轉前朝的衰敗，並使蘇聯逐步轉入複興軌道的。

但是勃氏根本沒有這麽去做。除經濟上作了一些非本質的改革外，他根本上實行的是大規模倒退的政策。十八年的專製、守舊、倒退的新斯大林主義或半斯大林主義統治，使國家處於外強中幹的危險狀態。他和他的主要助手蘇斯洛夫忙於搞的是絕對的思想專製，全國隻需要有一個頭腦，即勃列日涅夫、實際是蘇斯洛夫的頭腦就行了。舉個典型例子看看：前述那本《莫洛托夫訪談錄》的作者丘耶夫，是一個曆史教授，是戰後成長起來的青年人。他在書中對莫洛托夫說(因莫洛托夫強調他做外交工作必須隨機應變，臨時答對，來不及請示等)：“我在共青團中央全會上發言，發言稿要提前三個月送交黨中央審查、修改……”。在勃列日涅夫一蘇斯洛夫這樣的思想專製下，不把全國的空氣都凝成一塊鐵板才怪，還談得上什麽總結曆史經驗，什麽開動腦筋，什麽改革進步呢?

勃列日涅夫時期，又由他的主要依靠者和總顧問(其實已經是“國師”的地位了)蘇斯洛夫等，炮製出了一套蘇聯已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自我欺騙理論。這表麵上似乎比赫魯曉夫的誇張後退了一些(赫魯曉夫吹他在建設共產主義。其實這是個老提法，創自1939年春斯大林在蘇共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後來卻把它戴到赫魯曉夫的頭上了。這個問題在斯大林報告中是根本性的重要問題，日丹諾夫在這次大會上作關於修訂黨章的報告時一開始強調的就是這個問題：“斯大林同誌……製定了與蘇聯逐漸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去的任務相關聯的偉大工作綱領”)，但在實際上卻是更荒唐。因為赫魯曉夫是窮過渡、硬過渡，並未吹他已建成“發達社會主義”，而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則硬吹已建成並在加強“發達社會主義”了。這在實際上不是比赫魯曉夫更亂吹牛皮，更加不顧現實麽？這個“發達社會主義”的事可以介紹一下。有一個叫阿法納西耶夫的人，當了20年《真理報》的正副總編輯，他寫了一本近似20年回憶的小冊子，中文把它譯作《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東方出版社)。這個人同時是勃列日涅夫和蘇共中央文件的重要起草人之一，常在郊外一些豪華別墅製作文章(其中一處，勃列日涅夫也常去住，並在那裏審閱文稿)，可是就在這一批禦用的高級翰林學士麵前卻沒有一滴酒喝。有一次，這位總編輯和他的一位同事，不知怎麽弄到了一瓶伏特加，粥少僧多，二人不得不跑到遠遠的一個大草堆裏偷偷地把酒喝完才出來，因為一旦公開，那就一人一口也不夠了。這就是“發達社會主義”的一個寫照!

勃列日涅夫掌權時所遇到的困難，其實遠不比中國在“文革”結束時所遇到的困難更為嚴重。但是勃列舊涅夫等人不敢正視現實，不敢正視危機，一味盲目誇大成就，繼續搞腐敗專製統治，其結果就是：在走向複興還是走向崩潰的交叉路口上，竟毫不遲疑地沿著崩潰的路走下去了。

勃列日涅夫本是赫魯曉夫一手提起來的人。此人雖然庸愚，但於摘陰謀一事，看來卻大有一套，他竟把老師赫魯曉夫一口吃掉了。1964年10月中旬，蘇共中央主席團的一批陰謀家們，在把一切特務力量布置妥當之後，即由蘇斯洛夫在電話中強令赫魯曉夫從南俄休養地立即飛回莫斯科。據赫氏自己的回憶錄說，回到莫斯科機場時，隻有克格勃頭子謝米恰斯內依一個人在“迎候”他，實即被捕。隨即不由分說地被強載至主席團會場，接受長時間的批鬥。赫氏明白一切都完了，回家後打電話給米高揚，接受自動“辭職”的決定。赫氏從此被廢為庶人，至死處於被嚴密監視的狀態。

勃列日涅夫以一個庸材，一朝黃袍加身，竟然把個新沙皇寶座一屁股坐了十八年(1964-1982)。蘇聯後來把勃氏當政時期定名為“停滯的二十年”，事實上是停滯和倒退的十八年。同這一時期很多重要國家的空前迅速發展相對照，豈不是十八年的大退步麽?在

有些人看來，似乎蘇聯的崩潰，責任隻在赫魯曉夫與戈爾巴喬夫兩人身上。其實，勃列日涅夫的停滯，連莫洛托夫這樣堅持三十年代完全正確和斯大林的一切重要觀點不變的人，也充分認識到了。他說：“戰後已過去40年，我認為，勃列日涅夫時期使我們嚴重地停滯了。”(1986年4月30日對丘耶夫的談話，見《莫洛托夫訪談錄》第647頁。)

勃氏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恢複半斯大林主義或新斯大林主義的統治。特點是停止揭露斯大林時期的黑暗現象；基本上停止了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重新迫害文化人；對外大大恢複了斯大林時期的武力擴張政策(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為赫魯曉夫時期的5倍；1968年占領捷克；1979年無故出兵占領阿富汗；操縱某國占領柬埔寨)；更加集中力量搞擴軍備戰等等。出兵占領捷克，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四年時幹的，從此以後，“改革”的話題就談也不談了。此外，在對內鎮壓方麵，勃列日涅夫時期還發明了一個“瘋人院”政策，即把所謂“持不同政見者”(很多人根本談不到這個罪名，此處是借用舊詞)紛紛加以變相監禁，用逮捕與綁架等方法把人捉進“瘋人院”去。此法有時比無故監禁還更不人道，因為在“瘋人院”裏是要進行“治療”的，而這所謂治療，就是破壞人的正常神經功能，使之成為真的精神病(詳情可見麥德維傑夫兄弟《誰是瘋子?》一書)。

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忙著製造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但是，這麽一個庸愚的人有什麽東西可以叫人崇拜的呢?然而，這種崇拜在那裏已成為製度，誰上台誰就是上帝，人們就得崇拜這個人間的神。在這方麵，勃氏的麵皮之厚，在中外曆史上是少見的，從下麵一事可見一斑。

在朱可夫回憶錄中，有一篇書稿整理者的說明，它告訴我們，朱可夫的書早就排出清樣送蘇共中央去審查了(米高揚回憶錄出了一個頭即被硬砍，不準續出了)。最後的審查官就是意識形態總檢察長、蘇共中央的第二號掌權者蘇斯洛夫。朱可夫書稿一去無回，回憶錄出不了版。過了很久很久，總算暗示下來了：這書缺乏歌頌勃列日涅夫的內容，要增訂後才能出版。這可難壞了朱可夫和編輯者，因為戰時朱可夫實在不知道勃某其人，如何寫他對戰爭的偉大貢獻呢?但此關不過，書就休想出版。後來還是出版者方麵想出了一條妙策：由朱可夫虛晃一槍。辦法是：說某次朱到前線視察，路過某地遇某司令官，朱便問及勃某其人，說想見見他(勃在戰時做過什麽軍事委員之職，官拜少將)，回答是勃列日涅夫到前線去了，結果未能見著。說時遲，那時快，這“虛晃一槍”一報上去，當天或是第二天，克裏姆林宮的電話就來了，說是可以照修改稿付印了。勃氏及蘇斯洛夫等人，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前述那個阿法納西耶夫在《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中說，《真理報》上的每篇文章尤其是社論中，都必須有專門歌頌勃列日涅夫的段落。這是不成文憲法，一定得照辦。有一次不知怎麽忽略了，中央書記齊米亞寧(蘇斯洛夫的助手)立即打來電話責問：為什麽當天社論上沒有歌頌勃氏的內容。這位總編輯隻好檢討是出於偶然，並保證今後不再犯同樣錯誤，才算了事。

也是上述這位先生在同書中還講了一個故事：勃列日涅夫愛打獵，尤好獵狼，但又怕鞍馬勞頓，於是就在他常去的遠郊區某豪華別墅附近，築了一座禦用狩獵台，台前開出一條禦用獸道。平日由禦林軍們事先捕獲一批野狼，將它們豢養起來以備禦用。勃氏要打狼時，便移駕獵場，森嚴拱衛。一聲令下，禦林軍將狼放出，直奔狩獵台前，於是勃氏便手起彈落，野狼應聲倒地，百發百中，大獲全勝。腐敗至此，中外難尋，此而不亡，天理安在!

勃氏幹此類驕奢淫逸的事情，離開蘇聯最終自行崩潰還有十餘年之久，但實際上這位最高統治者早已把國家弄到崩潰的臨界了，誰還能挽救得過來?

在上述書中，這位當年的《真理報》總編輯還告訴了我們一個重要情況，即勃列日涅夫實際上自1977年即得重病，已不大能理事了。但他仍繼續當了五年最高領袖。他們的製度保證了最高領導人的終身製。隻要當權者一口氣不斷，就沒有一個人敢出來說一句下一步怎麽辦的問題。這怎麽能夠保證國家有一個生機勃勃的領導呢?

也就是這個勃列日涅夫，離開了別人替他寫好的稿子，他就一句話也不能講，一個問題也不能回答。前蘇聯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副外長、駐華大使費德林在他的回憶錄(中文本)中對此事作了詳細的介紹。一般替勃氏準備答問的文稿分量較多，要根據對方的問題選擇回答，這都一一在打印稿上注明了的。無奈勃氏竟無此選擇水平。一次勃氏在與尼克鬆對談時，竟當著尼克鬆俄文翻譯的麵，問費德林等：下麵這段還念不念?……這樣昏庸老朽的人，竟掌握蘇聯權力十八年之久，請問：什麽人能夠改變得了這個國家的崩潰局麵?

勃列日涅夫當政開始的幾年，在經濟管理體製上做了一些改革，生產也有些上升，這是事實。但是幾年後，政府管理機構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大，越來越複雜。部長會議下屬各部委的現職正副部長達800多人，一個鋼鐵工業部就有正副部長19人之多。試想想，如果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的政府有800多個正副部長，那麽這些政府還如何工作?當時蘇聯的高級官員盡管多如牛毛，卻管理不了國家的大事。大事始終隻能由一二個人決定。勃列日涅夫實行的就是個人和極少數人的寡頭統治。例如，1979年無端出兵占領阿富汗，就是隻有四個人參加做出的決定，這便是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葛羅米珂、烏斯季諾夫。後二人一是外交部長，一是國防部長，業務關係，不能不參加，所以真正做決定的其實就是這個統治體係的勃、蘇二人。對於這樣關係國家命運、出兵占領他國達十年之久的大事，竟由一二人就擅自決定了，世界上什麽地方有過這樣的獨裁?(以上資料見周尚文、葉書宗、王斯德著《蘇聯興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勃列日涅夫荒唐事的極峰，是把女婿丘爾巴諾夫從一個小軍官硬派為上將、內務部第一副部長，此事在全蘇聯都成了臭不可聞的笑話。勃氏有一女名加列娜，已離過幾次婚了(據說是四次)，又待嫁閨中。勃氏給她配了一個克格勃校官(一說上尉)丘爾巴諾夫做警衛。兩人於1971年結了婚，時公主41歲，駙馬34歲。勃氏不顧一切，竟在1981年強升這位駙馬爺為內務部第一副部長，並正式授予上將軍銜。這位上將在戰爭時期才五歲。這位駙馬爺身在內務部任高官，當然可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了。隨即仗勢逐步在全國各地組成了一個貪汙、盜竊、走私、投機的特大犯罪集團，成了蘇聯新權貴黨的首領。戈爾巴喬夫上台後也未敢輕易觸動，拖了三四年，最後忍無可忍，才於1988年12月30日將這個無惡不作的新權貴判了十二年徒刑(要是普通人恐怕早處決了)。勃列日涅夫既能幹出此等勾 當，你就明白這位領袖是個什麽人了。(此事資料來源多，不能一一注明)

勃列日涅夫又是個十足低級趣味的類似暴發戶式的人物。他是有名的汽車狂，據說有外國車百來輛之多。勃氏掌權時，距戰爭結束已二十年，但他還是硬要當元帥，自然就當上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領袖們也沒有這樣做過。戴高樂死後遺囑葬在偏僻小村愛女墓旁，無任何標誌，瞻仰者每至落淚。“戴高樂將軍”者，報刊習慣尊稱之也，他好像沒有正式做過將軍。他的軍銜終其身不過是他建立流亡政府時的老軍銜--上校。

勃氏還給自己頒發了無數最高級的勳章。所以蘇聯人在背後講勃氏笑話時常說：蘇聯的軍功肯定是勃列日涅夫第一，因為他的勳章比朱可夫還多!莫洛托夫看來在各方麵都是一個比斯大林還要斯大林好多倍的人．他讚成勃列日涅夫占領捷克，但他對勃列日涅夫有一小段卻說得不錯，他說：“勃列日涅夫的新肖像出來了。我看，他這是毀了自己，這是毀了他的事業和威望，這麽多金星勳章，沒法辦了，隻好夾在腋下……”(《莫洛托夫訪談錄》第464頁)。

就是勃列日涅夫這樣一個庸材，竟然在蘇聯做了十八年的最高領袖。看來，這個黨已經失去任何自我更新的能力和機製了；人民始終無絲毫權力，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國家垮台了事。

有不少的書和文章都說到，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安德羅波夫是個主張改革的人。在勃列日涅夫掌權後不久，一次安德羅波夫陪他到東歐訪問時，曾在火車上勸導他推行改革政策，但勃氏不聽，不久便叫安德羅波夫去當了克格勃主席。這時的克格勃同斯大林時的克格勃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了，派安德羅波夫去任主席，乃是不讓他在中央領導核心占據舉足輕重地位的意思。這個安德羅波夫有點文化，有點理性，有點世界眼光，並不大搞恐怖，所以他當了十五年克格勃主席，在國內外至今無大惡聲，這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1982年初勃死後，安比較順利地就上了台。無奈安德羅波夫是病人一個，在位一年零一個多月就死了。安死後，一個蘇共中央的內掌櫃、蘇斯洛夫角色似的繼承人、長期擔任蘇共中央總務部長的契爾年科上了台。此人是勃列日涅夫的親信，他的工作經驗還不如勃列日涅夫，又是一個重病人，上任不久即臥床不起，在任一年也就嗚呼哀哉了。從1982年冬到1985年春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內，蘇聯連死了三個總書記，均是作為重病人相繼死去的，堪稱有史以來未有的奇聞。如果還有一個輪著該他上台的人，即使是重病人，也要上台執政的。而且這幾個人之間還有這麽一個相生相克的關係。勃列日涅夫上台，是為了扼製赫魯曉夫的改革傾向的，契爾年科上台則是為了製止安德羅波夫的改革勢頭的。實在看不出那個寡頭統治集團，還有任何自我完善的傾向和能力。

勃列日涅夫確實是一麵鏡子。不過，它不是空空道人手裏的“風月寶鑒”，而是現代曆史巨人手裏的一麵“興亡寶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