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10/08/18 07:54:57 來源：華爾街日報
喬海燕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佩戴“紅衛兵”袖章，檢閱紅衛兵隊伍。從此，8月18日就成為紅衛兵的盛大節日，紅衛兵也迅速發展成為一種運動。但是，僅僅兩年後，這一天就成為紅衛兵的祭日。
無論後人怎樣評價紅衛兵運動，它都將成為中國近現代史的一部分。盡管現在官方刻意回避，媒體也逐漸淡忘，但是，這段曆史既遮掩不住，也回避不了。曆史總是頑強地表現自己。在不經意的將來，總會有人在“今天”看到“過去”。事實上，紅衛兵的“幽靈”至今仍在中國大地上遊蕩。
有青年朋友問我：你們那個年代的人，為什麽會參加紅衛兵呢？雖然你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處於歇斯底裏狀態，但還是有很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為什麽也會參加呢？是什麽吸引你們呢？
這個提問，如果順著“歇斯底裏”，順著“受過良好教育”的思路，很容易回答，答案也是現成的，歇斯底裏和受過良好教育本身就是答案。這兩種不同類型的中學生，都可能參加紅衛兵。但是，如果究其原因，就不是簡單的一句話能回答了。從現象中得出的結論，有時候並不能說明事情的真相，更不用說曆史了。
我對那位提問的朋友說，你提的問題，是個很可以深究的題目，但是，你用的詞語，表明你還不了解討論這個題目的基本前提，建議先看一些文革前有關教育的材料，也許，當你看完那些材料，你就會用另外一種詞語提問，我們就可以討論了。
教育，確實是研究、評論紅衛兵的一個重要環節。
一位朋友給我看《我雖死去》，這是一部電視紀實片，非常好，非常深刻、震撼，遺憾的是不能公開。
看了這個片子，有人會問，那些無法無天的學生（紅衛兵），他們（她們）是從哪裏出來的？仿佛是突然出現的，從地下冒出來的，他們（她們）是怎樣在一夜間從中學生變為紅衛兵的？
德國電影《白絲帶》去年獲戛納電影節大獎，這部電影講了一個製造恐怖的故事。而恐怖事件的製造者，竟然是當地神父家的幾個孩子。這幾個孩子受著極其嚴格、傳統的家庭教育，包括行為規範、倫理道德和價值觀教育，神父也經常向孩子們訴說自己心中對他們的希望，對他們的要求。就是在這樣的教育背景下，這些孩子卻對一名智障、殘疾兒童，做出殘害的恐怖行為。
為什麽所謂正統、嚴格的教育，會扭曲受教育者的性格？產生與教育目的相悖的行為？這個電影對研究紅衛兵的暴戾行為，很有啟示意義。
按照一般的看法，強者並不能因為加害弱者而彰顯其強。但是，現實生活中就有這樣的事情，比如日本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中國百姓，比如紅衛兵殘酷毆打學校的老師。紅衛兵在當時是強者，這毋庸置疑。但在當時，他們並沒有抱著炸藥包去北部灣炸美國的航空母艦，也沒有舉著步槍射擊在越南狂轟濫炸的美國飛機。他們高喊著“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的口號，卻對那些垂垂老矣的“五類分子”，對朝夕相伴的老師，對共一張課桌的同學大打出手，竭盡暴虐之能事。電視片《八九點鍾的太陽》中，一個曾經的紅衛兵講述當年在毆打老弱病殘的“五類分子”中獲得革命的快感，感覺到自己的強大，這絕對是一種病態性格。即使是真正的戰鬥，虐待俘虜也無法叫人承認你就是猛士。
前幾天看一本鬆山戰役的書，作者在書中多次比較中日兩國的軍隊，比較士兵、軍官的軍事素養，比較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顯然，日本軍隊要比中國軍隊高。但是，就是這樣的軍隊，在中國卻幹著殺害百姓的事情，其暴虐手段令人發指。人們怎麽從他們受到的良好教育中找到答案呢？
顯然，我們不能從正常教育中尋找答案。
紅衛兵是被教育出來的，而且是在一種教育製度下被人刻意教育出來的。這是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教育紅衛兵使用的教材和語言，還有周圍環境，同教育雷鋒是一樣的。
雷鋒日記中有一句經典，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誰是敵人？毛澤東說，敵人已經鑽進我們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就睡在我們身邊。一旦敵人被權威界定，革命者必然對其殘酷無情。
事實上，文革前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教育，就是一種“性格扭曲”教育。這種教育，每時每刻都在教育學生睜大眼睛，認清誰是“敵人”，尤其要認清自己身邊的敵人；不僅要認清敵人，還要恨敵人，要學會恨。作為學生，他們（她們）的性格本身並無加害他人、危害社會的傾向。問題就在於，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總有一種力量在不斷激發他們的“黑暗麵”，總在提醒他們時時保持警惕，時時表現出憤怒，使性格的基因時刻處在極易突變狀態。一旦環境出現變化，社會被扭曲，形勢被扭曲，民眾的思想被扭曲，這種被教育出來的性格就會基因突變，與形勢合拍，順勢發展。再加上別有用心者呼風喚雨的攛掇，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學生就會把對“敵人”的仇恨付諸於實踐，付諸於鬥爭。而他們也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樣的鬥爭與平時所受教育是完全一致的。
也就是說，文革前17年的教育和宣傳，已經在後來的紅衛兵“造反”思潮的思想細胞裏，注入了“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的基因。這個基因內，帶有濃烈的中國幾千年曆史的信息。可以毫不客氣地說，這種曆史信息，經過多少專家、學者、老師，經過教育界“隻此一家，別無分店”的篩選和係統化，已經被嚴重歪曲，已經成為當時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學者高華在一篇論述抗戰期間根據地教育狀況的論文中提到，中共在紅軍時期一直到抗戰期間的根據地教育，普遍存在重思想教育，輕知識教育的傾向。他認為，根據地的教育是一種強化意識形態的灌輸式教育，以革命政黨的世界觀、方針、路線為宗旨，又與現實緊密結合，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政治鼓動特點。這種教育思想，以及由此逐漸形成的教育製度，都對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教育產生相當深刻的影響。
紅衛兵就是這種影響的產物。
強化的灌輸式教育，並不是真正的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是啟發式的，灌輸的隻能是精神。這樣教育的結果，隻會培養出服從命令、一往無前的猛士，激發不了思維的火花，也培養不出有思想的智者。
有人會問，難道精神不是思想嗎？不是。中國人從來不缺少精神，唯獨缺少思想。沒有思想的統領，精神隻是一時的衝動和熱情，隻是拿著大刀片砍坦克的壯舉，或引起嘲笑，或引起歎息，當然，也能引起讚歎。從1840年到現在，精神總是被讚譽有加，狂熱鼓吹；而思想卻往往落到悲慘下場，青山響杜鵑。
我認識一位台灣記者，她講過一件在大陸的采訪經曆，這不過是前幾年的事──
某年某月某日，我還在台灣媒體工作，在北京某公園采訪兩岸民間文化活動現場，台上是“布袋戲”，滑稽可愛，台下眾多小朋友看得津津有味。一出戲罷，我將攝像機鏡頭對準一位正在吃糖葫蘆的小朋友，大概七八歲，不會超過十歲。我問，小朋友，你看這個布袋戲，好玩不好玩啊？小朋友一聽我的“國語”口音，大概馬上就猜出我的身份，看著鏡頭就把手中的糖葫蘆背在身後，擺出了姿勢，他說，嗯，希望這樣的文化交流更多，兩岸……他的媽媽在一旁站著，聽自己孩子說，報以讚賞的微笑和肯定的點頭。
我當時就暈了，哇！小朋友怎麽會說那樣的話？好像誰教他的嘛，他應該說，這個布袋戲我好喜歡！我好想要那個木偶耶！它會噴火耶！
這位記者朋友可能沒有想到，即使殺人如麻、草菅人命的恐怖分子，剛出生時也是粉妝玉琢的寶寶。
（本文作者喬海燕做過紅衛兵、知青、醫生、記者和編輯，現為鳳凰網副總裁。本欄目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喬海燕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佩戴“紅衛兵”袖章，檢閱紅衛兵隊伍。從此，8月18日就成為紅衛兵的盛大節日，紅衛兵也迅速發展成為一種運動。但是，僅僅兩年後，這一天就成為紅衛兵的祭日。
無論後人怎樣評價紅衛兵運動，它都將成為中國近現代史的一部分。盡管現在官方刻意回避，媒體也逐漸淡忘，但是，這段曆史既遮掩不住，也回避不了。曆史總是頑強地表現自己。在不經意的將來，總會有人在“今天”看到“過去”。事實上，紅衛兵的“幽靈”至今仍在中國大地上遊蕩。
有青年朋友問我：你們那個年代的人，為什麽會參加紅衛兵呢？雖然你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處於歇斯底裏狀態，但還是有很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為什麽也會參加呢？是什麽吸引你們呢？
這個提問，如果順著“歇斯底裏”，順著“受過良好教育”的思路，很容易回答，答案也是現成的，歇斯底裏和受過良好教育本身就是答案。這兩種不同類型的中學生，都可能參加紅衛兵。但是，如果究其原因，就不是簡單的一句話能回答了。從現象中得出的結論，有時候並不能說明事情的真相，更不用說曆史了。
我對那位提問的朋友說，你提的問題，是個很可以深究的題目，但是，你用的詞語，表明你還不了解討論這個題目的基本前提，建議先看一些文革前有關教育的材料，也許，當你看完那些材料，你就會用另外一種詞語提問，我們就可以討論了。
教育，確實是研究、評論紅衛兵的一個重要環節。
一位朋友給我看《我雖死去》，這是一部電視紀實片，非常好，非常深刻、震撼，遺憾的是不能公開。
看了這個片子，有人會問，那些無法無天的學生（紅衛兵），他們（她們）是從哪裏出來的？仿佛是突然出現的，從地下冒出來的，他們（她們）是怎樣在一夜間從中學生變為紅衛兵的？
德國電影《白絲帶》去年獲戛納電影節大獎，這部電影講了一個製造恐怖的故事。而恐怖事件的製造者，竟然是當地神父家的幾個孩子。這幾個孩子受著極其嚴格、傳統的家庭教育，包括行為規範、倫理道德和價值觀教育，神父也經常向孩子們訴說自己心中對他們的希望，對他們的要求。就是在這樣的教育背景下，這些孩子卻對一名智障、殘疾兒童，做出殘害的恐怖行為。
為什麽所謂正統、嚴格的教育，會扭曲受教育者的性格？產生與教育目的相悖的行為？這個電影對研究紅衛兵的暴戾行為，很有啟示意義。
按照一般的看法，強者並不能因為加害弱者而彰顯其強。但是，現實生活中就有這樣的事情，比如日本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中國百姓，比如紅衛兵殘酷毆打學校的老師。紅衛兵在當時是強者，這毋庸置疑。但在當時，他們並沒有抱著炸藥包去北部灣炸美國的航空母艦，也沒有舉著步槍射擊在越南狂轟濫炸的美國飛機。他們高喊著“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的口號，卻對那些垂垂老矣的“五類分子”，對朝夕相伴的老師，對共一張課桌的同學大打出手，竭盡暴虐之能事。電視片《八九點鍾的太陽》中，一個曾經的紅衛兵講述當年在毆打老弱病殘的“五類分子”中獲得革命的快感，感覺到自己的強大，這絕對是一種病態性格。即使是真正的戰鬥，虐待俘虜也無法叫人承認你就是猛士。
前幾天看一本鬆山戰役的書，作者在書中多次比較中日兩國的軍隊，比較士兵、軍官的軍事素養，比較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顯然，日本軍隊要比中國軍隊高。但是，就是這樣的軍隊，在中國卻幹著殺害百姓的事情，其暴虐手段令人發指。人們怎麽從他們受到的良好教育中找到答案呢？
顯然，我們不能從正常教育中尋找答案。
紅衛兵是被教育出來的，而且是在一種教育製度下被人刻意教育出來的。這是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教育紅衛兵使用的教材和語言，還有周圍環境，同教育雷鋒是一樣的。
雷鋒日記中有一句經典，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誰是敵人？毛澤東說，敵人已經鑽進我們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就睡在我們身邊。一旦敵人被權威界定，革命者必然對其殘酷無情。
事實上，文革前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教育，就是一種“性格扭曲”教育。這種教育，每時每刻都在教育學生睜大眼睛，認清誰是“敵人”，尤其要認清自己身邊的敵人；不僅要認清敵人，還要恨敵人，要學會恨。作為學生，他們（她們）的性格本身並無加害他人、危害社會的傾向。問題就在於，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總有一種力量在不斷激發他們的“黑暗麵”，總在提醒他們時時保持警惕，時時表現出憤怒，使性格的基因時刻處在極易突變狀態。一旦環境出現變化，社會被扭曲，形勢被扭曲，民眾的思想被扭曲，這種被教育出來的性格就會基因突變，與形勢合拍，順勢發展。再加上別有用心者呼風喚雨的攛掇，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學生就會把對“敵人”的仇恨付諸於實踐，付諸於鬥爭。而他們也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樣的鬥爭與平時所受教育是完全一致的。
也就是說，文革前17年的教育和宣傳，已經在後來的紅衛兵“造反”思潮的思想細胞裏，注入了“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的基因。這個基因內，帶有濃烈的中國幾千年曆史的信息。可以毫不客氣地說，這種曆史信息，經過多少專家、學者、老師，經過教育界“隻此一家，別無分店”的篩選和係統化，已經被嚴重歪曲，已經成為當時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學者高華在一篇論述抗戰期間根據地教育狀況的論文中提到，中共在紅軍時期一直到抗戰期間的根據地教育，普遍存在重思想教育，輕知識教育的傾向。他認為，根據地的教育是一種強化意識形態的灌輸式教育，以革命政黨的世界觀、方針、路線為宗旨，又與現實緊密結合，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政治鼓動特點。這種教育思想，以及由此逐漸形成的教育製度，都對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教育產生相當深刻的影響。
紅衛兵就是這種影響的產物。
強化的灌輸式教育，並不是真正的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是啟發式的，灌輸的隻能是精神。這樣教育的結果，隻會培養出服從命令、一往無前的猛士，激發不了思維的火花，也培養不出有思想的智者。
有人會問，難道精神不是思想嗎？不是。中國人從來不缺少精神，唯獨缺少思想。沒有思想的統領，精神隻是一時的衝動和熱情，隻是拿著大刀片砍坦克的壯舉，或引起嘲笑，或引起歎息，當然，也能引起讚歎。從1840年到現在，精神總是被讚譽有加，狂熱鼓吹；而思想卻往往落到悲慘下場，青山響杜鵑。
我認識一位台灣記者，她講過一件在大陸的采訪經曆，這不過是前幾年的事──
某年某月某日，我還在台灣媒體工作，在北京某公園采訪兩岸民間文化活動現場，台上是“布袋戲”，滑稽可愛，台下眾多小朋友看得津津有味。一出戲罷，我將攝像機鏡頭對準一位正在吃糖葫蘆的小朋友，大概七八歲，不會超過十歲。我問，小朋友，你看這個布袋戲，好玩不好玩啊？小朋友一聽我的“國語”口音，大概馬上就猜出我的身份，看著鏡頭就把手中的糖葫蘆背在身後，擺出了姿勢，他說，嗯，希望這樣的文化交流更多，兩岸……他的媽媽在一旁站著，聽自己孩子說，報以讚賞的微笑和肯定的點頭。
我當時就暈了，哇！小朋友怎麽會說那樣的話？好像誰教他的嘛，他應該說，這個布袋戲我好喜歡！我好想要那個木偶耶！它會噴火耶！
這位記者朋友可能沒有想到，即使殺人如麻、草菅人命的恐怖分子，剛出生時也是粉妝玉琢的寶寶。
（本文作者喬海燕做過紅衛兵、知青、醫生、記者和編輯，現為鳳凰網副總裁。本欄目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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