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1861 年開始啟動的洋務運動，基本格調就是 “ 中體西用 ” ，也就是隻改經濟，不改政治；接受火車，電報，輪船，洋火等等都可以，但改變自己的政治製度，那是萬萬不接受的。 因為在 1894 年甲午戰爭之前，洋務運動帶來一種表麵的經濟飛速發展，也著實迷惑了相當一部分人。 “ 中華民族迎來了偉大複興 ” ， “ 中國進入了盛世 ” ， “ 中國的崛起是無法阻止的 ” ，種種歡呼雀躍之聲，開始在中華大地上流行。當時有沒有清醒的人？其實也有幾個。除了早期民主思想家呼聲之外，有些大臣也一再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 如長期擔任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的文祥，在死前不久即 1875 年上《密陳大計疏》，指出： “ 說者謂各國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卿士也；付下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庶人也。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後決然行之。自治其國以此，其觀他國之廢興成敗亦以此。 ” 認為議院製度清國 “ 勢有難行，而義可采取 ” 。 再如兩廣總督張樹聲 1884 年在自己的《遺折》中更是把民主製度視為救國的根本： “ 夫西人立國，自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馴致富強，具有體用。育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 ” 他懇請清廷下決心 “ 采西人之體，以行其用 ” 。 這些建議揭示了西方富強的真諦，指出了中國應 “ 采西人之體 ” 的正確方向，如被采納，中國近代史可能因此而改寫。但這些意見都被拒絕。半是因為政治改革會觸及政治集團既得利益，半是因為洋務運動帶來的表麵經濟飛速發展蒙住自己雙眼。 在這些有識之士當中，最牛的人當屬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這個人牛在什麽地方？他準確預言清廷五十年內滅亡。 隻要沒有緊急繁忙的軍政事務，曾國藩晚上往往喜歡與幕客聊天。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曆 1867 年 7 月 21 日晚 ，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與趙烈文聊天時，憂心忡忡地對趙說： “ 京中來人雲： ‘ 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袴 ’ 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 ” 趙烈文回答說： “ 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 。 就是說，現在 “ 天下 ” 統一噎很久了，勢必會漸漸分裂，不過由於皇上一直很有權威，而且中央政府沒有先爛掉，所以現在不會出現分崩離析的局麵但據他估計，今後的大禍是中央政府會先垮台，然後出現各自為政、割據分裂的局麵；他進一步判斷，大概不出五十年就會發生這種災禍。 聽了趙烈文這番話，曾國藩立刻眉頭緊鎖，沉思半天才說： “ 然則當南遷乎？ ” 顯然，他不完全同意趙烈文的觀點，認為清王朝並不會完全被推翻，有可能與中國曆史上多次出現的政權南遷、南北分治、維持 “ 半壁江山 ” 的王朝一樣 . 對此，趙烈文明確回答說： “ 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 ” 他認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東晉、南宋那樣南遷偏安一隅，恐將徹底滅亡。曾國藩反駁說： “ 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 。趙烈文立即回答道： “ 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 ” 。 趙的談話確實非常坦率，他實際上否定了清王朝 “ 得天下 ” 的道德合法性。清軍因明亡於李闖、吳三桂因紅顏一怒大開城門而入關，所以 “ 創業太易 ” ；入關後為震懾人數遠遠多於自己的漢人而大開殺戒，如 “ 揚州十日 ” 、 “ 嘉定三屠 ” ，所以 “ 誅戮太重 ” ，這兩點決定了清王朝統治缺乏 “ 合法性 ” 而清王朝後來的君王 —— 可能他心中所指為康、乾、嘉 —— 的 “ 君德 ” 故然十分純正，但善與惡並不互相掩蓋彌補，何況 “ 天道 ” 已給他們帶來了文治武功的 “ 盛世 ” 作為十分豐厚的報答，因此這些後來君主們的 “ 德澤 ” 並不能抵消清王朝 “ 中共建政 ” 時的無道，仍不足補償其統治的合法性匱缺。 對趙從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殘暴性這兩點，否定其統治的合法性的這番言論，曾國藩並未反駁，沉默很久後，曾才頗為無奈地說： “ 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 ” 。 “ 祏 ” 是宗廟中藏神主的石屋， “ 宗祏之隕 ” 即指王朝覆滅，曾國藩也預感到清王朝正麵臨滅頂之災。 當然，在一段時間內，曾對此問題看法仍十分複雜和矛盾 , 雖然有時承認現在 “ 朝無君子，人事僨亂，恐非能久之道 ” ，但有時又對清王朝仍抱某種希望，認為現在當朝的恭親王奕欣（奕欣人稱 “ 鬼子六 ” ，洋務派首領）為人聰穎、慈禧遇事 “ 威斷 ” ，所以有可能避免 “ 抽心一爛 ” 、 “ 根本顛仆 ” 的結局。 而趙烈文則堅持己見，認為奕欣 “ 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 ” ，慈禧 “ 威斷 ” 反將使她更易受蒙蔽要想挽救頹局，像現在這樣 “ 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當默運天心，未必其然也 ” 。 “ 默運天心 ” 頗有些神秘主義色彩，但在此更可將其理解成為一種 “ 天道 ” 、某種 “ 曆史規律 ” ，現在局麵如此不堪，如無體製的根本性變革僅靠現在這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修修補補，實則無濟於事，而奕欣、慈禧均非能對體製作出重大改革之人，所以清王朝難免分崩離析的命運。趙烈文端的是富有洞見，不僅對曆史大勢看得透徹，而且作為一個遠離權力中心、根本無法近觀奕欣、慈禧的 “ 幕客 ” ，對此二人的判斷卻準確異常 . 為以後的曆史所證明：奕欣確是朝廷中少有的開明權貴，近代初期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與他有關，因此當時有視野開闊、思想開明之譽，但 1898 年清王朝救亡圖存最後機會的維新運動興起時，他卻堅決反對，證明趙在 1867 年對他作的僅 “ 小智耳 ” 的論斷不虛。慈禧乃至大清王朝以後不斷為其 “ 威斷 ” 所蔽所誤已為眾所周知，無須再贅趙的眼光，確實老辣。 不過，曾對趙的論斷仍無法或不願完全相信，總感到清王朝還有一線生機。同治七年七月下旬（ 1868 年 9 月中），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由於直隸管轄京城四周，曾國藩終於有機會第一次見到慈禧太後、同治帝、恭親王奕欣及文祥、寶鋆等高官，在幾天之內四次受到慈禧太後的召見對此，他當然備感榮耀，直隸總督之職位不僅使他能近距離觀察清王朝的 “ 最高層 ” 領導，而且使他能對全國的形勢有更多了解，這時他才知道國家的頹敗遠遠超過自己原來的預料，而朝中根本沒有可以力挽狂瀾之人。 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1869 年 7 月 7 日 ）晚上，他對剛剛來到保定直隸總督府的趙烈文坦承自己對時局、朝政的失望，對慈禧太後、慈安太後、奕欣、文祥、寶鋆、倭仁這些清王朝最高統治者們的人品、見識、能力、優點與弱點逐一分析點評了一番，分析點評的結果是他們皆非能擔當王朝中興重任之人最終，他不得不同意趙烈文兩年前的論斷，清王朝噎病入膏肓，難以救藥。 曆史驚人準確地應驗了趙烈文的預言，清王朝終於在 1911 年土崩瓦解，距 1867 年預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徹底垮台，正好四十又四年；而且，接踵而來的也正是趙所預言的長期 “ 方州無主，人自為政 ” 、即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麵。當然，曾、趙已分別於 1872 和 1894 年去世。 雙目如炬，對天下大勢洞若觀火的趙烈文，透過洋務運動所營造的表麵經濟取得飛速發展的迷霧，深入骨髓地看到能使清廷遭到滅頂之災的那個核心部分並未改變。而端坐廟堂之上的各色人等之中，也沒有一個人具有改變這個核心部分的才能和魄力。因此，趙烈文才會堅信自己的悲劇性預言。 二十世紀的洋務運動：改革開放，噎運行了三十餘年，如今迎來了中日釣魚島衝突，而十九世紀的洋務運動，則是運行了三十餘年之後，迎來了甲午戰爭。 曆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故舊時代以道德來判定王朝氣脈，所謂因果循環，報應不斷。清以殺戮得天下，終究業果太深，必有所失。後來李鴻章繼續做官，為清廷效力，背負罵名，直到現在還不少人認為是華奸。趙烈文則回鄉隱居，購得園林，就是現在的常熟趙園。回想往昔，我們每個人又犯下多少業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