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警察“打錯門”事件日前已經有了結果

湖北警察“打錯門”事件日前已經有了結果。幾個涉事警察分別記過、調離警局，他們所屬分局政委被免職。有這樣一個結果，媒體的關注縱然重要，但被打者的身份恐怕更關鍵。“打錯”一詞，種種尷尬、荒誕，尤其是普通人的悲哀，盡在不言中。其實早在陳玉蓮被打之前，來自湖北某縣的上訪者雷元周就在省政府門前挨過打，但他忍氣吞聲了。對國情稍有了解的都知道，因上訪挨打並選擇忍氣吞聲的絕非個別；而挨打，也並非上訪者要遭遇的最壞情況。即便新媒體的出現使這類事件曝光率大大增加，但我國各類事件發生頻度太高，人們應接不暇，很多事件還沒來得及進入人們視野、引起社會關注，就被新的更大事件或更嚴重事態擠出、覆蓋。“打錯門”曝光後不多幾天，接踵而來的天災人禍、特大事件就使得人們注意力不得不轉移。這期間，“打錯門”能反覆被提起，乃因這起事件以一種很具諷刺意味的方式讓全社會看到，當權力不守本分時，沒有人是安全的—— 陳玉蓮的丈夫官居副廳且負責維穩，她在省委門口尚且不能幸免維穩者一頓暴打，遑論他人！何況，處理結果遠不盡人意。警察光天化日之下群毆平民致傷，怎麽也是涉嫌故意傷害了，但最重的處理也就記大過、調離。然而，此類事件幾乎沒法獲得真正符合法律的處理結果，這是我國對上訪者的所注定的。
上訪是我國獨特現象。由於官權囂張、法治不彰、民情表達渠道不暢，上訪成了遭受傷害的人們表達訴求爭取公正的最後渠道。要減少上訪，應從產生它的源頭著力。然而，對上訪現象倒果為因的顛倒認識、畸形的政績觀及寄生其上的畸形穩定觀，使上訪者群體成了地方政府眼中的不穩定因素和敵視、打擊對象。“打錯門”事件中，警察被抽調出來組成“信訪專班”，身著便裝在省委周圍布控，要執行的“公務”就是防範、監視、圍堵上訪者。陳玉蓮遭群毆，因為她疑似上訪者，至於是不是上訪者，對解析這一事件並不重要。上訪就該打；打“錯”，隻因信訪專班不識她作為副廳夫人的身份。而數日前廣東東莞信訪辦發生的“活該門”，剛好跟“打錯門”互為補充。兩“門”一起，可以比較完整地呈現出信訪者的真實處境。“活該門”發生在7月27- 28日。27日，工人拉橫幅討薪，兩工人被黑衣人毆打。次日信訪辦協調會上，工人提及被打一事，信訪辦主任以“活該”二字回應。工人敘述的被打經過有兩個細節：“當時政府的人過來了，還有警察、治安員。有幾名身穿黑衣服的人打了我們”；工人跟來者理論，“其中一個戴墨鏡的就叫‘不聽話就給我打’”。從這兩個細節看得出，第一，工人一聚集討薪，政府方麵的人就迅速趕來，但不是為解決欠薪問題而來，而是為對付工人而來。第二，施暴者即使不是便衣警察，至少也受命於在場政府人員和警察。
這種職能和是非顛倒的政府行為——包括警察在這類場合的職能顛倒，已是各地普遍模式。
令人不安的是，近年來，警察執行的許多“公務”具有跟民眾對立、視民為敵的意味。如拆遷現場對付民眾、圍追堵截打擊上訪者，等等。警察權力行使關涉公民人身自由與財產安全，尤其需要受法律節製，否則沒有人是安全的。我國警察法對警察職權也早有明確而細微的規定。無論是拆遷護駕，還是為防範訪民而布控、抓人、打人，這類任務都超出法定職權範圍，不僅如此，更與警察“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財產”的基本任務直接對立。而且，在這類超越法定職權的事情上耗費大量警力，還跟我國麵對刑案高發而警力不足的現實形成極具諷刺性的反差。
“打錯門”曝光了一個以便衣身份可以便宜行事、動輒對上訪者暴力相向的“信訪專班”，究竟還有多少這此類機構，人們心中惶然。是不是還有拆遷專班？為城管解困專班（但凡城管在與小販衝突中被圍，警察往往火速趕到拉偏架，助城管突圍和抓小販，這一事實讓人有理由相信存在這樣專班）？這類“公務”把警察推到在跟民眾直接對抗的位置上，執行多了，警察的角色自我認知錯亂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種角色認知錯亂勢必導致跟民眾關係的顛倒，引起民怨將無可避免。這種情況下，忠於職守的警察恐怕也不得不為那些角色顛倒的同行背書。
日前有消息，一些省提升公安形象而問計媒體。然而，不端正角色認知，回歸警察職能，什麽“計”都沒用！
最後，“打錯門”還有一個應該引起充分注意的說法。 新華社報導事件處理結果時，稱：“……陳玉蓮……在省委南門無證越過警戒線時，武昌區公安分局水果湖街派出所民警在拉扯中行為粗暴，毆打致陳玉蓮受傷，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影響。”
“拉扯中行為粗暴”，已經措辭微妙地淡化了警察群毆平民的事實。但比起“在省委南門無證越過警戒線”一說，這種淡化涉事警察行為嚴重性的說法就算不了什麽。
“越過警戒線”，是很奇怪的說法。省委省府的辦公樓設施、工作人員薪金及種種日常運作費用，都靠全民的稅金支撐。而省委省府並非軍事機構或涉密單位，其存在理由，原本就該是為民眾提供各種服務。普通民眾不論前去諮詢、投訴或上訪，都天經地義。上一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據我所知，四川省委及招待所一些大廳、會議室可以提供給一些學術團體開學術會議。即使不開學術會，要進去也容易，門口登記即可。但後來戒備森嚴了。其他地方也一樣，甚至在這些機構與民眾之間劃出一條警戒線。
從不設防到戒備森嚴——封街、設警戒線，這個變化透露的官民關係、權力變異、民在權力眼中跟憲法中的反差等信息很沉重。而這次，有關方麵通報事件時，把所謂“越過警戒線”作為事發誘因提出來，透露的信息更沉重，似乎省委省府設警戒線理所當然，根本不是一個需要深刻反省的問題。這種情況下，不會有真正緩解社會矛盾的舉措，而各地一味強力維穩，維穩過程，其實是矛盾積累衝突激化的過程。
2010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