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曼底
Histroy
關於文革的一點哲學思考
當人們對服飾的審美從過去的軍裝加一條武裝帶演進到現在的皮爾卡丹和佐丹奴，斜挎在肩上的軍包發展到現在的LV和GUCCI,包裏麵裝著的物品從紅寶書發展到現在的各種名牌化妝品或者各種外幣的時候，這一切都在提醒人們，那個充斥著喧囂與亢奮，激情四射的年代早已遠離了我們。如今，雖然武裝帶和軍包已經很少再出現在人們的視線裏，但是我們對那個年代的複雜情感，卻怎麽也不能隨著那些早已褪色的武裝帶和破舊的軍包一起沉到箱子的最底部。以至於今天的我們站在大街上，看著來往不息的車流和服裝各異、行色匆匆的人群的時候，內心中無論是信心十足，還是灰心喪氣，總是習慣性地用那個年代來做參照。那個繼承與決裂尖銳的對立，肯定與否定激烈的對撞，記憶中純淨的天空下，服裝樣式樸素而又色調單一的年代就是文化大革命。
生命的意義
一提起文革，總會有人拿出一長串的非正常死亡名單，借此來否定文革。在他們的眼裏，好像隻要出了人命的事，就如同末日來臨一般。這在筆者看來，多少有點可笑。試問曆史何時何地缺過非正常死亡？曆史又何時為那些非正常死亡改變過自己的評判標準？按照這個邏輯，如果以二戰中難以計數的非正常死亡進行推論，豈不是要得出二戰是一次毫無正義可言的戰爭嗎？這個結論顯然是荒謬的。可見，是否出現非正常死亡，並不是能夠將事情說清楚的唯一標準。況且搞政治哪有不死人的道理，不要說中國的劉少奇、彭德懷，就是自詡為世界上最民主國家的美國，在它的曆屆總統當中，非正常死亡的還少嗎？而且其中有些總統究竟為什麽被暗殺，到現在還不清不楚。比如那個總是被人們和某個影星聯係起來的肯尼迪。
實際上生命的可貴之處在於除了一生隻有一次之外，更在於生命消失後所產生的各種社會影響。這種社會影響才是生命意義的真正所在。而這種影響在不同人眼裏卻又是不同的，它有著極大的彈性。史家司馬遷將這個彈性歸結為：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生命的意義，從某個角度看，仿佛就是要去成全那些一直沿用到現在，經常被寫成牌匾條幅之後掛到牆上去的字眼。譬如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中的仁義二字。除了仁義之外，還有更多的字眼會時常出現在一些老宅子的正牆上，用以彰顯主人的高貴品行，例如忠、孝、禮、信等等。雖然人們一看到這些碩大而又筆力遒勁的方塊字，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但是可曾想過在這些字眼中間，又有哪一個在其光鮮的背後沒有鮮血淋淋的故事？人活在世上，不管情願還是不情願，就是要在各種各樣的圈裏麵打轉掙紮。掙脫了一個之後，會發現其實在這個圈的外麵還套著一個更大的圈，就這樣一個接一個地掙脫下去。即使到了蓋棺定論的時候，仍然會有個無形的圈在那裏套著。無論生前如何的默默無聞，如何的叱吒風雲或者是權勢衝天，死後隻要套上一個圈，就有可能讓他流芳百世，也有可能讓他永世不得翻身。這其中由生前默默無聞到死後流芳百世的，比如劉胡蘭和雷鋒。而更典型的如明朝的洪承疇，他突破了要對明朝崇禎皇帝效忠的圈，突破了漢滿之間的圈，幫助滿清政權穩定了中原江山。他的作用對清朝皇帝能夠坐穩中原是何等重要，他的死對於清政權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損失。這樣一個對清王朝的百年基業立下不世之功的人，在他死後理所應當地應該亨盡各種殊榮，以蔭後代。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在他死後當封建忠君傳統道德的圈套過來的時候，此公卻被乾隆親批為畏死倖生，靦顏降附，實在是一個大節有虧之人。最終，他的名字被列進了《貳臣傳》，以警世人。是謂輕乎、重乎？用之所趨異也。
在我們越來越習慣於用物質的標準，去審視自己和其它人的社會價值的今天，試著去探究那些逝去生命的意義到底在哪裏，試著去探究在那段歲月中迸發出的激情到底是從何而來的時候，就不得不去重新審視文化大革命。這究竟是一場怎樣的革命？它為什麽會發生？為什麽叫文化大革命？為什麽革命的主體是無產階級？又為什麽發生在中國？它的革命對象是什麽？它為什麽不是停留在運動的層次而被提升到了革命的高度？這場革命又為什麽會最終演變成了一場社會動亂？
我們現在問出這麽多的為什麽是如此地輕鬆。但是，現在的輕鬆對三四十年前的人們來說卻意味著沉重和解不開的困惑。這些為什麽每一個都是需要當時的人們去努力破解的困局。遊走於世上的生命，每天都在麵對各種各樣的困局。中國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本身，就積澱了太多的各種各樣的困局。尚未破解的原有困局，和層出不窮的新困局，總是讓大多數人感到疲憊，感到不得要領，感到困惑，感到無所適從，甚至開始懷疑人生。處在困局中的生命，它的結局不是浴火重生，就是在無聲無息中毀滅。而少數人，一旦下定決心要打破某個困局的時候，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就會湧出無限的勇氣，支撐自己在選擇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向著自己認可的那個終點走去。那串名單上的生命就是選擇了一條破解困局的道路，而打破困局的最高代價就是要付出生命。正是這個宿命感讓他們以攢積非正常死亡名單的人難以理解的超脫去坦然地迎接自己生命的終結。
現在，我們在敬佩其堅持不懈地追求真理破解困局的精神和勇氣之餘，對他們的倒下唯有予以同情和惋惜。而那些試圖借這些人的生命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隻能說明他們在解讀社會、解讀曆史、解讀人世的時候是多麽的幼稚和天真。
文革作為一場從革命對象、目的到組織和形式都極為特殊的革命，是社會思想文化大變革過程中產生的必然的混亂。那段時期雖然出現了非正常死亡，但並沒有出現大規模反政府遊行或示威，這就可以說明當時的矛盾不是執政黨與群眾之間的矛盾。如果當時的混亂狀況出現在中國曆史上其它的某個朝代，政權可能早就被推翻了。文革更不是那些無聊好事者以訛傳訛的高層權鬥，以當時毛澤東在群眾和官僚中的威信，有誰會有這個資曆和實力去挑戰他的權威？如果有，首先群眾就不會答應。
在大多數人的理解和記憶中，文革是被當作一場政治鬥爭存在的。而政治鬥爭說到底，就是意味著樹立與摧毀。為了樹立某種信仰或執行某一條路線，如果改變一個人的信仰或者路線已經成為不可能的時候，那麽就隻能是在肉體上禁錮或者直接摧毀。這就是一個被卷入到政治漩渦中的人的最終宿命。當年被武鬥至死或選擇無聲無息地離開世界的那些人，他們似乎對自己在人世上的結局早有預料，知道自己作為一個被卷入到政治大漩渦的人物，這就應該是自己最終的宿命。因此他們中沒有一個是以喊著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來結束自己的生命。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任何人都逃避不了的圈曆史。正如《無間道》裏的那句經典台詞：出來混，早晚要還的。
如今的人們一回想起文革就會想到武鬥、批鬥大會、大字報和背語錄等等，這些都是那個年代特有的具體行動。其實這隻是文革在行為層麵上的特征，是當時的社會思想在行為上的體現。然而，這些看似無序的、混亂的和毫無章法的社會動蕩，卻折射出了人們頭腦中思想的高度統一。剝掉了表麵的無序、混亂和毫無章法之後，露出的實質就是支配行為的思想，這正是需要今天的我們去努力探究的。
為什麽是文化領域？
要想參透文化大革命的真諦，最根本的就是首先要清楚什麽是文化。其次，必須要深入到毛澤東的內心世界，去了解他審視社會的視角，以及解決問題的習慣和方法。這兩點應該是能夠還原和看清文革麵目的根本。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但是，這種有根的愛和有源的恨卻都是狹隘的。因此，要研究文革，無論是帶著紅衛兵皮鞭留下的傷痛，還是帶著苦大仇深的革命榮耀，都不會得到客觀冷靜的分析和結論。
究竟什麽是文化？是上知天文，下曉地理嗎？顯然這是街頭巷尾一級的通俗解釋。關於文化的定義可謂多種多樣，但是無論哲人和專家如何去解釋和概括，文化終究超不出是人類對客觀事物的認知和對自身感悟的總結與歸納。文化，實質上就是人類認知的大集合。它是人類基於對客觀的認知而形成的統一意識的載體，在這個載體內應該分有三個層麵：
第一，文化的全人類層麵。從這個層麵講，文化可以等同文明。它是不分種族、民族和地域的人區別於其它動物的共同特征。這些共同特征沒有具體的時空差別，隻要是人，都會在行為上表現出這種共同特征。例如，最基本也是最常見的，無論哪裏的人、無論什麽膚色的人都懂得裝飾自己，懂得遮羞，隻不過是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和材料而已，這就是人類區別於其它動物的服飾文化。人總是將食物做些必要的處理，或蒸或烤或煮，然後再進食，這就是人類區別於其它動物的飲食文化。
第二，文化的大眾層麵。這表現在一地域、一族裔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共同習慣和處事的尺度。其實，這是文化基於不同地域、不同種族和不同民族而表現出來的不同之處。例如同樣是衣、食、住、行，在不同種族、民族和地域之間，就有明顯的差別。西方的婚紗是白色，而東方的婚宴，則喜歡用紅色。西方的飲食習慣是肉、蛋、奶，每天喝咖啡，而東方的飲食習慣卻是以蔬菜和稻米為主，每天喝的是茶。
第三，文化的階級層麵。依據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來解析文化，它無疑是具有階級性的，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階級意誌的反映。文化上升到階級的層麵，這裏的文就轉化成了手段，而化則是目的，也就是統治階級要以文化人，以文化被統治階級。這是文化的核心層麵，也是最為矛盾、最具有衝突性、最容易暴發革命的層麵。文化的矛盾、衝突和革命性特征表現在體現階級意誌的時候，有時是溫文爾雅，有時卻是極端的暴力和血腥。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就是指文化的階級層麵，是階級意誌的強烈表現，所以它的全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以上三個層麵在時空上的延續，就形成了文化的曆史傳承。文化的全人類層麵和大眾層麵，是通過人與人之間自覺和不自覺的相互影響來實現的。而文化階級層麵的延續，與前兩個層麵相比，因滲透著統治階級實現階級意誌和階級統治的目的，所以就變得複雜多了。
文化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以文化人和以文化階級是其作為階級統治工具而必須要發揮出來的功效。化在現實社會中的表現形式可謂多種多樣，但無論是怎樣的表現形式，其實質就是不同群體間的相互作用，就是一種力。當讀者依據那些寫在竹片、石碑和紙張等記載的文字，走進先前發生過的事情當中，了解完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後，會感覺到這些事情的發生、發展和結束似乎一直受著某種因素的左右。這個因素能夠決定事物的發生與不發生，決定事物該怎樣發生、怎樣結束，它就是隱藏在時間、地點、人物和經過背後的，存在於人與人、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力。這個力在起作用的時候，有時就是我們發現從某一天開始，因為某個人的原因，原來的正（音同證）月被規定讀成正（音同征）月；昨天還在皇宮裏住著的皇帝，今天就在樹上上吊了；也可能是鈔票上的頭像在幾天的功夫，就換成了另外一個人；這個力還能夠讓英語中的英尺和腳是同一個單詞；也可以讓那位遠在新疆的維族老人庫爾班，一定要騎著毛驢千裏迢迢地上北京去見一個人。如果趙高的指鹿為馬能夠成功的話，在今天鹿真的被叫成了馬，那麽這個成語故事就應該是對這種力究竟是什麽的最佳解釋。
當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力被發現以後，就會清楚地看到任一事件中都有一股或者幾股力在相互作用。這些力雖然是被不同的人或不同的集團施展出來的，但它們的目的卻是相同的，都是為了治。為了達到治的目的，這個力有時表現為武力，如人與人之間、集團與集團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的暴力衝突或戰爭，而更多的時候是以與武相對的文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這種力就是文化。
在階級統治中，統治階級要維護本階級的統治權威，暴力血腥的手起刀落對統治階級來說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但是，如何讓一個人、一個群體以至一個階級去主動臣服，卻是最讓統治階級頭痛的事情，而這偏偏又是衡量一個統治階級執政能力究竟是強是弱的最重要的標準。如果統治階級還想保有一定數量的民眾作為被統治階級，暴力隻能作為其統治手段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它就必須要借助文的力量，達到不同社會地位的階級之間的和平共處，這就是文化存在和能夠延續下去的根本。因此，任何一個高明的政治家都知道文治與武功是缺一不可的。打完天下後要想坐穩江山，武力是萬不得已時的最後手段，更多的時候需要的是文治。
西漢的劉向將統治階級禦政之道的張馳有序概括為：聖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而後加誅。
文化是統治階級運用非武力手段，如道理、常規、傳統和習慣等的塑造與推廣，來達到規範和教化大眾的思想和行為的目的，從而把個體凝聚成一個具有統一的思想、行為規範和衡量標準的集體，而個體則在不斷延續的統一之中，從意識到行為均表現出對集體的臣服。文化的階級烙印，表現在曆史上的每一個統治階級都建立了一個與本階級相匹配的文化體係。統治階級利用暴力機構維護階級統治的同時，更要依靠具有明顯本階級特色的文化體係，來樹立、傳播、貫徹、落實本階級的意誌。
在階級社會裏，作為一個普通人，通常感受到的是國家機器的約束力，而文化體係所產生的潛移默化的力量通常是被忽視的。暴力的威懾與文化的潛移默化相互交織就形成了人類的政治生活。在這個過程中，隻有少數人發現了存在於人與人、群體與群體、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這種力，並且能夠有效地引導力的方向和度量。曆史就是因為他們而有了一個又一個閃光的瞬間。如果說牛頓是從蘋果會落地的現象中，發現了自然界中物體與物體之間相互作用的萬有引力，而成為了自然力學大師，那麽毛澤東就是以發現並正確運用了這種存在於人民大眾之中，可以排山倒海、改朝換代的力量，而成為了人文力學的大師。以毛澤東的曆史修養，不會不知道暴力革命作為被統治階級為奪取政權，實現社會地位轉換而采用的主要形式，它的根本任務和最終目的不僅僅是推翻舊的國家機器，同時也要推翻與舊的國家機器相配套的文化體係。一個新生政權，必須建立一個全新的能夠反映本階級意誌的文化體係。如果新生政權隻建立了新的國家機器，而繼續沿用舊的文化體係，那麽它最終還會陷入到暴力革命的輪回當中。因此，要評價一場暴力革命是否進行得徹底，就看它在推翻舊的國家機器之後，是否將革命繼續深化到了文化領域當中。
群眾、官僚、領袖
始於鴉片戰爭的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其革命目的是對封建專製進行曆史性的否定。封建專製雖然是以君主專製為核心，但是君主認為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和官僚用以自警的食君之祿，擔君之憂，反映出了封建專製實際上是封建君主與封建官僚的二元聯合專製。與君主、官僚二元專製相配套的舊文化體係的核心思想，就是封建君主專製思想和官僚至上主義。
古人為了讓民眾覺得君主專製是順應天時，就創造了君權神授的神話，宣揚皇帝是天子，將他執政世襲的合理性、合法性與高不可攀的天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但是，一切被神化事物的神聖與強大隻會停留在表麵上，因為天下根本就沒有打不破的神話。在人們不斷提高的認知力麵前，神話是脆弱的，它的脆弱有時就如同小孩子的謊言一般可以不攻自破。對君主專製，即使不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它自己也會自動退出世界的政治舞台。比如到現在那些仍然保有帝製的國家，君主實際上隻是作為一個象征性的符號而存在，已經完全沒有了過去的權威。
官僚本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如果在其後加上至上二字，成了官僚至上，那麽官僚的性質就被異化了。與神化了的君主專製相比，官僚至上主義沒有什麽神話的支撐，因此它不會受到民眾認知力的挑戰與質疑，反而更能得到民眾的廣泛接納。民眾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萬事都要以官為先，官在先就是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正是這些無需質疑的理和正常，將官僚至上主義植入到了民眾的日常行為當中，變成了習慣，形成了自然。然而，這種習慣與自然卻輸出了太多的驚人與不可思議，它甚至可以扭曲一個人本該有的正常的道德、理性和判斷，在瞬間將人變成了魔。甚至能夠讓人在已經火燒眉毛的危急關頭，仍然能夠從容不迫地喊出讓領導先走的驚世豪言。
中國的二十四史記述了二十四個家族的相繼敗亡。但是，相對於二十四個家族走馬燈似的輪流登場，為這些家族服務的官僚集團卻始終站在曆史的舞台上巋然不動。國家雖然換了君主，但作為官僚至上思想最基本的社會基礎官僚集團卻依然存在。因為無論是誰住進了皇宮，隻要他想讓自己的政令能夠通天達地，就必須借助為自己服務的官僚集團去完成這個任務。因此，中國曆史上的二十四朝相繼消亡之後，留下的除了幾座皇宮和帝後陵墓之外，其最大的曆史遺產就是堪稱世界上最龐大的中國官僚集團，這也使官僚至上主義在中國具有其它任何國家無法相比的龐大而穩定的社會基礎。由此可見，不沾仙氣的官僚至上主義反而有著君主專製無法比擬的異常頑強的生命力。它是一個不需要神化的神話，它才是舊文化體係核心中的核心。
中國的民主革命，是對舊體製、舊文化體係各方麵的徹底否定。它的進程是從鴉片戰爭開始，一直延續到了文化大革命。在這個過程中以五四運動為分界線，分成了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1949年10月1日前的相繼失敗的幾次革命中，最接近成功的是辛亥革命。它通過民主共和思想在中國社會的廣泛傳播，使中國形成了一個與民主共和相匹配的文化體係。這個文化體係喚醒了廣大民眾，認清了君權神聖實際上是個騙局。辛亥革命完成了對君權專製思想的否定，推翻了阻礙社會發展的封建專製國家機器。中國人判斷事物的成敗就是看它的氣數如何，氣旺則事通，氣衰則事斃。君主專製的氣數在民主共和的文化氛圍中已經消失殆盡，因此無論它的反撲來得多麽凶猛，都注定是一次回光返照。果然，張勳與袁世凱的複辟夢想成了封建君權專製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最後的掙紮。但是，封建專製思想的另一個核心官僚專製思想的氣數，卻在君主專製吸去了所有社會注意力的時候，悄悄地在帝王身後的陰影中安然自若。辛亥革命顯然忽略了官僚專製思想的存在，在完成了對君主專製思想的否定之後，並沒有繼續對官僚至上主義進行否定，因此辛亥革命隻是部分地完成了文化領域內的革命。對舊文化體係否定的不徹底，最終導致了後來的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政。國民黨執政時期，社會依然承襲著封建文化體係中的官僚至上主義。在這樣的社會氛圍裏，貪汙腐敗盛行，官僚集團成了民主革命中最大的受益群體，利益無保障的群眾與官僚之間形成了尖銳的對立。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才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由此可見，作為封建專製文化體係核心的官僚至上主義是維護政權穩定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國民黨建立的國家機器，這與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曆史作用是相同的。如果它沒有繼續在文化領域內對官僚至上主義進行徹底的否定，那麽它還會去重複國民黨失政大陸的曆史悲劇。因此，建國後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並非橫空出世，它的發生是有曆史慣性的，是符合曆史邏輯的。
曆史車輪的慣性決定了那場革命的必然，而發生之後產生的效果則取決於革命的領導者。革命在不同領導者的領導之下，會有不同的革命結果，產生不同的社會效果。那麽毛澤東作為這場倍受爭議的文化大革命的發起人，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解讀世界的視角是怎樣的呢？他又是習慣於用什麽樣方法來解決問題呢？
毛澤東有句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可見，在毛澤東的思想體係裏，階級否定就是革命，而革命就是暴力。但這並不說明毛澤東是個單純崇尚暴力的人。他在接見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鬆的時候，開門見山地說：在我這裏隻討論哲學問題，不談具體問題。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在毛澤東的內心深處懷有很深的哲學情結（雖然他的純哲學著作並不多）。當自己一手創建的政黨、政府及國家已經運行在一條比較穩定的軌道上之後，他的思想境界已經從具體的事務中抽離出來，上升到了哲學的高度，試圖探求出貫穿在現實中的上下起伏中間的那條中軸線。因此，在加州約巴達鎮的尼克鬆紀念館裏，當那些與毛澤東同時代的領袖級人物都站著交頭接耳的時候，隻有他與周恩來，這對抽象與具體、理論與實踐、思想與行動的絕配，采用的是坐而論道的姿態。
哲學，無論是在西方還是東方，都被看作是智慧的科學，是關於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宏觀科學。當我們研究毛的著作和革命經曆的時候，會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在哲學領域中，他是一個方法論的大家。翻看中國革命史，毛澤東的方法，在當時或被稱作的路線或被稱作的那一套，總是能夠讓處於危機當中的中國革命轉危為安。一次次的涉險渡難，讓從來沒有服過誰的鄧小平，在建國後的一次談話中神情嚴肅地說：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我們中國人民至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
深具哲學情結的毛澤東和他的政黨，在有望成為中國執政黨的時候，遇到了黃炎培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曆史周期率。這個周期率讓中國人在興亡一忽焉的怪圈裏打轉了幾千年，也沒能摸出個突破它的頭緒。當毛澤東和他的政黨到了即將問鼎中國執政的時候，這個曆史周期率無疑激發了所有共產黨人的革命鬥誌。而一向鬥誌旺盛，習慣於在鬥爭中尋找樂趣的毛澤東，當然更不會輕意地讓自己掉進這個周期率當中，自然要竭盡自己的智慧去尋求一個能夠破解這個曆史難題的方法。
重視方法論的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中寫的第一句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在他看來，社會上的人是一種群體動物，需要用一種標準來劃分成不同的群體，正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種標準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不同的曆史背景下，這個標準有不同的內容。但無論如何變化，自從人類生活中出現了政治生活，並由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而最終導致了國家出現之後，國民就可最基本地分成三個集團：
第一，群眾集團。群眾集團是任何政權、任何國家最根本的社會基礎，是國家用來完成生產職能的主力軍。它的主要職能是通過生產活動來創造各種物質和精神產品，來滿足整個社會的物質和精神需求。在產品還需要交換和流通的商品社會中，這一切的產品都可用利益二字來概括。
第二，官僚集團。因社會化大生產及分工的出現，自給自足不再是社會生產與分配方式的主流，就使得國家需要一部分人來擔負起組織和協調社會化的生產及管理社會公共事物的職能。同時，由群眾集團創造出來的利益隨著社會分工而必須進行製度化地社會再分配。這部分人就形成了官僚集團。集團內部因具體職能的不同，又可分為政府官僚和企業官僚。政府官僚主要是管理社會公共事物，而企業官僚則擔負著組織和協調生產的職能。
第三，領袖集團。這個集團可一人也可多人。如果國民隻由群眾與官僚組成，那麽國家就會隨著這兩大集團力量的此消彼長而動蕩不安。在這樣的情形下，三角結構的穩定性給人們提供了一個思路。在人以群分之後形成的結構裏，除了群眾與官僚之外，還需要第三勢力的存在，那就是領袖。領袖集團起著製定國家政策，指引國家發展方向的作用。同時，它更重要的職能是維持官僚集團與群眾集團之間的利益平衡。領袖在利益麵前，要在官僚與群眾這兩大集團之間充當利益調節者，從而使國家整體呈現出官僚集團與群眾集團的利益統一，而不是因利益分配的嚴重不均引起的對抗。隻有把握住群眾集團與官僚集團的利益平衡點，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名副其實的國家領袖。否則的話，就會淪為前述兩集團之一的利益代言人，這個三角結構也就失去了穩定性。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如圖示-1，是既對立又統一的矛盾關係。
圖示-1
一個國家的運轉離不開這三個集團的相互製衡與協同。如果一定要在這三者之中找出一個最有力量的集團，那無疑是群眾集團。但是，因這三個集團自身的特點，使得人們總是習慣於去關注領袖集團與官僚集團的動向，而忽視了群眾集團的力量。對群眾集團，不同的政治家有不同的看法，而正是這些不同的看法決定了政治家不同的命運。
孫中山對群眾一盤散沙似的鬆散說過一句話，其大意是：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這四萬萬五千萬都是阿鬥。麵對沒有覺悟而且組織鬆散的民眾，孫中山選擇了放棄群眾集團，轉而去借助其它集團的力量。開始的時候是依靠各類軍閥，甚至於和境外的某些勢力合作，但他就是不依靠群眾、發動群眾，而正是因為脫離了群眾才讓他發出了革命尚未成功的感歎。但是，毛澤東看到了蘊藏在群眾集團中的力量。他相信群眾集團不是阿鬥，相信人多力量大，而且信奉團結起來就是力量。雖然這股力量因群眾的鬆散而不被人所注意，但是，用正確的方法將這種分散的力量凝聚起來之後，即使是四萬萬五千萬個阿鬥，他們的力量照樣可以排山倒海，照樣可以改朝換代。
三個集團的相互角力，演繹著世界與中國的曆史。這其中的群眾集團始終扮演著朝代更替、政權更迭的主力。雖然執政權最後隻會落到某一個人或某一撮人的手裏，但是那些沒有群眾支持或者損害群眾利益的政權，都成了短命的政權。而那些能夠維護群眾利益的政權，都因得到了群眾的積極擁護而維持了一段較長的執政期。翻看曆史上的各朝各代，那些凡是可以用國泰民安來形容的時期，都是當時的領袖集團采取了各種各樣的修養生息政策，把利益傾向於群眾集團一邊，使國家的整體態勢呈現出民可安居樂業、官可按製領俸的局麵。這兩大集團的相安無事，為國家的發展提供了穩定的社會環境，是國家能夠長期發展壯大的基礎。
然而，當掌握利益的社會再分配權力的官僚集團，運用分配機製謀取了本應該分配給群眾集團的利益，就是說利益分配過渡到了利益掠奪階段。同時，群眾集團又因不具有對利益分配的話語權，或者有限的話語權被官僚集團剝奪，而使負擔日複一日地增加，直到大大地超過了所能承受的極限的時候，群眾集團與官僚集團之間就要產生矛盾，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局麵。看看那些爆發農民戰爭的朝代末期，無一例外的是群眾集團在承受繁重的苛捐雜稅的同時，官僚集團的貪腐卻在蔚然成風（也許有人說這是因為缺乏有效且嚴密的對官僚集團的製約機製，其實，這種製約機製係統內的人員又何嚐不是官僚集團中的一部分呢？）。
此時的官僚集團無疑是早已被扭曲的利益分配機製的最大受益者。在這個時刻，就需要領袖對群眾與官僚之間的利益分配進行調整，將利益傾斜扳回到利益均衡的軌道。如果領袖集團沒能及時調整這種利益傾斜，反而采取漠視或者是縱容的態度，那麽它實則就成了官僚集團的一部分，成了官僚集團的利益代表，完全站到了群眾集團的對立麵。當政權被群眾集團推翻時，領袖集團實際上也和群眾集團一樣，成了官僚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受害者。正因為官僚集團掌管著利益的社會再分配，所以曆史上隻有群眾集團為維護自身利益的揭竿而起，從來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官僚集團的反抗和起義。從這個角度出發去看曆史周期率，它不就是群眾集團和官僚集團之間的利益分配在平衡與傾斜之間的不斷反複嗎？
筆者至今仍然記得在文革時代剃須刀具的盒蓋上印著這樣一句話：世界上的一切革命鬥爭都是為著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當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之後，就進入到了鞏固政權的曆史階段。作為一個執政黨，鞏固政權就意味著要同時承受來自群眾和官僚兩個集團的壓力。失去群眾或者失去官僚，對執政黨來說都有可能喪失政權。而導致執政黨失去群眾集團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官僚至上主義的失控與泛濫。
伴隨毛澤東走完二萬五千裏長征的，除了英勇無畏的紅軍將士之外，還有一部完整的《資治通鑒》。而這部政治教科書的宗旨，歸結起來就是五個字治國即治吏。深受這部書影響的毛澤東成為執政之後，自然就把目光鎖定到了官僚集團的身上。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正是與官僚主義和反人民的官僚集團做鬥爭的一生。看過毛傳的人，都記得他與自己家裏的那個老官僚，眼界裏隻有自家的幾畝薄田，並絞盡腦汁擴大土地麵積的父親相抗爭的趣事。走出了韶山衝，以農運開始自己政治生涯的時候，得到的是當時滿腦子以工運為綱的黨內上層官僚的奚落。緊接著，帶有國際色彩的黨內海歸派官僚們認為他的農村包圍城市路線不夠革命而對他懷疑和排擠。一身虎氣與猴氣的毛澤東索性自立門戶、占山為王，上井岡山開辟了一片自己的政治實驗田。長征中的遵義會議，雖然確立了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但他的領導權威並沒有因會議的結束而當然地在黨內形成，此時他個人的地位還沒有上升到領袖的高度。之後的整風運動，塑造了毛澤東在黨內與軍內的領導權威地位，從而完成了他從一個職業革命家上升為領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與黨內官僚主義鬥爭的他沒有倒下，反而越戰越勇。而同當時中國社會中最為龐大的四大家族和外國資本相勾結而形成的封建買辦性質的官僚集團鬥爭的時候，他發動了最廣大的群眾，徹底粉碎了反人民的舊社會官僚集團。從毛澤東的革命曆程可以看出其深諳曆史，具有異常豐富的政治鬥爭經曆與經驗。他當然清楚地知道群眾集團為什麽會起義，朝代為什麽會有更替。因而他對官僚集團，始終帶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蔑視與不信任。
權力結構
站在領袖高度上的毛，看到了群眾集團與官僚集團在利益麵前具有天然的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官僚集團由於占盡製度化的職能優勢，很容易在對抗中占據上風。因此，他認為由群眾集團創造的滿足社會需求的利益是引起官、民矛盾的根源。利益一旦有了剩餘，就是官僚走向群眾對立麵的開始。由此破解黃炎培周期率的良方，就是首先要將領袖，獨立於官僚集團與群眾集團之外。換句話說，國家領袖不能將自己視為國家機器體係中最大的官，他要以第三勢力的視角來審視並掌控群眾集團與官僚集團之間的利益平衡。其次，在利益麵前，決不能過多地遷就參與國家政策製定與執行的官僚集團。再次，要達到群眾集團與官僚集團之間的統一，就要一定程度地保持二者之間的對抗，尤其是群眾集團維護自身利益的意識與能力。麵對群眾、官僚與領袖三大群體，他巧妙地在政治權力的結構當中運用了一種力學思維，將這個三位一體的政治格局稱為人民民主專政。
人民即群眾集團，是國家最廣大的社會群體。這個群體是任何政權、政黨的根本。維護群眾集團的利益是任何政權和政黨能夠長久存在的基礎。相反如果損害群眾集團的利益，那麽這個政權或政黨很快就會被群眾推翻。
民主當然是指要人民說話，參政議政。要實現民主，就是要給廣大民眾話語權，讓民眾參與到國家事物當中，但更重要的是說話之後的事情。民主的實質是怎樣能夠將廣大民眾說話後形成的決議得到貫徹與實施，而這個任務必須由官僚來完成，就是說民主的實現必須要有一個健康的官僚機製來支撐。在群眾集團中蘊含著體力與腦力兩股力量，這兩股力量由於群眾集團的分散與組織鬆散的特性，很難形成一股合力。這就天然地需要一種機製，依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將力量集中起來，形成國家發展的動力。如果沒有官僚的領導與協調，任何說話後的決議或者是政策，都隻能是躺在紙麵上的文字。所以，民主實際上是能夠讓國家在穩定軌道上運行的良性的官僚機製。在集中與服從的過程中，官僚與民主是相伴相生的。無民主的官僚，就是官僚集團的專製；無官僚的民主，則會導致無政府主義。
專政並非隻是階級之間關係的備注，它還應包括領袖對國家事務的專政。領袖專政不同於封建君主專製。它存在的基礎並非是君權神授，而是基於領袖非凡的判斷力、組織力和感召力形成的。領袖專政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當年中國決定出兵朝鮮。如果不是毛澤東基於對形勢的判斷，以異乎尋常的膽略力排眾議，當今的世界格局肯定會是另外一個模樣。可見，專政不僅僅是階級專政，它也包含有領袖在把握國家發展方向上的乾綱獨斷。
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格局裏，強調的是以民眾為主體，以官僚機製為輔助，以領袖為民眾與官僚之間的平衡力量，其宗旨是萬事以民為先。正如《貞觀政要》中唐太宗李世民開宗明義的那句話：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胞而身斃。按照這個思路，順著當年毛澤東在西柏坡油燈下的思緒，聽著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踏著他進京趕考的腳印，來到天安門城樓上的時候，才能夠真正理解人民萬歲。文革的發生，決不是毛澤東極富鬥爭個性一時的心血來潮，更不是某些人所說的維護自己即將丟失的權力，它有著深刻地曆史背景與思想價值。
1949年的中國
回過頭去看1949年的中國，在趕走日本人之後，毛澤東帶領共產黨又趕走了蔣介石，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在社會製度和思想體係上與過去完全決裂的新中國。中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進入到了社會主義社會，飽受苦難的中國大眾第一次當了家。但此時的毛澤東則認為，這是萬裏長征隻走完了第一步，如這也值得驕傲，那是很渺小的。毛澤東的革命熱情並沒有因新中國的建立而消褪，正相反，他認為前麵還有更艱巨、更複雜、更不可預料的情形在等著共產黨人去麵對。即將問鼎京城的毛澤東，形容自己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來進京趕考，並且是希望考出個好成績的。在他之前，同樣是農民革命領袖的李自成，麵對數倍於己的大明軍隊，能夠逐漸由弱變強，最終逼得崇禎在自家院子裏的煤山上吊。就是這樣一個李闖王在北京城可沒住幾天就落荒而逃了。可見打天下和坐天下的功夫大相迥異。中國曆史爛熟於胸的毛澤東對這段往事可謂是銘記在心。早在延安時期，就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當作全黨和全軍的學習材料。可見當時雖未取得政權，但是在思想上他已經開始了坐天下的準備。
進城後，發生在一些幹部身上的事實證明他的想法並沒有錯。在新的社會製度下，在思想和行為上對人的要求與舊製度下相比有了一個根本的轉變。一些人適應了新的社會製度，一些人還沒有，或者說還沒有準備好。因為中國畢竟是一個有著二千多年封建社會曆史的大國，封建思想中的官僚至上在某些人的頭腦裏是根深蒂固的。如官字兩張口，衙門口朝南（難）開，有理沒錢別進來。這些約定俗成都披著文化的外衣，不但將官僚膜拜潛移默化到了群眾的骨髓當中，而且使一些已經沾染上了舊式官僚習氣的幹部，認識不到自己的蛻化變質。更可怕的是這種潛移默化因有文化的美麗外表，而在人民大眾當中得以一代接一代地傳承。這種文化的傳承是對群眾覺悟的腐蝕，是專製愚民思想的延續，而官僚至上主義，正是依靠這些沒有覺悟的群眾得以代代相傳。
曆史慣性的歸零，可能需要十幾年、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如此眾多的精神頑疾與壁壘，僅僅通過一聲人民萬歲，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就消失的無影無蹤。不要說廣大群眾，就是跟著毛澤東鬧革命的隊伍內部，溫飽思淫欲的定律已經開始腐蝕著那些具有革命性的行動，但思想中的革命性已經開始弱化的幹部了。一些幹部開始講究吃喝、貪圖享受，進城之後換老婆的事時有發生，舊式的封建官僚的作風與習氣已經在悄悄地，某些時候可以說是明目張膽地借屍還魂。在一份資料中曾記載著這樣一件事情，有一個從農村出來經曆過槍林彈雨的革命幹部，入城為官之後，讓工作人員在物資極不豐富的條件下，每天準備牛奶、雞蛋和麵包作為早餐。當身邊的工作人員問及原因時，此人坐在自己的辦公椅上聲壯如雷地說到：老子在鄉下時，就聽說城裏的有錢人和當官的都是這樣吃早飯的，老子拚了性命打天下就是為了這一天。話雖粗鄙，但背後的深刻卻不能不叫人出冷汗。這個人的行動是具有革命性的，但不等於他的思想就是和舊思想完全決裂的。這種人隻是通過暴力手段，把那些自己痛恨的官僚拽出官僚集團，好給自己騰出一塊地方來，去享受他認為作為一個官僚應該享有的特權。更讓人震驚的是，身邊的工作人員對他的這種行為並沒有提出任何異議，認為那個老子每天享用牛奶、雞蛋和麵包是天經地義的，並盡心盡力地當成革命任務來完成。
此種事例不隻這一件、這一種。比如當時的東北王高崗，其生活之腐化墮落早已黨內皆知，聞者共憤。而最為轟動也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吃了槍子兒的劉青山和張子善。雖然這兩顆人頭可保共產黨二十年的江山，但事情過後毛澤東的內心是極不平靜的，難道反貪腐這麵大旗必須要用人頭來祭嗎？此類事件的層出不窮，明顯地向當時的共產黨高層傳遞這樣一個信息：雖然舊的國家機器被打碎了，但舊思想並沒有隨著舊國家機器的粉碎而煙消雲散。毛澤東認識到自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兩個務必，根本抵擋不了官僚至上主義在全黨、全軍、全社會範圍內對幹部的侵蝕與滲透。敢提著腦袋幹革命，並不能當然地推論出沒有舊思想，隻不過是沒有相應的條件而已。
進城之前提出的兩個務必與建國初期的三反、五反運動，隻不過是在行為上對官僚至上主義提出了約束，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方法，不足以求得萬世無憂。況且，把這種理念付之於搞幾場運動的級別，效果在毛澤東看來並不理想。他需要的是一種標本兼治、祛根除源的方法。萬裏長征的第一步是在體製上消滅了舊的國家機器和官僚集團，如果不徹底根除與之匹配的文化思想體係，那麽無需舊勢力來複辟，新生的人民政權自己就會蛻變為曾經被推翻的封建官僚政權。這個不加控製就會成為現實的可能成了毛澤東心中最大的憂慮。因為他自己就是在群眾集團與官僚集團矛盾激化的過程中，通過引領群眾集團展開暴力革命的方式，最終消滅了舊式的官僚集團。難道自己一手創建起來的官僚隊伍還要去重複舊式官僚的老路嗎？這個隱憂就成了他決定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革命仍要繼續
在毛澤東的心中，革命仍在繼續。他不能讓人民群眾再一次成為勞苦大眾，更不能讓自己創建的官僚集團蛻變為封建地主和四大家族那樣的剝削集團。治國即治吏，作為國家領袖，他要向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以官僚至上為核心的封建思想宣戰。而要達到這樣的目的，隻有依靠社會上最廣大的群體人民群眾，充分發揮群眾的主觀能動性，讓群眾集團和官僚集團之間保持一種對抗，並通過提高群眾集團的自我覺悟和保持其自下而上抗爭的意識與能力，來約束官僚集團遲早會而且也很容易就會膨脹的官本位思想。仍在繼續的革命必須要以無產階級為主體，這次革命是無產階級必然也是必須要麵臨的在思想意識領域內的一次自我否定。
繼續革命的對象不同以往。它不是日本人，不是國民黨，不能簡單地像以前那樣見日本人就殺，見國民黨就打。它是抽象的，是過去二千多年形成的一種準則，一種思維定式。如民不可告官，民隻能被動地接受官的管治，而刑不上士大夫的不成文律條，更使官與民在法律麵前呈現出了兩個不同等級的人格尊嚴。在兩千年來的這種思想氛圍當中，讓一些群眾形成了對官僚的一種天然的依賴與順從。在這樣的情形下，群眾能真正理解這次革命的意義嗎？那些官老爺們會不會真的破天荒地來個什麽起義呢？一旦官僚與群眾形成了尖銳的對立，國家會不會就此亂下去？天下大亂之後能達到天下大治嗎？想到這些，需要冷靜而內心卻怎麽也冷靜不下來的毛澤東，在炎炎盛夏住進了可以給他帶來些許涼意的滴水洞，在那裏度過了被外人稱為謎一般的11天。據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回憶：這11天中他沒有接見過任何人，隻是看各地送來的文件，唯一的一次外出離洞口僅三百多米。在這11天中，毛澤東與世隔絕的就如同一個遁世隱者，與當時的其他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沒有任何的思想交流。當年決定入朝作戰也沒有花費他這麽大的心力，可見其當時的思想鬥爭是多麽的激烈。坐在領袖位置上的他，對這一次的乾綱獨斷是慎重的。而此時，洞外的群眾與官僚還不知道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風暴正一步步地向他們走來。雖然這是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次革命，找不到任何可供參考和借鑒的例子，但決定總是要下的。毛澤東認為要想根除這種思想，唯有用自己善用的革命手段，方可見效。既然如此，就讓人民去創造曆史吧。
在建國後的一段時間裏，毛澤東在密切關注著幹部及群眾思想動態的同時，並沒有忽視經濟建設。他領導了幾次不成功的經濟大躍進，而這幾次經濟躍進，受到了其他幾位黨內領導人的公開或半公開的抵製。大煉鋼鐵、大躍進、人民公社成了當時毛被攻擊的主要內容。其實這裏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都是毛澤東的政治經濟思想的產物，這些經濟活動都是為一定的國內及國際政治目的服務的。群眾能夠有熱情去搞大躍進、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是因為這是毛澤東的提法，是因為毛澤東巨大的個人感召力的影響。而他的個人感召力使建國後的中國，進入到了一個魅力政治的環境當中。這種魅力政治的氛圍往往需要一個生平極具起伏、頗有傳奇色彩的領袖才可以形成。作為一個韶山衝的鄉村少年，能夠成長為一個當地負有盛名的鄉紳，或成為一方富賈，這似乎應該是他最可能也是最合理的人生軌跡。而人的價值往往就體現在能夠將合理和可能變為不合理和不可能，將不合理和不可能變為合理和可能的過程當中。毛澤東接見的那些外國領袖們，站在他麵前的時候，可能都要偷偷地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把自己放到當年毛所處的環境裏，我還能像他今天這樣站在這裏嗎？無論是他接見過的還是沒接見過的領袖級人物，對這個問題能得到肯定回答的沒有幾個，而這正是毛澤東的個人力量所在。這種常人看來有如神助的經曆，使他當之無愧地具有營造魅力政治的資本。在這種氛圍中，群眾覺得隻要跟著毛澤東的想法走，肯定沒錯，因為那是經過無數次的勝利證明了的。
但是，人類活動中的某些規律就如太陽東升西落一樣，是不可違背的。如果以詩人般的浪漫情懷與理想主義者的追求完美去搞經濟活動，勢必要違反經濟規律，得到事與願違的結果。這些過於冒進的缺乏適當技術支持的想法，就成了一時的衝動，並且給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生活帶來了不小的負麵衝擊。而指出這些不當之處的卻又是劉少奇、鄧小平等官僚集團的領軍人物，他們對國家的發展與建設顯然持有另一條路線。
在共產黨的發展曆程中，自建黨伊始，路線鬥爭就從來沒有停止過，而且每次做出重大的決策之前，在黨內都要經過一番激烈的路線鬥爭。路線鬥爭有時比敵我鬥爭更殘酷，犧牲也更大。而共產黨人的判斷力與決策力等綜合能力，就是在數次的路線鬥爭過程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所以經過路線鬥爭後的黨員以後都成了共產黨的中堅力量（這也許就是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否定之否定規律吧）。而毛澤東自己正是黨內曆次路線鬥爭之後的幸存者和最終的勝利者。
1966年的中國，是一個國家建設、社會治理及共產黨內部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的，充斥著太多不確定因素的國家。首先，黨內關於國家建設的路線鬥爭已經顯現。其次，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仍需要繼續深化。再次，毛澤東已經將清除封建思想殘餘官僚至上主義設定成了革命的標靶。在這個關頭，善於鬥爭的，知道政策需要一個有力的群體來支撐，也正是憑著對社會群體精準的劃分，並正確地選擇了自己政策的支撐點，才有了一係列勝利的毛澤東，當繼續革命的對象已經明朗清晰之後，依據自己特有的一套鬥爭理論，在三個的社會群體中，習慣性地站到了人民群眾一邊。這樣，在魅力政治籠罩下的中國就進入了一個惡性循環，隻要是毛澤東提出的，不管對錯，人民就擁護。官僚集團在糾正錯誤時，那就是與人民為敵，就是官僚集團在壓製人民群眾的革命熱情，毛就要依靠群眾集團的力量，打倒這些現行的反革命。
恰在此時，一出《海瑞罷官》的排練與公演，觸到了毛澤東最敏感的神經，也因此直接觸發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什麽呢？
首先，毛澤東從來就不認同清官這個概念。他認為把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寄希望於多出清官上，那就是強調官僚集團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忽視了人民群眾這個最廣大群體的力量，而這本身就說明了官僚與群眾之間的關係出了大問題。這樣的社會是危險的，政權是長久不了的。毛的鬥爭哲學曆來是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會有反抗。深諳曆史的他，知道二千多年的封建曆史，清官屈指可數，貪官倒是多如牛毛。如果哪個朝代是在盼清官的情形中延續，那這個朝代離末日就不遠了。清官拯救不了一個朝代，而貪官卻可以毀滅江山。
其次，政治鬥爭神經極為敏感，經驗與閱曆異常豐富，而又向來蔑視官僚集團的毛澤東認為，《海瑞罷官》戲雖好，但客觀上會被官僚集團利用，會被人用來喚醒官僚集團的凝聚力，會成為向領袖和群眾集團宣戰的檄文。曆史就是這樣，某些事物的正確與否往往不取決於事物本身，而取決於它出現的時間與環境。《海瑞罷官》事件就是在不適當的時間，不適當的環境，演了一出不該演的戲。由此，從批判《海瑞罷官》開始，毛澤東經過一係列的人事安排之後，第二年，也就是1966年5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正式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從此中國進入了一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思想大否定、破舊立新的時期。
無序的群眾
被發動起來的群眾，破紀錄地將大眾智慧和參與熱情發揮到了極致。雖然普通群眾對那些抽象的思想和已經存在了兩千多年的行為準則缺乏學者般精準的語言描述，但在物質社會中還是輕而易舉地找到了和它們相對映的具體形象的事物。寺廟被摧毀，書籍被焚燒，膜拜了千年之久卻幫不了什麽忙的塑像被恍然大悟的群眾砸碎。這種種的行動中始終貫穿著四個字破舊立新。無數的先賢聖哲在這場聲勢浩大的群眾浪潮中被淹沒，這其中最倒黴的恐怕要算是那個入了毛澤東詩詞的孔聖人。一句孔學名高實秕糠，讓這位在神壇上待了千年有餘的聖人，頓時在群眾的蘇醒與憤怒中灰飛煙滅。總有人說拆了孔子廟，砸了孔子像是對聖人的不敬，實際上他宣揚的以君亨特權、男尊女卑和民製於君為核心的封建禮教，是官僚集團的思想武器，是壓製群眾自我鬥爭意識的精神桎梏，遲早會阻擋曆史的前進。
隨著這些塑像和寺廟一起倒下的，恐怕就是那些官員和知識分子了。當官的就不用說了，本來就是官僚集團裏的，正是群眾集團需要鬥爭的對象。而學而優則仕的觀念，讓知識分子成了官僚集團的人才儲備庫，這些知識分子雖然現在還屬於群眾集團，但將來某一天就會進入到官僚集團中。所以官僚與知識分子被毛認為是官僚至上主義最可能的載體，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上都決定了他們必然要受到最大的衝擊。
針對不同的社會群體，毛澤東分別提出了不同的鬥爭綱領或者說是鬥爭口號。例如對官僚集團，提出的是打倒資產階級司令部、打倒走資派；對知識分子提出的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對群眾則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其中更成立了一個類似他領導農運時組成的農會式的群眾性組織機構革命委員會。
文革是一場中外曆史上均罕有的群眾革命。在中國的曆代帝王和領袖中，隻有兩位是來自於普通群眾的。一位是朱元璋，另一位就是毛澤東。相同的出身讓兩位領袖對社會底層的疾苦都有極其深刻的體會，都對官僚至上主義深惡痛絕，並將其視為危害社會穩定的根本原因。他們更清楚任何政治勢力，在積聚起來的群眾集團麵前，都是渺小的和微不足道的。因此，二者均竭盡全力試圖找出一個辦法來根治官僚至上這個社會毒瘤。朱元璋的辦法是親自編定《大明律誥》，試圖以嚴刑酷法來威懾官僚，希望其能夠潔身自好，不要以身試法。但是，收到的實際效果卻讓朱元璋捶著桌子喊道：本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夕犯！。朱元璋的憤慨與無奈說明依靠酷刑並不能夠從根本上杜絕官僚至上主義，他的失敗給毛澤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曆史借鑒（筆者按：毛曾經多次在不同的場合談論過朱元璋的施政策略）。以史為鑒的目的，就是沒必要去重複失敗，麵對相同的難題應該另辟蹊徑。同樣是對付官僚至上主義，毛澤東比朱元璋表現的進步的地方是，挖出了官僚至上主義的文化根源。因此，他在堅持以法治吏的同時，祭起了文化這麵旗幟，以群眾性的暴力革命為手段，試圖創造一個不容官僚至上主義的理想社會。
然而，被放手發動起來的群眾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理解這次革命的真諦。毛澤東也不可能像孫悟空那樣變出無數個小毛澤東，去耳提麵命地對每一個群眾宣講他的想法。而且曆史上總有那麽一些頭腦特別精明的人，極善於投機取巧，一旦見到有利可圖的事，幹得比誰都來勁。而在他們的心中其實根本沒有什麽主義，沒有什麽信仰，更沒有什麽真理，有的隻是眼前的既得利益。文革的社會局麵，對這種人來說無疑是一個天賜良機。一場史無前例的，沒有任何曆史經驗可借鑒的思想大鬥爭，在這種人的推波助瀾下，在鬥爭一起，界限全無的規律下，冤假錯案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
原本可以憑借極高的思想價值與曆史意義而永載史冊的思想大革命，實際上卻演變成了一場人人都被牽扯進來的大混戰。每個人都在一首自己並不熟悉的舞曲伴奏下踩著蹩腳的不合拍的舞步。大家都在互相鬥，互相批，沒有敵人，也沒有盟友，有的隻是人性當中被激活了的，而又不加約束地被無限放大的爭鬥本性。從群眾、官僚、領袖的結構來審視這場革命，這是一場領袖與群眾聯合起來，以清除官僚至上主義為目的的革命，同時也是一場沒有官僚參與的，實際上是被打壓群體的革命。在一個沒有官僚的組織、協調和引導的社會裏，群眾力量的無序、分散和難以控製的特征得到了充分暴露。幸運的是當時中國有一個極為強勢的領袖，社會才會在動亂中飄蕩了十年，否則其後果真的是難以設想。
在那十年中的毛澤東，雖然每天都有無數的紅衛兵小將在全國各地熱讀自己的語錄，每天都有無數的群眾在自己的半身塑像或者標準領袖照的注視下工作和學習，但是在他的內心深處卻有著說不出的外人難以理解的孤獨、寂寞和焦慮。即使是在接見對自己幾近瘋狂的紅衛兵革命小將的時候，畫麵上的毛澤東也沒有露出絲毫的笑容和欣慰，反而是一臉的冷峻與凝重，眼神中似乎還透著些許的疑惑和無奈。但是，就是這一瞬間的畫麵向人們展示了群眾、官僚和領袖三者之間的複雜關係，讓我們看到了領袖和官僚在群眾集團麵前的渺小，明白了究竟誰才是三者中最有力量的那個集團。領袖的確能夠發動群眾，而群眾一旦被發動起來，再強大的領袖也要被這股群眾力量所左右。所以，在這場革命中，即使是一貫強勢的毛澤東自己，也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失去了以往的那份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的瀟灑與自信。一生以聯係群眾、不脫離群眾為信條，此刻內心卻異常孤寂的毛澤東，在這個時候居然迷信起了原始的血緣宗親。就在這個時候，當時毛家唯一可用的人毛遠新就站到了他的身後。
動亂後的反思
當人們已經疲憊於整日上綱上線的政治鬥爭的時候，鄧小平適時地把那些原本拿著紅寶書到處揮舞的雙手，重新投放到了工廠裏、農田裏、學校裏和課桌上，經過了十幾年的努力，創造了現今的這個經濟奇跡。然而，過程中的得失，鄧的心裏一清二楚。人雖然是富了一點，可是出現的問題也不少，且看他著名的一手硬、一手軟的反思：一些領域的道德失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滋長；封建迷信活動和黃賭毒等醜惡現象沉渣泛起；假冒偽劣、欺詐活動成為社會公害；文化事業受到消極因素的嚴重衝擊，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東西屢禁不止；一部分人對社會主義前途發生困惑和動搖，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認識不足；腐敗現象在一些地方蔓延，黨風、政風受到很大損害等等。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就是在重視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忽視了精神文明的建設，出現了一手軟、一手硬的情況。
文革後，在積極建設物質文明的號召下，群眾集團創造的利益不僅使過去緊張的社會供需關係得到了根本的緩解，而且產生了極大的利益剩餘。但是，事情的發展軌跡總是習慣於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片麵地強調物質文明，就意味著忽視了精神文明的建設。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利益結構出現了向官僚傾斜的不良傾向。伴隨著剩餘利益的不斷擴大，貪汙腐敗現象也隨之出現，到如今已經發展到了難以遏製的地步。剩餘利益，如同照妖鏡一般，讓無數道行深厚的妖，在它麵前相繼現了原形。原本自稱為人民公仆的官員，相繼因為貪汙腐敗而落馬收監。用以告誡勉勵官僚集團的為人民服務，其效力經過時間和各級官吏的層層衰減，現在似乎成了隻是刻在新華門後照壁上的一幅書法作品。毛當年擔心會亡黨亡國的東西，現在全都出現了，他不想看到的，鄧看到了。鄧在總結自己失誤的同時，我們是不是也要反思一下文化大革命的曆史意義究竟在哪裏。很多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失敗的，但這是文化大革命思想本身的失敗？還是毛澤東本人的失敗？
毛澤東決定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主觀意願是正確的，是符合當時的曆史條件的，即使現在看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他的失敗在於選用了一些不稱職的幹部去操作了這場高難度的思想大革命，再加上一些人別有用心，才造成了這場浩劫。但是，麵對領袖、官僚、群眾這三者之間的矛盾關係，麵對因官僚集團與群眾集團之間的利益消長而產生的社會效果和對國家前途的影響，麵對官僚至上主義治標容易祛根難的特性，毛澤東所說的文化大革命要十年二十年就來它一次，不是沒有道理的。
毛澤東是從群眾集團中走出來的國家領袖。他的一切思想和活動的出發點都是維護群眾集團的利益，並始終將自己視為群眾集團的領袖，而不是官僚集團的領袖。因此他的思想和號召總是能得到最廣大群眾的衷心擁護，以至於在他逝世三十多年後的現在，無論是什麽樣的嗓子，無論是什麽樣的五音不全，隻要一唱出那句無曲無譜，但是有詞的陝北信天遊山丹丹花開紅豔豔，毛主席領導咱打江山，就立刻會在群眾的內心深處產生強烈的共鳴。是什麽能夠讓一個人的名字出現在群眾即興而起的信天遊裏，是群眾對他發自內心的信任，是群眾經過比較之後做出的選擇。毛澤東這三個字已經不再是一個簡單的人名，他已經升華為群眾維護自身利益而反抗壓迫的精神圖騰。
曆史的時間軸線是一條單向的不停向前延伸的直線。過往的種種，無論在當時多麽的起伏跌宕或者多麽的意義深遠，最終都要落到這條軸線上成為一個節點，供後人去審視、去評判。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政治生活中永遠不會被遺忘的一頁，無論各種媒體如何去否定、去淡化，都不能把它從人們的記憶中抹去。
現在的我們如果循著中國兩千多年的曆史脈絡，去審視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它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文化領域內的繼續，是一次冒著巨大的社會與政治風險的革命實踐，是運用對立統一的矛盾原理，試圖從根本上解決官僚集團與群眾集團之間矛盾的一次大膽嚐試，是對哲學方法論的一次豐富。這次的實踐是在全社會範圍內，以在思想意識領域內塑造模式、樹立規範，創立一個全新的與新政權相匹配的文化體係為目的，力求保持群眾的自我保護與抗爭意識，消滅官僚至上主義思想，達到群眾與官僚兩大集團的力量的動態平衡。
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實踐，實踐又是人類改造客觀世界的一切物質性活動。隻要是活動，就存在三個最基本的環節：第一，指導思想；第二，具體操作；第三，實際效果。那麽實際效果是評判指導思想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嗎？顯然不是，不然我們如何去解釋好心辦壞事？
作為曆史軸線上一個節點的文化大革命絕非隻是一次具體的革命運動的名稱，它是對曆史的感悟和剖析之後形成的，從無數的政權更迭中抽象出來的一個指導思想。在這個指導思想下去進行一場群眾性的革命，其難度是極高的，必然要經過無數的曲折、迂回，甚至要付出曆史浩劫的代價。
文革需要反思。但反思不是一味的捧，也不是一味的殺，而是批判地辯證地看文革。
如果我們能看透文化這個字眼中所蘊藏的殺氣，如果我們能看透所謂的中國曆史周期律的本質，如果我們能看透中國平民對官僚的臣服，對權威的膜拜，對精英的盲信，如果我們能看透國民性格中遇到強權就禁不住要下跪依附出賣自己的劣根性，如果我們能看透國民的膝蓋和脊梁，正是在邪惡文化的浸淫下變軟變彎，如果我們能看透國民性格的劣根，正是在幾千年的文化傳承中得以延續，而且愈傳愈甚，那麽我們就會明白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是必需的，更是必要的！
文革是變革嗎？不是。它是比變革更為高級更為徹底的，讓溫、良、恭、儉、讓全都靠邊站的革命；
文革是一種行為模式嗎？不是。它是參透了曆史，參透了人性之後提煉出的一個思想；
文革是動亂嗎？更不是。它是我們第一次嚐試去做一件破天荒的從來沒有人做過的事的正常的失敗。
操作上的失敗否定不了思想。前人的失敗，是後人的財富。前人的失敗隻能激發後來的我們去研究去探索更為合理更為有效更為科學的辦法。
毛澤東作為這場高難度的文化革命的領導者，他失敗了。但是，這個失敗是毛澤東個人的失敗，不是文化大革命這個思想的失敗。
毛澤東在操作上的失敗，否定不了文化革命思想的曆史意義和哲學價值！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