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對於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日本投降的時間，近年來有不少的說法和疑問。弄清這個問題，對於我們全麵認識日本投降的曆史進程，加深對勝利史的研究，是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的。
“八一五”曾是“勝利紀念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的時候，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1949年12月23日通過了統一全國年節和紀念日放假辦法。其中，把8月15日定為抗戰勝利紀念日。不過，這一規定隻實行了一年。周恩來總理於1951年8月13日簽署通告，將這一紀念日改成了9月3日，理由是：“查日本實行投降，係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簽字於投降條約以後。故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應改定為九月三日。”
從這一通告可以看出，勝利日的確立應以投降書的簽字為標誌。因為從法理上講，投降書的簽署才意味著日本投降法律手續的完成。因此，雖然當年8月15日中、美、英、蘇四大戰勝國已接獲日本政府的投降照會並據此於重慶時間當日早晨7時共同向全世界作了宣布，但嚴格來說，真正的勝利尚未到來。由於種種原因，投降書的簽字儀式（同盟國聯合受降典禮）直到半個多月後，即9月2日，才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密蘇裏”號戰艦上舉行。投降書在雙方全權代表簽字確認後即刻生效，宣告了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結束。
“勝利日”本應是“九二”
既然如此，9月2日不就是理所當然的勝利日嗎？在四大戰勝國中，美國的勝利日就是9月2日，是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在投降儀式後發表的勝利演說中宣布的。而中國的“九三”勝利日，也不是新中國成立之後才確定的。在勝利7個月之後，1946年的4月，國民黨中常會就曾通過有關決議並通令全國實行。
如果不是找到當年會議的記錄，也許我們永遠無法了解為什麽當時沒有將9月2日定為中國的勝利紀念日。原來，在當年受降典禮舉行前一天，官方中央通訊社就發表通稿宣布：我國“慶祝勝利日”，業經規定為9月3日（起），全國懸旗慶祝三日，並於9月3日放假一日。9月3日上午，國民政府在陪都重慶舉行了隆重的勝利慶典。全國各地各界人士也都在這一天舉行了不同形式的慶祝活動。但是，當時並沒有像美國那樣，宣布以何日作為今後的勝利“紀念日”。
而次年4月當國民黨中宣部準備有關議案時，卻不知為何，將7個月前的“慶祝勝利日”當作了“敵人簽定降書之日”——“九月三日為敵人簽定降書之日似應定為國定紀念同時致祭忠烈是否可行謹提請核議”。當局對此也沒有異議，徑直通過了這項決議。
不過，我們不妨這樣看，真正重要的應該是“標誌”，即法律意義上的勝利必須以投降書的簽字為標誌。至於是將簽字當日還是次日定為勝利日，不過是各國政府的自由罷了。順便說的是，當時的蘇聯也是以9月3日為“戰勝日本紀念日”的。而65年後，2010年7月，俄羅斯將9月2日確定為“二戰結束紀念日”，實際上也不過是“對日戰爭勝利日”的一種“迂回”解釋而已。
“九九”是分戰區受降
近年也有人提出，中國應像蘇聯在戰勝德國法西斯時那樣，將日本在南京簽署投降書的9月9日定為中國的勝利日。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對這兩件事情的誤讀。其實，二戰中歐洲戰場的“勝利日”之所以有5月8日和5月9日兩個，根本上還是因為蘇聯並不承認5月7日在法國蘭斯西方盟軍總部舉行的投降簽字儀式（盡管這個儀式上也有蘇聯代表參加簽字），堅持要在柏林由蘇軍主持受降，而美英兩國對此顯然並不在乎。與德國投降時的情形不同，東京灣的受降典禮獲得了全體同盟國家的承認，是各戰勝國共同的盛典。所謂“9月2日在東京灣是日本向盟軍投降，而9月9日在南京才算是向中國投降”的說法，當然是不準確的。
而1945年9月9日日本岡村寧次大將向中國何應欽上將的投降，本質上是東京灣聯合受降的延續（不僅在中國，當時在亞洲和太平洋其它戰場也都陸續舉行了這樣的儀式）。而且，9月2日勝敗雙方簽字代表的身份顯然是9月9日的簽字人難以比擬的。
多年“混淆”的真相及反思
前些年，有一些人把確定勝利日這樣的技術性問題，上升到政治層麵，但又拿不出證據。還有些人，不顧曆史事實，說新中國很少紀念“九三”，甚至將多年來公眾對“九三”勝利日的缺乏認知完全歸咎於此。這種說法也是很不負責任的。誠然，並沒有像周恩來總理當年簽署的通告要求的那樣“每年”“舉行紀念”，但在1995年之前，曾在1965和1985這兩個“逢十”的年份都舉行過中央級的紀念大會。也就是說，“九三”勝利日並不是從1995年才開始受到高層重視的。
那麽為什麽多年來公眾對這一紀念日還是缺少認知呢？通過查閱曆年的《人民日報》可以發現，在“文革”以前，即使不是“逢十”的年份，各地有關抗戰勝利的紀念活動，大都是在9月3日而非8月15日舉行的。1965年首次大規模紀念“逢十”年份時，盡管8月上旬就拉開了帷幕，但最重要的活動都在8月下旬才開始，到9月3日達到高潮。從《人民日報》刊發的報道中，也都看不到人們誤把“八一五”當作抗戰勝利紀念日的情況。但到了1985年，情況就不一樣了。那一年的紀念活動從7月就開始，到9月3日達到高潮，而很多地方也都不集中於9月3日這天開會了。到了1995年，《人民日報》上就真的有人把8月15日說成是抗戰勝利紀念日了。
因此，“混淆”的問題可算是改革開放後的“新事物”了。這問題產生的原因，很大程度又與“八一五”的曆史有關。首先，在“文革”之前，我們的曆史書著和媒體，都是以前麵提到的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的照會作為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標誌。但從80年代初開始，這一說法卻逐漸被“八一五天皇（廣播詔書）宣布”說所取代，成了新的“主流”說法。這一時期又正是日本教科書問題頻出之際。日本的曆史觀，把人們的注意力都引向了“八一五”這天。在這一方麵，媒體對“八一五”的“過度宣傳”顯然也負有不可推卸的作用，最終導致了這種本不應出現的“混淆”問題的產生。
誠然，“八一五”的曆史地位是不能否定的。它是日本投降進程中一個承前啟後的日子，是值得紀念的。隻是，我們再也不能弄錯紀念這個日子的理由。這就是，而且隻能是——中、美、英、蘇四國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
也許，在勝利65周年後的今天，我們是該好好重讀一下勝利史了。
參考文獻：
民國時期《大公報》、《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中央日報》
（國民黨）《中央黨務公報》第七卷第八期，1945年8月15日
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錄》（三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總統府公報》（第玖拾伍號），1948年9月8日
《人民日報》
徐錦棟、思齊等譯《朱可夫元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版
“八一五”曾是“勝利紀念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的時候，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1949年12月23日通過了統一全國年節和紀念日放假辦法。其中，把8月15日定為抗戰勝利紀念日。不過，這一規定隻實行了一年。周恩來總理於1951年8月13日簽署通告，將這一紀念日改成了9月3日，理由是：“查日本實行投降，係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簽字於投降條約以後。故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應改定為九月三日。”
從這一通告可以看出，勝利日的確立應以投降書的簽字為標誌。因為從法理上講，投降書的簽署才意味著日本投降法律手續的完成。因此，雖然當年8月15日中、美、英、蘇四大戰勝國已接獲日本政府的投降照會並據此於重慶時間當日早晨7時共同向全世界作了宣布，但嚴格來說，真正的勝利尚未到來。由於種種原因，投降書的簽字儀式（同盟國聯合受降典禮）直到半個多月後，即9月2日，才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密蘇裏”號戰艦上舉行。投降書在雙方全權代表簽字確認後即刻生效，宣告了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結束。
“勝利日”本應是“九二”
既然如此，9月2日不就是理所當然的勝利日嗎？在四大戰勝國中，美國的勝利日就是9月2日，是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在投降儀式後發表的勝利演說中宣布的。而中國的“九三”勝利日，也不是新中國成立之後才確定的。在勝利7個月之後，1946年的4月，國民黨中常會就曾通過有關決議並通令全國實行。
如果不是找到當年會議的記錄，也許我們永遠無法了解為什麽當時沒有將9月2日定為中國的勝利紀念日。原來，在當年受降典禮舉行前一天，官方中央通訊社就發表通稿宣布：我國“慶祝勝利日”，業經規定為9月3日（起），全國懸旗慶祝三日，並於9月3日放假一日。9月3日上午，國民政府在陪都重慶舉行了隆重的勝利慶典。全國各地各界人士也都在這一天舉行了不同形式的慶祝活動。但是，當時並沒有像美國那樣，宣布以何日作為今後的勝利“紀念日”。
而次年4月當國民黨中宣部準備有關議案時，卻不知為何，將7個月前的“慶祝勝利日”當作了“敵人簽定降書之日”——“九月三日為敵人簽定降書之日似應定為國定紀念同時致祭忠烈是否可行謹提請核議”。當局對此也沒有異議，徑直通過了這項決議。
不過，我們不妨這樣看，真正重要的應該是“標誌”，即法律意義上的勝利必須以投降書的簽字為標誌。至於是將簽字當日還是次日定為勝利日，不過是各國政府的自由罷了。順便說的是，當時的蘇聯也是以9月3日為“戰勝日本紀念日”的。而65年後，2010年7月，俄羅斯將9月2日確定為“二戰結束紀念日”，實際上也不過是“對日戰爭勝利日”的一種“迂回”解釋而已。
“九九”是分戰區受降
近年也有人提出，中國應像蘇聯在戰勝德國法西斯時那樣，將日本在南京簽署投降書的9月9日定為中國的勝利日。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對這兩件事情的誤讀。其實，二戰中歐洲戰場的“勝利日”之所以有5月8日和5月9日兩個，根本上還是因為蘇聯並不承認5月7日在法國蘭斯西方盟軍總部舉行的投降簽字儀式（盡管這個儀式上也有蘇聯代表參加簽字），堅持要在柏林由蘇軍主持受降，而美英兩國對此顯然並不在乎。與德國投降時的情形不同，東京灣的受降典禮獲得了全體同盟國家的承認，是各戰勝國共同的盛典。所謂“9月2日在東京灣是日本向盟軍投降，而9月9日在南京才算是向中國投降”的說法，當然是不準確的。
而1945年9月9日日本岡村寧次大將向中國何應欽上將的投降，本質上是東京灣聯合受降的延續（不僅在中國，當時在亞洲和太平洋其它戰場也都陸續舉行了這樣的儀式）。而且，9月2日勝敗雙方簽字代表的身份顯然是9月9日的簽字人難以比擬的。
多年“混淆”的真相及反思
前些年，有一些人把確定勝利日這樣的技術性問題，上升到政治層麵，但又拿不出證據。還有些人，不顧曆史事實，說新中國很少紀念“九三”，甚至將多年來公眾對“九三”勝利日的缺乏認知完全歸咎於此。這種說法也是很不負責任的。誠然，並沒有像周恩來總理當年簽署的通告要求的那樣“每年”“舉行紀念”，但在1995年之前，曾在1965和1985這兩個“逢十”的年份都舉行過中央級的紀念大會。也就是說，“九三”勝利日並不是從1995年才開始受到高層重視的。
那麽為什麽多年來公眾對這一紀念日還是缺少認知呢？通過查閱曆年的《人民日報》可以發現，在“文革”以前，即使不是“逢十”的年份，各地有關抗戰勝利的紀念活動，大都是在9月3日而非8月15日舉行的。1965年首次大規模紀念“逢十”年份時，盡管8月上旬就拉開了帷幕，但最重要的活動都在8月下旬才開始，到9月3日達到高潮。從《人民日報》刊發的報道中，也都看不到人們誤把“八一五”當作抗戰勝利紀念日的情況。但到了1985年，情況就不一樣了。那一年的紀念活動從7月就開始，到9月3日達到高潮，而很多地方也都不集中於9月3日這天開會了。到了1995年，《人民日報》上就真的有人把8月15日說成是抗戰勝利紀念日了。
因此，“混淆”的問題可算是改革開放後的“新事物”了。這問題產生的原因，很大程度又與“八一五”的曆史有關。首先，在“文革”之前，我們的曆史書著和媒體，都是以前麵提到的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的照會作為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標誌。但從80年代初開始，這一說法卻逐漸被“八一五天皇（廣播詔書）宣布”說所取代，成了新的“主流”說法。這一時期又正是日本教科書問題頻出之際。日本的曆史觀，把人們的注意力都引向了“八一五”這天。在這一方麵，媒體對“八一五”的“過度宣傳”顯然也負有不可推卸的作用，最終導致了這種本不應出現的“混淆”問題的產生。
誠然，“八一五”的曆史地位是不能否定的。它是日本投降進程中一個承前啟後的日子，是值得紀念的。隻是，我們再也不能弄錯紀念這個日子的理由。這就是，而且隻能是——中、美、英、蘇四國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
也許，在勝利65周年後的今天，我們是該好好重讀一下勝利史了。
參考文獻：
民國時期《大公報》、《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中央日報》
（國民黨）《中央黨務公報》第七卷第八期，1945年8月15日
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錄》（三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總統府公報》（第玖拾伍號），1948年9月8日
《人民日報》
徐錦棟、思齊等譯《朱可夫元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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