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治精英成了世界上最沒有政治責任感的統治集團

筆者不否認自己在90年代寫《現代化的陷阱》一書時多少也存在一些幻想：希望統治者能夠為本階級的長期利益著想，將狼與羊的關係維持在一個能夠讓羊群維持再生產的臨界點上，因為雙方畢竟生活在一個共同的世界裏。但當筆者閱讀了大量有關拉丁美洲國家“改革史”的研究文獻之後，終於得出一個結論：專製（或極權）國家的任何改革，毫無例外都是該國權勢階層與精英群體重新瓜分資源的過程；改革的口號再漂亮，改革方案再如何宣稱是為了民眾利益著想，也絲毫改變不了這一事實。而在精英群體中居於弱勢地位的知識精英，為了在利益瓜分中得到一小塊，整體上也必然走上與政治經濟精英合流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聖君賢相”幻想之現代版的存在，也與當代中國的冷酷現實有密切關係。在考慮當代中國問題時，還需要考慮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第一，在用現代武器作後盾的體製化暴力壓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備有組織的反抗能力，而新聞管製也使得民眾沒有爭取社會同情的可能性。在傳統社會中，官民對峙所憑藉的裝備雖有優劣之分，但畢竟同屬於“冷兵器”時代的產品。而在如今，民眾充其量擁有熱兵器時代的早期裝備，而官方卻擁有核武器時代的先進裝備，以及信息時代的一切先進通訊、交通工具，力量的不對稱是盲人也能看見的事實。與此同時，官方還擁有發布一切信息的權力，鎮壓民眾的反抗可以被任意解釋成政府“打黑”“反黑”，或者是“平定陰謀顛覆政府的暴亂”。在這種用現代武器作後盾的體製化暴力壓迫下，反抗者既無反抗能力，也沒有爭取社會同情的可能性。

中國民眾與官府的關係，吳思在他的《潛規則》與《血酬定律》[55]這兩本書中都有極為精當的分析，那些“元規則”與“潛規則”至今還在支配中國社會，並未成為曆史，“出售英雄”的戲劇也正在各地的反抗事件中不斷重演，隻不過出場的人物與時代有所變化而已。

第二，民眾既然無法對抗體製化暴力，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就隻能使用個人暴力報複社會，而這種個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對象往往是社會上的弱者，並非有能力保護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精英。前幾年轟動一時的張君犯罪團夥，雖然聲稱自己是報複社會不公，但其受害者卻沒有任何人曾經施害於這個團夥的任何成員。近年來中國刑事犯罪案件高發的主要原因，追根溯源，就是政府的體製化暴力催化了個人報複性暴力。


（二）另類“政治退出機製”與精英集團行為短期化

生活在一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衝突日益增多、生態環境明顯惡化、道德秩序崩壞的社會裏，窮人感到絕望，富人感到擔憂，幾乎沒有多少人有安全感與幸福感。於是今天的中國人變成了世界上最愛離開母國到他國“尋找幸福”的族群。這種對外開放帶來的移居國外的機會，無異於給中國的貪官汙吏提供了一種另類的“政治退出機製”。這個“退出”，不是指他們在本國政治舞台上退出權力中心，而是指他們在憑借權力資本積累了可觀的財富後，退出這個被他們折騰得千孔百瘡的中國。因為有這一“政治退出機製”的存在，中國的政治精英成了世界上最沒有政治責任感的統治集團。

中國的官僚階層通過“內部文件”製度能掌握大量學者和民眾不知道的社會經濟真相，他們的危機感其實比中國的知識精英們要強烈得多。自90年代以來，中國的“資本外逃”（Capital Flight)現象日趨嚴重，不少高官早已將在大陸通過各種途徑搜刮來的財富存入外國銀行，其家屬已經在國外舒適地定居下來，中國在他們的心目中隻不過是個繼續撈錢的方便場所而已。近年來歐洲一些國家和澳大利亞等、新西蘭、加拿大等將吸收中國留學生作為發展本國經濟的一大舉措，就是因為中國有著龐大的出國留學需求。據統計，中國每年因留學而發生的資金外流高達40多億美元，其中不乏讓子女借讀書之機出國“打前站”者。如果說“鈔票”也是一種選票，那麽中國精英對子女與家庭的未來安排，已經表明他們對中國的未來“投”了什麽樣的“票”。

這一“政治退出機製”對中國當代政治的影響，幾乎可以用近年來在海外定居的中國大陸人的數量與資本外逃數額作為衡量指標。被中國政府與民族主義者詈罵有加的美國則成為中國精英們到國外定居的首選，它那富饒的東部和西海岸，恰如一片巨大的海灘，近百年來中國每一次政治大潮退潮，總會在這片海灘上留下幾片貝殼。如今，遷居這些地方的中國新富們如同過江之鯽，匯成了一股人潮。在洛杉磯，中國新富的“二奶”們定居的豪華居住區，構成了一個美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特色居民區──“二奶村”。中國精英集團成員普遍安排家庭成員出國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中國特色”，遍觀世界，沒有任何國家的精英集團有這樣的大規模定居外國的集體行為。

由於這種另類“退出機製”的存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兩大精英集團的成員不必再與本國人民共同承受必將到來的各種社會危機，共享嚴重汙染的生態環境。對統治集團來說，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盡量維持眼前的政治社會穩定，將目前政治體製所賦予的權力資本的作用發揮到最大，保證自己最大限度地攫取財富，積累“退出”所必須的本錢。因此，精英集團成員的行為明顯的短期化。

兩百多年前，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說過一句臭名昭著的話：“我死以後，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國貪官汙吏的共同心態則是：“我離開中國以後，哪怕洪水滔天。”中國既然不再被貪官汙吏及其家庭成員視為家園，他們自然也不必再為過分壓榨而產生後顧之憂，中國曆史上有關統治者與人民的傳統“舟水理論”（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也就不再起任何道德約束作用。因此，可能給眼前的利益攫取帶來風險、並使統治集團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體製改革自然被統治集團無限期擱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