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不在於主義，而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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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左右派首先都是在為“皇上”考慮，而不是為老百姓考慮——問題在於他們生存的平台不一樣

現在議論“中國模式”變得很熱鬧。有人說已經有了這麽個模式，有人說還沒有。在說有的人中，有的說這是個好模式，有的說它是個壞模式。而在說好的人中，有人說它可以推廣，有人說它隻適合我們的特殊條件，不宜到處鼓吹。而所有這些爭論的前提，就是所謂中國模式究竟是什麽？

什麽是“中國模式”？

我覺得中國當然不是事事特殊，它的增長有些因素是共通的。比方說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世界上都不隻中國有，就是兩者結合的“第三條道路”、 “中間道路”、“中左”、“中右”乃至“混合經濟”，也幾乎可以說是普遍現象——畢竟現在“純資本主義”或“純社會主義”在這個地球上可以說都找不到，各國都可以說是混合經濟，而且從更多點資本主義到更多點社會主義的各種不同混合比例都可以見到，我們談不上有什麽特別。

當然，中國也有一些特點，無論叫它“中國特色”、“中國道路”、“中國經驗”還是中國模式，其實就是一個比較出來的概念。而這個比較的主要參照係，應該說就是西方。無論是所謂“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的對舉，還是“中國走出了不同於西方的現代化道路”的說法，說的都是中國與西方的不同。

問題在於其實“西方”內部也千差萬別。前不久北大的姚洋教授總結中國模式的特點，一是比較注重平等，二是有個“中性政府”。這第二條容俟後述。至於第一條，如果說我們比美國“注重平等”，這雖有爭議，至少有人還可以這麽說。但是與瑞典相比呢？即便按他的定義，我們好意思說比瑞典更“注重平等”嗎？

所以，如果我們要說“中國模式”體現了與“西方”的不同，那當然不是說與西方某一個國家例如美國的不同，而是與所有西方國家、至少是主要西方國家不同。如果我們在所謂的西方，即從美國到瑞典的那些國家歸納出某些他們共有的特點，而這些特點中國恰恰沒有。同時中國又有一些東西是那些國家——從美國到瑞典——都沒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國模式了。

這次危機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這些“特點”的難得機會。我們知道所謂“西方”其實是個萬花筒，其中既有像瑞典那樣比中國還要“社會主義(社會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國家，也有像美國那樣講究自由競爭、市場開放的“右派”國家，而且他們每個國家內部也是萬花筒，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那裏爭論。但一個共同點是他們現在遇到了難題，而且兩派都沒有萬全之策。“金融危機”以來國外左右兩派吵翻了天，左派說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監管不嚴之過，右派說左派搞凱恩斯主義赤字膨脹弄得國家財政破產了。

其實摒除派別的偏見，左派和右派所主張的那些理論各有優缺點，但現在我們看到的這種情況不是這兩種毛病的任何一種。現在西方，不管是美國還是歐洲，這次爆發危機的核心問題就是民間和國家借債太多，窟窿太大，弄得資金鏈斷裂了。民間借債比較複雜，但根源和國家負債的根源是一樣的，對此我另外寫了文章討論，這裏從略。而國家為什麽有這麽大的負債呢？不管是左派主張的高稅收高福利，還是右派主張的低稅收低福利，盡管各有缺點，但理論上都是賬麵平衡的，凱恩斯主義承認赤字財政，也是要可控的嘛。為什麽會搞成現在這樣？

其實道理很簡單，就是因為他們的左、右派都處在一個民主的平台，雙方都要為老百姓說話。左派說高福利理直氣壯，說高稅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說低稅收理直氣壯，說降福利他們就吞吞吐吐的。如果是高福利、高稅收，或者低福利、低稅收都不會有這種情況。但是如果你搞成低稅收、高福利，當然就成了財政大窟窿了。他們的左派一上台就說國家要為老百姓花更多的錢，右派一上台就說國家不能向老百姓收那麽多錢。這麽折騰幾次，國家財政不破產才怪，而且左右互相埋怨管什麽用呢？這本來就是你們兩家共同造成的嘛。如果民主製度都這樣運作，早就破產了。

我當然認為民主比專製好(用更為低調的說法，作為一種製度，民主比專製的壞處小)。那麽為什麽民主製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運作？其實老百姓也不是不懂道理，如果財政真要出了一些問題，本來很快就會反映到社會上，造成一些小危機，老百姓感受到了，覺得這是個問題了，那麽無論是稅收增加，還是福利減少，老百姓也不是不能接受。其實民主製度實行一兩百年以來，稅收是明顯增加的，如果民主製度一建立就不能增稅，豈能維持到現在？福利也是一樣，民主製下老百姓接受福利降低也是不乏前例的。

那麽，這幾十年為什麽不這樣呢，尤其是最近二十年為什麽不是這樣呢？這與全球化在深度與廣度上的大幅進展有關，同時更與這種全球化在性質上的扭曲有關。

所謂深度，就是經濟全球化深化了，尤其是深化為金融的全球化，原來在全球做買賣，問題不大，現在可以全球借錢、全球透支，這就有問題了。因為債務窟窿通過透支來填補，就反映不到社會上，老百姓感覺不到危機，自然會把“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遊戲玩下去。尤其是美國，憑借美元的地位就透支得更厲害。但是這當然不是長久之計，拖得越久窟窿越大，最後一旦爛包，就不是小危機了。

所謂廣度，就是原先玩全球化的隻是西方和他們的殖民地，現在發展中國家加入進來，冷戰結束後“前計劃經濟國家”也加入進來，全球透支的對象就多多了。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更是他們的最佳透支對象。

“中國模式”的特點不在“主義”而在於那個平台

因為中國正好跟他們相反，這就是“中國模式”了：中國也有左、右派，而且中國的左右兩派理論，比如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也都是從西方傳來的，老實說談不上什麽“特色”。中國的特色不在於“主義”，而在於那個平台：西方的左右派都是在民主的平台上玩，而中國的左右派卻是在一個相反的平台上。於是中國的左右派首先都是在為“皇上”考慮，而不是為老百姓考慮—— 我這並不是進行“道德譴責”，中國的左右派也許良心不比西方的左右派差，問題在於他們生存的平台不一樣。於是他們無論左右，所派扮演的角色就都與西方截然相反：咱們的左派鼓動國家向老百姓拚命收錢，不收就是該死的“新自由主義”；而咱們的右派就說國家不必為老百姓花錢，否則就是可惡的“福利國家”。過去說我們的做法是“打左燈，向右拐”。其實西方也有類似的問題。隻不過方向相反：咱們的政府擁有“社會主義式的權力”卻隻承擔“資本主義式的責任”，而他們的政府隻有“資本主義式的權力”，卻要承擔“社會主義式的責任”。

用我們以前的一句話來講，市場經濟改革就是要讓老百姓“不找市長找市場”。這句話很有意思。其實理論上講，市場經濟應該要限製政府權力，是“市長不找，市場找”，也就是說市場經濟下“市長”不能隨便找老百姓的麻煩。他要想支使老百姓，常常要借助市場。

比方說“市長”喜歡官辦企業，計劃經濟下他可以找民營企業的麻煩，把它滅了。但市場經濟下不行，官辦企業隻能在市場上與民企競爭。計劃經濟下哪張報紙惹了“市長”，他就可以“找”上門去把它滅了，但市場經濟下不行，你不喜歡它，你就得自己辦一張老百姓更愛看的報紙，在市場上把它競爭垮嘛。這就叫“市長不找市場找”！這就是西方的市場經濟。

但是在我們這裏，這樣說，“市長”不愛聽。於是隻好撿他愛聽的說：計劃經濟下老百姓什麽柴米油鹽生老病死都要你管，煩不煩？現在搞市場經濟，就可以讓他們自生自滅，不會“找市長”您的麻煩了!於是“限權”就這樣變成了“卸責”！責卸了，權還不受限；“市長”可以找百姓，而百姓不能“找市長”，多好！

可是，問題在於市場經濟下要你這個市長幹什麽？就是給老百姓提供服務的，怎麽老百姓就不能找你呢？老百姓找你你就把他推出去叫他“找市場”？“市長”可以隨便找老百姓收稅，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長”要福利，如果是這樣的話，哪個國家不富的流油呢，我講的富的流油是講國家財政，不是指老百姓的錢包。我們現在看到中國模式的特點是什麽？就是政府特有錢。他們(西方)的政府捉襟見肘到處化緣，我們的政府花錢如水揮金如土。我們一個鎮政府的豪華大樓比人家大城市市政廳還闊的多，我們的城市充滿“形象工程”，奢侈得讓那些“富國”來的遊客目瞪口呆。“大褲衩，水煮蛋，別人不敢，咱們幹！”就這樣錢還花不出去，正好美國要透支，不借給他，藏著掖著咱們也不放心呀！

這就有了咱們的“模式”！其實中國並不比別的國家更左或者更右。隻不過，中國“左”起來給政府擴大權力很容易，但追問它的責任卻很困難；中國“右” 起來呢？推卸政府的責任很容易，但限製它的權力卻很困難。這樣搞，當然也有優越性，那就是原始積累的速度快，此外應付事態的能力也特別強，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錢，要搞刺激經濟計劃當然容易，要擺平什麽人什麽事，出手也特別闊綽。可是這樣搞的後果是什麽？通常人們都會說像這樣加速投資會不會加劇產能過剩，壟斷部門謀取利益會不會導致兩極分化的加劇，人為壓低居民消費導致內需不足，以及權力集中的種種風險等等。這些我們就姑且不論。現在我要講的是：假如這樣的模式，以及以這種模式和前麵說過的西方那種模式的互動為特征的、現在我們看到的這種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續下去的話，中國和世界的未來將會怎樣。

西方經濟學家為何都誇中國

現在國際上社會學界、政治學界對中國批評還是有的，但是在經濟學界我所看到是一片讚揚聲，一開始是“左派”、凱恩斯主義者讚揚，說中國不搞自由放任，真好！後來“右派”也跟上來，說中國不搞福利國家，真行！奈斯比特(J.H.Naisbitt)1997年在中國出了一本書叫《亞洲大趨勢》，後來有人寫了書評題曰：《亞洲是自由主義的典範嗎？》。這本書說全世界現在都給福利國家搞壞了，隻有中國政府完全不管福利，百姓隻能靠自己和家庭的奮鬥，因此特別吃苦耐勞，創造了經濟奇跡。其實他當年寫這本書是專門跑到中國，及時讓人翻譯成中文本出版，在中國炒成暢銷書大賺一筆，卻沒有先出英文本。那時他發表這些言論還不太有底氣。但是最近他又寫了本《中國大趨勢》以英文在法蘭克福書展上高調推出，又把這觀點進一步膨脹，這時是信心滿滿了。中國的確行，在世界上開創了一條衝破福利國家的道路。張五常先生最近也一再講中國創造了人類最好的體製，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沒有工會，還說世界的趨勢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 ——高福利國家要學低福利國家，低福利國家要學負福利國家。總而言之，現在西方經濟學的左右派都覺得中國模式的確有吸引力，左派表揚中國低自由，右派表揚中國低福利，出現了一場大合唱。

可是老實說，他們表揚歸表揚，要學中國都學不了，除非他們廢了民主製度。道理很簡單，在他們那個平台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幾乎根本做不到。而且他們就真想這樣？其實他們左右兩邊不過是拿“中國奇跡”當自己的論據來敲打對方：左派誇獎中國低自由是要證明福利國家有理，右派誇獎中國低福利是要證明自由放任有理。可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的可能性，他們是不去想的。

當然既低自由又低福利而體現出“競爭優勢”，這是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後才出現的。如果兩個模式關起門來競爭，我不認為這種模式有什麽優越。北朝鮮就是一個例子，中國改革前也是一個例子。但是如果打開國門，在一個市場、投資行為都高度全球化，金融也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權標準沒有全球化的背景下進行競爭，那這種模式的“優越性”就體現出來了。因為自由經濟真正的優勢是它的創新激勵，要講讓人玩命地幹活它就未必敵得過鐵腕體製。福格爾(R.W.Fogel)曾經論證過內戰前美國南方奴隸製比北方有“效率”，多馬(E.D.Domar)也曾論證過17世紀以來東歐“二度農奴化”經濟比自由農民經濟有效率。當然那都是在大市場背景下(福格爾講的是在全美經濟一體化情況下，多馬講的是向西歐市場出口的東歐商業化農奴製莊園)。其實奴隸製下也可以有“物質刺激”，並非“幹多幹少一個樣”，主人完全可以重獎奴隸中的“勞動模範”。人們經常談論的監督成本問題，如果說在福格爾與多馬探討的農業中都可以解決，製造業應當更有可能。自由經濟不是憑人們拚命幹活、而是憑它活躍的不斷創新去勝過鐵腕體製的。而在融入全球化的條件下，前者創新出來的東西後者可以學，後者的鐵腕卻是前者沒法學的。於是後者不僅在一定意義上有“優勢”，而且我認為的確有一種可能，即在目前全球化的運作中會形成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這裏我隻講可能，我從來不認為曆史有什麽“必然性”，我甚至也不認為這種可能有多大的實現概率，因為畢竟這種做法的積弊明顯可見，其可持續性很成問題——但是西方的民主模式也的確麵臨困境，很難說哪一邊的問題先爆發，所以這種可能是不能排除的。

“縱向有進步，橫向有落差”與“低人權優勢”

當然相反的趨勢也存在。中國如今這種“模式”的積弊，識者已講的夠多了。尤其這一波危機發生後，外需萎縮了。轉而靠投資拉動，投資形成產能後又會造成更嚴重的產能過剩。去年提升內需據說是頗有進展，但是很多人都指出這主要是政府消費而非居民消費、是“官內需”而非“民內需”的提升占了很大比重，也潛藏著隱憂。總之，如今“轉變增長方式”(其實就是轉變體製的委婉說法)已經勢在必行。

同時這種轉變也不是沒有條件。華生先生說他不同意我剛才的分析，他認為改革以來自由與福利都是進步的。當然，我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國的人權是 “縱向有進步，橫向有落差”。“低人權優勢”主要是橫向比較而言，這種“優勢”與縱向比較人權仍有進步並不矛盾。中國改革30年來無論自由還是福利兩個方麵，人權無疑都是有進步的。改革前中國的人權狀況肯定比現在差，因此我對改革的進步性是肯定的，而對於那種認為改革後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論是不讚成的。但這並不排斥對如今我們的人權水平持批判態度。

其實就是我最近提到的南非也何嚐不是如此？種族隔離時代比更早的黑奴製時代，乃至種族隔離時代的晚期比之前期，人權狀況都是有改進的。尤其是 1978後的幾年間，這種改進還很大。再往前追溯也是如此：人們批判“流動工人”製度，但也知道此前的征發勞工製更糟糕。人們批判“宿舍勞工”製度，但也知道到種族隔離晚期黑人勞工家居化程度已經很高，至少比今天的中國高。就經濟高增長而言，在指出黑白懸殊的嚴重不平等的同時，也不能說黑人從增長中絲毫沒有受益。南非黑人的收入縱向比以前增加、橫向比南部非洲周邊各國黑人更高，甚至與白人的差距也在縮小。其實南非1994年民主化，也不是突如其來，它也是積“量變”為“質變”的過程。而且這也是此前黑人民權運動漸進推動的結果。但是所有這一切，並不排斥人們對整個這一時期的南非人權狀況持批判態度。

而所謂橫向比較意義上的“低人權優勢”，也並不是要否認縱向人權進步對經濟增長率的正麵作用(對經濟增長質量或增長分享性的正麵作用幾乎無爭議，這裏就不談了。)中國改革時代相對於改革前的人權進步對經濟增長當然有正麵作用，正如我們說“流動工人”這種低人權勞動方式對南非經濟增長有作用，但從“流動工人”比起黑奴製和征發勞工製而言仍算進步這個角度講，也可以說是人權進步對經濟增長起了作用。

問題在於：僅僅這樣說就不能解釋，為什麽在橫向比較中人權進步明顯更大的那些國家，增長率反而(至少在相當一個時期)相對較低？例如，為什麽民主化了的中東歐國家經濟增長率沒有中國高(盡管其老百姓的生活未必沒有中國好)？為什麽非洲一些民主國家經濟增長率也沒有種族隔離下的南非高?為什麽國際資本不是爭相投入中東歐，而是爭相投入中國？為什麽巨量廉價商品不是從中東歐、而是從中國湧向世界？所以，隻有把縱向比較的人權進步和橫向比較的“低人權優勢”都考慮到，才能對“奇跡”有可信的解釋。

中國並非“專製國家實行自由經濟”典型

有些“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篤信經濟越自由越能帶來高增長，他們說中國盡管不那麽民主，但由於地方政府進行GDP競爭，因此往往會實行比西方更徹底的經濟自由政策。的確，一些民主國家由於更偏好社會平等和公共福利而不那麽“自由放任”、一些政治上的專製國家倒可以在經濟上更加自由，這種現象無疑存在。因此世界上一些不喜歡“新自由主義”的“左派”看到一些專製國家比民主國家經濟增長快就大喜，委實有點莫名其妙。

但是中國有所不同。中國固然不像這些“左派”想象的那樣偏好福利與平等，但並不屬於“專製國家實行自由經濟政策”的典型。這並不是否認中國經濟比改革前更自由化並因此推動了經濟發展，而是說，那種所謂中國經濟比西方更自由因此增長更快的說法違背了起碼的事實。盡管中國在為公共福利和弱勢者保障而限製經濟自由的方麵的確遠不及瑞典——甚至在很多方麵不及“低福利”的美國，但是在為權貴、壟斷寡頭和特權利益集團而限製經濟自由的方麵不僅超越了美國，甚至也遠遠超越了在“右派”看來經濟很不自由的瑞典！

舉例而言：瑞典所謂不自由主要是指高稅收高福利政策限製了財產積累，但稅後的財產還是有充分保障的，不可能發生像中國司空見慣的強行“征地拆遷”那樣赤裸裸的產權侵犯。瑞典的工會可能限製了雇主任意解雇員工的自由，但中國禁止自治工會和取締罷工權利不是從另一方麵限製了勞資之間的自由博弈、甚至在一些地方造成“奴工”製嗎？更不要說戶口管製、否定遷徙自由、對進城農民搞野蠻“城管”這類南非式的“流動勞工”製度對正常勞務市場的幹擾與衝擊了，從這個角度講，這樣的勞務市場難道比瑞典更自由？瑞典的福利性住房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商品房自由交易的空間，但中國的“負福利”住房、土地壟斷和對低水平住宅的任意“清理”、即“既不給福利、也不給自由”的驅趕窮人政策，難道不是更加扭曲了住房市場？

上麵所說的自由主要是對窮人而言，我認為這非常重要——因為現在認為支持自由(指經濟自由)就隻能“為富人說話”、和認為自由隻對富人有利因此必須反對，這一右一左的兩種誤解都很盛行。而我卻認為至少在中國這樣的國家，窮人受不自由(包括經濟不自由)之苦不亞於富人，窮人需要自由也不亞於需要福利。而且至少在中國這樣的“負福利”國家，窮人的自由與富人(指平民富人，而非權貴)的自由並不是對立的。有些人認為的中國“比西方更自由”主要是就富人的自由而言。但即便在這個意義上這個說法也仍非事實。即便就是像瑞典這種通常認為經濟自由較少、尤其是富人的自由更少的國家，他們的自由積累受到“高稅收高福利”的限製，但我們的窮人雖然沒有高福利，我們的廣義高稅收難道比瑞典少？我們的平民富人受國家聚斂、官僚勒索之苦比瑞典輕嗎？瑞典富人的經濟行為受法律的約束，而我們的富人也許更有本事鑽法律的空子，但他們受種種官場陋規與“潛規則”的限製難道少嗎？瑞典的資本家也許惹不起工會，但他們不會在官員麵前低三下四。瑞典的老板固然不能隨便解雇工人，但瑞典的官府更不能隨便對老板搞抄家沒產、“國進民退”！當然這種現象一方麵導致中國的“資本外逃”、“投資移民”現象比所謂富人不自由的瑞典嚴重得多，另一方麵卻完全不影響中國“招商引資”，因為隻要搞定了政府，權貴富人或“紅頂商人”不要說比在瑞典、甚至比在美國都更“自由”也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如果說“窮人的自由”和“富人的自由”未必衝突，“官自由”與 “民自由”卻一定是衝突的。官府不受製約，民眾無論貧富必無自由！這也是無論“福利國家”還是“自由放任”的主張者都承認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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