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撞船事件背後——日本政壇權力演變圖

新聞來源: 中國網

撞船事件對於中國來說，是主權問題，但是日本政府在處理撞船事件過程中，除了“主權”考慮、中日關係考慮之外，還多了一層日本國內政治因素的考慮，即民主黨內部派係爭鬥和權力演變。

對於那霸地方檢察廳放還中方船長一事，日本官房長官仙穀由人以及其他幾名內閣閣員高度一致的態度令人回味無窮。仙穀由人在記者會上除了陳述事實之外，並沒有直截了當的表明自己的態度，隻是使用了“知道了”、“也是有可能的”這樣的字眼，似乎在刻意避免造成行政幹預地方檢察廳司法決策的印象。法務大臣柳田稔則明確表示“這是（那霸）檢察廳當局的決定，我隻是在檢查廳發布決定前收到了相關報告。作為法務大臣，我並未履行檢察廳法第14條賦予的指揮權”。主管國土交通部的馬淵澄夫大臣也稱，“此次的放還決定來自於那霸地檢，海上保安廳的人員在事件中的行為非常適當，今後負責日本國土管轄的國土交通省也會嚴肅處理這類事件”。此外，首相菅直人和外相前原誠司25日在紐約召開的記者會上又重申了仙穀等人的立場，稱“這是地方檢察廳依照日本國內法作出的嚴肅的決定”。言外之意，即民主黨內閣與放人事件無關。

通過此次中日撞船事件，似乎可以清晰的看出民主黨內的親美派、親華派和中間派趁政權草創之際借撞船事件“搶班奪權”，搶占外交事務支配權的跡象。其中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是，國土交通大臣馬淵澄夫，官房長官仙穀由人，法務大臣柳田稔，外務大臣前原誠司與首相菅直人五位內閣大臣的口徑相當一致，而民主黨幹事長、前外務大臣岡田克也24日在記者會上的態度，則與上述五位明顯不同。岡田雖然指出“這是檢察廳依法做出的謹慎判斷的結果，對此政治家應避免幹預”，但又稱“如果因為受到日本政府和中國方麵的影響而改變了本來的決斷，這是有損國家利益的”，與以上首相和四大臣的態度有所不同。這個插曲在某種程度上在放還一種信號，即民主黨內部對於撞船事件的處理上存在分歧。

釣魚島周邊中國漁民“過界捕魚”的事情早已有之。日方無理扣押中國船員後，《朝日新聞》就曾披露其實每天“過界捕魚”的中國漁船都會多達幾十艘，甚至上百艘，但是為什麽這次日方一定要登船扣押呢？“中方主動撞擊日艦”或許是一個理由，但問題是，即使在對華最為強硬的小泉時代，處理保釣人士的一貫做法也是“抓住後立即放還回國”，嚴防事態擴大。而此次日本政府的立場偏偏史無前例的強硬，從而錯過事件發生後外交斡旋的“最佳24小時”，這其中絕不是“偶發事件”那麽簡單！

筆者認為，有跡象表明日本此次強硬的做法是來自高層授意，其目的就是趁日本選舉、內閣重組、最高權力重新分配之際，不同派係之間搶奪外交權力，從而為新內閣的外交決策模式和日本今後的外交政策走向定下基調。

細心的話可以發現，在新任菅直人內閣成員中，菅氏第一親信官房長官仙穀由人毫無疑問的留任，反華先鋒前原誠司被拔擢至外相一職，成為菅直人的左膀右臂，國土交通大臣馬淵澄夫、法務大臣柳田稔兩人均是由菅直人提拔首次入閣，自然對其感恩戴德，因此這五人才會在放還船長問題上如此高度一致。岡田克也則是一個被邊緣化的人物，此人向來以“親華派”自居，與菅直人政府的外交思路明顯格格不入，況且向來獨善其身，不加入任何政治派係，既不追隨小澤一郎，也不為菅直人所拉攏，因此被“明升暗降”，由外相一職調任民主黨幹事長。有媒體報道說，岡田是在與菅直人進行會晤之後，勉強同意接受這一職位的。當時岡田曾對媒體表示 “我向外務省的同事表示遺憾，但我不能拒絕(菅直人的邀請)，這也許是神的召喚”。

民主黨高層的權力演變還可以從官方公布的首相不在時的臨時代理順序中窺其一二。6月初菅直人走馬上任時，其臨時代理順序是：⑴仙穀由人官房長官；⑵岡田克也外相；⑶前原誠司國土交通相。而詭異的是，9月份菅直人重新組閣後，順序變成了⑴仙穀官房長官；⑵前原誠司外相；⑶鹿野道彥農相；⑷北澤俊美防衛相；⑸ 細川厚生勞動相。反華先鋒前原誠司地位明顯上升。

再來看這次處理撞船事件的主要擔當負責人。

首相親信仙穀由人：留任官房長官，民主黨二號人物

核心人物前原誠司：9月初出事時前原執掌日本國土省，而日本海上保安廳恰恰就是由國土交通省管轄。新內閣出爐後出任外相，此後撞船事件一路升級，中日關係惡化至今。

悲情人物岡田克也：有親華派之稱，事發時任日本外相，但是新內閣出台後專任民主黨幹事長，職位上升，但對於外交事務已無權幹預。

內閣首秀馬淵澄夫：由菅直人親自提拔，改組後首次入閣，執掌國土交通省，直接管理海上保安廳。

分析至此，圍繞此次撞船事件，一副清晰的日本民主黨高層的權力分配和演變圖也呈現出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自從新內閣成立後，在對美外交普天間問題和對華政策撞船事件上，菅直人——仙穀由人——前原誠司“鐵三角”的成型，似乎已經壟斷了民主黨處理外交事務的最高決策權，特別是由向來親美反華的前原擔任外相，民主黨已經逐漸向自民黨“以美日同盟”為基軸的老路上靠攏。

作者的分析雖然隻覆蓋了這種民主黨內權力演變的一角，卻是考察日方此次針對撞船事件強硬態度的一種角度。此次撞船事件，除去中日雙方在主權問題上的考量之外，在日本政壇實際上扮演了一次“政變”的作用。借助撞船事件和內閣改組的雙重機遇，親美派和菅直人的親信紛紛上馬，已經為今後日本的戰略走向定下了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