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風聲緊，雨意濃。自1968年起，中蘇邊境緊張氣氛增加，衝突規模明顯增大。
1968年1月，大批蘇軍侵入中國七裏沁島地區，1969年3月，蘇軍侵入中國珍寶島地區，1969年6月和8月，新疆又發生中蘇武裝衝突。
毛澤東說：要準備打仗。
中央內部實際上存在兩種不同意見。以林彪為首的、以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為主要成員的軍委辦事組認為戰爭危險迫在眉睫。以陳毅牽頭，有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參加的國際形勢研究小組，則認為蘇聯不敢挑起反華大戰。
風聲緊 雨意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直麵臨著帝國主義的封鎖、包圍和戰爭威脅。
從60年代初起，隨著中蘇關係的破裂、惡化，中蘇邊境出現了緊張局勢。1962年10月，印度軍隊在中印邊界東西兩段向我國邊防部隊發動全麵進攻，我邊防部隊被迫自衛還擊。同年，盤踞在台灣的蔣介石集團，也企圖利用大陸的暫時困難“反攻大陸”。1969年以後，美帝國主義不斷擴大在越南的戰爭，對中國形成了越來越嚴重的威脅。這一係列嚴峻的事實，使得中國領導人不能不把國家安全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慮，不能不高度重視國防建設和戰備工作。 60年代後，這種重視的程度日益提高。1964年5月至6月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把國防看作是與農業並列的“一個拳頭”。他從存在著新的世界戰爭的嚴重危險的估計出發，提出在原子戰爭時期，沒有強大、穩固的後方不行。據此，他提出了把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下決心搞好三線建設。
1965年4月12日，針對美國侵越戰爭不斷升級的趨勢，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鑒於美帝國主義正在越南采取擴大侵略的步驟，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國，嚴重地威脅著我國的安全;因此，中央認為，在目前形勢下，應加強備戰。《指示》號召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準備應付最嚴重的局麵，要發揚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盡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根據中共中央提出的“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方針，1965年9月初，國家計委重新草擬了《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匯報提綱》。《匯報提綱》明確提出，“三五”計劃必須立足於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線”建設，集中力量盡快地把“三線”地區的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建設起來，逐步改變工業布局;發展農業生產，相應地發展輕工業，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匯報提綱》要求把建設重點放在“三線”地區，指出把“三線”建設成為初具規模的戰略大後方是關係“三五” 計劃全局和國家安危的大問題，也是解決長遠和當前備戰任務的一個根本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如果不采取堅定的態度，就會犯方針性的錯誤。據此，《匯報提綱》認為，加快“三線”建設是“三五”計劃的核心。
在1965年9月至10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會議上，各省、各部及軍內各部門著重匯報、交流了全麵加強戰備、加速三線建設的情況和計劃。
會議同意“三五”計劃的基本方針為：“以國防建設第一，加速‘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自此，經濟建設的中心從解決吃穿用轉變為備戰。
1966年，毛澤東對“備戰、備荒、為人民”這一戰略口號做了具體解釋。他指出，第一是備戰，人民和軍隊總的先有飯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則雖然有槍炮，無所用之;第二是備荒，遇到荒年，地方無糧、棉、油等儲備，依賴國家接濟，總不是長久之計，一遇戰爭，困難更大;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
戰備在“天下大亂”後走向複蘇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雖然黨中央和毛澤東依然保持著對外敵入侵的高度警惕，主觀上仍想繼續加強戰備工作，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麵奪權、全麵內戰、天下大亂的情況下，軍隊和地方的戰備工作均受到嚴重的衝擊和破壞，有的甚至已經陷於癱瘓和停頓。
1968年9月，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先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在1968年9月7日發表的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麵勝利萬歲》的社論中指出：這“是奪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麵勝利進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標誌著整個運動已在全國範圍內進入了鬥、批、改的階段。”按照毛澤東的設想，這意味著“文化大革命”已由“天下大亂”的階段進入了“天下大治”的階段，在當時，由於“文化大革命”自身的性質，雖然“天下大治”的理想不可能實現。但與“全麵奪權”、“全麵內戰”時期相比，在全麵鬥、批、改階段，國內形勢還是較為平穩、安定了一些。遭到嚴重幹擾、破壞的各項工作得以有所恢複，有所發展，部隊和地方的戰備工作也有可能比較正常地運行。
與此同時，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國際形勢也發生了一些顯著的變化。6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在越戰泥潭中越陷越深，難以自拔。隨著越南戰爭的升級，美國國內反戰呼聲日盛，美國困難越來越大。而在這一段時間裏，蘇聯卻迅速地擴展了其軍事力量，並以此為憑借在全世界到處伸手。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軍事力量的競爭朝著有利於蘇聯方麵發展。美蘇爭霸出現了蘇攻美守的局麵。而正是在這段時間裏，中蘇兩國關係急劇惡化，兩國之間不斷發生邊境磨擦。此外，加之意識形態方麵的尖銳對立，中國方麵越來越傾向於認為，來自與自己接壤並擁有龐大軍事力量的蘇聯的威脅日益增加，它正在成為中國最現實、最危險的敵人。有鑒於此，自60年代中期起，中國戰略防禦的重點逐漸由南向北轉移，放在“三北”(華北、東北、西北)地區。隨著中蘇邊境衝突事件迅速增加，特別是1968年7 月以蘇聯為首的華約部隊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大規模突然襲擊，中國領導人對蘇聯大規模入侵的緊迫性、嚴重性的估計急劇上升，迫切希望搞好各項戰備工作，以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這是中共九大前後戰備工作高潮的外部原因。
1968年9月，全國(除台灣省外)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全部成立以後，戰備工作立即被當作一項緊迫的重要工作提上革委會的議事日程。
1968年9月7日，北京市舉行群眾大會，慶祝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全部成立。周恩來在大會上代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最徹底的、最全麵的政治動員，軍事動員，如果國外的敵人敢於來侵犯我們，我們就按照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堅決地、徹底地、幹淨地、全部地消滅他們。”
同年9月30日，林彪在慶祝國慶19周年大會講話中說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要時刻保持警惕，加強戰備，保衛國防，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隨時準備消滅一切於敢於來犯的敵人!”
在同年10月31日通過的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中，有關的提法是：“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對於豺狼成性的美帝國主義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叛徒集團，我們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如果敵人膽敢把戰爭強加到我們頭上，我們就堅決、徹底、幹淨、全部消滅之。”
1969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元旦社論《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指出“越是在勝利的大好形勢下，越是要保持清醒的頭腦，百倍提高革命警惕。我們要不斷加強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繼續做好擁軍愛民的工作，進一步鞏固國防，隨時準備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一切敢於侵犯我國的敵人!隨時準備解放我國的神聖領土台灣!”不難看出，以上言論雖然提到了外敵入侵的可能和備戰問題，但基本上屬於一般號召，沒有給人多少緊迫的感覺。實力代表一切
自1968年起，中蘇邊境緊張氣氛增加，衝突規模明顯增大。1968年1月，大批蘇聯邊防軍人越過烏蘇裏江主航道中心線，侵入中國七裏沁島地區，用裝甲車壓死、撞死、撞傷中國漁民多人。1969年2月，蘇聯遠東邊防軍進入一級戰備狀態。1969年3月，蘇聯軍隊入侵中國領土珍寶島地區，造成嚴重流血事件。1969年6月和8月，新疆裕民縣塔斯提地區和新疆鐵列克提地區又發生了中蘇武裝衝突，戰爭氣氛更加濃厚。1969年下半年後，蘇聯的反華戰爭輿論明顯增加，蘇聯還私下向美國等國家試探對中國核設施發動“外科手術”式突然襲擊的可能性。中國更直接、更嚴重地感受到來自蘇聯的戰爭威脅，全國性的戰備工作也隨之進入高潮。
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發生後，中國立即做出了強烈的反應。1969年3月4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打倒新沙皇》。社論明確指出國家安全所麵臨的主要威脅，以及形勢的嚴峻和緊迫。社論指出“蘇修叛徒集團不斷武裝侵犯我國領土，製造邊境事件，這個事實又一次使全世界人民看清，這一小撮叛徒是徹頭徹尾的社會帝國主義者，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他們對一些東歐國家的人民任意進行殘酷的掠奪和野蠻的壓迫，甚至出動幾十萬軍隊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把東歐的大片土地作為他們的勢力範圍，企圖建立沙皇式的殖民帝國。同時，他們也把這一套搬到亞洲來……而且妄圖進一步侵略中國的領土……他們的胃口比沙皇還大。”社論最後說：“我們警告蘇修叛徒集團：中國的領土主權絕不允許任何人侵犯……如果你們繼續進行軍事挑釁，就一定要受到嚴厲的懲罰。不管你們來多少人，不管你們聯合什麽人一起來，我們都要把你們堅決徹底幹淨全部消滅之。”
1969年3月5日，社論發表的第二天，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提出：“要準備打仗。”同月15日，在中央碰頭會上，毛澤東又具體地說到了對付蘇聯可能發動的戰爭的問題。
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通過的政治報告中，以較大的篇幅說到了國際形勢和中蘇邊界問題。報告指出：“我們決不可因為勝利，放鬆自己的革命警惕性，決不可以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性。我們要作充分準備，準備他們大打，準備他們早打，準備他們打常規戰爭，也準備他們打核大戰。”
在1969年4月28日舉行的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說到了要準備打仗的問題。他說，備戰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準備。精神上的準備，就是要有打仗的精神。不但是我們中央委員會，要使全體人民中間的大多數有這個精神準備。
分歧
當時，在中國的最高決策層內，在戰備與作戰的一些主要問題上，認識比較一致。例如：關於世界大戰問題，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戰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製止戰爭(毛澤東語);在戰略方針上，60年代中期以後，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表現為“積極防禦，誘敵深入，打人民戰爭，打殲滅戰”，防禦重點在“三北”地區;在戰備問題上，一致同意要以充分、廣泛的戰備工作應付可能發生的大規模外敵入侵，等等。
在戰爭的危險性、緊迫性問題上，當時中央內部實際上存在著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是以林彪為首的，以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為主要成員的軍委辦事組的意見。他們過高估計了戰爭爆發的可能性，認為蘇聯發動大規模入侵的可能性極大，戰爭危險迫在眉睫。另一種是以陳毅牽頭，有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參加的國際形勢研究小組的意見。珍寶島事件後，四位元帥開了兩次會，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報告。報告全麵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及美蘇在全球爭霸的態勢和重點，提出了若幹關係中國戰略方針的重要建議。
報告認為，珍寶島事件的發生，並不意味著對方馬上就要開始從空中、海上和陸地向中國大舉進攻，原因不是對方不想快幹，而是沒有準備好;而且，不論是從美國還是從蘇聯來看，它們目前最迫切最突出的是要安定歐洲，鞏固歐洲，控製歐洲，這也就是說，它們爭奪的重點仍然是在歐洲，珍寶島事件的發生，並未改變這一基本戰略格局。報告同時也著重指出，不能低估戰爭爆發的可能性，要抓緊時間搞好戰備，時間已經成為敵我雙方爭奪的要素。1969年9月17日，在全國貫徹執行中央“八·二八”命令，戰備工作已出現全麵高潮時，國際形勢研究小組又向中央提交了一份研究報告。報告提出，目前壓倒一切的問題是蘇聯會不會大舉進攻我國。報告對此進行了詳細的、科學的分析，指出，蘇聯方麵確有發動侵華戰爭的打算，但它又對戰爭顧慮重重，怕在政治上孤立，怕加劇國內矛盾和經濟困難，怕兩敗俱傷美國得利主宰全球，等等。所以，在可以預想的時期內，蘇聯不敢挑起反華大戰，反而有可能改變對我國的戰爭邊緣政策，進行和談。有鑒於此，我們一方麵要做好戰爭準備，一方麵要采取靈活的策略，用談判方式進行鬥爭，積極開展外交活動，為“革命製止戰爭”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
事實證明，國際形勢研究小組對國際形勢的分析是符合當時的客觀實際的，所提出的戰略方針也是正確的。但在當時，前一種意見占了上風。實力代表一切
走向高潮
九大以後，隨著形勢的發展，戰備工作超出了常備型的軌道，很快進入了突擊性的高潮階段。
1969年6月，為係統研究，製訂對付蘇聯入侵的作戰方案，由中央軍委召集的“三北”會議在北京舉行。
同月，黃永勝、吳法憲等人主持召開軍委辦事組座談會。這次座談會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的要求，提出了龐大的國防建設計劃。邱會作等人先後在會上提出要搞“獨立的、完整的國防工業體係”，“要比洋人還要洋”。他們還指出：“什麽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由於他們盲目擴大軍工生產，1969年的國防費用比1968年猛增××%，1970年、1971年兩年又繼續遞增××%和××%。1969年到1971年這三年，國防工業和國防科研投資在國家基本建設總投資中所占比重平均多達××%，超過1968年不到×%的比重，造成了工農業之間、輕重工業、沿海地區與內地之間的比例失調，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
1969年6月中旬至7月，軍委辦事組召開了一些加強戰備的會議。
同年7月30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紀念建軍42周年社論：《人民軍隊所向無敵》。社論號召：“中國人民和人民解放軍，對於美帝國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必須有足夠的估計。毛主席早就說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們的這個方針是無產階級的方針，是堅定不移的。就我們自己的願望說，我們連一天也不願打。但是，如果美帝、蘇修硬要把戰爭強加到我們頭上，迫使我們不得不打的話，我們一定奉陪到底。”
同年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轉發了軍委辦事組《關於加強全國人民防空工作的報告》。報告要求：在地方各級革委會統一領導下，吸收駐軍和地方有關部門人員，組成各級人民防空領導小組，小組下設辦事機構，承辦日常業務工作。報告規定，人民防空領導小組的基本任務為：組織和進行對機關、部隊和人民群眾戰備思想教育和防空常識教育;擬製對空防禦作戰計劃並組織實施，擬製城市戰時人口疏散計劃並組織實施;組織和訓練群眾性的消防、救護、搶修、治安等隊伍，等等。次日，經毛澤東批準，人民防空全國領導小組成立，組長周恩來、謝富治、吳法憲、閻仲川，辦事機構設在總參作戰部。
1969年9月，軍委辦事組召開全軍戰備工作會議。
同月23日，中國成功地進行了首次地下核試驗。同月29日，中國在西部地區上空成功地進行了一次氫彈爆炸。
同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0周年口號》。口號共29條，其中第11條為：“備戰、備荒、為人民。”第12條為：“提高警惕，保衛祖國!隨時準備殲滅入侵之敵”。第22條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全世界人民就應以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從現在起就要有所準備。”此條為毛澤東審閱時所加。
按照當時流行的說法，“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最大的戰備，但實際上，正是“文化大革命”給戰備工作帶來了嚴重的幹擾和破壞。九大以後，雖然全國 29個省、市、自治區革委會都已成立，整個形勢逐步趨於平穩，但前一階段全麵內戰、天下大亂所留下的後遺症絕不是短時間內可以消除的。而且，“文化大革命”所引發的各種矛盾又在繼續造成新的動亂，嚴重地阻礙著戰備工作的進行。
九大以後不久，山西、河南、江蘇、湖北等一些省、市、地區又出現反複，動亂再起。例如，山西省革委會領導班子長期不和，各拉一派，全省許多地、市又出現了各種另立山頭、製造分裂的造反組織。這些組織在“武裝奪取政權”的口號下，各自擁有專業武鬥組織。這些組織在社會上搞打、砸、搶、抄、抓，衝擊部隊指揮機關，搶奪部隊武器裝備，破壞鐵路公路，武裝襲擊列車，搶占國家銀行、倉庫、商店，構築武鬥據點實行割據，煽動、威脅工人停工停產，煽動農民進城武鬥，等等。為防止事態擴大和蔓延，中共中央於1969年7月23日發出布告，要求武鬥雙方立即無條件停止武鬥，解散武鬥組織，上交武器，掃除一切武鬥據點，依法懲辦壞人，實行歸口大聯合。“七·二三”布告在全國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山西的形勢迅速好轉，其它省、市、自治區存在類似情況的地區也受到震動。布告本身雖然沒有談到戰備問題，但它所針對的問題和所產生的結果都與戰備密切相關。
但是，“七·二三”布告仍不足以解決大規模動亂和武鬥所遺留下來的各種嚴重問題。布告發布後，一些邊遠省、自治區武鬥動亂的問題仍未解決，這與當時已經十分嚴峻的戰備形勢是很不相適的。為此，中共中央於1969年8月28日發布命令，這個命令既是一個廣泛、緊急的戰備動員號令，又是一個推辭嚴厲、態度堅決的要求立即停止戰鬥，安定形勢的命令。命令提出，美帝、蘇修正在加緊勾結，陰謀侵犯我們偉大祖國，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越來越瘋狂地不斷對我國進行武裝挑釁。命令要求邊疆軍民：堅決響應毛主席“提高警惕、保衛祖國”、“要準備打仗”的偉大號召。高度地樹立敵情觀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輕敵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的思想準備，加強軍民聯防，隨時準備殲滅入侵之敵。從這一基本點出發，命令要求：大敵當前，要加強軍民、軍政及軍隊內部的團結，鞏固革委會;反對一切分裂活動，反對資產階級派性;立即解散一切跨行業的群眾組織，解散各種專業武鬥隊，拆除一切武鬥據點，絕對不允許任何人衝擊人民解放軍;要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要狠抓革命，猛促生產，大力支援前線。命令要求，駐邊疆部隊指戰員必須堅守戰鬥崗位，堅決執行命令，服從指揮，嚴守紀律，做好一切戰鬥準備，密切注意敵人動向，作到一聲令下，立即行動。
“八·一二”命令把戰備工作的緊迫性明確地提到了全國人民麵前，把戰備問題與穩定形勢、平息武鬥、消滅派性及加強紀律等問題聯係起來。以此為標誌，全國的戰備工作進入了高潮，並由主要是思想動員進入了全麵的具體實施，由主要是部隊的工作變成了全民的緊張行動，由領導機關的一般工作上升為主要工作之一。
“八·二八”命令下達後，全國各地立即出現了傳達、貫徹的高潮。各省、市、自治區革委發會均在8月底和9月初召開各種會議，宣讀命令，布置、檢查、落實各項戰備工作。例如，甘肅省於8月30日召開省革委會常委會，對照命令檢查了群眾的戰備工作，會議決定：(1)迅速在全省範圍內掀起一個大宣傳、大學習“八·二八”命令的高潮;(2)下決心解決一些地區、廠礦的“老大難”單位的問題，采取果斷措施，把鬧資產階級派性、搞分裂、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人查清，對階級敵人發動一次進攻，徹底解決矛盾;(3)在國慶前整頓一次社會秩序;(4)提前進行戰備物資、人員疏散等工作。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於9月2日和3日連續兩次召開全市大會，號召全市800萬軍民立即動員起來，以高昂的戰備姿態，堅決響應黨中央的命令，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團結起來，準備打仗。大會決定：立即在全市城鄉掀起學習中央命令、執行中央命令的熱潮，用毛主席關於人民戰爭的偉大思想武裝每個人的頭腦，用 “八·二八”命令指導每個人的行動;進一步加強革命大團結，鞏固革命大聯合和三結合，加強革命組織紀律性，堅決反對無政府主義，反對資產階級派性，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從各方麵做好準備，嚴陣以待，堅決鎮壓反革命，維護革命秩序，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掀起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熱潮;有領導、有步驟地整頓民兵組織，要做到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三落實，並加強首都防空設施。
1968年1月，大批蘇軍侵入中國七裏沁島地區，1969年3月，蘇軍侵入中國珍寶島地區，1969年6月和8月，新疆又發生中蘇武裝衝突。
毛澤東說：要準備打仗。
中央內部實際上存在兩種不同意見。以林彪為首的、以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為主要成員的軍委辦事組認為戰爭危險迫在眉睫。以陳毅牽頭，有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參加的國際形勢研究小組，則認為蘇聯不敢挑起反華大戰。
風聲緊 雨意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直麵臨著帝國主義的封鎖、包圍和戰爭威脅。
從60年代初起，隨著中蘇關係的破裂、惡化，中蘇邊境出現了緊張局勢。1962年10月，印度軍隊在中印邊界東西兩段向我國邊防部隊發動全麵進攻，我邊防部隊被迫自衛還擊。同年，盤踞在台灣的蔣介石集團，也企圖利用大陸的暫時困難“反攻大陸”。1969年以後，美帝國主義不斷擴大在越南的戰爭，對中國形成了越來越嚴重的威脅。這一係列嚴峻的事實，使得中國領導人不能不把國家安全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慮，不能不高度重視國防建設和戰備工作。 60年代後，這種重視的程度日益提高。1964年5月至6月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把國防看作是與農業並列的“一個拳頭”。他從存在著新的世界戰爭的嚴重危險的估計出發，提出在原子戰爭時期，沒有強大、穩固的後方不行。據此，他提出了把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下決心搞好三線建設。
1965年4月12日，針對美國侵越戰爭不斷升級的趨勢，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鑒於美帝國主義正在越南采取擴大侵略的步驟，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國，嚴重地威脅著我國的安全;因此，中央認為，在目前形勢下，應加強備戰。《指示》號召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準備應付最嚴重的局麵，要發揚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盡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根據中共中央提出的“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方針，1965年9月初，國家計委重新草擬了《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匯報提綱》。《匯報提綱》明確提出，“三五”計劃必須立足於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線”建設，集中力量盡快地把“三線”地區的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建設起來，逐步改變工業布局;發展農業生產，相應地發展輕工業，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匯報提綱》要求把建設重點放在“三線”地區，指出把“三線”建設成為初具規模的戰略大後方是關係“三五” 計劃全局和國家安危的大問題，也是解決長遠和當前備戰任務的一個根本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如果不采取堅定的態度，就會犯方針性的錯誤。據此，《匯報提綱》認為，加快“三線”建設是“三五”計劃的核心。
在1965年9月至10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會議上，各省、各部及軍內各部門著重匯報、交流了全麵加強戰備、加速三線建設的情況和計劃。
會議同意“三五”計劃的基本方針為：“以國防建設第一，加速‘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自此，經濟建設的中心從解決吃穿用轉變為備戰。
1966年，毛澤東對“備戰、備荒、為人民”這一戰略口號做了具體解釋。他指出，第一是備戰，人民和軍隊總的先有飯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則雖然有槍炮，無所用之;第二是備荒，遇到荒年，地方無糧、棉、油等儲備，依賴國家接濟，總不是長久之計，一遇戰爭，困難更大;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
戰備在“天下大亂”後走向複蘇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雖然黨中央和毛澤東依然保持著對外敵入侵的高度警惕，主觀上仍想繼續加強戰備工作，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麵奪權、全麵內戰、天下大亂的情況下，軍隊和地方的戰備工作均受到嚴重的衝擊和破壞，有的甚至已經陷於癱瘓和停頓。
1968年9月，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先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在1968年9月7日發表的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麵勝利萬歲》的社論中指出：這“是奪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麵勝利進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標誌著整個運動已在全國範圍內進入了鬥、批、改的階段。”按照毛澤東的設想，這意味著“文化大革命”已由“天下大亂”的階段進入了“天下大治”的階段，在當時，由於“文化大革命”自身的性質，雖然“天下大治”的理想不可能實現。但與“全麵奪權”、“全麵內戰”時期相比，在全麵鬥、批、改階段，國內形勢還是較為平穩、安定了一些。遭到嚴重幹擾、破壞的各項工作得以有所恢複，有所發展，部隊和地方的戰備工作也有可能比較正常地運行。
與此同時，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國際形勢也發生了一些顯著的變化。6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在越戰泥潭中越陷越深，難以自拔。隨著越南戰爭的升級，美國國內反戰呼聲日盛，美國困難越來越大。而在這一段時間裏，蘇聯卻迅速地擴展了其軍事力量，並以此為憑借在全世界到處伸手。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軍事力量的競爭朝著有利於蘇聯方麵發展。美蘇爭霸出現了蘇攻美守的局麵。而正是在這段時間裏，中蘇兩國關係急劇惡化，兩國之間不斷發生邊境磨擦。此外，加之意識形態方麵的尖銳對立，中國方麵越來越傾向於認為，來自與自己接壤並擁有龐大軍事力量的蘇聯的威脅日益增加，它正在成為中國最現實、最危險的敵人。有鑒於此，自60年代中期起，中國戰略防禦的重點逐漸由南向北轉移，放在“三北”(華北、東北、西北)地區。隨著中蘇邊境衝突事件迅速增加，特別是1968年7 月以蘇聯為首的華約部隊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大規模突然襲擊，中國領導人對蘇聯大規模入侵的緊迫性、嚴重性的估計急劇上升，迫切希望搞好各項戰備工作，以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這是中共九大前後戰備工作高潮的外部原因。
1968年9月，全國(除台灣省外)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全部成立以後，戰備工作立即被當作一項緊迫的重要工作提上革委會的議事日程。
1968年9月7日，北京市舉行群眾大會，慶祝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全部成立。周恩來在大會上代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最徹底的、最全麵的政治動員，軍事動員，如果國外的敵人敢於來侵犯我們，我們就按照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堅決地、徹底地、幹淨地、全部地消滅他們。”
同年9月30日，林彪在慶祝國慶19周年大會講話中說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要時刻保持警惕，加強戰備，保衛國防，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隨時準備消滅一切於敢於來犯的敵人!”
在同年10月31日通過的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中，有關的提法是：“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對於豺狼成性的美帝國主義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叛徒集團，我們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如果敵人膽敢把戰爭強加到我們頭上，我們就堅決、徹底、幹淨、全部消滅之。”
1969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元旦社論《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指出“越是在勝利的大好形勢下，越是要保持清醒的頭腦，百倍提高革命警惕。我們要不斷加強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繼續做好擁軍愛民的工作，進一步鞏固國防，隨時準備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一切敢於侵犯我國的敵人!隨時準備解放我國的神聖領土台灣!”不難看出，以上言論雖然提到了外敵入侵的可能和備戰問題，但基本上屬於一般號召，沒有給人多少緊迫的感覺。實力代表一切
自1968年起，中蘇邊境緊張氣氛增加，衝突規模明顯增大。1968年1月，大批蘇聯邊防軍人越過烏蘇裏江主航道中心線，侵入中國七裏沁島地區，用裝甲車壓死、撞死、撞傷中國漁民多人。1969年2月，蘇聯遠東邊防軍進入一級戰備狀態。1969年3月，蘇聯軍隊入侵中國領土珍寶島地區，造成嚴重流血事件。1969年6月和8月，新疆裕民縣塔斯提地區和新疆鐵列克提地區又發生了中蘇武裝衝突，戰爭氣氛更加濃厚。1969年下半年後，蘇聯的反華戰爭輿論明顯增加，蘇聯還私下向美國等國家試探對中國核設施發動“外科手術”式突然襲擊的可能性。中國更直接、更嚴重地感受到來自蘇聯的戰爭威脅，全國性的戰備工作也隨之進入高潮。
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發生後，中國立即做出了強烈的反應。1969年3月4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打倒新沙皇》。社論明確指出國家安全所麵臨的主要威脅，以及形勢的嚴峻和緊迫。社論指出“蘇修叛徒集團不斷武裝侵犯我國領土，製造邊境事件，這個事實又一次使全世界人民看清，這一小撮叛徒是徹頭徹尾的社會帝國主義者，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他們對一些東歐國家的人民任意進行殘酷的掠奪和野蠻的壓迫，甚至出動幾十萬軍隊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把東歐的大片土地作為他們的勢力範圍，企圖建立沙皇式的殖民帝國。同時，他們也把這一套搬到亞洲來……而且妄圖進一步侵略中國的領土……他們的胃口比沙皇還大。”社論最後說：“我們警告蘇修叛徒集團：中國的領土主權絕不允許任何人侵犯……如果你們繼續進行軍事挑釁，就一定要受到嚴厲的懲罰。不管你們來多少人，不管你們聯合什麽人一起來，我們都要把你們堅決徹底幹淨全部消滅之。”
1969年3月5日，社論發表的第二天，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提出：“要準備打仗。”同月15日，在中央碰頭會上，毛澤東又具體地說到了對付蘇聯可能發動的戰爭的問題。
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通過的政治報告中，以較大的篇幅說到了國際形勢和中蘇邊界問題。報告指出：“我們決不可因為勝利，放鬆自己的革命警惕性，決不可以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性。我們要作充分準備，準備他們大打，準備他們早打，準備他們打常規戰爭，也準備他們打核大戰。”
在1969年4月28日舉行的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說到了要準備打仗的問題。他說，備戰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準備。精神上的準備，就是要有打仗的精神。不但是我們中央委員會，要使全體人民中間的大多數有這個精神準備。
分歧
當時，在中國的最高決策層內，在戰備與作戰的一些主要問題上，認識比較一致。例如：關於世界大戰問題，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戰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製止戰爭(毛澤東語);在戰略方針上，60年代中期以後，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表現為“積極防禦，誘敵深入，打人民戰爭，打殲滅戰”，防禦重點在“三北”地區;在戰備問題上，一致同意要以充分、廣泛的戰備工作應付可能發生的大規模外敵入侵，等等。
在戰爭的危險性、緊迫性問題上，當時中央內部實際上存在著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是以林彪為首的，以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為主要成員的軍委辦事組的意見。他們過高估計了戰爭爆發的可能性，認為蘇聯發動大規模入侵的可能性極大，戰爭危險迫在眉睫。另一種是以陳毅牽頭，有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參加的國際形勢研究小組的意見。珍寶島事件後，四位元帥開了兩次會，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報告。報告全麵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及美蘇在全球爭霸的態勢和重點，提出了若幹關係中國戰略方針的重要建議。
報告認為，珍寶島事件的發生，並不意味著對方馬上就要開始從空中、海上和陸地向中國大舉進攻，原因不是對方不想快幹，而是沒有準備好;而且，不論是從美國還是從蘇聯來看，它們目前最迫切最突出的是要安定歐洲，鞏固歐洲，控製歐洲，這也就是說，它們爭奪的重點仍然是在歐洲，珍寶島事件的發生，並未改變這一基本戰略格局。報告同時也著重指出，不能低估戰爭爆發的可能性，要抓緊時間搞好戰備，時間已經成為敵我雙方爭奪的要素。1969年9月17日，在全國貫徹執行中央“八·二八”命令，戰備工作已出現全麵高潮時，國際形勢研究小組又向中央提交了一份研究報告。報告提出，目前壓倒一切的問題是蘇聯會不會大舉進攻我國。報告對此進行了詳細的、科學的分析，指出，蘇聯方麵確有發動侵華戰爭的打算，但它又對戰爭顧慮重重，怕在政治上孤立，怕加劇國內矛盾和經濟困難，怕兩敗俱傷美國得利主宰全球，等等。所以，在可以預想的時期內，蘇聯不敢挑起反華大戰，反而有可能改變對我國的戰爭邊緣政策，進行和談。有鑒於此，我們一方麵要做好戰爭準備，一方麵要采取靈活的策略，用談判方式進行鬥爭，積極開展外交活動，為“革命製止戰爭”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
事實證明，國際形勢研究小組對國際形勢的分析是符合當時的客觀實際的，所提出的戰略方針也是正確的。但在當時，前一種意見占了上風。實力代表一切
走向高潮
九大以後，隨著形勢的發展，戰備工作超出了常備型的軌道，很快進入了突擊性的高潮階段。
1969年6月，為係統研究，製訂對付蘇聯入侵的作戰方案，由中央軍委召集的“三北”會議在北京舉行。
同月，黃永勝、吳法憲等人主持召開軍委辦事組座談會。這次座談會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的要求，提出了龐大的國防建設計劃。邱會作等人先後在會上提出要搞“獨立的、完整的國防工業體係”，“要比洋人還要洋”。他們還指出：“什麽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由於他們盲目擴大軍工生產，1969年的國防費用比1968年猛增××%，1970年、1971年兩年又繼續遞增××%和××%。1969年到1971年這三年，國防工業和國防科研投資在國家基本建設總投資中所占比重平均多達××%，超過1968年不到×%的比重，造成了工農業之間、輕重工業、沿海地區與內地之間的比例失調，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
1969年6月中旬至7月，軍委辦事組召開了一些加強戰備的會議。
同年7月30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紀念建軍42周年社論：《人民軍隊所向無敵》。社論號召：“中國人民和人民解放軍，對於美帝國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必須有足夠的估計。毛主席早就說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們的這個方針是無產階級的方針，是堅定不移的。就我們自己的願望說，我們連一天也不願打。但是，如果美帝、蘇修硬要把戰爭強加到我們頭上，迫使我們不得不打的話，我們一定奉陪到底。”
同年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轉發了軍委辦事組《關於加強全國人民防空工作的報告》。報告要求：在地方各級革委會統一領導下，吸收駐軍和地方有關部門人員，組成各級人民防空領導小組，小組下設辦事機構，承辦日常業務工作。報告規定，人民防空領導小組的基本任務為：組織和進行對機關、部隊和人民群眾戰備思想教育和防空常識教育;擬製對空防禦作戰計劃並組織實施，擬製城市戰時人口疏散計劃並組織實施;組織和訓練群眾性的消防、救護、搶修、治安等隊伍，等等。次日，經毛澤東批準，人民防空全國領導小組成立，組長周恩來、謝富治、吳法憲、閻仲川，辦事機構設在總參作戰部。
1969年9月，軍委辦事組召開全軍戰備工作會議。
同月23日，中國成功地進行了首次地下核試驗。同月29日，中國在西部地區上空成功地進行了一次氫彈爆炸。
同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0周年口號》。口號共29條，其中第11條為：“備戰、備荒、為人民。”第12條為：“提高警惕，保衛祖國!隨時準備殲滅入侵之敵”。第22條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全世界人民就應以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從現在起就要有所準備。”此條為毛澤東審閱時所加。
按照當時流行的說法，“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最大的戰備，但實際上，正是“文化大革命”給戰備工作帶來了嚴重的幹擾和破壞。九大以後，雖然全國 29個省、市、自治區革委會都已成立，整個形勢逐步趨於平穩，但前一階段全麵內戰、天下大亂所留下的後遺症絕不是短時間內可以消除的。而且，“文化大革命”所引發的各種矛盾又在繼續造成新的動亂，嚴重地阻礙著戰備工作的進行。
九大以後不久，山西、河南、江蘇、湖北等一些省、市、地區又出現反複，動亂再起。例如，山西省革委會領導班子長期不和，各拉一派，全省許多地、市又出現了各種另立山頭、製造分裂的造反組織。這些組織在“武裝奪取政權”的口號下，各自擁有專業武鬥組織。這些組織在社會上搞打、砸、搶、抄、抓，衝擊部隊指揮機關，搶奪部隊武器裝備，破壞鐵路公路，武裝襲擊列車，搶占國家銀行、倉庫、商店，構築武鬥據點實行割據，煽動、威脅工人停工停產，煽動農民進城武鬥，等等。為防止事態擴大和蔓延，中共中央於1969年7月23日發出布告，要求武鬥雙方立即無條件停止武鬥，解散武鬥組織，上交武器，掃除一切武鬥據點，依法懲辦壞人，實行歸口大聯合。“七·二三”布告在全國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山西的形勢迅速好轉，其它省、市、自治區存在類似情況的地區也受到震動。布告本身雖然沒有談到戰備問題，但它所針對的問題和所產生的結果都與戰備密切相關。
但是，“七·二三”布告仍不足以解決大規模動亂和武鬥所遺留下來的各種嚴重問題。布告發布後，一些邊遠省、自治區武鬥動亂的問題仍未解決，這與當時已經十分嚴峻的戰備形勢是很不相適的。為此，中共中央於1969年8月28日發布命令，這個命令既是一個廣泛、緊急的戰備動員號令，又是一個推辭嚴厲、態度堅決的要求立即停止戰鬥，安定形勢的命令。命令提出，美帝、蘇修正在加緊勾結，陰謀侵犯我們偉大祖國，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越來越瘋狂地不斷對我國進行武裝挑釁。命令要求邊疆軍民：堅決響應毛主席“提高警惕、保衛祖國”、“要準備打仗”的偉大號召。高度地樹立敵情觀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輕敵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的思想準備，加強軍民聯防，隨時準備殲滅入侵之敵。從這一基本點出發，命令要求：大敵當前，要加強軍民、軍政及軍隊內部的團結，鞏固革委會;反對一切分裂活動，反對資產階級派性;立即解散一切跨行業的群眾組織，解散各種專業武鬥隊，拆除一切武鬥據點，絕對不允許任何人衝擊人民解放軍;要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要狠抓革命，猛促生產，大力支援前線。命令要求，駐邊疆部隊指戰員必須堅守戰鬥崗位，堅決執行命令，服從指揮，嚴守紀律，做好一切戰鬥準備，密切注意敵人動向，作到一聲令下，立即行動。
“八·一二”命令把戰備工作的緊迫性明確地提到了全國人民麵前，把戰備問題與穩定形勢、平息武鬥、消滅派性及加強紀律等問題聯係起來。以此為標誌，全國的戰備工作進入了高潮，並由主要是思想動員進入了全麵的具體實施，由主要是部隊的工作變成了全民的緊張行動，由領導機關的一般工作上升為主要工作之一。
“八·二八”命令下達後，全國各地立即出現了傳達、貫徹的高潮。各省、市、自治區革委發會均在8月底和9月初召開各種會議，宣讀命令，布置、檢查、落實各項戰備工作。例如，甘肅省於8月30日召開省革委會常委會，對照命令檢查了群眾的戰備工作，會議決定：(1)迅速在全省範圍內掀起一個大宣傳、大學習“八·二八”命令的高潮;(2)下決心解決一些地區、廠礦的“老大難”單位的問題，采取果斷措施，把鬧資產階級派性、搞分裂、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人查清，對階級敵人發動一次進攻，徹底解決矛盾;(3)在國慶前整頓一次社會秩序;(4)提前進行戰備物資、人員疏散等工作。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於9月2日和3日連續兩次召開全市大會，號召全市800萬軍民立即動員起來，以高昂的戰備姿態，堅決響應黨中央的命令，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團結起來，準備打仗。大會決定：立即在全市城鄉掀起學習中央命令、執行中央命令的熱潮，用毛主席關於人民戰爭的偉大思想武裝每個人的頭腦，用 “八·二八”命令指導每個人的行動;進一步加強革命大團結，鞏固革命大聯合和三結合，加強革命組織紀律性，堅決反對無政府主義，反對資產階級派性，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從各方麵做好準備，嚴陣以待，堅決鎮壓反革命，維護革命秩序，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掀起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熱潮;有領導、有步驟地整頓民兵組織，要做到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三落實，並加強首都防空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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