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衝基金中的華裔合夥人

他是無數個拚搏在美國金融職場中的一個中國人，他也曾是中國證券商的一員。四年美國對衝基金的經曆，讓他充分體會了華爾街的內涵，同時也折射出美國證券市場最近四年的真實的脈動。
　　
　　1995年5月初的一天，記憶裏深圳似乎在醞釀一個如火如荼的夏天。如往常一樣，我還在君安證券上班。二哥打電話過來，告訴我有一封美國堪薩斯大學來的信，看起來有點厚。我當時並不在意，因為我那時已經收到美國一些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但都沒有足夠的獎學金。沒有想到的是，正是這封信改變了我的一生。
　　
　　這是一封從堪薩斯大學數學係發來的博士研究生錄取通知書，並且提供全額獎學金。
　　
　　我很猶豫，不知道應該不應該從君安辭職去美國讀書？我當時在君安自營部作國債交易員，那年火爆的國債期貨市場使得我的職業成為當時最熱門的職業。作為一個交易員，我親眼目睹了萬國證券國債期貨交易的崩潰。而我們君安自營部卻從國債期貨市場上取得了輝煌戰果。自營部經理謝學峰已經私下對我們透露說，由於我和另一位國債交易員王誌華的出色表現，他已經向上麵打報告要求嘉獎我們。
　　
　　但我卻要離開這個我一直夢想的職業。雖然我早就知道堪薩斯大學數學係有一位從斯坦福大學畢業的鄧肯博士在隨機過程方麵頗有造詣，而隨機過程是現代金融理論的數學基礎，鄧肯教授在數理金融方麵發表了一些高水平的論文。但它畢竟是數學係，畢竟是非名校非一流的堪薩斯大學。數學係畢業後能否再重新進入金融投資行業成了我當時最憂慮的事。
　　
　　1995年6月26日，我踏上了從上海飛往美國的飛機。
　　
　　從地圖上發現，堪薩斯大學位於美國中部一個很小的小鎮勞倫斯(Lawrence)，學校距機場大約有一個半小時的路程。到校的第一天，一位台灣教授領著我到堪薩斯大學的各個部門注冊了一圈。在路上，他特意告訴我應該去拜見一下鄧肯教授，因為堪薩斯大學數學係並不長於統計研究，所以對學統計出身的學生並不是非常感興趣(順便提一下，我畢業於複旦大學數理統計專業)。但鄧肯教授發現我的金融背景在數學係裏是非常少見的，就力排眾議堅持錄取我。我早就聽說作為數學係最有名望的教授，非常擔憂鄧肯教授不肯收我為徒，這回看來鄧肯還對我“情有獨鍾”。於是，我來不及欣賞堪薩斯大學漂亮的校園就急急忙忙地趕去拜見鄧肯教授。
　　
　　第一次見到鄧肯教授是在他的辦公室裏，當我自我介紹一番後，鄧肯教授立刻非常高興地對我說：“非常歡迎你，我所有的學生都偏向工程控製方麵，你知道，隨機分析是現代金融理論的奠基石，很高興你將是我第一個直接研究數理金融的學生。”好教授當然是閑話少說，鄧肯教授立刻從書架上抽出一篇論文遞給我：“這是我寫的一篇關於數理金融的論文，你回去研究一下。”我當時還是抱著國內金融研究的印象，心想：“國內金融研究最多也就運用高等代數，即使美國金融研究再發達，憑我大學本科數學專業的功底，這豈不是小菜一碟。”於是我一幅“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樣子對鄧肯教授說了聲：“沒問題。”就把那篇論文接了過來。回到辦公室，掏出那篇論文剛掃了第一眼，心裏大叫一聲：“慘了！”我竟然連論文的題目都看得不太懂，再往下一看，全篇幾乎都是數學公式，許多符號大都一竅不通。
　　
　　我的美國金融生涯也就這樣以一個“下馬威”開始了，餘下的日子裏，我開始整天泡在圖書館裏。一切當然是從最基本的數學理論開始，從離散隨機過程到布朗運動，從實變分析到隨機。1900年，法國數學家LouisBachelier曆史上第一次開創性地把隨機布朗運動運用到股票研究，五年後愛因斯坦發表了那篇著名的有關布朗運動的論文。從此之後，股票走勢的隨機性研究在金融界得到了充足的發展，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後期權以及資本價格理論的發展可以說是創造了當今華爾街的欣欣向榮。這一切都起源於承認股票價格的隨機性。
　　
　　記得我在國內炒作股票或債券時，大家風行技術分析，在技術分析中有個最根本的假設，那就是：“曆史可以重複，股票價格是可以預測的。”
　　
　　鄧肯教授曾經給我們演示了一個簡單的實驗，在這個實驗裏，我們隨機模擬股票價格走勢，我們用拋硬幣來決定第二天股票價格的漲跌，漲跌的幅度由一個隨機的正態分布決定。每一組數據我們共模擬一千天的股票價格走勢，並且把這擁有一千個數據的時間序列按照平常畫股票走勢圖一樣畫出來。我們會驚奇的發現，這樣一個完全隨機產生的模擬股票價格走勢和真實的股票價格走勢極其相似。你可以在模擬股票價格走勢圖上非常容易的發現技術分析所推崇的圖案，比如說：上升（下降）通道、雙肩頂（底），弧圈頂（底）、跳升（降）等等。但我們的數據完完全全是隨機產生的，如果我們用單純的技術分析，錯誤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又繼續這個實驗，這次我們模擬產生五組價格走勢，然後又從道瓊斯指數中選擇了一段真實的股票價格走勢，我們把這六組走勢圖混淆在一起，然後讓專業的金融專家去找出哪一張是真正的股票走勢。我們的結果是，這些專家的選擇同隨機選擇的結果在統計上是沒有任何區別的。
　　
　　這個經典的實驗不是我們自己發明的，它在世界金融界被重複了許多次。
　　
　　轉眼之間，我在堪薩斯學習已滿一年，我又開始新的夢：進入美國金融界。
　　
　　對於像我這樣一個窮學生來說，昂貴的MBA學費象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我於是開始申請金融博士係，因為博士 係一般都提供獎學金。這次非常幸運，由於在堪薩斯大學的研究經曆，我很快被位於聖路易斯市的華盛頓大學金融係錄取攻讀博士學位。華盛頓大學擁有二十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這所大學用高工資誘惑了許多世界知名的科學家，比如說金融係的迪伯維格（PhilDbvig）教授，迪伯維格師從APT模型創始人若斯（SteveRoss）教授，二十三歲博士畢業，不到三十歲即為耶魯大學終身教授，曾以拒絕華爾街雷曼兄弟年薪一百萬美金的合同而名噪一時。華盛頓大學得知其想離開耶魯大學時，立刻用三十萬的年薪，並且許諾盡量減少他的課程安排以滿足其研究欲望，當時該年薪創美國金融係教授最高記錄。
　　
　　在離開堪薩斯大學之前，我向數學係的同學吹噓說：“這回我去了金融係，再也不會被這些數學弄得頭昏腦脹了。”可惜這個夢想幾個小時之後就變成了肥皂泡。
　　
　　風險與回報的科學
　　
　　華盛頓大學離堪薩斯大學隻有四、五個小時的車程。我到達學校後立刻拜訪了幾位師兄，一番交流後發覺各位師兄數學功底非凡，其中兩位竟擁有數學博士學位。一位師兄告訴我，現在在美國學金融，特別是資產價格理論方麵，數學水平至少要達到碩士水平，否則難以生存。我隻好哀歎自己“剛出虎穴，又入狼窩”。
　　
　　其後日子的緊張程度可想而知，在那三年中我基本上很少在半夜十二點之前回家。
　　
　　汗水當然不會白流。我真正理解了“金融是研究風險與回報的關係”這句話。回想我當初在國內操盤時，大多數時候都隻問一個問題：“這個股票會漲到多少？”我們常忽略了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這個股票有多少風險？”
　　
　　比如說，在金融界都知道有一種投資方式叫“加倍策略”，其策略是這樣的：在玩拋硬幣遊戲時，如果我猜對的話我就贏我所押上的錢，從下一次注一元錢開始賭。如果我猜錯的話會輸掉我所押上的錢，但是我會緊接著押上我所有輸掉的錢的總合，外加一元錢，這樣就可以保證下次當我猜對時，我不僅能掙回過去所有輸掉的錢，而且外加一元錢的利潤。
　　
　　很可惜的是，迪伯維格教授於二十年前就證明了這種“加倍策略”必然會導致投資者的破產。其根本思想是：當投資者運用“加倍策略”時，他忘記了他的資本是有限的。用不了多久，投資者將無資本可以“加倍”，那時他所麵臨的隻有破產，並且這種毀滅性打擊到來的時間遠遠比我們想象的快的多。回想起來，在我們的現實世界，從中國的萬國證券到英國的巴菱銀行，這樣的例子可以隨意數來。
　　
　　還有一種投資方式叫作“自殺式加倍策略”，這種策略與前麵的“加倍策略”正好相反，投資者會在每次盈利後加倍投資，而在每次失敗時從頭開始。這種“自殺式加倍策略”更符合人性的心理。
　　
　　LMCT加倍策略的犧牲品
　　
　　約翰·麥瑞外澤（JohnMeriwether）曾任華爾街索羅門兄弟公司合夥人和副主席，親自操盤債券市場交易和全球風險控製管理。這位華爾街20世紀80年代最風雲的人物當時被稱為“宇宙主宰”，一次一位哈佛商學院學生請教麥瑞外澤：“你認為金融市場是有效率的嗎？”麥瑞外澤回答：“是我讓這個市場更有效率。”1991年，其下屬交易員非法透支企圖擠兌美國國債市場，該醜聞險些造成索羅門兄弟公司破產，幸虧沃倫巴菲特出手相救。但麥瑞外澤由於管理不力被迫辭職。
　　
　　1994年，麥瑞外澤聯合前中央銀行副行長大衛·穆林斯以及兩位曾獲得諾貝爾獎的金融學家共同組建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MCT）。LMCT1995年淨收益43％，1996年收益41％，1997年收益17％。1997年標普指數飛漲33％，麥瑞外澤這樣的“宇宙主宰”當然不會滿足17％的淨收益，他於1998年采用了“自殺式加倍策略”，LMCT決定加大投資賭注，麥瑞外澤采用增加投資杠杆的方法，退還投資者將近一半的股本，LMCT所管理的實際資本從75億美金降低到47億美金，但是LMCT依舊通過這區區47億的資本買入同1997年一樣的金融資產1300億美元，這就意味著LMCT把自己的投資杠杆一躍提為28：1。
　　
　　1998年五、六月份，暴風雨開始來臨，住房抵押貸款債券市場的下跌使LMCT虧損16％，LMCT的資本從47億降為40億，投資杠杆從28：1變為了30：1。禍不單行，8月17日，俄羅斯政府宣布停止償還所有債券，這一重磅炸彈引發信用危機，投資者瘋狂拋售股票、企業債券、外國債券、住房抵押貸款債券，搶購美國國債，而這一切都與麥瑞外澤的企望背道而馳，僅8月21日一個交易日，LMCT淨損失5.5億美金。至八月底，LMCT淨虧損52％，而通過杠杆買入的總資產依舊在1260億，投資杠杆此時變成了55：1。此時的麥瑞外澤已經黔驢技窮，又使出了“加倍策略”，9月2日，麥瑞外澤向投資者披露了巨額虧損，並希望每個投資者加倍投資，標準的從“自殺式加倍策略”到“加倍策略”。這回投資者開始清楚的認識到這兩種投資策略的本質，拒絕追加投資。LMCT的虧損繼續惡化，9月28日，LMCT淨虧損92％，資本隻剩下4億美金，投資杠杆此時為250：1。由於LMCT拆借的資金和交易遍及世界各大主要金融機構，其賬麵上共有六萬多筆交易，賬麵價值高達12500億美金，沒有人敢設想LMCT的崩潰可能導致多大的衝擊，美國中央銀行為保險起見，不得不罕見地出麵組織華爾街13家大銀行，聯手以36億美金臨時接手看管LMCT這個爛攤子。
　　
　　兩年後，麥瑞外澤東山再起，成立”JWM合夥人基金”，這回麥瑞外澤變乖了，新基金的宗旨是：“運用最保守的投資策略”。
　　
　　在華盛頓大學的第三年，我越來越感覺到我的“曲線救國”的時機到了。於是在拿到碩士學位後，我把自己的簡曆在布隆勃格（Bloomberg）網站上貼了出去。
　　
　　很快我就接到愛德華的電話，愛德華 當時正在組建一個股票對衝基金，急需一位既有金融市場經驗又懂得計算機知識的人才。我立刻覺得機會來了，創立一個新的公司一直是我的夢想，或許我可以在一家大金融公司謀到一份工資更高的差事，但這種自己在美國創立金融公司的經曆對於我來說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參與這個對衝基金的創立會使我真正融入股票買賣的操作，而非大多數中國留學生雖然名義上在華爾街工作，但實際隻是做後台辦公室的計算機編程或分析工作。
　　
　　我欣然接受了愛德華的工作合同。
　　
　　加盟MQA
　　
　　1999年5月底，我離開了華盛頓大學商學院，來到了美國東部康州一個美麗的海濱小鎮菲爾費德(Fairfield)。菲爾費德離紐約市隻有一個小時的車程，菲爾費德隸屬於菲爾費德郡，整個菲爾費德郡號稱“紐約的富裕市郊”，許多華爾街的老板們都住在康州菲爾費德郡，康州也因此成為美國最富裕的州。前麵提到的LMCT當時就是在菲爾費德郡的格林維奇鎮。康州金融業非常發達，對衝基金公司星羅棋布。
　　
　　我們的MQA公司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裏，由原華爾街攀因外博(PaineWebber)公司總裁唐﹒尼克爾森(DonNickelson)先生出資建立，愛德華作為總經理負責日常公司管理。上班的第一天，愛德華對我說：“我們最終的目標是運用分析模型去尋找股市中不合理的差價，我們不是發表文章，我們的模型要被市場做真正的檢測，這個模型將是我們整個基金的基礎”。
　　
　　愛德華是管理與交易出身，當時領導開發小組，並且擁有豐富的交易經驗，但我很快就發現他對技術方麵卻是知之不多，我也就很快意識到整個開發任務基本上要由我一個人承擔。每次一想到以後會有上億美金的資金會以此模型來投資時，壓力是可想而知的。整個漫長的開發過程既痛苦但又充滿希望，每當我苦思冥想的方法被檢測證明不可靠時，不由自主地會產生一種短暫的挫折感，那時我就會離開計算機到後院的“野草地”裏散步，許多靈感也就是在那塊“野草地”裏的徘徊中產生的。半年之後，係統終於初具原型。但當我們把係統應用到實際市場交易中時，發現雖然回報率遠遠高於股票指數回報，但回報率的波動性卻非常大，這也就是我前麵提到的風險概念。雖然尼克爾森對我們的催促越來越多，在經過許多次探討後，我們還是覺得應該推遲啟動基金投資，應該在我們的係統模型上加入技術分析方法以力求減少回報率的波動性。
　　
　　數據操縱和樣本選擇偏差
　　
　　在將技術分析揉和到基本麵分析中的過程中，我再一次感受到許多投資者經常進入的誤區：片麵主觀地解析分析結果。
　　
　　每一個投資者在做分析研究時都經常會碰到這樣一個現象：某個人會告訴你他發現了一個新的技術分析指標，這個技術分析指標會幫助投資者在三個月之內盈利高達100％等等；然後他會顯示幾種股票的價格走勢圖，在那些走勢圖上，這個技術分析指標的確顯示著驚人的預測能力。但當投資者在市場上真正運用這個技術分析指標時，大多數的結果都是失敗，這個技術分析指標驚人的預測能力消失得無影無蹤。
　　
　　在隨後的三年中，我用計算機編程總共檢測了不下上百種技術分析指標的有效性，我把每一種指標運用到至少2000種美國股票上去檢測其有效性，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樣本選擇偏差，並且為了減少數據操縱，一般拒絕微調指標的參數。我的檢測結果證明95％所謂的“有效”指標無任何預測能力。對那些初步發現有效的指標，我又運用調整參數來檢測該指標的可靠性，我的經驗是：某些技術指標的確有著預測的能力，特別是當把一些技術指標交叉使用時更是如此。但是正如我們不可能發現“永動機”一樣，沒有任何一種技術指標在任何市場情形下都是有效的，至少我不知道。
　　成為重要角色
　　
　　當我們的基金正式投資的時候，我知道愛德華和巴裏對我的市場感覺並非完全相信，我那時真正的市場經驗全部來自中國的工作經驗，對於許多美國投資公司來說，那時的中國經驗是“小兒科 ”遊戲。由於中國和美國在市場的規則、開放性以及複雜性上有著顯著的區別，兩國之間的經驗當然不能“通兌”，但是市場中最根本的投資者的心態是相似的，當投資者進入市場後，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在風險盡可能小的情況下獲得最大的可能的盈利，這點不會因為太平洋的隔離而發生變化。
　　
　　當然，我明白我必須以成果來改變他們對我們的陳見，他們一般都認為中國人在華爾街隻能作數理分析和程序員。
　　
　　在小公司的好處就是基本上每個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參與其他部門的工作，我每天都要參加基金內部投資會議，會議上他們隻安排我分析一下基金的投資風險，原因是所有的風險係統都是我建立的。但是，我們的投資模型係統也是由我建立的，其中的竅門隻有我最明了，在討論投資方向與股票選擇時，我努力抓住每一次機會闡明我的想法，其實這些想法都是我提前準備的。我充分利用知識全麵的特長，並揉合了客觀的數理分析與我多年的市場經驗。前幾次，他們隻是客氣地稱讚幾句，後來他們終於意識到，我的想法多次得到了市場的證明。有一次，我直接反駁了愛德華和巴裏兩人的判斷，當我滿懷信心地陳述我的分析與預測時，我能感覺到他倆很驚詫。
　　
　　從此之後，投資會上我也就成了當然的主角之一。愛德華開始決定在基金中另開一個五百萬美金的分賬戶由我全權掌管，我們兩人在開玩笑之中下定了賭注：每個月誰的賬戶回報率高，誰就贏得一次啤酒。從那時起，我在睡夢中也在琢磨市場走勢，時刻提醒自己：“理性”是我們戰勝市場的武器，理性來自於客觀的科學分析，隻有發揮我自己的長處才能取勝，這就是擁有精湛的分析技術，同時又擁有更重要的因素：寶貴的市場經驗。一年之後，我從愛德華那裏贏了9次啤酒。以後我掌握的賬戶逐漸增加，最高時可影響公司75％的資金。
　　
　　市場的隨機性
　　
　　在我們的基金交易中有幾筆交易頗值得回憶。當時我們的模型係統在對安然的金融狀況以及同類股票的股價分析後，預計安然每股股價應該在18美金左右，在2001年，我們的係統在分析市場走勢後，終於發出了買空的信號，當時安然公司是華爾街的寵物，即使在股市已經下跌一年多的情況下，其股價依然是60多元。我們專門開會討論安然股票，最後決定買空。同年10月底，當安然公司財務醜聞爆發時，我們在13美金平倉，每股淨盈利47美金。也許有人會可惜我們沒有在後來跌到1美金以下時平倉，但我個人認為我們的做法符合正確的風險管理原則。股市上有句名言：“看著過去，我們每個人都能掙錢。”但在醜聞剛爆發時沒有人會料到事態會嚴重到如此地步，即使在事後，美國最大的證券公司美林證券依然發表分析報告，認為安然公司會度過難關。
　　
　　像這種會計醜聞的突發性事件，投資者是無法預測的，這就是市場的隨機性。
　　
　　我們在13美元左右決定平倉，是充分考慮到安然公司股票在狂跌後振蕩肯定會顯著增加，這就意味著如果我們繼續擁有安然公司頭寸，將承擔巨大的風險，這不符合我們基金的風險控製原則。
　　
　　我們在凱馬特（K-Mart）公司的投資卻沒有取得成果，凱馬特是僅次於沃爾瑪的美國第二大百貨零售公司。當年沃爾瑪的股價一路飛漲，凱馬特的股價卻一路下跌到隻有幾美元的地步。我們在分析後認為，凱馬特會觸底反彈，但在我們買入後，凱馬特股價依然不斷下滑，我們很快斬倉出市，亡羊補牢。我們追蹤研究凱馬特股價下滑的原因，最後發現，由於2000年以來美國有許多公司倒閉，特別是眾多通訊公司的倒閉給投資者心理投下了濃重的陰影，投資者普遍抵觸那些擁有大量債券的公司，凱馬特就屬此類。這些公司一旦出現經營不善，投資者往往避而遠之，公司的季度報表不會反映這些不斷變化的市場心態，這也說明了僵化的分析隻會對投資造成損害。後來凱馬特宣布破產，我們慶幸及早出市。“千萬不要和市場作對！”，因時而變是長期立足於市場的重要因素。“錯而能改，善莫大焉。”
　　
　　所有的交易中，我永遠難忘的是“9·11”事件時的交易。在此之前，我們買空了包括西北航空、大陸航空和好幾家保險公司的股票，我們買空這些股票完全基於我們對這些公司財務分析以及整個市場的分析。
　　
　　“9·11”更證明了市場的隨機性。
　　
　　9月17日，股市重新開盤後，當天我們的整個基金盈利2％，這對我們這種市場中性並且沒有運用任何杠杆投資的對衝基金來說，相當於一倆個月的回報率。但那天我們每個人的心情都很沉重，我更希望我所掙的錢不是來自於數千人的生命的代價。我們一直想當然地認為這種事情很遙遠，但誰成想，它突然就出現在我的麵前，我感到震撼。我常常後怕地想，如果那天我正好在那兩座樓裏辦事，或者我們公司當時就設在那裏，我還會為這區區2％的盈利歡呼嗎？但願今後世界上和平永存。

　　CDO在金融上屬於結構金融一類。所謂結構金融即是通過對許多金融工具的組合而重新產生新的金融工具，新產生的金融工具有著同原來的金融工具不同的風險與回報結構，這些新的金融工具會更適合投資者的需要。 假設我們有100種不同企業的風險債券，這100家企業由於經營不善，他們的債券有30％的可能性不能償還。由於投資者的資金有限，投資者隻可能購買一種債券，如果投資者隻單獨購買其中一個企業的債券，投資者會有30％的可能連本金都收不回來，沒有投資者會願意承擔如此大的風險。但下麵讓我們換一種思維，我們每個人都知道統計中的大數定理，如果我們把這100種不同的企業的債券放在一起，根據大數定理，這100種債券中最多隻有30種債券到期時不能歸還借款，這就是說另外70種債券將沒有風險，而我們所麵臨的問題是在債券到期之前無法知道哪70種債券會有能力歸還借款。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以這100種風險債券為抵押發行一個新的債券組合，這個新的債券組合共包括3種等級的債券：
　　
　　第一等級債券發行量占全部債券組合的60％，發行銀行保證無任何風險，並且擁有第一優先權得到任何企業歸還的本金與利息。由於第一等級債券基本上無任何投資風險，其利率也相應比較低。
　　
　　第二等級債券發行量占全部債券組合的10％，該等級擁有第二優先權得到任何企業歸還的本金與利息，也就是說隻有第一等級的債券全部償還完後，第二等級債券才能取得任何企業歸還的本金與利息。第二等級債券投資擁有一定的風險，但其風險遠遠小於單獨購買一個企業的風險債券，所以其利率比第一等級貸款要高，但比企業付給銀行的利息要低的多。
　　
　　第三等級債券發行量占全部債券組合的30％，該等級擁有最後的優先權得到任何企業歸還的本金與利息，也就是說隻有第一和第二等級的債券全部償還完後，第三等級債券才能取得任何企業歸還的本金與利息，所以第三等級債券投資擁有的風險比前兩個等級都要高。
　　
　　這樣，銀行就通過這種新的債券組合，銷售了自己賬戶上大量的風險債券。這對於銀行有多種好處：1）轉移風險：銀行把風險轉讓給願意承擔風險的投資者；2）無風險盈利：由於新的債券組合的風險性明顯減少，銀行需要付給投資者的利率要遠低於企業付給銀行的利率，銀行在極小的風險下贏得不菲的利率差價；3）增加資金流動性：如此一來銀行就解決了資金積累在呆賬上的問題，用新的資金投資更好的投資，這是當今中國銀行業急需解決的問題。
　MQA暫時關閉
　　在MQA的4年裏，我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必須不斷地學習別人的長處才能更好地發展。巴裏是一位有著將近30年華爾街經驗的老手，曾經管理過上百億美元的資金，他像許多老一輩的交易員一樣，對現代的數理分析知之不多，但30年的經驗賦予他敏銳的市場洞察力，有著臨危不懼的大將風度。
　　2002年前6個月，我們的基金回報率為13％，當時市場指數前6個月下跌15％，我們當時決定見利回吐，但還沒有等到我們行動，市場從7月初開始風雲突變，在那之後的幾個月內，指數每天變化1％的日子比前半年增長了一倍多。從7月中旬開始，據說美國最大的共同基金Fidelity拋售將近300億美元股票，股票市場因此一路狂瀉，我們的基金當時從最高點下跌5％，這是我們基金曆史上最大的當月損失。由於我們是市場中性投資基金，5％遠遠超過我們的風險控製警戒線及我們的預期，公司內的壓抑氣氛立刻突現，巴裏此時顯示了其大將風度，果斷地建議斬倉以防更大損失。此決策最後證明是正確的，客戶對我們的風險控製大加讚揚。
　　MQA對衝基金在2000年到2002年的回報率為31％，而同期股票市場指數累積回報率為－40.3％，我們的基金資金量也增加到一億五千萬美元。但這時我們也發現，由於連續三年的股市疲軟，眾多投資者遠離股市，特別是個人投資者更是心灰意冷。市場內隻剩下專業投資人才，大家分厘必爭，利潤率越來越低。如果我們繼續投資的話，就會讓客戶的資金冒不必要的風險。愛德華與尼克爾森在2003年3月決定暫時關閉MQA對衝基金。
　　中國有句俗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現在主動關閉基金，這種“把客戶的資金當作自己的資金一樣”的做法會給客戶留下很好的信任感，一年或兩年以後再重新開張時，客戶會不請自來。
　　轉戰NovaStar

　　恰巧就在此時，一位來自台灣的朋友介紹他所在的熔岩星金融公司（NovaStarFinancialCo.）正在準備創立一個對衝基金，並已著手準備發行該公司的第一個擔保抵押債務（CollateralDebtObligation），急需高級金融人才。
　　總部位於美國堪薩斯市的熔岩星金融公司創立於1996年，1997年成為紐交所上市公司，公司的主要業務範圍是住房貸款。

　　這份工作對我非常有吸引力，於是在4月底，我匆匆忙忙地從康州趕到堪薩斯，以高級金融分析師的身份正式加入了這個新的對衝基金的創立。
　　在整個債券市場中，抵押貸款市場的發行量僅次於政府債券市場。最近五年來，新一代的金融工具即擔保抵押債務（CDO）得到了飛躍式的發展，2002年CDO的發行總量已達到900億美元，並且CDO已從美國開始傳播到世界其他市場。現在中國的國有銀行由於曆史的原因，擁有上萬億的呆滯企業債，如何解決這些呆滯企業債已是銀行商業化的決定性步驟。從現在市場來看，CDO將是解決銀行呆滯企業債的最合適的方法。對於我個人來說，積累債券市場，特別是CDO方麵的經驗，對我以後實現回國發展的夢想將會有著極大的幫助。
　　
　　2000年9月，在經過一年半的辛苦檢測後，我們對所建的股票係統模型的信心越來越高了，MQA的策略價值基金（StrategicValueFund）從五百萬美金開始對投資者開放。
　　在我們的基金正式投資以後，我所有的周末都在加班，我唯一的一次休假是2002年4月公司為獎勵我而把我送到佛羅裏達一個度假村休假三天。
　　數理分析員:華爾街的時髦職業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華爾街用高薪吸引人才，無數的數學、統計、物理以及工程博士們紛紛湧入華爾街各大投資公司，數理分析員成了華爾街最時髦的行業之一。
　　由於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國家在教育上比其他西方國家更偏重數理化，這兩個國家的學生的數理背景令其他人望其項背，因此中國和俄羅斯的數理人才也成了華爾街最緊俏的商品。曾經有美國人哀歎道：“如果這些中國人和俄國人離開這裏的話，華爾街將變得黑暗”。

　　我在完成了係統模型的初步開放之後，就著手建立基金的後辦公室支持係統。那些巨型投資公司的風險分析係統是幾十人、上百人的結晶，而在MQA我隻能靠自己。在仔細思索之後，考慮到MQA的實際情景，我決定放棄運用其他投資公司通用的C＋＋以及JAVA語言，另辟奇徑，采用VB作為界麵，用S＋作為背後風險計算的機器。通過這種設置，我不僅能做到幾乎所有大公司的風險分析報告，並且大大地縮短了我的開發時間。這樣一邊使用，一邊修改，一年後終於形成了以後MQA的一套完整的BETA風險管理係統。
　　“經濟間諜”
　　談到MQA交易下單的數量管理，我就想起一段有趣的“經濟間諜”經曆：
　　2002年下半年，我開始研究下單策略。由於我們必須減少開發時間，我同愛德華提議，必須充分利用那些大證券公司對我們的傭金生意的渴望，抓住每一次與一些公司數量金融專家們談話的機會從側麵探索其中要點。
　　最成功的一次是同占有30％美國下單市場的Instinent公司的兩位博士的會談，我不得不承認這兩位博士可能是華爾街最質樸可愛的“學究”，他們竟然在長達兩個小時的會談中詳細地向我透露了他們的研究成果。在這次會談之前，我實際上對如何實施數理下單管理還是有些一知半解，與他們的談話可謂“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從此我對數理下單管理豁然開朗，人生就是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好事。
　　半年後當我們完全自己負責下單交易時，我們輕而易舉地做到了平均成交價格在VWAP的一分錢之內，比當初我們委托的專業公司還好。

在華爾街，像這種“間諜”我想遠不止我一個人吧。

(ZT)

[05178]

一篇好文章，看了很受啟發，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