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社會才最值得精神鑒定(圖)

這個社會才最值得精神鑒定(圖)

作者：周立

【新三才網訊】有關部門爆出驚人新聞稱：我國公民有1個億以上是精神病！O M G，這讓我想起了我之前寫的一個文章，發出來刺其要害。

3月23日上午，鄭民生在南平市實驗小學門口持刀砍殺13名學生，3月25日鄭民生首先是被送到福建省福州進行精神病司法鑒定。（《中國青年報》3月26日），這說明，一出問題，最先想到的是出在當事人有病，或者是有精神病。

鄭民生有沒有精神病，這個當然非常重要，因為鑒定的結果，不但是今後對他審判的重要證據，而且在人性與良知等道德問題上，人們也能有一個結論。

轉眼之間，將幾十個小學生砍傷，而且後果是將13名學生最終砍傷致死，這種滅絕人性的行為，當事人是如何下得了手做得出來的？如此極端恐怖的行徑，在人們的潛意識裏，總是會覺得這怎麽可能是正常人幹得出來的。

鄭民生的精神鑒定要麽有精神病，如果有，我們隻能悲痛，悲痛於南平市實驗小學那些受傷那些死去的孩子，他們實在是死的太無辜太冤枉，其他的司法這一意外悲劇也無能為力；要麽沒有，如果鄭民生經鑒定沒有精神病，那麽那些無辜的孩子，司法會給他們一個公正的交代，鄭民生要為自己的殘忍血債血償，他必然要接受法律的懲罰。

然而如果鄭民生經精神病司法鑒定後，結果是他沒有精神病的話，一方麵那些幼小的亡靈可以得到告慰以外，另一方麵，卻給社會提出了這樣一個難題，為什麽我們的社會會出現如此殘暴的公民？如果以後又出現了這個樣的人這樣的事可怎麽辦？

後者，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鄭民生經精神病司法鑒定後，結果是沒有精神病的可能性有嗎？當然有，而且從以往公開報道的案例來看，數目不少，還不是個案。我們依然會記得，2008年7月1日，楊佳闖進上海閘北公安分局辦公場所，用利刃襲警造成6死4傷的慘劇，但是經司法鑒定楊佳精神並沒有問題；

2009年5月10日，湖北巴東縣一洗浴城服務員鄧玉嬌，在抗拒被強迫要求提供“特殊服務”時揮刀刺死了鎮政府官員鄧貴大，且刺傷另外一位官員，事後經司法鑒定，鄧玉嬌精神正常；而在更早的時候，2004年，雲南大學馬加爵有預謀地殺害4名同宿舍同學，在事後的精神鑒定中，其精神正常…

為什麽這些正常人會在這些時候做出如此非人的行為呢？

從媒體的報道來看，更多的是著重於對當事人個人細節的挖掘，在對這些人犯罪後的第一時間甚至是之後的跟蹤報道中，總能看到對當事人這樣的描述字眼：孤僻，內向，敏感，自卑，很難相處，案發前有異常行為，家境貧窮等等。從這些報道裏卻去看這些人，呈現在讀者眼前的這些人是一群怪異、似乎總有些問題的人，而事實上司法鑒定之後的結果他們卻是精神正常的人。

這就值得思考和反思。通常，正常人麵對一個非人的慘劇，心裏總是不容易那麽接受已經出現的事實，這既包括對造成被害人生命死亡事實的無法接受，同時也包括無法接受一個正常的人會做出令人發指的極端犯罪行為。所以心裏總會潛意識地搜尋一些素材，來挖掘犯罪當事人的不正常之處，或者來佐證犯罪當事人的不正常。而不去重視反思這些罪犯他們的社會生活環境，他們生存的社會所存在的問題對他們的侵害和刺激。

我們在報紙上，總能看到從犯罪分子個人、家庭、學校、朋友等等對犯罪分子描述的眾多報道，而對於犯罪分子為什麽會在沒有精神疾病的前提下，為什麽會做得出如此駭人的行為，似乎也隻是僅僅限於對他們個人方麵因素的成因進行報道，給人以都是他們自己不好而去犯罪的印象。

而實際上，一個精神並無問題的罪犯，他之所以會在極端情況下做出喪失人性的行為，除了他個人因素，其實很多時候更大程度上還與他所生活在的社會不良因素密切相關。這兩方麵因素累積到一個極點，最終爆發製造悲劇。

而罪犯生活的社會因素，往往是媒體忽略，是最缺乏關注和重視的；在不少的悲劇事件之中，其實社會不良因素，已經表明是犯人犯罪的根本誘因。盡管有時候，人們心理上多少會有意地不願意接受社會因素與犯罪誘因有關聯的事實，不願意接受以致用精神病，來做犯罪誘因中社會這一方的遮羞布。

一方麵，從犯罪人自身來看，比如鄭民生，家境不是很好，2009年辭職半年多來一直在家待業，鄭民生在行凶時被製服時，大叫：“他們不讓我活，我也不讓他們活!”“多殺一個賺一個!” “反正都是死，反正都是死!”而鄭民生攻擊的對象，學生的家境都不錯。從鄭民生的說話和選擇對象看，我們似乎看到了他有什麽權利被侵害後，心理極度不平衡以致拿小學生泄恨，最終釀慘劇。

相比報道鄭民生的孤僻和很難與人相處，對於為什麽鄭民生會叫出“他們不讓我活，我也不讓他們活!”，為什麽會認為“多殺一個賺一個!”，相關報道卻沒有提及和展開。其實這也是非常值得去報道和挖掘一個方麵，從法理上說，有因才有果，殺人是果，而因呢？除個人的極端和殘忍，有誰知道他們為什麽極端和殘忍，又為什麽對這些富有家境的小學生做出這樣極端殘忍的行為？

而另外一方麵，從宏觀的社會因素看，我們看到，在鄭民生生活的福建省南平市，其市委書記雷春美，卻是醜聞不斷。先是其兒子雷連鳴26歲就當上共青團福州市委副書記，其靠父母庇護的“官二代”嫌疑很大，輿論對官方 “破格升遷”說質疑不斷。接著又被爆抄襲論文，而且多方已經證實其論文係抄襲。

我們不能就說因為南平市委書記存在一些不端的問題，所以該市市民鄭民生犯罪就與此有必然的聯係。但是從該市市委書記的問題可以看出，該市官員還是存在有人弄虛作假、擾亂黨紀國法的。我們不要忘了一種情況，那就是如果南平市委書記雷春美執政期間是一個昏庸腐敗、為所欲為的人，那麽南平市必定有許多人的權益會被受到損害；而如果南平市的官員都像美一樣去腐敗，就必然任何市民的權益終會有一天會受到損害，當然這個市民包括鄭民生。

也即是說，如果南平市瘋狂了發瘋了亂來了，如果南平市的運作就像一個精神病患者一樣隨時可能威脅任何人權益的話，那麽必然任何市民都可能遭殃，因此就可能會造成任何市民在心中積累不滿。而當今中國有多少的慘劇，不就是從最初的由積怨生發而來的嗎？當然，中國當今社會整體秩序井然毋庸置疑，但是我們不能排除個別地方存在的問題。

個別地方存在問題，就可能會存在比別的地方多的極端犯罪行為；湖北巴東官員不強製要求提供特殊服務，鄧玉嬌會持刀相向？為什麽湖北其他縣，沒這樣的慘案？可見，這與當地官員作風密切相關。

鄭民生如此，其他人有怨恨積累到了極點又何嚐不會如此，而如果一個地方社會危害民眾利益過頭，不及時疏導處理，必然積累民怨，後患無窮，一個地方如此，有相似為政失當的地方又何嚐不是如此？

一句話，如果一個社會裏隻是個人的精神健康指數出了問題，那將是可以控製和根治的；而一個整體社會如果健康指數很差就跟人患有精神病似的，那麽這個社會裏麵一定會不時、不斷地釀造出由精神病或者非精神病者製造的生命慘劇，那將是無法預料也是難以控製的，危害極大。由此可見，一個社會如果得了精神病，那才最可怕。

然而，中國社會為什麽一直不肯直麵這個因素呢？大概是因為將犯罪當事人往精神病上推，是這個正在變得醜惡的社會最好的遮羞布吧。

其實，中國社會才是最值得進行一次全麵、係統、徹底的精神鑒定。

來源：【新三才網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