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時：民不畏死，奈何強拆其居，遂以死抗之

去年底中國房市瘋狂飆漲，但卻製造出無數拆遷戶自殺的頭條新聞。為了不持續鬧出人命，造成惡劣社會影響，中共決策者最後提出一個方案：保護居民
免於未經核準開發案的拆遷，以及公平的補償這些拆遷戶。但這些卻挽不回有700年曆史的北京老古城被強拆的命運。
據《紐約時報》報導，今日的北京老古城地區擁擠不堪，被打上拆遷標記的老式居民樓和店鋪隨處可見。一家後台很有力的土地開發商正不遺餘力地趕在新的拆遷條例出台之前，盡快完成拆遷工作。地方官員和開發商規定，在3月20日之前，當地1,200戶居民必須搬遷。但約有700位老古城居民堅決抵製拆遷，他們拒絕在看到足夠公平的拆遷補償協議之前搬出現在的住所。
據報導，北京市僅今年一年，各區政府計劃拆遷60個像老古城這樣的生活區，需要拆遷的居民超過18萬人，已引發一些流血衝突。其他地區上馬的經濟複蘇計劃也雄心勃勃。四月份，重慶市公布了一項共支持323個項目的約一萬億人民幣（1,464億美元）投資計劃。
中共高層憂心，房市熱潮已將城市的房價推高，同時民眾的舊房和農地也都被開發商低價搶占，這讓地方政府受惠，也讓靠關係做生意的開發商賺足了荷包，但卻苦了一般民眾，更不利於社會的穩定發展。
據國內媒體報導，中共中央先前發出政令，針對拆遷惡性事件問責地方官員，並要求地方政府在今年六月底之前公布拆遷補償的合理標準。但問題在於，該政令和其他新近提出的規定是否足夠嚴厲、出台是否足夠及時以改變現有狀況。對北京老古城的居民們來說，能有個大家都滿意的結果看上去還很遙遠。
在中國最大的70座城市裏，政府的土地財政所得在2009年猛增140%，達到1,581億美元。據一項半官方的保守估算，地方政府約有60%的收入來自土地交易，但一些私人部門的估計則超出這個比率。
據報導，2001年開始實施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便漏洞百出，為開發商征地大大提供了方便之門。兩年前，中共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物權法，強化個人財產權的保護，並要求盡快出台城市土地監管新規，但該提議在國務院法製辦公室遲遲未獲通過。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沈巋在一次訪談中指出:“他們麵臨從政府到開發商各種利益集團的抵抗。”
沒有完備、及時的拆遷條例作指導，地方政府任意挑選開發地點，讓居民直接與開發商、拆遷公司和“拆遷安置辦公室”等商談拆遷事宜。他們常常對居民虛報低價、削減居住設施及服務，甚至雇傭刺客恐嚇戶主。
直到去年十一月，中共當局才對公眾的憤怒給予回應。當時，成都一家製衣廠被歸為違章建築，執法者闖入製衣廠房宿舍，發現廠主胡昌明的妻子唐福珍站在房頂上。唐福珍隨後用汽油引火自焚，此事震驚全國。
幾周後，沈巋教授同北京大學法學院其他四位資深學者聯名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對現行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違憲審查。媒體紛紛對此報導，數天後，國務院法製辦不僅決定製定新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拆遷補償條例”，還邀請這幾位學者和其他專家參加修改拆遷條例的閉門研討會。
老古城的居民無不翹首期盼新土地法的早日出台，但當地拆遷辦公室的一位李姓女官員卻說“他們認為新規定出現時，拆遷計劃將改變”，“但事實上，公司已通知他們拆遷計劃將不會改變”，“因為這個項目已經開始動工了”。
國務院擬出台的新土地法規，禁止地方政府奪取城市土地。然而，在城市郊區，地方政府通過轉換農村用地為城市商業用地，賺取的利潤高達 100倍。
一個福州的家長說，當地官員要拆遷一所新的小學，辦一個新的中央商務區。位於長江三角洲的常熟，開發商試圖鏟平800個相對富裕的別墅業主的房產，開發新別墅。
但對於地方官員，他們關心的是如何平息百姓的抗議，而不是要停止侵權行為。在杭州，去年賣地賺的錢居中國城市之首，沈巋轉述官員們在最近一次政府論壇中的說法:“自然很擔心被公民譴責。”
但是官員們還說，即使新規定出台，需要拆遷的仍然要被拆遷，主要的問題是，如何進行公正的補償。他們推出一項“家等著人”的政策，讓官員和開發商可以立即重新安置買不起新房的人，解決最激烈的官民衝突。
北京的社論作家邱楓（Qiu Feng）四月份披露，地方政府以趕末班車的心態，搶在新法規出台前，組織更大規模和更野蠻的拆遷。今年4月中旬，北京成立了一個監督拆遷委員會，由一名副市長掛帥。此外，兩個邊遠的村莊今年將城鎮化，提供與村民分享發展收入的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