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所看到的張誌新宣判死刑時的情況
5月22日，蘇鐵山率40多人大鬧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聯係到他在2009年3月發表的《曆史大背景下的張誌新案》，我認為他不是誠實的人。
一、關於張誌新被割喉管
蘇鐵山在《在曆史大背景下的張誌新案》一文中說：“張誌新案在那個年代（1969——1975）是一個正常處理的案件”。他用了許多文字論證，得出結論說：沒有“割斷張誌新喉管”這件事。隻是“對張誌新做了割破聲帶的手術”。
我認為，蘇鐵山和他所引用的陳禹山、張誌勤、許俊基、郭羅基等人的文章中關於張誌新在宣判會前、宣判會上、宣判完了這一過程的描述，有多處是不符合實際的。因為我是1975年4月4日那場宣判會的見證者之一。
我是1931年生於沈陽，1948年參軍，曾在第四野戰軍《後勤》報社任見習編輯，1957年在轉業後的地方單位被錯劃極右分子。1968年又升級為“反革命集團骨幹”而被判刑20年，關押在沈陽第二監獄（大北監獄）服刑。
第二監獄（大北監獄）坐落在沈陽沈陽市大東區聯合路與北海街的交叉路口處。
我關押在第二大隊，張誌新關押在第三大隊（女監）。
1975年4月4日早飯後，整個第二監獄的犯人都集合列隊到三大隊的操場開宣判會。
三大隊對外名稱叫“新生油脂化學廠”，全關押女犯人。三大隊的位置，在整個第二監獄（大北監獄）的最南端，院內西側有一個可容納一千多人的大操場，操場的東北角有一座二層小洋樓，是三大隊管教幹部的辦公樓。辦公樓和操場的東邊就是女監的監舍和生產車間。
我所在的二大隊包括一中隊（再生膠廠）和二中隊（印刷廠）。二大隊在三大隊的北側，兩個大隊之間由一堵高牆隔開。我當時是在二中隊（印刷廠）。
我們進入三大隊操場時，靠南邊已有多個中隊的犯人列隊，靠南邊席地坐好，我們中隊就靠北邊席地坐下。我們隊伍的右後側就是那座三大隊幹部辦公的二層小洋樓。
犯人隊伍麵對的西側擺放一張普通的木桌，就當做主席台。
犯人隊伍到齊後，過了很長時間也不宣布開會，也不知道等什麽。4月初的沈陽天氣還是比較冷的。俗話說“冷尿熱屁”，我們犯人雖然穿著棉衣，席地坐久了也來尿。憋不住尿的犯人們就不斷地走到所謂“主席台”左後側的一塊小空場撒尿。這個撒尿場就在大隊犯人們的眾目睽睽之下。因為管教員怕犯人逃跑，就得在直接目視下監看，也不管人們的羞恥感，就是女犯人們也不過隻能低頭不看，也不知道女犯人們怎麽樣解決她們的憋尿問題。犯人們上前撒尿的越來越多，絡繹不絕，以致惹得管教員們不斷地喊“別去了，別去了！”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描述犯人們撒尿的場麵，是為了說明我們等待時間之長。
大約等了一個小時，正在我們納悶為什麽還不開會，突然聽到右後側小洋樓方向傳來一陣急促的腳鐐撞擊聲：稀裏嘩啦，稀裏嘩啦，稀裏嘩啦……，把我驚得回頭一望，隻見幾撥人急速地從小樓前門出來跑向主席台，他們一共是五撥，每一撥都是由二名“軍管”（解放軍戰士）左右夾著一名雙臂反綁、下戴腳鐐的犯人飛快地跑，那犯人根本不會走，是被拖拽著、像拖死狗一樣，硬拖到主席台前的。腳鐐的撞擊聲是在地麵拖拉造成的。從小樓門口到主席台前，約100米的距離隻約一分鍾就跑到了，就像在田徑賽場上的速度。這樣的陣勢給我們犯人造成極大的驚駭和壓力。
就在我們驚魂未定，心跳不已，前邊宣布公判大會開始。這時我們看到被宣判的是四男一女，都是由兩名軍人架著，他們胸前的衣襟都濕了一片，嘴裏還流著涎水，還有鼻涕。當時我以為是天氣冷凍的。他們五人都是有氣無力的樣子。他們一直默默無聲地聽著宣判。宣判後，就把他們架上汽車拉走了。
宣判時那幾人的名字我不記得了。但是到了1979年宣傳張誌新事跡時，我就知道那天被處決的女犯人是張誌新了。
如今回想，我認為：
1、在大隊犯人等待的一個小時內，是在小樓裏對即將被處決的五人施行“手術”，即蘇鐵山所謂的“割破聲帶”。
2、那一次被割破聲帶的不隻是張誌新一人，而是一共五人。可以證明，當時這種非人道酷刑已不是個案，而是形成製度的。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性格。
如今蘇鐵山聲稱“沒有割喉管的事”，隻是 “對張誌新做了割破聲帶的手術”。這是玩弄文字的詭辯。
首先，“割破聲帶”是刑罰、還是普通醫療手術？世界上有哪些病人、哪一類疾病需要通過割破聲帶來治療其疾病？可以肯定，沒有任何一類疾病需要通過割破聲帶來治療。所以，“割破聲帶”隻能是對人的生命的摧殘，是非人道的酷刑，是非法之刑，是毛澤東時代的創造。
其次，蘇鐵山把割破犯人的聲帶這一酷刑說成“手術”，並且說“（經了解，此種手術，對其他死刑犯也曾做過）。就我在那一次宣判會上所看到的五人，可以推定都是被 ”割破聲帶“了的。而蘇鐵山竟輕飄飄地用”手術“一詞帶過，可見其內心如何陰暗、無人性。
再次，在推翻國民黨統治過程中，共產黨總是指責國民黨殘暴，如何如何殘殺革命者（政治犯）。可是我們都知道陳鐵軍和周文雍在刑場上高呼”讓劊子手們的槍聲作為我們婚禮的禮炮吧“時，國民黨不但沒有給他們”割破聲帶“，甚至連口也不堵。方誌敏犧牲時，挺胸昂首，敵人讓他轉過身去。他笑著說：”我都不怕，你們怕什麽？我要看看法西斯的子彈是怎樣射穿我的胸膛！“還揮起右臂，用盡全身的力氣高喊：”打倒帝國主義！“、 ”共產黨萬歲！“ 瞿秋白犧牲時，高唱《國際歌》，唱紅軍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場，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盤腿席地而坐，令敵開槍。兩相比較，是國民黨殘暴呢，還是蘇鐵山先生們極力歌頌、留戀的毛澤東時代殘暴呢？
二、關於三年大饑荒餓死三千萬人的問題。
蘇鐵山在《曆史大背景下的張誌新案》一文中說：”連毛澤東餓死了三千萬人這樣的天大謠言都敢造“，批判凡揭露毛澤東時期所犯錯誤和罪行的著述是在搞”陰謀曆史學“。
關於這段曆史公案，還是先引用一些共產黨內高級領導人的話來讓人民公論吧。
1、1960年”信陽事件“爆發，使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真正感到形勢十分嚴峻。”信陽事件“是一幅怎樣的情景呢？當年的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在講話中說：”我到光山（信陽地區的一個縣）去看過，房屋倒塌，家徒四壁，確實是這樣，這不是什麽右傾機會主義攻擊我們，這是真的。“①1 998年鄧力群回憶說：”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書室的負責人之一）從信陽調查回來，對我講：老鄧啊，問題真嚴重啊！說時神色慘然！後來先念同誌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②（引自《變局 ——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頁）這一事件中，信陽地區死了100萬人。
2、江蘇省寶應縣從1959年冬到1960年4月，共死亡35391人，絕大部分為缺糧餓死。（見《70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頁）
3、江蘇省高淳縣在1958年冬至次年春，”非正常死亡6000人（見：錢剛、耿慶國合著：《二十世紀中國重災百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頁、第582頁）
4、1980年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認為四川餓死人在1200萬。（見楊繼繩著：《墓碑》第二十三章）
5、中共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安子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下放到安徽省考察結果，認為安徽餓死500萬人。（同上，第二十三章）
4、以上僅舉幾例，更全麵的調查，由著名作家、《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編著的《墓碑》一書，引證了大量檔案資料，確認三年大饑荒餓死人為3600萬。此書在內地不準出版發行，後在香港出版，內地卻封鎖不準流入。蘇鐵山先生們，你們若認為餓死3000萬人是造假、是給毛澤東造謠、是陰謀曆史學之作，你們可以向法院起訴，並把《墓碑》一書向全國人民公布，讓全國人民來批判，來鑒別，究竟是“陰謀曆史學家”造謠呢、還是你們在極力掩蓋曆史真相？
你們敢嗎？
三、關於宋彬彬改名
蘇鐵山先生在攪鬧涵芬樓時當眾聲言：“說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根本沒那回事。宋彬彬過去叫”宋彬彬“，一直叫宋彬彬，現在還叫宋彬彬。從來沒有改名為”宋要武“。”“我跟宋彬彬多次通電話，她都說從沒改過名。”
那麽，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報》刊載的署名為“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 宋要武（宋彬彬）”，標題為《我為毛主席戴上紅袖章》這篇文章又是何人所為？
四、 幾句簡短評語：
1、蘇鐵山利用“割聲帶”與“割喉管”在概念上的混淆，否認對張誌新實行了慘無人性的酷刑，把酷刑詭辯說成是“手術”，這不是正派人所應有的誠實態度，而是潑皮無賴的作風。
2、蘇鐵山把割犯人的聲帶這種酷刑，輕描淡寫說成是“手術”，可見其精神世界的陰暗冷酷，可以和希特勒殘殺猶太人的冷酷相並論。
3、蘇鐵山麵對大量檔案文書、史料，麵對千百萬死難者後人的控訴，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硬要說餓死3000萬人是天大的謠言。從治史的態度上說，客氣說也是不嚴肅，認真說，就是有意掩蓋毛澤東犯下的罪行。究竟是別人在搞“陰謀曆史學”，還是你們一夥在掩蓋曆史真相，搞陰謀？這樣的品質怎麽可以擔當“國史學會的副秘書長”？
4、宋彬彬在文化大革命中改名“宋要武”，是當時登上各大黨報，並且，各地廣播電台反複傳播送，紅衛兵小報傳得滿天飛，盡人皆知的事實。如今卻矢口否認，這是無賴作風。中國老百姓有句話，叫做“好漢做事好漢當”。如今賴賬，是因為自己也認為是醜行，反悔。如果真誠認錯，公開向人民大眾道一聲歉，人民也不會揪住你不放，因為當年你也不過是個不諳世事的小姑娘。悔過可以，賴賬不行。想當年率領女紅衛兵鬥爭走資派時，是何等豪氣衝天，如今卻賴賬。還要搭上個蘇鐵山替你做倀鬼，雙雙叫世人看不起。哀哉！
薑萬裏
2010年6月4日 記於沈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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