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的《保密法》於今年10月1日實施

據中國官方媒體報導，《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簡稱《保密法》）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在某些方麵，新《保密法》規定更寬泛、更含糊，這引起了法律界人士的擔心：中國的保密“雷區”在擴大，一般人觸雷的機會將增加。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最早於1989年5月頒布，新的《保密法》於今年10月1日實施。新修訂的保密法不僅對公民的要求更嚴，而且還存在很大的模糊性。比如，之前保密法禁止在私人通信中“泄漏”國家秘密，修改成禁止在私人通信中“涉及”國家秘密。
法律人士指出，這一改動非同小可。相比“泄露”國家秘密，“涉及”國家秘密的範圍不僅被無限擴大，而且具有不確定性，很可能被有關部門任意解釋，導致人人噤若寒蟬。
同時，新《保密法》加強了對電腦網絡的保密管理。此外，《保密法》被列為“不宜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的立法項目，修訂過程也很注重“保密”。據了解立法進程的人士介紹，修訂主要是在政府係統內部向各省級政府的和中央各部門征求意見，甚至沒有召開過專門的專家論證會。

新保密法 記者的地雷陣

中國新的保密法實際上要求媒體與網絡公司監視網民，把網絡記者和網民統統當成敵人，鼓勵國內盛行的告密文化。

“因為中國大陸告密的風氣很嚴重，現在中國大陸共產黨越來越沒有辦法控製了，隨著科技與中國經濟的發展等等。那麽，他們就鼓勵互聯網上的人告密。”

中國是世界上監禁記者最多的國家。記者保護委員會2010年2月發布的最新年度報告統計，在監禁記者最多的國家名單上，中國第一。

北京刑事訴訟律師李和平還指出了密級鑒定程序中存在的問題。他說：“據我了解，幾乎沒有密級鑒定人員出庭接受過控辯雙方的質詢。”莫少平律師表示，國家保密法的規定及司法實踐往往和公眾的知情權產生尖銳的衝突，例如當局指控趙岩把江澤民退休的消息透露給其雇主《紐約時報》，指控師濤把上級傳達的各媒體單位不得報導有關“六四”事件和群眾集體上訪的講話內容透露給境外人士等，都應該屬於公眾知情權的範疇。

他認為：“公眾應該有權了解這些信息。國家把這些信息作為秘密，不向公眾披露，這本身是不對的，是違反憲政的基本原則的。隻要不對國家的安全和利益產生危害，就應該向公眾披露，因為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嘛。”

政府秘密取代私人秘密
在世界經濟論壇期間，不知是有意或無心，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總裁王建宙語出驚人，披露該公司可毫不受限的掌握用戶的私人資料，中國安全部門一有需要即可提供。
根據法新社的報導，“中國移動”目前擁有三億多客戶，且以每月增加六萬個客戶的成績增長，是全世界最大的手機用戶集團。王建宙解釋，公司能夠知道用戶是誰，也知道用戶的所在位置，在掌握了客戶的姓名與位置之後，可利用這些私人資料向客戶推銷廣告與服務。至於安全與隱私問題，他說：“我們可以掌握一個人的行蹤，但資料不會外流，隻有安全部門索取時才會提供。”
英國牛津大學的網絡管理與規範教授季春（Jonathan Zittrain）說明世界各國擔心手機威脅個人隱私的情況。他對法新社記者表示：“這麽大規模的監控竟出自商業界，真是讓人驚訝！”

分析人士：“中共傷害的實際是老百姓”

據中國媒體報導，中鋼協與澳洲力拓就年度鐵礦石價格談判失敗後，中共上海市國家安全局以“從事間諜活動並竊取國家機密”為理由，抓捕了力拓重要員工胡士泰等人，在國際商界和媒體引起巨大震動。

著名經濟學家、美國《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程曉農博士表示：“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都講不清楚到底是什麽情況下，泄露了中國的什麽國家機密，在這一點中國政府始終都不予說明……對澳大利亞力拓員工的指控就變成欲加其罪，何患無辭。”

程曉農指出，在中國社會，政府插手一切，同時政府居於法律之上，可以任意操控法律，政府按照自己的意願任意解釋國家機密的定義。

旅美中國互聯網事務分析人士李洪寬認為，中國是以通過法律來使自己控製互聯網的信息合法化，這樣可以堵住一些像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的嘴。北京就可以反駁他們說我們是有法可依。他說：“共產黨對中國信息控製的話，它不需要這樣的法律，法律從來都不是障礙。中共任何措施呢真正傷害的還不僅僅是維權人士，實際上是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