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35年5月，在國民黨圍追堵截我中央紅軍的嚴峻形勢下，毛澤東憑藉自己超人的智慧和膽略，接連下了幾著險棋，把長征史詩般地推向高峰。
出會理，過彝族區，到大渡河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從瀘沽越小相嶺，經越西，到大樹堡，渡大渡河可直抵成都，這是一條大路；另一條是從瀘沽，經冕寧，過拖烏，到安順場渡過大渡河，這是一條崎嶇不平的山路。毛澤東決定走小路，派劉伯承、聶榮臻率紅一軍團一師為先遣隊直奔安順場。可是，安順場渡口隻有一條小船，最多一次可渡四十人。若如此，全軍渡江需半月之久，敵人就極有可能趕至江邊，置紅軍於死地。5月26日，毛澤東、林彪率後續部隊來到渡口。經過一番慎重權衡，毛澤東決定迅速北上搶占瀘定橋。毛澤東沉重地說:“情況十分危急。搶占瀘定橋，這是一個戰略措施。隻有奪取瀘定橋，我軍才能渡過大渡河，才能避免石達開全軍覆滅的命運，才能到川西與四方麵軍會合。各級軍政首長務必重視問題的嚴重性。一著不慎，滿盤皆輸。”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紅軍兵分兩路，林彪率紅一軍團司令部、二師和五軍團沿大渡河西岸趕赴瀘定橋，毛澤東隨一軍團行動，劉伯承、聶榮臻率已經渡河的一師和幹部團沿大渡河東岸前進。
從安順場到瀘定橋，直線距離為一百七十公裏。林彪決定派二師四團，即威名遠揚的王開湘、楊成武團為全軍前衛團，於三天之內奪下瀘定橋。
28日清晨5時，四團政委楊成武接到軍團通訊員飛馬送來的林彪的命令:
軍委來電，限左路軍於29日以前奪取瀘定橋。你們要用最高速度的行軍力和堅決機動的手段，去完成這一光榮偉大的任務。
我們預祝你們勝利。
看罷命令，楊成武差一點驚懵了。這意味著兩天的路程要作一天趕。楊成武懷疑軍團長林彪的命令把日子算錯了。但是，“軍令如山倒”，不能有一分一秒的拖延。四團立即出發，日夜兼程，終於在29日晨6時以前趕到了瀘定橋邊。
瀘定橋，流水湍急，巨浪拍岸，徒涉和船渡根本不可能。橋頭一塊石碑上刻著兩行字:
瀘定橋邊萬重山
高雲入峰千裏長
大河之上有一座鐵索橋，由十三根碗口大的鐵索組成。兩邊各有兩根作橋欄，底下並排九根做橋麵，鐵索上的木板已被敵人抽走，隻剩下滑溜溜、光禿禿的幾根鐵索。四團二十二位突擊勇士，手持槍，背挎刀，腰纏手榴彈，冒著敵人密集的槍彈，攀著橋欄，踏著鐵索向對岸衝擊。黃昏時分，英雄的紅四團牢牢地控製了瀘定橋。
隨後趕到瀘定橋的林彪向紅四團表示了祝賀。他決定發給每位參加飛奪瀘定橋的英雄一套列寧服、一本筆記本、一支鋼筆、一個搪瓷碗、一個搪瓷盤和一雙筷子。在當時，這是紅軍戰士能夠得到的最高獎賞。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回想起來，聶榮臻仍是心有餘悸，他說:
如果不是有一師渡江，與二師四團夾江而上，飛奪瀘定橋是否能夠那樣得手，也很難預料。固然四團動作神速勇猛確有獨到之處，如果我們當時奪不到瀘定橋，我軍又是一個怎樣的處境呢?
也許曆史就要重寫或另辟篇章了。飛奪瀘定橋的壯舉，給紅一軍團戰史增添了一道永不褪色的光彩，戰爭幸運之神又一次光臨了林彪——紅一軍團的軍團長。
金沙江位於長江的上遊。它穿行在川滇邊界的深山狹穀間，江麵寬闊，水急浪大。如果紅軍過不去，就會被敵人壓進深山狹穀，遭致全軍覆滅的危險。當紅軍大隊人馬向金沙江挺進時，蔣介石如夢初醒恍然大悟，認定紅軍的目的地既不在貴陽，也不在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無疑”。1935年4月28日，他下達命令，控製渡口，毀船封江。就在紅軍進抵金沙江前夕，江邊的敵人已將所有船隻掠到北岸了。
1935年5月3日，軍委幹部團的同誌們接受了搶奪皎平渡的任務。他們二話未說，翻山越嶺日夜兼程180裏，當天夜晚就來到了金沙江邊。在渡口，他們幸運地找到了一條船。原來這條船是送探子來南岸探查情況的，探子不知跑到哪裏去了。後來，他們又在當地農民的協助下，從水裏撈出了一條破船，用布把漏洞塞上。
然後，他們乘坐這兩條船悄悄地渡到北岸。敵人的哨兵以為探子回來了，沒有在意。他們來了個突然襲擊，一舉消滅了一連正規軍和一個保安隊，控製了皎平渡兩岸渡口。後來，他們又找到了五條船，動員了36名艄公。
與此同時，紅一軍團趕到了龍街渡口，紅三軍團趕到了洪門渡，但這兩個渡口都沒有船隻，加上江寬水急無法架橋。軍委命令他們迅速轉到皎平渡過江。
從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時間裏，紅軍主力就靠這7隻小船從容地過了江。擔任後衛的9軍團在南渡烏江以後奉軍委命令一直在黔西繞圈子，時東時西，忽南忽北，牽製了敵人部分兵力。5月6日，他們到了雲南東川與巧家縣之間，並於5月9日在樹節渡順利地渡過了金沙江。兩天以後，敵人的追兵才趕到南岸。可是紅軍已經毀船封江，遠走高飛，無影無蹤了。
1935年5月3日，軍委幹部團奪下皎平渡，在7天7夜的時間裏，紅軍主力就靠7隻小船從容地過了江。擔任後衛的8軍團在南渡烏江以後奉軍委命令一直在黔西牽製敵人兵力，並於5月9日在樹節渡順利渡過金沙江
1935年5月25日，一方麵軍在安順場強渡大渡河後，要用僅有的幾隻小船將幾萬紅軍渡過河去，最快也要一個月的時間。而國民黨的追兵緊追不舍，形勢十分嚴峻。當急之下,於5月26日上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林彪、聶榮臻、羅榮桓、羅瑞卿匯報後，當即作出了奪取瀘定橋的決定。其部署是由劉伯承、聶榮臻率領紅一軍團一師和陳賡、宋任窮領導的幹部團為右路軍，由中央縱隊及1、3、5、9軍團為左路軍夾河而上攻取瀘定橋。左路軍由王開湘、楊成武率領的紅二師四團為前鋒攻擊前進，5月28日，紅四團接到紅一軍團命令：“王開湘、楊成武：軍委來電，限左路軍於明天奪取瀘定橋，你們要用最高的行軍速度和堅決機動的手段，去完成這一光榮的任務。你們要在此戰鬥中突破過去奪道州和五團奪鴨溪一天跑一百六十裏的記錄”。接令後紅四團後晝夜兼行240華裏山路，於29日晨出其不意的出現在瀘定橋西岸並與敵軍交火。
當時百餘米的瀘定橋已被敵人拆去了約八十餘米的橋板，並以機槍、炮兵各一連於東橋頭高地組成密集火力，嚴密地封鎖著瀘定橋橋麵。中午，紅四團在沙壩天主教堂內召開全團幹部會議，進行戰鬥動員，組織了由連長廖大珠、指導員王海雲率領的23名奪橋突擊隊。下午四點，23名勇士身掛衝鋒槍，背插馬刀，腰纏十來顆手榴彈，冒著槍林彈雨，爬著光溜溜的鐵索鏈向東橋頭猛撲。三名戰士在王友才的率領下，緊跟在後，背著槍，一手抱木板，一手抓著鐵鏈，邊前進邊鋪橋板。當勇士們爬到橋中間時，敵人在東橋頭放起大火、妄圖以烈火阻擊紅軍奪橋。勇士們麵對這突如其來的烈焰，高喊“同誌們，這是勝利的最後關頭，鼓足勇氣，衝過去!莫怕火，衝呀!敵人垮了，衝呀!”廖大珠一躍而起踏上橋板，撲向東橋頭，勇士們緊跟著也衝了上來，抽出馬刀，與敵人展開白刃戰。此時政委楊成武率領隊伍衝過東橋頭，打退了敵人的反撲，占領了瀘定城，迅速撲滅了橋頭大火。整個戰鬥僅用了兩個小時，便奇絕驚險地飛奪了瀘定橋，粉碎了蔣介石南追北堵欲把借助大渡河天險將紅軍變成第二個石達開的美夢。瀘定橋因此而成為中國共產黨長征時期的重要裏程碑，為實現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紅一、二、四方麵軍會合，最後北上陝北結束長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不朽的篇章，有“十三根鐵鏈劈開了通往共和國之路”的壯美讚譽，新中國十大開國元帥，其中就有七位元帥長征時經過了瀘定橋。當時在激戰後的瀘定橋上，劉伯承元帥曾用腳重重地在橋板上連跺三腳，感慨萬千地說“瀘定橋，瀘定橋，我們為你花了多少精力，費了多少心血，現在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朱德總司令在長征回憶中題詞“萬裏長江猶憶瀘關險”的詩句，充分說明了紅軍長征飛奪瀘定橋的艱險與壯烈。
1935年5月25日，中央紅軍部隊在四川省安順場強渡大渡河成功，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順場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紅4團第2連連長廖大珠等22名突擊隊員沿著槍林彈雨和火牆密布的鐵索奪下橋頭，並與左岸部隊合圍占領了瀘定城。中央紅軍主力隨後從瀘定橋上越過天險，粉碎了蔣介石殲滅紅軍大渡河以南的企圖。
比起紅軍強行軍創造的奇跡，22勇士飛奪瀘定橋更是奇跡中的奇跡。22勇士飛奪瀘定橋的故事早已為人們熟知，然而，在22個勇士中，如今隻有5個人的名字被後人得知，其餘的大多數人，我們甚至連他們的名字是什麽都已不知道。
強渡大渡河17勇士的名字，是因為《戰士報》一八六期上的記載而被後人得知。然而，飛奪瀘定橋22勇士的名字，卻沒有得到這樣幸運的記載。
同為紅一軍團所屬的部隊，為什麽紅一軍團政治部編印的《戰士報》隻登載了17勇士的名字卻沒有登載22勇士的名字？這是長期以來人們心中的一個困惑。王永棉老人給出了這樣的猜測:目前人們所能找到與紅軍大渡河戰役有關的《戰士報》，隻有1935年5月26日出版的第一八四期和1935年6月3日出版的第一八六期，它們的原件都收藏於中國軍事博物館。強渡大渡河戰鬥是5月25日打響的，而飛奪瀘定橋戰鬥是5月27日打響的。一八四期《戰士報》的主要內容是介紹前一天安順場強渡大渡河的戰鬥，而到了一八六期《戰士報》，內容已經是介紹大渡河全部戰役的情況，頭條標題就是《大渡河沿岸勝利的總結》。這樣我們自然就可以想到，這中間一定還有《戰士報》第一八五期，而且這張報紙的內容差不多可以肯定就是介紹飛奪瀘定橋的戰鬥。那麽，我們是不是可以合理地猜想，飛奪瀘定橋22勇士的名單就登載在一八五期的《戰士報》上？而一八六期《戰士報》登載17勇士的名單，是對一八四期《戰士報》應該登而未登的內容的一個補充？
這僅僅隻是一個猜測。當然，也存在著另外的可能，就是因為報紙版麵所限，它們來不及去登載那22個勇士的名字了。《戰士報》第一八五期已經缺失，給紅軍曆史研究帶來太多的問號。
22名勇士是怎麽選出來的？
事實上，關於飛奪瀘定橋的勇士，到底是21名，還是22名甚至是23名，也不是完全清楚的。比如一八六期的《戰士報》，上麵寫的就是“二連21個英雄首先爬鐵鏈冒火過河”。現在，根據時任紅四團政委的楊成武將軍發表在《星火燎原》上的著名回憶文章《飛奪瀘定橋》，人們把飛奪瀘定橋的勇士定為22名。
1986年，王永棉在瀘定縣委派下，趕赴北京拜訪當年紅四團黨總支書記、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鐵道兵司令部副司令員的羅華生將軍。羅將軍告訴王永棉，當年的22勇士，是他親自到二連挑選出來的。當時他挑人的標準是，凡是幹部，包括連長、指導員、黨支部書記及排長，首先要挑出來。曾經是戰鬥英雄的，比如在渡烏江戰役中立過功的，也要挑出來。平時作戰勇敢的，挑出來。挑選出來的人，必須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起碼也要是入黨入團積極分子。突擊隊的任務是二連連長廖大珠搶下來的，就由廖大珠擔任突擊隊的隊長。
1985年，瀘定縣籌備“飛奪瀘定橋”勝利50周年紀念慶典，王永棉受縣裏委派赴北京邀請楊成武將軍參加慶典，曾當麵向楊將軍詢問有關22勇士的線索。楊將軍告訴王永棉，當年戰事非常緊張，打完瀘定橋，部隊又繼續向前打，22勇士的名字沒有來得及記下來。後來在長征路上，他們多數同誌都先後犧牲了。當時，楊成武將軍說到這些時，情緒十分激動，他一遍一遍地呼喚——我的22名勇士，你們在哪裏，在哪裏啊，說著說著，竟老淚橫流……
根據楊成武、羅華生等老將軍們的回憶，飛奪瀘定橋22勇士中，有4個人的名字是可以記起來的，他們是:二連連長廖大珠，二連政治指導員王海雲，二連支部書記李友林，及抽調支援的三連支部書記李金山。
瀘定縣的同誌們在解放後的追訪中，還找到了第5位勇士的下落，那就是副班長劉梓華。
第5位勇士的下落是怎樣找到的？
在瀘定橋邊的“紅軍飛奪瀘定橋紀念館”裏，莊嚴肅穆地豎立著22根方柱子，它們代表著當年飛奪瀘定橋的22位勇士。它們絕大多數是無字碑，隻有5根柱子上刻有名字，而在這5根柱子中，隻有一根上麵雕刻有頭像，這根柱子代表的勇士就是劉梓華。
22名勇士中，惟一留下下落和相片的勇士就是劉梓華，劉梓華的雕刻頭像就是根據他本人的相片製作的。關於劉梓華下落和相片的獲得，有一個曲折艱難的尋訪過程，而我們的采訪對象王永棉就親身參與了這個過程。
在王永棉的日記本上清楚地記著，1974年10月19日，當時的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長朱丹，在一次會議上提出，新中國成立這麽多年，紅軍飛奪瀘定橋22勇士的情況和下落，還一直搞不清楚，實在說不過去，瀘定縣的同誌們要下力氣搞點調查。朱丹是一位演員，曾經在電影《達吉和她的父親》中扮演父親。也許與朱丹的這次講話有關吧，也許還有別的什麽推動力量，1975年，瀘定縣所在的甘孜州成立了一個紅軍長征文物調查小組，由三人組成，王永棉擔任了組長。
從1975年5月到9月，近5個月的時間裏，調查小組從四川到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山東、江蘇、江西、湖南、貴州、廣西，差不多繞半個中國走了一圈，搜集有關的紅軍長征文物，其中調查22勇士下落是他們時刻放在心頭的一項重要任務。
1975年8月，調查組來到江西南昌，在參觀江西的革命烈士紀念館時，在一個大陳列廳裏，看見掛著很多相片，上麵都是在各個曆史時期參加革命戰爭的江西籍的烈士，下麵還有他們的簡單生平。
王永棉一個一個認真地看，突然他眼前一亮，心中一陣狂喜。他發現了一個叫劉梓華的相片，他的生平介紹中寫著，“劉梓華同誌是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英雄之一。”
王永棉連忙叫來一起去的同誌，但一個同誌提醒他:“你看清楚了沒有？前麵寫的是強渡大渡河啊。”自從楊得誌將軍寫了《強渡大渡河》、楊成武將軍寫了《飛奪瀘定橋》兩篇文章後，這兩個詞幾乎成了專用詞組，分別特指發生在安順場和瀘定橋的戰鬥。
但這畢竟是個重大發現，他們立即去找紀念館的管理同誌，但對方告訴他們紀念館所知的情況也隻限於展覽內容這麽多，不過他們告訴王永棉，這些材料的來源是河北省廊坊軍分區。
1976年1月26日，瀘定縣方麵給廊坊軍分區去信去函，了解有關劉梓華同誌的情況。1977年1月15日，瀘定縣方麵收到了回信，信中肯定劉梓華就是當年飛奪瀘定橋的英雄，並說明劉梓華生前係天津廊坊軍分區的副參謀長，1951年患惡性淋巴腫瘤去世。
廊坊軍分區的來信雖然令人鼓舞，但也很簡單抽象。為了進一步了解求證事實，1978年5月，瀘定縣方麵派出鄭發榮、文榮普兩位同誌前往廊坊軍分區調查。那時候，劉梓華同誌的妻子還在，他的兒子也在。他們分別從軍分區方麵和劉梓華家中借來了劉梓華的“軍人登記表”和日記本。而在王永棉手中，至今仍保留著當年劉梓華“軍人登記表”的抄錄件。
在這份抄錄件上，記者看到，其中幾項是這樣寫的:
劉梓華。籍貫:江西萍鄉縣安源區二鄉梓木村。1929年入伍，1931年6月參加共產青年團，1933年8月轉黨，介紹人:肖華。作戰次數:無數。負傷次數:9。殘廢等級:二等。在受過何種獎勵一欄中，說明係長征渡過烏江和大渡河十七、十八勇士之一。在受過何種處分一欄中，說明因1936年丟掉18英雄獎章，而受到黨內警告一次。特別關鍵的一點是，在履曆欄中清楚填寫著，1935年2月起，在紅軍一軍團二師四團一營二連任副班長。而這正是擔負飛奪瀘定橋任務的連隊！
22勇士為何隻是18枚獎章？
這裏還有一個疑問，飛奪瀘定橋是22勇士，為什麽在劉梓華的軍人登記表中，寫的卻是18勇士，丟失的也是18英雄獎章？王永棉告訴我們，據楊成武將軍回憶，飛奪瀘定橋戰鬥結束後，點名時發現，22勇士在戰鬥中犧牲了3名或4名同誌，具體是3名還是4名，楊將軍也記不清了。如果是犧牲了4名同誌的話，那麽剩下的剛好是18勇士！我們可以想像，在長征的特殊環境下，對犧牲同誌的獎勵既無法記入檔案，也無法寄往家中，也許就隻把獎章頒給活下來的同誌，那麽獎章也就隻是18枚英雄獎章了。
回到北京後，記者在美國記者哈裏森·索爾茲伯裏寫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找到了旁證，書中在寫到飛奪瀘定橋戰鬥時說道:“在這場拚死的攻擊中，二十二人中有十八人活下來了，而且沒有受傷。”
大渡河上的紅軍勇士們，我們今天已經難以找到他們的完整下落，但是他們的精神，已經深刻感染、影響了無數後來人，包括我們麵前那些可愛可敬的采訪對象們。
出會理，過彝族區，到大渡河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從瀘沽越小相嶺，經越西，到大樹堡，渡大渡河可直抵成都，這是一條大路；另一條是從瀘沽，經冕寧，過拖烏，到安順場渡過大渡河，這是一條崎嶇不平的山路。毛澤東決定走小路，派劉伯承、聶榮臻率紅一軍團一師為先遣隊直奔安順場。可是，安順場渡口隻有一條小船，最多一次可渡四十人。若如此，全軍渡江需半月之久，敵人就極有可能趕至江邊，置紅軍於死地。5月26日，毛澤東、林彪率後續部隊來到渡口。經過一番慎重權衡，毛澤東決定迅速北上搶占瀘定橋。毛澤東沉重地說:“情況十分危急。搶占瀘定橋，這是一個戰略措施。隻有奪取瀘定橋，我軍才能渡過大渡河，才能避免石達開全軍覆滅的命運，才能到川西與四方麵軍會合。各級軍政首長務必重視問題的嚴重性。一著不慎，滿盤皆輸。”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紅軍兵分兩路，林彪率紅一軍團司令部、二師和五軍團沿大渡河西岸趕赴瀘定橋，毛澤東隨一軍團行動，劉伯承、聶榮臻率已經渡河的一師和幹部團沿大渡河東岸前進。
從安順場到瀘定橋，直線距離為一百七十公裏。林彪決定派二師四團，即威名遠揚的王開湘、楊成武團為全軍前衛團，於三天之內奪下瀘定橋。
28日清晨5時，四團政委楊成武接到軍團通訊員飛馬送來的林彪的命令:
軍委來電，限左路軍於29日以前奪取瀘定橋。你們要用最高速度的行軍力和堅決機動的手段，去完成這一光榮偉大的任務。
我們預祝你們勝利。
看罷命令，楊成武差一點驚懵了。這意味著兩天的路程要作一天趕。楊成武懷疑軍團長林彪的命令把日子算錯了。但是，“軍令如山倒”，不能有一分一秒的拖延。四團立即出發，日夜兼程，終於在29日晨6時以前趕到了瀘定橋邊。
瀘定橋，流水湍急，巨浪拍岸，徒涉和船渡根本不可能。橋頭一塊石碑上刻著兩行字:
瀘定橋邊萬重山
高雲入峰千裏長
大河之上有一座鐵索橋，由十三根碗口大的鐵索組成。兩邊各有兩根作橋欄，底下並排九根做橋麵，鐵索上的木板已被敵人抽走，隻剩下滑溜溜、光禿禿的幾根鐵索。四團二十二位突擊勇士，手持槍，背挎刀，腰纏手榴彈，冒著敵人密集的槍彈，攀著橋欄，踏著鐵索向對岸衝擊。黃昏時分，英雄的紅四團牢牢地控製了瀘定橋。
隨後趕到瀘定橋的林彪向紅四團表示了祝賀。他決定發給每位參加飛奪瀘定橋的英雄一套列寧服、一本筆記本、一支鋼筆、一個搪瓷碗、一個搪瓷盤和一雙筷子。在當時，這是紅軍戰士能夠得到的最高獎賞。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回想起來，聶榮臻仍是心有餘悸，他說:
如果不是有一師渡江，與二師四團夾江而上，飛奪瀘定橋是否能夠那樣得手，也很難預料。固然四團動作神速勇猛確有獨到之處，如果我們當時奪不到瀘定橋，我軍又是一個怎樣的處境呢?
也許曆史就要重寫或另辟篇章了。飛奪瀘定橋的壯舉，給紅一軍團戰史增添了一道永不褪色的光彩，戰爭幸運之神又一次光臨了林彪——紅一軍團的軍團長。
金沙江位於長江的上遊。它穿行在川滇邊界的深山狹穀間，江麵寬闊，水急浪大。如果紅軍過不去，就會被敵人壓進深山狹穀，遭致全軍覆滅的危險。當紅軍大隊人馬向金沙江挺進時，蔣介石如夢初醒恍然大悟，認定紅軍的目的地既不在貴陽，也不在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無疑”。1935年4月28日，他下達命令，控製渡口，毀船封江。就在紅軍進抵金沙江前夕，江邊的敵人已將所有船隻掠到北岸了。
1935年5月3日，軍委幹部團的同誌們接受了搶奪皎平渡的任務。他們二話未說，翻山越嶺日夜兼程180裏，當天夜晚就來到了金沙江邊。在渡口，他們幸運地找到了一條船。原來這條船是送探子來南岸探查情況的，探子不知跑到哪裏去了。後來，他們又在當地農民的協助下，從水裏撈出了一條破船，用布把漏洞塞上。
然後，他們乘坐這兩條船悄悄地渡到北岸。敵人的哨兵以為探子回來了，沒有在意。他們來了個突然襲擊，一舉消滅了一連正規軍和一個保安隊，控製了皎平渡兩岸渡口。後來，他們又找到了五條船，動員了36名艄公。
與此同時，紅一軍團趕到了龍街渡口，紅三軍團趕到了洪門渡，但這兩個渡口都沒有船隻，加上江寬水急無法架橋。軍委命令他們迅速轉到皎平渡過江。
從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時間裏，紅軍主力就靠這7隻小船從容地過了江。擔任後衛的9軍團在南渡烏江以後奉軍委命令一直在黔西繞圈子，時東時西，忽南忽北，牽製了敵人部分兵力。5月6日，他們到了雲南東川與巧家縣之間，並於5月9日在樹節渡順利地渡過了金沙江。兩天以後，敵人的追兵才趕到南岸。可是紅軍已經毀船封江，遠走高飛，無影無蹤了。
1935年5月3日，軍委幹部團奪下皎平渡，在7天7夜的時間裏，紅軍主力就靠7隻小船從容地過了江。擔任後衛的8軍團在南渡烏江以後奉軍委命令一直在黔西牽製敵人兵力，並於5月9日在樹節渡順利渡過金沙江
1935年5月25日，一方麵軍在安順場強渡大渡河後，要用僅有的幾隻小船將幾萬紅軍渡過河去，最快也要一個月的時間。而國民黨的追兵緊追不舍，形勢十分嚴峻。當急之下,於5月26日上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林彪、聶榮臻、羅榮桓、羅瑞卿匯報後，當即作出了奪取瀘定橋的決定。其部署是由劉伯承、聶榮臻率領紅一軍團一師和陳賡、宋任窮領導的幹部團為右路軍，由中央縱隊及1、3、5、9軍團為左路軍夾河而上攻取瀘定橋。左路軍由王開湘、楊成武率領的紅二師四團為前鋒攻擊前進，5月28日，紅四團接到紅一軍團命令：“王開湘、楊成武：軍委來電，限左路軍於明天奪取瀘定橋，你們要用最高的行軍速度和堅決機動的手段，去完成這一光榮的任務。你們要在此戰鬥中突破過去奪道州和五團奪鴨溪一天跑一百六十裏的記錄”。接令後紅四團後晝夜兼行240華裏山路，於29日晨出其不意的出現在瀘定橋西岸並與敵軍交火。
當時百餘米的瀘定橋已被敵人拆去了約八十餘米的橋板，並以機槍、炮兵各一連於東橋頭高地組成密集火力，嚴密地封鎖著瀘定橋橋麵。中午，紅四團在沙壩天主教堂內召開全團幹部會議，進行戰鬥動員，組織了由連長廖大珠、指導員王海雲率領的23名奪橋突擊隊。下午四點，23名勇士身掛衝鋒槍，背插馬刀，腰纏十來顆手榴彈，冒著槍林彈雨，爬著光溜溜的鐵索鏈向東橋頭猛撲。三名戰士在王友才的率領下，緊跟在後，背著槍，一手抱木板，一手抓著鐵鏈，邊前進邊鋪橋板。當勇士們爬到橋中間時，敵人在東橋頭放起大火、妄圖以烈火阻擊紅軍奪橋。勇士們麵對這突如其來的烈焰，高喊“同誌們，這是勝利的最後關頭，鼓足勇氣，衝過去!莫怕火，衝呀!敵人垮了，衝呀!”廖大珠一躍而起踏上橋板，撲向東橋頭，勇士們緊跟著也衝了上來，抽出馬刀，與敵人展開白刃戰。此時政委楊成武率領隊伍衝過東橋頭，打退了敵人的反撲，占領了瀘定城，迅速撲滅了橋頭大火。整個戰鬥僅用了兩個小時，便奇絕驚險地飛奪了瀘定橋，粉碎了蔣介石南追北堵欲把借助大渡河天險將紅軍變成第二個石達開的美夢。瀘定橋因此而成為中國共產黨長征時期的重要裏程碑，為實現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紅一、二、四方麵軍會合，最後北上陝北結束長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不朽的篇章，有“十三根鐵鏈劈開了通往共和國之路”的壯美讚譽，新中國十大開國元帥，其中就有七位元帥長征時經過了瀘定橋。當時在激戰後的瀘定橋上，劉伯承元帥曾用腳重重地在橋板上連跺三腳，感慨萬千地說“瀘定橋，瀘定橋，我們為你花了多少精力，費了多少心血，現在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朱德總司令在長征回憶中題詞“萬裏長江猶憶瀘關險”的詩句，充分說明了紅軍長征飛奪瀘定橋的艱險與壯烈。
1935年5月25日，中央紅軍部隊在四川省安順場強渡大渡河成功，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順場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紅4團第2連連長廖大珠等22名突擊隊員沿著槍林彈雨和火牆密布的鐵索奪下橋頭，並與左岸部隊合圍占領了瀘定城。中央紅軍主力隨後從瀘定橋上越過天險，粉碎了蔣介石殲滅紅軍大渡河以南的企圖。
比起紅軍強行軍創造的奇跡，22勇士飛奪瀘定橋更是奇跡中的奇跡。22勇士飛奪瀘定橋的故事早已為人們熟知，然而，在22個勇士中，如今隻有5個人的名字被後人得知，其餘的大多數人，我們甚至連他們的名字是什麽都已不知道。
強渡大渡河17勇士的名字，是因為《戰士報》一八六期上的記載而被後人得知。然而，飛奪瀘定橋22勇士的名字，卻沒有得到這樣幸運的記載。
同為紅一軍團所屬的部隊，為什麽紅一軍團政治部編印的《戰士報》隻登載了17勇士的名字卻沒有登載22勇士的名字？這是長期以來人們心中的一個困惑。王永棉老人給出了這樣的猜測:目前人們所能找到與紅軍大渡河戰役有關的《戰士報》，隻有1935年5月26日出版的第一八四期和1935年6月3日出版的第一八六期，它們的原件都收藏於中國軍事博物館。強渡大渡河戰鬥是5月25日打響的，而飛奪瀘定橋戰鬥是5月27日打響的。一八四期《戰士報》的主要內容是介紹前一天安順場強渡大渡河的戰鬥，而到了一八六期《戰士報》，內容已經是介紹大渡河全部戰役的情況，頭條標題就是《大渡河沿岸勝利的總結》。這樣我們自然就可以想到，這中間一定還有《戰士報》第一八五期，而且這張報紙的內容差不多可以肯定就是介紹飛奪瀘定橋的戰鬥。那麽，我們是不是可以合理地猜想，飛奪瀘定橋22勇士的名單就登載在一八五期的《戰士報》上？而一八六期《戰士報》登載17勇士的名單，是對一八四期《戰士報》應該登而未登的內容的一個補充？
這僅僅隻是一個猜測。當然，也存在著另外的可能，就是因為報紙版麵所限，它們來不及去登載那22個勇士的名字了。《戰士報》第一八五期已經缺失，給紅軍曆史研究帶來太多的問號。
22名勇士是怎麽選出來的？
事實上，關於飛奪瀘定橋的勇士，到底是21名，還是22名甚至是23名，也不是完全清楚的。比如一八六期的《戰士報》，上麵寫的就是“二連21個英雄首先爬鐵鏈冒火過河”。現在，根據時任紅四團政委的楊成武將軍發表在《星火燎原》上的著名回憶文章《飛奪瀘定橋》，人們把飛奪瀘定橋的勇士定為22名。
1986年，王永棉在瀘定縣委派下，趕赴北京拜訪當年紅四團黨總支書記、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鐵道兵司令部副司令員的羅華生將軍。羅將軍告訴王永棉，當年的22勇士，是他親自到二連挑選出來的。當時他挑人的標準是，凡是幹部，包括連長、指導員、黨支部書記及排長，首先要挑出來。曾經是戰鬥英雄的，比如在渡烏江戰役中立過功的，也要挑出來。平時作戰勇敢的，挑出來。挑選出來的人，必須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起碼也要是入黨入團積極分子。突擊隊的任務是二連連長廖大珠搶下來的，就由廖大珠擔任突擊隊的隊長。
1985年，瀘定縣籌備“飛奪瀘定橋”勝利50周年紀念慶典，王永棉受縣裏委派赴北京邀請楊成武將軍參加慶典，曾當麵向楊將軍詢問有關22勇士的線索。楊將軍告訴王永棉，當年戰事非常緊張，打完瀘定橋，部隊又繼續向前打，22勇士的名字沒有來得及記下來。後來在長征路上，他們多數同誌都先後犧牲了。當時，楊成武將軍說到這些時，情緒十分激動，他一遍一遍地呼喚——我的22名勇士，你們在哪裏，在哪裏啊，說著說著，竟老淚橫流……
根據楊成武、羅華生等老將軍們的回憶，飛奪瀘定橋22勇士中，有4個人的名字是可以記起來的，他們是:二連連長廖大珠，二連政治指導員王海雲，二連支部書記李友林，及抽調支援的三連支部書記李金山。
瀘定縣的同誌們在解放後的追訪中，還找到了第5位勇士的下落，那就是副班長劉梓華。
第5位勇士的下落是怎樣找到的？
在瀘定橋邊的“紅軍飛奪瀘定橋紀念館”裏，莊嚴肅穆地豎立著22根方柱子，它們代表著當年飛奪瀘定橋的22位勇士。它們絕大多數是無字碑，隻有5根柱子上刻有名字，而在這5根柱子中，隻有一根上麵雕刻有頭像，這根柱子代表的勇士就是劉梓華。
22名勇士中，惟一留下下落和相片的勇士就是劉梓華，劉梓華的雕刻頭像就是根據他本人的相片製作的。關於劉梓華下落和相片的獲得，有一個曲折艱難的尋訪過程，而我們的采訪對象王永棉就親身參與了這個過程。
在王永棉的日記本上清楚地記著，1974年10月19日，當時的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長朱丹，在一次會議上提出，新中國成立這麽多年，紅軍飛奪瀘定橋22勇士的情況和下落，還一直搞不清楚，實在說不過去，瀘定縣的同誌們要下力氣搞點調查。朱丹是一位演員，曾經在電影《達吉和她的父親》中扮演父親。也許與朱丹的這次講話有關吧，也許還有別的什麽推動力量，1975年，瀘定縣所在的甘孜州成立了一個紅軍長征文物調查小組，由三人組成，王永棉擔任了組長。
從1975年5月到9月，近5個月的時間裏，調查小組從四川到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山東、江蘇、江西、湖南、貴州、廣西，差不多繞半個中國走了一圈，搜集有關的紅軍長征文物，其中調查22勇士下落是他們時刻放在心頭的一項重要任務。
1975年8月，調查組來到江西南昌，在參觀江西的革命烈士紀念館時，在一個大陳列廳裏，看見掛著很多相片，上麵都是在各個曆史時期參加革命戰爭的江西籍的烈士，下麵還有他們的簡單生平。
王永棉一個一個認真地看，突然他眼前一亮，心中一陣狂喜。他發現了一個叫劉梓華的相片，他的生平介紹中寫著，“劉梓華同誌是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英雄之一。”
王永棉連忙叫來一起去的同誌，但一個同誌提醒他:“你看清楚了沒有？前麵寫的是強渡大渡河啊。”自從楊得誌將軍寫了《強渡大渡河》、楊成武將軍寫了《飛奪瀘定橋》兩篇文章後，這兩個詞幾乎成了專用詞組，分別特指發生在安順場和瀘定橋的戰鬥。
但這畢竟是個重大發現，他們立即去找紀念館的管理同誌，但對方告訴他們紀念館所知的情況也隻限於展覽內容這麽多，不過他們告訴王永棉，這些材料的來源是河北省廊坊軍分區。
1976年1月26日，瀘定縣方麵給廊坊軍分區去信去函，了解有關劉梓華同誌的情況。1977年1月15日，瀘定縣方麵收到了回信，信中肯定劉梓華就是當年飛奪瀘定橋的英雄，並說明劉梓華生前係天津廊坊軍分區的副參謀長，1951年患惡性淋巴腫瘤去世。
廊坊軍分區的來信雖然令人鼓舞，但也很簡單抽象。為了進一步了解求證事實，1978年5月，瀘定縣方麵派出鄭發榮、文榮普兩位同誌前往廊坊軍分區調查。那時候，劉梓華同誌的妻子還在，他的兒子也在。他們分別從軍分區方麵和劉梓華家中借來了劉梓華的“軍人登記表”和日記本。而在王永棉手中，至今仍保留著當年劉梓華“軍人登記表”的抄錄件。
在這份抄錄件上，記者看到，其中幾項是這樣寫的:
劉梓華。籍貫:江西萍鄉縣安源區二鄉梓木村。1929年入伍，1931年6月參加共產青年團，1933年8月轉黨，介紹人:肖華。作戰次數:無數。負傷次數:9。殘廢等級:二等。在受過何種獎勵一欄中，說明係長征渡過烏江和大渡河十七、十八勇士之一。在受過何種處分一欄中，說明因1936年丟掉18英雄獎章，而受到黨內警告一次。特別關鍵的一點是，在履曆欄中清楚填寫著，1935年2月起，在紅軍一軍團二師四團一營二連任副班長。而這正是擔負飛奪瀘定橋任務的連隊！
22勇士為何隻是18枚獎章？
這裏還有一個疑問，飛奪瀘定橋是22勇士，為什麽在劉梓華的軍人登記表中，寫的卻是18勇士，丟失的也是18英雄獎章？王永棉告訴我們，據楊成武將軍回憶，飛奪瀘定橋戰鬥結束後，點名時發現，22勇士在戰鬥中犧牲了3名或4名同誌，具體是3名還是4名，楊將軍也記不清了。如果是犧牲了4名同誌的話，那麽剩下的剛好是18勇士！我們可以想像，在長征的特殊環境下，對犧牲同誌的獎勵既無法記入檔案，也無法寄往家中，也許就隻把獎章頒給活下來的同誌，那麽獎章也就隻是18枚英雄獎章了。
回到北京後，記者在美國記者哈裏森·索爾茲伯裏寫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找到了旁證，書中在寫到飛奪瀘定橋戰鬥時說道:“在這場拚死的攻擊中，二十二人中有十八人活下來了，而且沒有受傷。”
大渡河上的紅軍勇士們，我們今天已經難以找到他們的完整下落，但是他們的精神，已經深刻感染、影響了無數後來人，包括我們麵前那些可愛可敬的采訪對象們。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