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模式”走到了盡頭?!

—— 中國工潮蔓延催生獨立工會

所謂中國特色的“北京模式”，從其政治特性來看，就是打著“社會主義”招牌，推行隻引進資本家剝削，不接受獨立工會製約；隻要政府管製，不要民間社會對治；隻接納資本擴張全球化，不接納普世價值全球化的發展道路。正是這樣的“北京發展模式”，如今導致了公權與資本合謀的貪婪性掠奪而沒有任何社會力量的製約與對治。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已經導致生態破壞、環境汙染，國資流失、工人失業，瘋狂圈地、農民失田，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官民對抗、警民衝突，權貴利益集團做強、做大，社會完全喪失了公平與正義。

席卷全國的罷工浪潮

眼下，中國大陸惡性公共事件頻生，從校園血案到富士康員工連跳，特別是罷工浪潮此起彼伏，工人群體揭竿而起。今年5月份以來，廣東、北京、上海、江蘇、重慶、山東、山西、甘肅、河南、湖北等地相繼爆發大規模罷工潮。工人們紛紛要求增加工資及建立獨立工會，維護工人合法權益。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5月17日本田汽車位於佛山南海的零部件廠近2000名一線工人罷工，時間長達兩個星期。他們高喊“罷工到底！重整工會！”，“不加工資抗爭到底！”等口號， 導致本田在中國的所有4家整車廠全部停產。

在富士康員工接連跳樓和本田大罷工的影響下，5月26日，日資上海夏普公司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5月 27日，北京凱萊大酒店200多名員工罷工，抗議資方賠償不足；5月 27日，雲南紅河州13縣市巴士司機罷工，抗議當局新政減少他們收入；5月 28日，韓資北京星宇車科技公司千名員工罷工，要求加工資三成。 而僅僅進入6月的第一個星期，繼“紅五月罷工浪潮”之後，6月5日至7日，比鄰上海的江蘇昆山台資企業、KOK集團旗下的書元機械廠，超過2000名工人罷工3天，要求加薪,當地警方出動數百特警鎮壓，至少50名工人被打傷，其中5人重傷，傷者中還有1名孕婦。6月6日，深圳市區的美律電子公司工人開始舉行罷工，上千名工人當天上午匯聚在公司大門口，高舉著“減工時，加工資，勞動法何在”的標語橫幅，從公司門口走向大街，示威工人一度堵塞街道，導致交通癱瘓，當地政府出動警察、保安疏散人群。6月7日,位於廣東惠州仲愷開發區的亞成電子廠2000多名工人不滿工資低及經常加班，與資方協商不果後，也進行集體罷工。同一天，江西九江台資企業思麥博，因傳出保安之前打暈的一名員工已經死亡，廠方不予以解決，導致工人強烈不滿，數千員工集體維權，將廠裏一些設備、門窗毀壞、砸爛，車子掀翻，至今尚未有結果。 6月10日，上海台資企業統寶光電公司亦有近2000名員工罷工；同一天，珠海的美資電子廠偉創力集團則有逾千工人罷工，員工均要求加薪水平要與深圳富士康一樣，至少月薪增至2000元。

而國企和民企也如影隨形，如重慶綦江齒輪傳動公司工人大罷工及河南平頂山棉紡織集團下崗工人大示威等。據了解，5、6月罷工的企業，還有北京現代供貨商千餘員工奮起罷工，山東棗莊棉紡廠（萬泰集團）、南京新蘇熱電公司、深圳百達五金廠、江蘇昆山國有錦港集團等也都程度不同地發生罷工。另外，湖北省隨州市棉紡工人堵路活動也已經進入第三天，工人們指控工廠資產被賣、工人養老金等問題未獲得合理解決。據山東省總工會統計，僅今年一季度全省一般群體性事件就共發生52起，主要誘因是欠薪、經濟補償金和曆史遺留問題。6月10日，北京又有消息稱：為抗議低工資，網友號召去上街散步，導致官方高度緊張，戒備森嚴。

獨立工會孕育破局

在“發展就是硬道理”的這些年來，中國政府一直不遺餘力追求GDP，為謀“發展”，從“消滅資本家”的一個極端，滑向媚資傍大款的另一個極端，以犧牲社會公平與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勞工群體權益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高速發展。我們所謂的“工人領導階級”，正在承受著所謂“改革”轉嫁給他們的經濟風險，大批工人失業、下崗，無 產者淪為無飯者；在崗的工人，“幹得比牛都累，吃得比豬都差，起得比雞還早，下班比小姐都晚，掙得比誰都少”。政府的“政策屁股”，片麵地坐在資方的立場上，拒絕勞工成立自發組織，打壓工人群體維權，使廣大勞工群體失去了與資方平等談判的資格，淪為資本市場上被任意宰割的羔羊，導致社會缺乏對資方貪婪發展的製衡力量。

今天，這個在社會中以其絕對比重大，人數總量多，所在社會行業廣，遍及全國各地，但卻一直處於被盤剝、壓榨的勞工群體，終於忍無可忍，注定要登上社會政治舞台，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製衡力量了。80後湖南青年工人譚國成，堪為新一代工運領袖。他效法當年印度聖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帶領大部分同為80後的廣東南海本田工廠員工，率先喊出“工資太少，不幹了！”的口號進行罷工，迫使日方老板大幅加薪33%。這次具有示範意義的罷工獲得初步勝利，被輿論稱為當代中國工人運動史上的裏程碑。

“勞資矛盾引發群體性事件，是今年群體性事件的一個顯著特點”，中國社科院群體性事件研究專家單光鼐向當局發出預警說，“在其中，我們尤其看到了產業工人的力量。大工業、現代化工業生產領域的勞資關係動向，需要高度關注。”如此頻發的罷工浪潮，目前已經刷新了中共建製史上的新紀錄，正在昭示“世界加工廠” 時代的中國工運大風暴的來臨，標誌著中國大陸公民維權運動正在發生曆史性的轉折與升華——成為當下中國民間社會呼之欲來的標竿性信號。這些罷工事件，在表麵上看似乎彼此孤立、互不關聯，但他們各自從“我的地盤我做主”開始，在一個一個的個案經驗積蓄中，由點到麵，在觀念曆練和行動配合的相互影響發展過程中，自然而然地不斷實現與更高層麵和更全係統的縱橫聯結、整合，最終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獨立工會破局奠定基礎。

來自中南海的“危機意識”

由中國勞資關係極度緊張引發風起雲湧的罷工浪潮和接二連三的工人自殺事件，發生於今年“六四”前後這個極為敏感的時期，令中南海高層十分緊張。據網上北京消息稱：近日中共政治局會議特別關注眼下的工潮，認為是新時期工人運動的開始，是一個危險的苗頭，應給予足夠的重視。消息指，北京高層要求，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先放下別的工作，處理（富士康和本田）這兩件事”。

最近，《人民日報》專此開設了“收入分配改革”專欄，從5月17日至6月7日，連續推出4篇“社會財富怎麽分”係列報道，圍繞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的緊迫性、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提高工人工資等問題進行探討，意味非同尋常，體現了來自中共最高層對社會兩極分化與工潮迅猛發展的高度擔憂。特別是《人民日報》推出的重磅文章《收入差距為何不斷擴大》文章，直接劍指製度性不平等的原因。

如此同時，官方又加緊了調動官辦工會的“服務於大局”，“化解矛盾”功能。為此，6月6日，中華全國總工會下達《緊急通知》，要求非公有製企業必須組建工會。從該《通知》的文字表述上看，其目的就是要加強黨對工會的領導和管製，盡可能地爭奪工人群體。《通知》稱：“要求各級工會要堅持‘黨建帶動工建、工建服務黨建’原則，加大工作力度，推動企業工會組建工作深入開展，做到哪裏有職工哪裏就有工會組織，哪裏有工會組織哪裏就有工會作用的發揮”，即“加強職工思想政治工作”。在當今中國，官辦工會麵對工人失業、下崗、買斷、低工資、礦難、農民工、欠薪等等一係列悲慘遭遇毫無語話權，在此起彼伏的工人罷工、集會、遊行、示威、抗議、絕食、請願、上訪等被迫發生的“群體事件”中，其角色不是代言，而是替黨與政府“做思想政治工作”，貫徹要工人 “識大體、顧大局，維護企業和社會穩定”的上級指示，並為此充當“秘密警察”。

日前，中宣部亦赤膊上陣，開始下令禁止媒體報道罷工消息，內地網站已經開始刪除一些有關罷工動員和呼籲恢複罷工憲法權利以及要求成立獨立工會的網上言論。官方新聞輿論一向對工人罷工事件極為敏感，所采用的手段向來都是壓製、封鎖，官方媒體上也從來沒有見過被“紅色記憶”稱之為“領導階級”的中國勞工狀況的真實報道。近期洶湧澎湃的罷工浪潮，已在社會上傳得紛紛揚揚，不少網民都在發問：中國離波蘭那樣的“團結工會運動”還有多遠？這讓中南海的“危機意識”進一步加深。

“北京模式”走到了盡頭

中國當局30多年的“北京發展模式”出發點，就是試圖借“發展就是硬道理”的經濟增長，來維護政治上已無法自圓其說的製度合法性。“北京模式”的高增長，主要借助兩個途徑：一是無節製地開發、消耗資源；二是嚴酷盤剝、廉價勞力。然而，與生態破壞、環境汙染同步發展的中國經濟增長，導致資源消耗已亮出紅燈；嚴酷盤剝、廉價勞力時代即將結束。如今，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的神話已經破產——“北京模式”的經濟發展越快，官員越腐敗，兩極分化越大，社會越不公，群體事件、罷工浪潮越頻發。

然而，中國官方媒體卻一度急於用 “北京模式”取代“華盛頓模式”，要把“中國標準”推向全球，說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驗對世界上其他國家都具有適用性。記得中共“十七大”前，官方媒體就曾著重推出禦用學者江湧的《“大國責任”的挑戰》一文。文中聲稱，國家要不斷壯大的“硬力量”（經濟實力）來發展“軟力量”，以凝聚“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中國《參考消息》也曾刻意轉載了“華盛頓模式”不靈了的文章，說“北京模式”即將登上世界舞台。現在，中國從富士康連跳到罷工浪潮此起彼伏，正在以其特有的顏色警報方式警示中國：隻要資本家剝削，不要獨立工會；隻要政府管製，不要民間社會對治；隻要資本擴張全球化，不要普世價值全球化的“北京模式”發展道路，已經無可置疑地走到了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