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翟明磊
所以呢,不能亂題字。自從溫家寶總理含淚寫下“多難興邦”後，許多災難響應黨中央號召前來中國興邦。
網民們又發明了四個字“多難穿邦”。這四個字好啊。
我曾經問過譚作人（他因揭開汶川校舍倒塌真相而坐牢）的愛人王慶華，你們為什麽有這麽大的勇氣說出真話。王慶華點了枝煙，幽幽地說，輕輕地說——當年的“武鬥之花”風韻天成——她說，當年她在縣裏，親眼看到四川大饑荒是怎麽造成的，那年四川不僅不是天災，不是正常年份，而是豐年。但是莊稼沒有收割就爛在田裏了，土被翻了上來，種上種子，麥苗才有一指長，就又被土掩蓋，然後再種，再長一指長，再被掩蓋，再種，再蓋……神經病嗎，不是。原來，他們為了謊報畝產萬斤，上麵要求他們拍照為證。這一指長就割掉的麥苗就是為了一次次留檔。天府之國當年就是在毛的信徒李井泉書記治下，這樣餓死了一千萬人。這件事情給了她與譚作人說真話的勇氣。
當我們的政府一次次講述英勇的解放軍與老百姓戰勝天災時，我們有沒有想到多少天災實為人禍。
名為天災實為人禍
六十年代大饑荒死亡人數三千萬超過中國有史以來記錄所有餓死人數的總和，“偉大”領袖的“偉大”錯誤。大饑荒起源於反右，打倒了愛說真話的人。謊言從下而上占據了人們的心靈，在幾個正常年份，死亡人數相當於在中國扔下四百五十顆原子彈,大饑荒死亡人數超過二次大戰全世界死亡總數,當然也超過了八年抗戰死亡人數，吃人慘禍有紀錄的有一千多例。（見楊繼繩先生《墓碑》一書）在明知死亡真相時毛澤東卻拒絕開倉救人，河南信陽一百萬人餓死在河南湖北兩省庫存三十八億斤的豐盈糧倉邊。
而1975年8月7日駐馬店在暴雨中大型板橋水庫大壩崩裂，六億立方洪水傾刻間席卷鄉村，直立如壁的驚濤瞬間產生的暴發力衝毀滅了所遇的一切，隨後更多的水庫垮了，1100萬人泡在洪水中，1100萬畝良田被毀。最後死亡八點五萬人，被稱為世界垮壩災難第一名。世界專家們很奇怪，因為世界排行第二的垮壩慘案1889美國約翰斯頓水庫垮壩死亡一萬人，1979年印度曼朱二號水庫垮壩死亡一萬人，從來垮壩一萬人死亡數是極限，駐馬店洪水為何這麽慘？現在也搞清楚了，是當年大興水利的比賽中，在不符合建水庫的易發生暴雨天氣的山區建了一百多個大小水庫，使暴雨一口氣衝垮兩個大型水庫，兩個中型水庫，數十座小型水庫，兩個泄洪區相繼連鎖垮壩。一百多鍋洪水連成一片，才死了那麽多人。
這個李斯家鄉,民不聊生，當地有人這麽唱民歌:“安徽偷，河南騙，總部就在駐馬店。”
二十年後駐馬店又成為了另一場災難的總部. 艾滋病因賣血而起,而賣血是河南省衛生廳官員被GDP衝昏頭腦,決定全省搞血漿經濟,做血製品出口.政府呼籲農民們賣血,但在衛生環節出現嚴重問題. 抽完血回輸給人體的血漿混雜引起感染。貧窮的駐馬店成了河南艾滋重災區。河南政府不聽中央政府指令延遲兩年才關閉血站，隨後三年不僅隱瞞真相，而且沒有采取任何控製措施。導致艾滋病在五年時間裏沒有任抵抗，攻城略地如入無人之境。2003年中國衛生部宣布中國艾滋感染者達一百萬人。
2003年這一悲劇再次重演，薩斯擴散不可控，全世界在抗擊薩斯，發源地中國卻在隱瞞實情，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對傳媒的控製。
一位上海官員對外媒說：“你們外國人比我們還看重每一個人生命.因為你們國家的人民沒有那麽多,我們主要關心的是社會穩定.若掩蓋少數人死亡的消息,有助於維護安定,這麽做是值得的.”有地方大員說“可怕的不是瘟疫，可怕的是媒體。”而事實證明，瘟疫不可能聽黨的話，做黨的好瘟疫。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的官僚體係隻會扼殺言論保政途,遂至薩斯不可收拾。
2008年校舍倒塌，是因為建築質量導致房屋“脆弱倒塌”，上千名學生被瞬間活埋。——人禍。2010年舟曲泥石流是因為近五十年，這一地區森林資源毀滅性的破壞，累計砍伐森林189萬畝。在災難發生前的2005年僅縣城上風口就有十二條災難性泥石流溝道。——人禍。
毒奶粉是因為三聚氰胺。——人禍。
而鋪天蓋地，飛沙鋸石的沙塵暴呢？我曾深入草原。問道於專家與牧民。草原的破壞是來源於我們對遊牧文化的破壞。草原是多種氣候與災難的舞台，生態脆弱，風季與旱季同步，往往半米之下即是古地中海的沙子。所以隻有遊牧，每片草原每年隻有一周的啃食時間，草原才能得到休息。現在草原也學內地漢區承包責任製分草原到戶，每片草原倒有半年甚至全年被啃食，草原怎能不退化？千年常綠的草原，在我們這一代已毀壞殆盡，這是我看到的事實，這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
上海大樓倒下是因為偷工減料，建車庫未用鋼板阻擋軟泥湧來。
甚至連鐵定是天災的地震。也因為官僚機構的不作為，學術界的內鬥。而使龍門山地震預報會商卡無人理睬，耿慶國的十三次預警被官僚笑成“狼來了”……
正是對汶川地震預測的大型采訪堅定了我追尋民主改革的信念。我比任何時候都看清災難的根源。
——同樣是七點一級地震,新西蘭隻有兩人重傷,而玉樹地震死亡2220人死亡，1萬2000人受傷。而且新西蘭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裏15.229人,玉樹州為每平方公裏1.06人,是因為新西蘭人信奉上帝嗎?不,是因為他們信奉民主.而一個能負責任的建築質量來源於負責任的政治。
2009年三峽水庫建成，卻無法實現他向公眾的承諾：能抵禦千年一遇的洪水。這時人們才明白，設計者意思是水庫本身能抵禦，而不是水庫能幫人們抗千年一遇的水災。三峽水庫在下遊大旱時卻在蓄最高水位——因為要發電！……三門峽水庫早已毀滅了關中良田，萬人成難民使毛周兩巨頭望三峽而卻步。明知此情，我們專家們在長官意誌中還是拍馬上了三峽工程，這個瘋子毛澤東也不敢上的工程。
那個雙手滴著學生血的劊子手，他的家族還在榨取中國山河的血……
（順便一提：寫《大遷徙》紀錄三門峽生態難民的謝朝平先生近日被捕）
為什麽災難越來越多？人禍，人禍。豈有它哉，豈有它哉？
隻要政治體製沒有變化,這些災難就會改個名字接著再來,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不安全的。
當年正是這些災難戳穿了烏托邦。如今這些災難每分每秒提醒我們，就象解放前《新華日報》評介國民黨政府“一黨獨裁，遍地是災。”隻有民主才能讓我們走出曆史的大峽穀。
民主救國，別無它路
多難興邦，隻有反思災難的前提下才有效。如今文革博物館不準提，文革的書不能出版，校舍倒塌不追究，汶川地震預測不能問到底，且問多難如何興邦。多難隻能穿邦！
民主是什麽，民主為了什麽？民主其實是壞選擇中最好的一個。丘吉爾說過:“民主製度是最糟糕的製度,除了其他實行過的製度外。”因為正如自由主義學者米賽斯說的，戰爭與革命暴力是一種罪惡，隻要沒有民主這種罪惡就難以避免。結束戰爭，內亂，與災難。民主是為了不崩盤。
“所有的專製者都通過建立絕對統治製造和平，但和平時間隻能和他統治時間相始終，而自由主義看透這一切實屬徒勞因此立誌締造另一種和平。”
民主恰恰不是某些人說的易出內亂的根源。使政治符合大多數民意，最不高興的恰是陰謀家與專製者。“把民主看成革命的同義詞，哪怕是近義詞是何等錯誤，民主不僅不具有革命性，而且它要竭力根除革命。”民主主張漸進，它的脾氣完全厭惡那些革命家，那些人“帶著夢想家的眼光，他們虛構出一個失去的天堂，他們眼中的未來閃爍著玫瑰色光芒，他們譴責我們周圍的一切”。（米賽斯）
但是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對暴政的抵抗也是基本的人權。所以，如果不以民主為基本訴求，反抗的人們可能成為催毀一切的力量，這是革命可怕與現實存在的基礎。而唯有民主使政權屈服於正當民意前，從而消除了革命的基礎。
“中國人素質差不適合搞民主……”印度人笑了。“東方文化沒有民主的傳統……”，台灣人，馬來西亞人，日本人，韓國人，印度尼西亞，泰國……統統笑了。他們笑，當年中國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而九十八年後，現代中國人說中國不適合搞民主。
好的，我不反對任何不民主的製度，請問貴黨領袖如何選出，如果不是用民主的方式，能不能用皇位繼承？或隔代指定？這些統統都不能用了，你不用民主，還能用什麽，叢林原則嗎？
專製不僅會消滅社會，也會引起黨內爭鬥，最終消滅黨。這是溫家寶呼喚民主的根本邏輯。
有多少人相信
溫家寶總理的南巡講話多時了，卻應者寥寥，群起的獻計獻策沒有出現，為什麽，人們不再相信。如果你空話講多了，沒有真實的切入與舉措，誰會相信。今天已不是當年毛主席有指示，大家敲鑼打鼓的年代。人們會問，為什麽政治改革象口頭禪，多年光打雷不下雨，為什麽眾多改革家為政府著想的政改細節，溫家寶先生卻一字不題，舉例說，曹思源先生提出的政改從人大開會直播開始，讓人大真實的爭論與爭吵讓電視前的觀眾看到，人們有關注，改革才有希望。這是多好的建議啊。為什麽溫家寶這邊談政治改革，那邊四川羅江邁出了一小步：人大代表專職化卻被叫停？這麽點小小的民主試驗，而且設計師是公共知識分子中最親政府的於建嶸先生。這也不可以做？
溫先生，你應當做得更多，讓人民相信。
“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
這一點譚作人做到了，胡佳做到了，陳光誠做到了，你沒有做到。
而你是有潛力的，一個經曆皮鞋陣的政治人物，一個親眼目睹廣場學生熱淚的人，你溫文爾雅，飽讀詩書，你每次災難總是衝在前麵，我不相信你在做戲。在做汶川地震預測係列文章後，我采訪的專家有受打壓。潘正權先生在最困難時迎來了國務院辦公廳的一位神秘主任，他說帶著溫總理的批示想讀到《壹報》關於地震預測的文章，潘正權向他交出了所有《壹報》關於地震預測的文章，這位主任臨走時對潘正權說：四川省地震局將會有大地震。此後一直沒有動靜，直到新華社《了望周刊》發表了地震預測的文章，大部分與壹報相似。說明國務院對地震預測的態度變化了。沒多久，四川地震局局長吳耀強下台。這說明你是明智的。
胡溫惰政
一天晚上，我看了紀錄片《含淚活著》：講一個上海知青在日本打了二十多年工，整整十三年後才在日本見了妻子一麵，當他把手輕輕搭在妻子的肩上時，隻用了三個手指——那份愛已經有點陌生了。他用全部的力量守著愛情與承諾，讓女兒讀上美國大學，最終也讓妻子獲得了幸福。他最後說：“就象一個國家總理對國家負責任，我對家庭，妻女是負責任的。日本國民有一種不屈的精神是最值得中國人學習的。”那天晚上，我看著屏幕上這個牙已鬆動的上海男人，流淚了。多少老百姓在為中國可怕的政策失誤買單，付出人生。中國老百姓多是對家庭負責的，相反的不負責任的是誰？”
是你，我們的國家總理嗎？
沒錯，薩斯期間，你們表現果斷，使人民對胡溫新政期待良久。孫誌剛案，你舉措明利。取消農業稅，大得人心。可是言論自由在倒退，金盾工程在升級，司法獨立已喪失。人們期待的胡溫新政成了胡溫惰政。您的表現不合格。請不要責怪人們稱你為影帝，因為你說了很多好話，流了很多眼淚。卻未見你真正的破局行動。
你不是政客，因為你常仰望星空，等待良機。你不是政治家，因為你沒有超越時代，無法象戈爾巴喬夫大破大立。但我尊敬你為政治人物。所以請你思考下麵的問題：
GDP性幻想
沒錯，中國現在GDP本季度超過日本排行世界第二，但這可以稱為強國標誌嗎？要知道中國清王朝在一八二零年的GDP是全世界第一，然而就在二十年之後在鴉片戰爭中敗給了英國。
在甲午海戰中，清王朝曾讓日本人做惡夢的鐵甲艦隊卻如此不堪一擊，一發炮彈擊中，全船竟成大火把，原因是腐敗官員將戰用防火油漆換成了一點就著的民用紅漆，以便從中牟利……
對越自衛反擊戰中，有不少軍區倒賣軍火……
GDP是一種以陽具長度看性功能的經濟性幻想。
在國進民退的形勢下中國實業已危在旦夕，世界工廠沒有經濟實權，中國並沒有真的富強。
沒有民主的國家無法凝聚人心，卻會誕生大刀向警察頭上砍去的楊佳。
一個真正的強國強在民上。美國是一個政府相對較弱，國民自治能力與組織較強的國家。正因為政府弱民強才可以誕生一個富強的民族實體國家。可是看看中國，國進民退到幾時？與民爭利到幾時？古書早已說過，王者之國富民，霸者之國富士，幸存之國富朝廷，將亡之國富國庫。
在你任上，國進民退與民爭利，使我們不僅在政治體製改革上得零分，在經濟改革上還倒扣了分數。喜讀曆史的您不會記不得表麵繁盛的清王朝死在國進民退與民爭利引爆的四川“保路運動”上。
據商務部統計外逃的高官每人帶走了一個億，以至韓寒先生俏皮地說，還有比這個更絕望的嗎，在國內，周邊是中國貪官。出了國，一看，周圍還是中國貪官。
還有多少傑出的人士因為受不了我們的中國式“文明”而移民？
一九八九年的不幸事件後，政權因為失去道德外衣，而隻能以經濟增長來自我合法化。但這種經濟增長也因此是一種無道德的增長，以剝奪勞力階層的方式的增長，使社會越來越陷入弱肉強食的叢林中。這樣的增長我們還要延續多久？
黨在幹社會
這次在北京開會，聽到不少NGO（非政府組織）人士說：現在外匯管理辦法，讓我們“羊（洋）奶”不能喝，“母乳”喝不到，非餓死我們不可。為什麽不可以讓民間慈善一條路呢，為什麽不讓官辦慈善與國家部門脫鉤呢。
溫家寶總理，你聽過這個笑話嗎？爸爸對小明說：在家裏，我就是黨，你們都要聽我的。你媽就是社會，什麽都要做。你奶奶就是祖國，養了我們。你呢是人民，要聽我的話，我也愛你。有一天，老師讓小明用“人民，黨，祖國，社會”造句，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小明先向奶奶請教，發現老人家睡著了，又推開了爸爸媽媽的門，沒想到爸爸媽媽正在“那個”。爸爸急了，就打了小明一巴掌。小明含淚造句成功：“祖國在沉睡，人民在流淚，黨在幹社會。”
賣土地的GDP有效嗎？建立在長年低工資的發展模式有效嗎？中國的工資全世界最低，中國生產全世界35%的煤，卻占據全世界礦難死亡人數的80%，百萬噸產煤死亡率卻是美國的一百倍，印度的十倍。我們的發展滴著血和淚呢。
我們是挖世界勞工標準的牆角發財呢。怎麽能不到處惹眾怒？
客觀地說：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大多數人民安居樂業，安定的環境與政府治理功不可抹。和平與統一是應當讚許的政治緯度。
但是。
曆史學家錢穆先生說過中國老百姓勤勞無比，隻要沒有戰亂。四十年，中國就可民富國強。曆朝曆代都是如此，可是呢，四十年後國家就成了人民的敵人。沒有控製的國家權力象螃蟹吞掉可以吞掉的一切。所以在漢武帝強旺二十年後出現王莽亂政。在唐玄宗的末年出現安史之亂。越是所謂強盛之年攤子鋪得越大，也更不堪收拾。
沒有民主，任何明君都會出現信息混亂，決策失誤。
沒有民主，沒有監督，要求政府官員不腐敗就象一個人拔著自己頭發可以離開地球一樣。
沒有民主，人民沒有話語權，一場對內殖民開始了……
說民主是西方的東西，就象我們不用陽曆一樣可笑。（錢鋼先生語）
死路一條死在何處？
所以我同意溫家寶先生的結論，沒有政治體製改革隻有死路一條。而政治體製改革最大的敵人就是你領導的政府所奉行的不自覺的國家主義傾向——不論這種傾向是您故意為之還是權貴利益集團自行發展。現在的國家政策在實質上奉行的是太子黨們1991年當年針對蘇東變局的獻策《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即“停止政治體製改革，將民族主義替代共產主義，共產黨牢牢控製金融與資源產業等財產經濟，但從經濟管理中解放出來，建立國家利益的外交，擱置意識形態爭論。建立起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民族主義和整合儒家價值的文化保守主義作為一種有凝聚力的，反西方的力量。”所以這死路死在何處，這條路是拚命擴大國家權力，最後導致的是法西斯——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和以前的布爾什維克社會主義有什麽區別呢，自由主義學派米賽斯告訴我們，納粹社會主義同樣主張國家控製資源，資本，他與布爾什維克社會主義的區別是，後者主張革命打破現有秩序與階級建立起平均分配的社會，前者則是保護權貴，公務員，軍人，貴族，既得利益者，將個人功德與等級做為分配基礎。米賽斯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是那些一心想用流血革命迅速推翻現有秩序的人的社會理想，而國家社會主義則是那些遇到微不足道的麻煩也要叫警察的人的理想。”
說得多好，想想我們許多市委書記，縣委書記動不動叫警察的德性吧。想一想天災般的維穩費用吧。
其實這兩者本質就是國家主義。馬克思雖自稱社會主義，但他的學術中沒有社會概念，當時隻是為了論爭策略，因為“國家”在當時歐洲知識分子中名聲太臭，馬克思就用“社會”替代了“國家”，但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一詞是個集國家與社會控製的怪物，就是那個比傳統國家更愛管閑事把手伸向社會各層麵的“國家老大哥”。
未來的死路通向國家主義,一個沒有民主的國家主義傾向的中國不能對國民負責,關心的隻有國家麵子與國家氣魄,權貴階級熱衷於排場與瓜分資源，扼殺了民間的勃勃生機,如果野心家上台自稱元首，窮兵贖武是遲早的事,中國將進入萬劫不複中,所以在國家主義剛露苗頭的今天,民主改革還來得及,時機錯過,永墮深淵。
溫總理應當怎樣叫春
所以你的講話中，隻是反複地提政治改革，沒有辦法，沒有舉措。這好比一個不解風情的女人，別人說要想享樂了，就得會叫春。她不知道叫春是由許多微妙的銷魂的聲音組成的。她以為叫春就是不停地喊“春，春，春”你的講話也是如此，不停地喊“政治體製改革，政治體製改革。”這能叫出一個春天嗎？
溫家寶先生，最近許誌永公盟稅案得出無罪結論，三網友案釋放，四川地震局局長換人……看得出國務院在努力。但我們，這些屁民們希望的不僅是一些順應民意小小的撥亂反正，我們要求的是我們的投票權，我們的言論自由權，我們的結社權。隻有這樣而不是朝三暮四的小恩惠才能保證我們的權利。民主，隻有民主才能救中國。你沒有資格停步。因為這片土地政治土壤的改良已付出多少仁人誌士的鮮血，包括中共老幹部的慘痛教訓。那些支持改革的中共改革元老也參與其中。趙紫陽為什麽堅持改革，因為他在廣東大饑荒時一度很左，明白了災禍自己不可脫的責任，胡耀邦為何能平反冤假錯案，是因為他就是AB團政治運動受害者，當年這個少先隊小書記被當成AB團，綁著陪人家砍頭，胡耀邦說因為受了驚嚇，小胖少年嚇跨了，再沒有胖過，瘦子成了他一生的標記。
我采訪過的蛇口創辦人人稱“改革工程師”的袁庚老人因蒙冤被汙為美國特務而坐牢，從一個狂熱的左翼青年變成改革的推動者。1998年他親口告訴我，“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在自己崗位上推進民主。”
我們每個納稅人都是這個國家的股東，我們有權要求開真正的股東大會。
民主的改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目前民間力量薄弱的情況下,當政者可以做的事情並不多,民主改革派與權貴勢力抗衡的力量也堪憂,此時當政者可做的隻有一件事——開門縫。
門縫在哪裏，人大代表直選與專職，以及人大直播，正如溫先生善用的民意，這些可打開平民參政的門縫為政壇引進一股清新的力量，隻有這種力量壯大了，政治改革才有基礎。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精英們還在，他們兩鬢斑白，壯心未改，他們有與溫先生共同的八十年代體驗與教訓，與二十年來新增的穩鍵政治智慧，他們是我的老師，也當是改革之師，而民間的維權力量聯結城市鄉村著眼於改革，是不可小瞧的新生軍，這些使當前的政治改革有不同於八十年代的基礎。當政者必須明白，自己隻能完成階段性的啟動任務，開出門縫，讓民間政治力量自行壯大，這是借勢而為，勢如破竹。改革的目標不是結束一黨專政，這是未來開放的結果，未來既可能是一黨執政，也可能是多黨執政，不強求……重要的是讓公民們見識民主政治生活，參與進來……
人們並非沒有民主向上之心，隻是心灰已久，觀望為上，所以啟門縫，以待來者，集民智，以待時變，增民力，扶正氣，正當時也。
這是我寄希望於溫先生除了講話可做更多的事情。
人民希望總理清白來清白去
回過頭來看一些有爭議的災難。
西藏騷亂，固然有少數壞分子故意挑動，但長年對藏文化的不重視，不尊重，改土歸流的漢化意識不是重要原因嗎。現在在新疆，一些地方粗暴地不準維族婦女戴麵紗……更可怕的是，一些溝通民意的良性渠道被人為堵上，長期為國家獻策的新疆記者海萊特以“泄露國家機密罪”坐牢了——人稱“被疆獨。”海萊特是體製內記者曾任《法製縱橫》副主編，隻會說漢語，長年研究新疆問題，在新疆騷亂前曾向自治區政府預警，並提出三項建議。如果我們消滅這些中間的力量，那麽民族問題不是更容易走向極端？
知識界對海萊特的呼救，您聽不到嗎？
舟曲災難是因為破壞了有“世界水塔”之稱的西藏區域生態；當年國家派出生物專家劉書潤去提高西藏的畜牧業林業水平，劉書潤要求當地藏民砍樹，養大量牲口，當地人卻不買帳，阻止他們砍森林。五十年後，劉書潤終於明白，西藏最寶貴的財富不是森林，而是他們的文化。有了這個文化，才能保住森林與快樂。
我們的大麵積草原因為破壞蒙古的遊牧文化已萬劫不複了。而西藏生態還有希望。
在西藏因民族文化的破壞環境日益惡化，但民間保育人士正在做艱難卓著的努力。現在正是關鍵期。正在此時，有關部門卻抓了長期恢複藏民文化，一心做環保的嘎瑪桑珠，仁青桑珠，其美朗加三兄弟，這三兄弟特別是二哥“天珠王”嘎瑪用他做天珠生意的利潤長年投入環保，建立三江源生態保護協會。2006年被中央電視台稱為“在天人之間創造了和諧”。而大哥仁青桑珠是神山生態的保護者，多次獲得環保大獎。這樣被稱為好人一家的三兄弟因為阻止當地公安局長偷獵，竟被安上了“成立非法組織”，“煽動分裂罪”的罪名。其中所謂的仁青桑珠煽動分裂罪隻有一個罪證就是幫仁青管理網站的人轉貼了一篇關於達賴喇嘛的文章。而所謂的非法組織是當地村民“生態保護誌願協會”。一個村莊1700多人全部自願參與環保，哪有這麽好的村子。嘎瑪的罪名是“盜墓”。而這來源於十多年前早已結案證明無罪的案子。三兄弟的際遇引起中國NGO界的公憤與不平。這樣三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做環保的人也被抓，中國的環保希望何在？
這不也是加劇災難的措施嗎？
其實溫家寶與他的政府能走出改革之路固然好，但我們更現實的要求是你的任上不要帶這些汙點走。
直立民主
現在局麵用一句古話恰如其分，“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畫地就是將三權分立，民主監督劃成禁區，將民族問題真正原因劃為禁區，不準說，不準動。削木為吏就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呼籲如同對木頭人發言，如同雞對鴨講。
改革沒有了動力，因為有那麽多利益要分割，權貴階層已然形成。
如果你是一個真實的改革者，隻有用真實的努力喚起體製外的力量。畢竟人們的血一次次冷下去又一次次熱過，從上而下的改革是自由主義喜歡的。因為這是成本最小的變革。
調動體製內僅存的開明理想主義力量。
引進體製外的活血與壓力，培育民間公民力量，這是你可以借力之處。
現在的僵局是因為您“民主無量，獨裁無膽”。但有一股惡勢力，卻躍躍欲試以民粹為旗行獨裁之實，他們有這個膽子，他們早就等得不耐煩了，而你任上的國家主義傾向為他們鋪平了路徑，“民主特區”沒看到，我們卻在西部中國看到了“民粹特區”，中華民族始終在危險之中，君何去，君又何從？
如果政治改革簡單撿起八十年代未完成的事是沒有希望的，因為時過境遷，重要的改革是打破鄧小平主持政治改革的鳥籠思維：“一旦發現黨的權力受到威脅時，他便會以極其粗暴的方式加固鳥籠，如果必要，他同樣會喂養小鳥。”（《中國之覺醒》陳彥著）
必需跳出黨的私利看中國政治改革。這需要政治家的胸懷。
可別讓多難穿了邦，多難興邦唯一的可能是災難真正孕育求真務實的精神。
雖然你是一個地質工程師，有時真希望你能有點唯心，就象你說的你的任上確實多災多難，但真的希望這些災難對你有所啟示。從“多難總理”提升為“改革總理”。
我們寄希望於溫家寶總理就象寄希望於每個公民。
我們不會再象六四時那個跪遞請願書的大學生，我們不再跪求民主。我們將會用自己的力量要求民主，搶奪民主。中國人民真的站起來了。
所以呢,不能亂題字。自從溫家寶總理含淚寫下“多難興邦”後，許多災難響應黨中央號召前來中國興邦。
網民們又發明了四個字“多難穿邦”。這四個字好啊。
我曾經問過譚作人（他因揭開汶川校舍倒塌真相而坐牢）的愛人王慶華，你們為什麽有這麽大的勇氣說出真話。王慶華點了枝煙，幽幽地說，輕輕地說——當年的“武鬥之花”風韻天成——她說，當年她在縣裏，親眼看到四川大饑荒是怎麽造成的，那年四川不僅不是天災，不是正常年份，而是豐年。但是莊稼沒有收割就爛在田裏了，土被翻了上來，種上種子，麥苗才有一指長，就又被土掩蓋，然後再種，再長一指長，再被掩蓋，再種，再蓋……神經病嗎，不是。原來，他們為了謊報畝產萬斤，上麵要求他們拍照為證。這一指長就割掉的麥苗就是為了一次次留檔。天府之國當年就是在毛的信徒李井泉書記治下，這樣餓死了一千萬人。這件事情給了她與譚作人說真話的勇氣。
當我們的政府一次次講述英勇的解放軍與老百姓戰勝天災時，我們有沒有想到多少天災實為人禍。
名為天災實為人禍
六十年代大饑荒死亡人數三千萬超過中國有史以來記錄所有餓死人數的總和，“偉大”領袖的“偉大”錯誤。大饑荒起源於反右，打倒了愛說真話的人。謊言從下而上占據了人們的心靈，在幾個正常年份，死亡人數相當於在中國扔下四百五十顆原子彈,大饑荒死亡人數超過二次大戰全世界死亡總數,當然也超過了八年抗戰死亡人數，吃人慘禍有紀錄的有一千多例。（見楊繼繩先生《墓碑》一書）在明知死亡真相時毛澤東卻拒絕開倉救人，河南信陽一百萬人餓死在河南湖北兩省庫存三十八億斤的豐盈糧倉邊。
而1975年8月7日駐馬店在暴雨中大型板橋水庫大壩崩裂，六億立方洪水傾刻間席卷鄉村，直立如壁的驚濤瞬間產生的暴發力衝毀滅了所遇的一切，隨後更多的水庫垮了，1100萬人泡在洪水中，1100萬畝良田被毀。最後死亡八點五萬人，被稱為世界垮壩災難第一名。世界專家們很奇怪，因為世界排行第二的垮壩慘案1889美國約翰斯頓水庫垮壩死亡一萬人，1979年印度曼朱二號水庫垮壩死亡一萬人，從來垮壩一萬人死亡數是極限，駐馬店洪水為何這麽慘？現在也搞清楚了，是當年大興水利的比賽中，在不符合建水庫的易發生暴雨天氣的山區建了一百多個大小水庫，使暴雨一口氣衝垮兩個大型水庫，兩個中型水庫，數十座小型水庫，兩個泄洪區相繼連鎖垮壩。一百多鍋洪水連成一片，才死了那麽多人。
這個李斯家鄉,民不聊生，當地有人這麽唱民歌:“安徽偷，河南騙，總部就在駐馬店。”
二十年後駐馬店又成為了另一場災難的總部. 艾滋病因賣血而起,而賣血是河南省衛生廳官員被GDP衝昏頭腦,決定全省搞血漿經濟,做血製品出口.政府呼籲農民們賣血,但在衛生環節出現嚴重問題. 抽完血回輸給人體的血漿混雜引起感染。貧窮的駐馬店成了河南艾滋重災區。河南政府不聽中央政府指令延遲兩年才關閉血站，隨後三年不僅隱瞞真相，而且沒有采取任何控製措施。導致艾滋病在五年時間裏沒有任抵抗，攻城略地如入無人之境。2003年中國衛生部宣布中國艾滋感染者達一百萬人。
2003年這一悲劇再次重演，薩斯擴散不可控，全世界在抗擊薩斯，發源地中國卻在隱瞞實情，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對傳媒的控製。
一位上海官員對外媒說：“你們外國人比我們還看重每一個人生命.因為你們國家的人民沒有那麽多,我們主要關心的是社會穩定.若掩蓋少數人死亡的消息,有助於維護安定,這麽做是值得的.”有地方大員說“可怕的不是瘟疫，可怕的是媒體。”而事實證明，瘟疫不可能聽黨的話，做黨的好瘟疫。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的官僚體係隻會扼殺言論保政途,遂至薩斯不可收拾。
2008年校舍倒塌，是因為建築質量導致房屋“脆弱倒塌”，上千名學生被瞬間活埋。——人禍。2010年舟曲泥石流是因為近五十年，這一地區森林資源毀滅性的破壞，累計砍伐森林189萬畝。在災難發生前的2005年僅縣城上風口就有十二條災難性泥石流溝道。——人禍。
毒奶粉是因為三聚氰胺。——人禍。
而鋪天蓋地，飛沙鋸石的沙塵暴呢？我曾深入草原。問道於專家與牧民。草原的破壞是來源於我們對遊牧文化的破壞。草原是多種氣候與災難的舞台，生態脆弱，風季與旱季同步，往往半米之下即是古地中海的沙子。所以隻有遊牧，每片草原每年隻有一周的啃食時間，草原才能得到休息。現在草原也學內地漢區承包責任製分草原到戶，每片草原倒有半年甚至全年被啃食，草原怎能不退化？千年常綠的草原，在我們這一代已毀壞殆盡，這是我看到的事實，這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
上海大樓倒下是因為偷工減料，建車庫未用鋼板阻擋軟泥湧來。
甚至連鐵定是天災的地震。也因為官僚機構的不作為，學術界的內鬥。而使龍門山地震預報會商卡無人理睬，耿慶國的十三次預警被官僚笑成“狼來了”……
正是對汶川地震預測的大型采訪堅定了我追尋民主改革的信念。我比任何時候都看清災難的根源。
——同樣是七點一級地震,新西蘭隻有兩人重傷,而玉樹地震死亡2220人死亡，1萬2000人受傷。而且新西蘭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裏15.229人,玉樹州為每平方公裏1.06人,是因為新西蘭人信奉上帝嗎?不,是因為他們信奉民主.而一個能負責任的建築質量來源於負責任的政治。
2009年三峽水庫建成，卻無法實現他向公眾的承諾：能抵禦千年一遇的洪水。這時人們才明白，設計者意思是水庫本身能抵禦，而不是水庫能幫人們抗千年一遇的水災。三峽水庫在下遊大旱時卻在蓄最高水位——因為要發電！……三門峽水庫早已毀滅了關中良田，萬人成難民使毛周兩巨頭望三峽而卻步。明知此情，我們專家們在長官意誌中還是拍馬上了三峽工程，這個瘋子毛澤東也不敢上的工程。
那個雙手滴著學生血的劊子手，他的家族還在榨取中國山河的血……
（順便一提：寫《大遷徙》紀錄三門峽生態難民的謝朝平先生近日被捕）
為什麽災難越來越多？人禍，人禍。豈有它哉，豈有它哉？
隻要政治體製沒有變化,這些災難就會改個名字接著再來,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不安全的。
當年正是這些災難戳穿了烏托邦。如今這些災難每分每秒提醒我們，就象解放前《新華日報》評介國民黨政府“一黨獨裁，遍地是災。”隻有民主才能讓我們走出曆史的大峽穀。
民主救國，別無它路
多難興邦，隻有反思災難的前提下才有效。如今文革博物館不準提，文革的書不能出版，校舍倒塌不追究，汶川地震預測不能問到底，且問多難如何興邦。多難隻能穿邦！
民主是什麽，民主為了什麽？民主其實是壞選擇中最好的一個。丘吉爾說過:“民主製度是最糟糕的製度,除了其他實行過的製度外。”因為正如自由主義學者米賽斯說的，戰爭與革命暴力是一種罪惡，隻要沒有民主這種罪惡就難以避免。結束戰爭，內亂，與災難。民主是為了不崩盤。
“所有的專製者都通過建立絕對統治製造和平，但和平時間隻能和他統治時間相始終，而自由主義看透這一切實屬徒勞因此立誌締造另一種和平。”
民主恰恰不是某些人說的易出內亂的根源。使政治符合大多數民意，最不高興的恰是陰謀家與專製者。“把民主看成革命的同義詞，哪怕是近義詞是何等錯誤，民主不僅不具有革命性，而且它要竭力根除革命。”民主主張漸進，它的脾氣完全厭惡那些革命家，那些人“帶著夢想家的眼光，他們虛構出一個失去的天堂，他們眼中的未來閃爍著玫瑰色光芒，他們譴責我們周圍的一切”。（米賽斯）
但是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對暴政的抵抗也是基本的人權。所以，如果不以民主為基本訴求，反抗的人們可能成為催毀一切的力量，這是革命可怕與現實存在的基礎。而唯有民主使政權屈服於正當民意前，從而消除了革命的基礎。
“中國人素質差不適合搞民主……”印度人笑了。“東方文化沒有民主的傳統……”，台灣人，馬來西亞人，日本人，韓國人，印度尼西亞，泰國……統統笑了。他們笑，當年中國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而九十八年後，現代中國人說中國不適合搞民主。
好的，我不反對任何不民主的製度，請問貴黨領袖如何選出，如果不是用民主的方式，能不能用皇位繼承？或隔代指定？這些統統都不能用了，你不用民主，還能用什麽，叢林原則嗎？
專製不僅會消滅社會，也會引起黨內爭鬥，最終消滅黨。這是溫家寶呼喚民主的根本邏輯。
有多少人相信
溫家寶總理的南巡講話多時了，卻應者寥寥，群起的獻計獻策沒有出現，為什麽，人們不再相信。如果你空話講多了，沒有真實的切入與舉措，誰會相信。今天已不是當年毛主席有指示，大家敲鑼打鼓的年代。人們會問，為什麽政治改革象口頭禪，多年光打雷不下雨，為什麽眾多改革家為政府著想的政改細節，溫家寶先生卻一字不題，舉例說，曹思源先生提出的政改從人大開會直播開始，讓人大真實的爭論與爭吵讓電視前的觀眾看到，人們有關注，改革才有希望。這是多好的建議啊。為什麽溫家寶這邊談政治改革，那邊四川羅江邁出了一小步：人大代表專職化卻被叫停？這麽點小小的民主試驗，而且設計師是公共知識分子中最親政府的於建嶸先生。這也不可以做？
溫先生，你應當做得更多，讓人民相信。
“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
這一點譚作人做到了，胡佳做到了，陳光誠做到了，你沒有做到。
而你是有潛力的，一個經曆皮鞋陣的政治人物，一個親眼目睹廣場學生熱淚的人，你溫文爾雅，飽讀詩書，你每次災難總是衝在前麵，我不相信你在做戲。在做汶川地震預測係列文章後，我采訪的專家有受打壓。潘正權先生在最困難時迎來了國務院辦公廳的一位神秘主任，他說帶著溫總理的批示想讀到《壹報》關於地震預測的文章，潘正權向他交出了所有《壹報》關於地震預測的文章，這位主任臨走時對潘正權說：四川省地震局將會有大地震。此後一直沒有動靜，直到新華社《了望周刊》發表了地震預測的文章，大部分與壹報相似。說明國務院對地震預測的態度變化了。沒多久，四川地震局局長吳耀強下台。這說明你是明智的。
胡溫惰政
一天晚上，我看了紀錄片《含淚活著》：講一個上海知青在日本打了二十多年工，整整十三年後才在日本見了妻子一麵，當他把手輕輕搭在妻子的肩上時，隻用了三個手指——那份愛已經有點陌生了。他用全部的力量守著愛情與承諾，讓女兒讀上美國大學，最終也讓妻子獲得了幸福。他最後說：“就象一個國家總理對國家負責任，我對家庭，妻女是負責任的。日本國民有一種不屈的精神是最值得中國人學習的。”那天晚上，我看著屏幕上這個牙已鬆動的上海男人，流淚了。多少老百姓在為中國可怕的政策失誤買單，付出人生。中國老百姓多是對家庭負責的，相反的不負責任的是誰？”
是你，我們的國家總理嗎？
沒錯，薩斯期間，你們表現果斷，使人民對胡溫新政期待良久。孫誌剛案，你舉措明利。取消農業稅，大得人心。可是言論自由在倒退，金盾工程在升級，司法獨立已喪失。人們期待的胡溫新政成了胡溫惰政。您的表現不合格。請不要責怪人們稱你為影帝，因為你說了很多好話，流了很多眼淚。卻未見你真正的破局行動。
你不是政客，因為你常仰望星空，等待良機。你不是政治家，因為你沒有超越時代，無法象戈爾巴喬夫大破大立。但我尊敬你為政治人物。所以請你思考下麵的問題：
GDP性幻想
沒錯，中國現在GDP本季度超過日本排行世界第二，但這可以稱為強國標誌嗎？要知道中國清王朝在一八二零年的GDP是全世界第一，然而就在二十年之後在鴉片戰爭中敗給了英國。
在甲午海戰中，清王朝曾讓日本人做惡夢的鐵甲艦隊卻如此不堪一擊，一發炮彈擊中，全船竟成大火把，原因是腐敗官員將戰用防火油漆換成了一點就著的民用紅漆，以便從中牟利……
對越自衛反擊戰中，有不少軍區倒賣軍火……
GDP是一種以陽具長度看性功能的經濟性幻想。
在國進民退的形勢下中國實業已危在旦夕，世界工廠沒有經濟實權，中國並沒有真的富強。
沒有民主的國家無法凝聚人心，卻會誕生大刀向警察頭上砍去的楊佳。
一個真正的強國強在民上。美國是一個政府相對較弱，國民自治能力與組織較強的國家。正因為政府弱民強才可以誕生一個富強的民族實體國家。可是看看中國，國進民退到幾時？與民爭利到幾時？古書早已說過，王者之國富民，霸者之國富士，幸存之國富朝廷，將亡之國富國庫。
在你任上，國進民退與民爭利，使我們不僅在政治體製改革上得零分，在經濟改革上還倒扣了分數。喜讀曆史的您不會記不得表麵繁盛的清王朝死在國進民退與民爭利引爆的四川“保路運動”上。
據商務部統計外逃的高官每人帶走了一個億，以至韓寒先生俏皮地說，還有比這個更絕望的嗎，在國內，周邊是中國貪官。出了國，一看，周圍還是中國貪官。
還有多少傑出的人士因為受不了我們的中國式“文明”而移民？
一九八九年的不幸事件後，政權因為失去道德外衣，而隻能以經濟增長來自我合法化。但這種經濟增長也因此是一種無道德的增長，以剝奪勞力階層的方式的增長，使社會越來越陷入弱肉強食的叢林中。這樣的增長我們還要延續多久？
黨在幹社會
這次在北京開會，聽到不少NGO（非政府組織）人士說：現在外匯管理辦法，讓我們“羊（洋）奶”不能喝，“母乳”喝不到，非餓死我們不可。為什麽不可以讓民間慈善一條路呢，為什麽不讓官辦慈善與國家部門脫鉤呢。
溫家寶總理，你聽過這個笑話嗎？爸爸對小明說：在家裏，我就是黨，你們都要聽我的。你媽就是社會，什麽都要做。你奶奶就是祖國，養了我們。你呢是人民，要聽我的話，我也愛你。有一天，老師讓小明用“人民，黨，祖國，社會”造句，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小明先向奶奶請教，發現老人家睡著了，又推開了爸爸媽媽的門，沒想到爸爸媽媽正在“那個”。爸爸急了，就打了小明一巴掌。小明含淚造句成功：“祖國在沉睡，人民在流淚，黨在幹社會。”
賣土地的GDP有效嗎？建立在長年低工資的發展模式有效嗎？中國的工資全世界最低，中國生產全世界35%的煤，卻占據全世界礦難死亡人數的80%，百萬噸產煤死亡率卻是美國的一百倍，印度的十倍。我們的發展滴著血和淚呢。
我們是挖世界勞工標準的牆角發財呢。怎麽能不到處惹眾怒？
客觀地說：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大多數人民安居樂業，安定的環境與政府治理功不可抹。和平與統一是應當讚許的政治緯度。
但是。
曆史學家錢穆先生說過中國老百姓勤勞無比，隻要沒有戰亂。四十年，中國就可民富國強。曆朝曆代都是如此，可是呢，四十年後國家就成了人民的敵人。沒有控製的國家權力象螃蟹吞掉可以吞掉的一切。所以在漢武帝強旺二十年後出現王莽亂政。在唐玄宗的末年出現安史之亂。越是所謂強盛之年攤子鋪得越大，也更不堪收拾。
沒有民主，任何明君都會出現信息混亂，決策失誤。
沒有民主，沒有監督，要求政府官員不腐敗就象一個人拔著自己頭發可以離開地球一樣。
沒有民主，人民沒有話語權，一場對內殖民開始了……
說民主是西方的東西，就象我們不用陽曆一樣可笑。（錢鋼先生語）
死路一條死在何處？
所以我同意溫家寶先生的結論，沒有政治體製改革隻有死路一條。而政治體製改革最大的敵人就是你領導的政府所奉行的不自覺的國家主義傾向——不論這種傾向是您故意為之還是權貴利益集團自行發展。現在的國家政策在實質上奉行的是太子黨們1991年當年針對蘇東變局的獻策《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即“停止政治體製改革，將民族主義替代共產主義，共產黨牢牢控製金融與資源產業等財產經濟，但從經濟管理中解放出來，建立國家利益的外交，擱置意識形態爭論。建立起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民族主義和整合儒家價值的文化保守主義作為一種有凝聚力的，反西方的力量。”所以這死路死在何處，這條路是拚命擴大國家權力，最後導致的是法西斯——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和以前的布爾什維克社會主義有什麽區別呢，自由主義學派米賽斯告訴我們，納粹社會主義同樣主張國家控製資源，資本，他與布爾什維克社會主義的區別是，後者主張革命打破現有秩序與階級建立起平均分配的社會，前者則是保護權貴，公務員，軍人，貴族，既得利益者，將個人功德與等級做為分配基礎。米賽斯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是那些一心想用流血革命迅速推翻現有秩序的人的社會理想，而國家社會主義則是那些遇到微不足道的麻煩也要叫警察的人的理想。”
說得多好，想想我們許多市委書記，縣委書記動不動叫警察的德性吧。想一想天災般的維穩費用吧。
其實這兩者本質就是國家主義。馬克思雖自稱社會主義，但他的學術中沒有社會概念，當時隻是為了論爭策略，因為“國家”在當時歐洲知識分子中名聲太臭，馬克思就用“社會”替代了“國家”，但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一詞是個集國家與社會控製的怪物，就是那個比傳統國家更愛管閑事把手伸向社會各層麵的“國家老大哥”。
未來的死路通向國家主義,一個沒有民主的國家主義傾向的中國不能對國民負責,關心的隻有國家麵子與國家氣魄,權貴階級熱衷於排場與瓜分資源，扼殺了民間的勃勃生機,如果野心家上台自稱元首，窮兵贖武是遲早的事,中國將進入萬劫不複中,所以在國家主義剛露苗頭的今天,民主改革還來得及,時機錯過,永墮深淵。
溫總理應當怎樣叫春
所以你的講話中，隻是反複地提政治改革，沒有辦法，沒有舉措。這好比一個不解風情的女人，別人說要想享樂了，就得會叫春。她不知道叫春是由許多微妙的銷魂的聲音組成的。她以為叫春就是不停地喊“春，春，春”你的講話也是如此，不停地喊“政治體製改革，政治體製改革。”這能叫出一個春天嗎？
溫家寶先生，最近許誌永公盟稅案得出無罪結論，三網友案釋放，四川地震局局長換人……看得出國務院在努力。但我們，這些屁民們希望的不僅是一些順應民意小小的撥亂反正，我們要求的是我們的投票權，我們的言論自由權，我們的結社權。隻有這樣而不是朝三暮四的小恩惠才能保證我們的權利。民主，隻有民主才能救中國。你沒有資格停步。因為這片土地政治土壤的改良已付出多少仁人誌士的鮮血，包括中共老幹部的慘痛教訓。那些支持改革的中共改革元老也參與其中。趙紫陽為什麽堅持改革，因為他在廣東大饑荒時一度很左，明白了災禍自己不可脫的責任，胡耀邦為何能平反冤假錯案，是因為他就是AB團政治運動受害者，當年這個少先隊小書記被當成AB團，綁著陪人家砍頭，胡耀邦說因為受了驚嚇，小胖少年嚇跨了，再沒有胖過，瘦子成了他一生的標記。
我采訪過的蛇口創辦人人稱“改革工程師”的袁庚老人因蒙冤被汙為美國特務而坐牢，從一個狂熱的左翼青年變成改革的推動者。1998年他親口告訴我，“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在自己崗位上推進民主。”
我們每個納稅人都是這個國家的股東，我們有權要求開真正的股東大會。
民主的改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目前民間力量薄弱的情況下,當政者可以做的事情並不多,民主改革派與權貴勢力抗衡的力量也堪憂,此時當政者可做的隻有一件事——開門縫。
門縫在哪裏，人大代表直選與專職，以及人大直播，正如溫先生善用的民意，這些可打開平民參政的門縫為政壇引進一股清新的力量，隻有這種力量壯大了，政治改革才有基礎。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精英們還在，他們兩鬢斑白，壯心未改，他們有與溫先生共同的八十年代體驗與教訓，與二十年來新增的穩鍵政治智慧，他們是我的老師，也當是改革之師，而民間的維權力量聯結城市鄉村著眼於改革，是不可小瞧的新生軍，這些使當前的政治改革有不同於八十年代的基礎。當政者必須明白，自己隻能完成階段性的啟動任務，開出門縫，讓民間政治力量自行壯大，這是借勢而為，勢如破竹。改革的目標不是結束一黨專政，這是未來開放的結果，未來既可能是一黨執政，也可能是多黨執政，不強求……重要的是讓公民們見識民主政治生活，參與進來……
人們並非沒有民主向上之心，隻是心灰已久，觀望為上，所以啟門縫，以待來者，集民智，以待時變，增民力，扶正氣，正當時也。
這是我寄希望於溫先生除了講話可做更多的事情。
人民希望總理清白來清白去
回過頭來看一些有爭議的災難。
西藏騷亂，固然有少數壞分子故意挑動，但長年對藏文化的不重視，不尊重，改土歸流的漢化意識不是重要原因嗎。現在在新疆，一些地方粗暴地不準維族婦女戴麵紗……更可怕的是，一些溝通民意的良性渠道被人為堵上，長期為國家獻策的新疆記者海萊特以“泄露國家機密罪”坐牢了——人稱“被疆獨。”海萊特是體製內記者曾任《法製縱橫》副主編，隻會說漢語，長年研究新疆問題，在新疆騷亂前曾向自治區政府預警，並提出三項建議。如果我們消滅這些中間的力量，那麽民族問題不是更容易走向極端？
知識界對海萊特的呼救，您聽不到嗎？
舟曲災難是因為破壞了有“世界水塔”之稱的西藏區域生態；當年國家派出生物專家劉書潤去提高西藏的畜牧業林業水平，劉書潤要求當地藏民砍樹，養大量牲口，當地人卻不買帳，阻止他們砍森林。五十年後，劉書潤終於明白，西藏最寶貴的財富不是森林，而是他們的文化。有了這個文化，才能保住森林與快樂。
我們的大麵積草原因為破壞蒙古的遊牧文化已萬劫不複了。而西藏生態還有希望。
在西藏因民族文化的破壞環境日益惡化，但民間保育人士正在做艱難卓著的努力。現在正是關鍵期。正在此時，有關部門卻抓了長期恢複藏民文化，一心做環保的嘎瑪桑珠，仁青桑珠，其美朗加三兄弟，這三兄弟特別是二哥“天珠王”嘎瑪用他做天珠生意的利潤長年投入環保，建立三江源生態保護協會。2006年被中央電視台稱為“在天人之間創造了和諧”。而大哥仁青桑珠是神山生態的保護者，多次獲得環保大獎。這樣被稱為好人一家的三兄弟因為阻止當地公安局長偷獵，竟被安上了“成立非法組織”，“煽動分裂罪”的罪名。其中所謂的仁青桑珠煽動分裂罪隻有一個罪證就是幫仁青管理網站的人轉貼了一篇關於達賴喇嘛的文章。而所謂的非法組織是當地村民“生態保護誌願協會”。一個村莊1700多人全部自願參與環保，哪有這麽好的村子。嘎瑪的罪名是“盜墓”。而這來源於十多年前早已結案證明無罪的案子。三兄弟的際遇引起中國NGO界的公憤與不平。這樣三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做環保的人也被抓，中國的環保希望何在？
這不也是加劇災難的措施嗎？
其實溫家寶與他的政府能走出改革之路固然好，但我們更現實的要求是你的任上不要帶這些汙點走。
直立民主
現在局麵用一句古話恰如其分，“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畫地就是將三權分立，民主監督劃成禁區，將民族問題真正原因劃為禁區，不準說，不準動。削木為吏就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呼籲如同對木頭人發言，如同雞對鴨講。
改革沒有了動力，因為有那麽多利益要分割，權貴階層已然形成。
如果你是一個真實的改革者，隻有用真實的努力喚起體製外的力量。畢竟人們的血一次次冷下去又一次次熱過，從上而下的改革是自由主義喜歡的。因為這是成本最小的變革。
調動體製內僅存的開明理想主義力量。
引進體製外的活血與壓力，培育民間公民力量，這是你可以借力之處。
現在的僵局是因為您“民主無量，獨裁無膽”。但有一股惡勢力，卻躍躍欲試以民粹為旗行獨裁之實，他們有這個膽子，他們早就等得不耐煩了，而你任上的國家主義傾向為他們鋪平了路徑，“民主特區”沒看到，我們卻在西部中國看到了“民粹特區”，中華民族始終在危險之中，君何去，君又何從？
如果政治改革簡單撿起八十年代未完成的事是沒有希望的，因為時過境遷，重要的改革是打破鄧小平主持政治改革的鳥籠思維：“一旦發現黨的權力受到威脅時，他便會以極其粗暴的方式加固鳥籠，如果必要，他同樣會喂養小鳥。”（《中國之覺醒》陳彥著）
必需跳出黨的私利看中國政治改革。這需要政治家的胸懷。
可別讓多難穿了邦，多難興邦唯一的可能是災難真正孕育求真務實的精神。
雖然你是一個地質工程師，有時真希望你能有點唯心，就象你說的你的任上確實多災多難，但真的希望這些災難對你有所啟示。從“多難總理”提升為“改革總理”。
我們寄希望於溫家寶總理就象寄希望於每個公民。
我們不會再象六四時那個跪遞請願書的大學生，我們不再跪求民主。我們將會用自己的力量要求民主，搶奪民主。中國人民真的站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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