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從德：《六四日記》6月4日全文

封從德：《六四日記》6月4日全文

 

封從德

 

首次公布《六四日記》6月4日全文文字電子版

 

這裏首次公布《“六四日記”6月4日全文》文字電子版。1991年初寫完89學運備忘錄》後，曾將該日單獨整理出來，於1992年6月4日在香港《星島日報》發表一個獨家專稿，題目是《六四血夜──廣場燈滅的一刻》。2008～2009年重新整理《備忘錄》，根據18年的資料收集整理經驗，在該日加了21個注。

 

近日因為劉曉波獲獎事，89年“6．4”淩晨在天安門廣場上到底發生了什麽，又引起眾說紛紜。這裏將拙著《六四日記》中6月4日正文及注釋的全文發表於此，以便大家參考、引用。

 

另外，我還整理了一個視頻《“六四”淩晨天安門廣場撤離過程錄音（劉曉波、周舵、封從德）》，見：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106080

 

封從德 2011-01-03

 

提要

 

轉移指揮部新建廣播站

紀念碑上堅持非暴力

同仇敵愾，死守廣場

“談判”還是“斡旋”？

四點正，廣場燈滅

 

四君子勸撤

口頭表決，撤離廣場

心理分析

他最希望是我死了

李祿帶隊折回廣場

 

六部口坦克壓死11同學

西四路口無力組織

青天白日，四具橫屍

怒燒《解放軍報》社標語

死亡數字二千七？

 

解散指揮部疏散外地同學

北大博士生的故事

去導師和丁校長家求助

小白兔

 

【6月4日星期日陰，下午雷陣雨 晝30℃夜20℃】

 

☆轉移指揮部新建廣播站

 

淩晨1點。轉移了財務部之後，我鬆了一口氣。下一步要轉移指揮部。我建議將廣場上所有同學都集中到紀念碑周圍，並在那邊安一個廣播站，憑借地勢作最後抵抗。李錄與柴玲留在絕食團廣播站，在廣播中請求同學們向紀念碑匯聚，並批駁了“拿起武器”的言論，強調學生運動曆來堅持的“非暴力”原則和“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紀律。〔１〕

 

我很清楚自己要做甚麽：在紀念碑上重建指揮部。兩個廣播站都在平地，很容易受到攻擊，因此都不能繼續作指揮部。我讓李錄和柴玲等人二個小時之後到紀念碑三層去找我，便告辭開始行動。

 

新的廣播站（也就是新的指揮部）建在紀念碑三層西南角，即原先財務部所在的地方，角上有一項帳蓬。這個方位最不容易受到軍隊攻擊 ──我估計軍隊主要從西麵和北麵來。而確保軍隊找不到學生的指揮係統，是我重建廣播站和指揮部的主要原則。重建廣播站，技術並不複雜，隻須將“學運之聲”的廣播器材搬上來即可。我們啟用了那台長期不用的發電機來供電，以防軍方突然斷電。有兩桶汽油，足夠燒一夜。我請了一位懂行的同學專門看管發電機，並讓人將汽油隱藏到子彈打不著的地方，以防不測。〔２〕

 

☆紀念碑上堅持非暴力

 

淩晨2點過，柴玲、李錄等人撤到紀念碑三層上來，絕食團廣播站的站長王童告訴我，他將那裏所有的器材都砸爛了，隻帶了一隻收錄機上來。〔３〕

 

隨著指揮部轉移過來，各種情報、爭議和混亂也隨之而來。流血事件的報告依然不絕於耳，紀念碑上的市民和學生便出現了巨大的意見分歧，而這些分歧都戲劇性地匯聚到柴玲的頭上──一個工人拿一隻手槍頂著柴玲：“我的兄弟已經被打死了，你們學生要是還要說甚麽 ‘非暴力’的屁話，我就一槍崩了你！”另一個學生則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衝她喊道：“誰對軍隊動手就是害大家的命，誰要是說拿起武器，我就先和他拚！”〔４〕

 

當時的緊張氣氛難以描述。實際上，在紀念碑上同時有好幾起不止於 “文鬥”的兩派爭執，也不盡是市民要以牙還牙，血債血償，也不是所有學生都堅持“非暴力”。在擁擠的人群中，不時爆發陣陣騷動，新的廣播兩度險些被衝垮。那個拿槍的工人大約是“工人敢死隊” 的，後來這班人馬幹脆離開紀念碑，紅著眼去跟軍隊拚命去了。後來聽說沒有一個有下落。

 

我竭力維護指揮部的秩序，一麵在廣播中不斷呼叫008和北大28支隊來虛張聲勢，一麵將帶上來的那二箱“北京大學”Ｔ恤衫分發給守衛在廣播站周圍的同學，實際上無論是誰，套上這身“號衣”便自然成了廣播站的糾察。廣播站周圍立即一圈的白色，如此氣勢之下，再也沒人搗亂了。一個簡單的技術，往往可以起決定性的作用。

 

新開放的廣播，采用“自由論壇”的形式，讓大家自由辯論，實際上還有發泄與穩定情緒的作用。經過一段激烈的辯論，“非暴力”的原則得到了捍衛。這個原則最有說服力的論點是：眼下，大軍壓境，一個人的暴力反抗等於是全體遭殃；長遠來說，我們從一開始便堅持非暴力，不讓血仇一環接一環地反覆下去，便等於是拯救了無數無辜的生命和祖國的安寧。一個市民拿過話筒說：“原來我不懂甚麽是非暴力，現在我明白了，這才是對付軍隊最明智的辦法。”

 

☆同仇敵愾，死守廣場

 

3點左右，侯德健、劉曉波等絕食四君子趕到廣播站，要勸說同學們撤離。〔５〕侯德健是我很推崇的詞曲作家，我不光覺得《龍的傳人》唱出了中國人的屈辱與希望，也十分欣賞他其它一些歌曲的深沉。在大陸共產黨允許的文化氛圍之內，他是少有的具有思想與個性的藝術家。而劉曉波在激進反傳統的大學生中，也頗有影響。因而，他們的勸說，最初引起許多同學的驚訝與反感：知識分子的軟骨病。這背後的潛意識大概是：你們當然很清楚，夾在學生最中間，是無法臨陣脫逃的。

 

共同抵禦外強的決心，促成了內部的團結。與指揮部講和的，還有那些平時總來與我作對的人。劉強近日常常反叛，穿件Ｔ恤衫自稱“無領無袖”，這時也到廣播站來，重重地點點頭，說：嗯，烈火見真金。工人糾察隊和市民敢死隊的人也站到指揮部一邊。大林和程真上到紀念碑來同我們擁抱，說要與我們死守到底。劉曉波低聲地對柴玲說：“吾爾開希真不是個東西！我現在才理解你們。”〔６〕

 

“絕食四君子”最初在廣播中勸說大家的，尚是關於堅持非暴力原則的重要性。他們依然習慣長篇大論，但我記得很深的是劉曉波說： “……請你們放下手中的不成武器的武器，否則等於是謀害大家的性命，也給政府製造口實，損害整個學生運動的形象。”口才最好的還數侯德健，他說：“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我們追求的是真的生命！”

 

這時，柴玲和李祿去北麵巡視，我在廣播中配合他們，請大家將手中的磚塊、木棍、汽油瓶和槍枝交給指揮部。我重申了學運一貫堅持的非暴力原則，及這個原則與達到我們追求的必要性，也強調了指揮部的權威和同學們應遵守的紀律。我要求○○八的下屬、北大28支隊和所有在場的糾察隊員配合指揮部的收槍行動。

 

一個工人含著眼淚交出一挺重機槍，辛苦和其它同學抬到毛主席紀念堂前的群雕下給砸了。木棍、磚塊、槍械集中到一個帳篷中，由專人看守。劉曉波也收了一些槍砸了。

 

二個來自法國的記者傳口信到指揮部：“我們一定與同學們堅持到最後！”我很感動地在廣播中向大家宣布這個情況，紀念碑上一陣掌聲。這時隻有極少的外國記者敢於到廣場上來。

 

☆“談判”還是“斡旋”？

 

接下來，“四君子”開始勸撤了。滔滔不絕有半個小時。停頓之間，紀念碑上一片沉寂；凝重的夜色中，火光與槍聲如除夕的炮丈，從遠處傳來。

 

自然也有同學操起話筒表示反對，最主要的理由是：（1）北京市民冒死堵軍車，我們在最後關頭主動撤出陣地，日後無顏見江東父老；（2）軍隊不一定能夠立即占領廣場，隻要堅持二個小時到天亮，百萬市民就會湧到廣場上來，我們就有希望堅持下去；而一旦撤出廣場，一切便無可挽回了。〔７〕

 

這時，許多同學並沒有真切地意識到，軍隊決心且已經采用了最為殘酷的手段。大家還不能相信，這些“人民子弟兵”會不用木棍和橡皮子彈來驅趕人群，而會用惡毒的開花子彈（達姆彈）。許多人設想到的最壞情況不過是頭上挨兩棍子，最多打傷打殘抓進監牢。在同學們的頭腦中，南韓學生與警察對峙時的催淚彈、警棍和橡皮子彈的印象太深刻了，這兩年在大陸電視裏，幾乎天天都有這樣的新聞鏡頭。

 

在辯論過程中，指揮部除了堅持提倡非暴力原則以外，並沒有加入。我作為廣播站的主持人，更不宜加入辯論的任何一方。四君子有點著急了，侯德健過來向我提議：由他們四人出麵，與軍方談判，要求和平撤離廣場，要求戒嚴部隊在大家撤出時保證安全，他希望征得指揮部的同意。

 

我沉吟片刻，對侯德健說：

 

“你們願意做甚麽，是你們的自由；你們若希望以第三方的姿態去與戒嚴部隊交涉，我個人表示欽佩；但是，你們絕不能說是代表學生指揮部去與軍方談判。與軍方交涉的結果也必須經過同學們的表決才能生效。”

 

我記得很清楚，侯德健是在明確得到我的這樣界定之後，才與另三個走下紀念碑，去與軍方交涉的。因此，這次所謂“談判”，勿寧稱為 “斡旋”。

 

這時是淩晨3點3刻。

 

☆四點正，廣場燈滅

 

淩晨4點正，廣場上的燈全滅了。驚駭之中，大家感到死神在黑暗中披著一道道閃光向紀念碑襲來。刹那間，一切都象是凝固了，廣場上靜得怕人。為了安定大家的情緒，我將已經準備好的《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等錄音在廣播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

 

突然，從南麵的紀念堂方向傳來一陣猛烈的槍響，是士兵在向紀念碑點射，大概用的是自動步槍。當時我是站著的，麵向東北，劉光一下子將我的頭按下，後來他說，當時一顆子彈就在我們倆的頭頂上空穿過，語氣神情，頗有責備之色。而當時我覺得要蹲下身來躲槍彈，簡直是一種羞辱。

 

點射斷斷續續地持續了十幾分鍾，目標主要是紀念碑上安置的高音喇叭，這些喇叭離我們頭頂不足一米。很快，他們便將喇叭殼打成蜂窩一般，但是並沒完全擊中連到廣播站的導線。我實在驚詫於這些“人民子弟兵”竟毫無顧忌地向“人民英雄紀念碑”開槍！

 

而這黑暗中，又有多少罪惡發生？

 

☆四君子勸撤

 

4點半，廣場上的燈又亮了。侯德健等人“談判”回來，繼續紀念碑上的去留之爭。侯德健在廣播中對大家說，戒嚴部隊願意在廣場東南角留出一條通道，讓同學們和平撤走，保證不向和平的同學開槍。記得他提到，戒嚴部隊的唯一要求是：早晨7點之前務必撤出廣場，這是他們接到的命令中清場的最後期限。〔８〕

 

侯德健接下來要勸大家趕快走，這時，從四麵八方傳來陣陣的咒罵：

 

“軟骨頭！投降派！”

 

“侯德健，你滾開！怕死鬼，要走你自己走，沒人攔你！”

 

……

 

有人衝到廣播站前，揪住侯德健要揍他，說是不許他再動搖軍心，周圍的糾察隊員死死地圍住廣播站，保護四君子與指揮部成員。

 

劉曉波抓住話筒，急了就結巴：

 

“同學們，我是，劉曉波！我是劉曉波！請大家相信我們，不要犧牲了！我們已經流了太多的血！一滴血和更多的血是一樣的。”

 

咒罵的勢頭稍微平息下來，侯德健緩過一口氣，接著對大家勸說道：

 

“同學們，我相信，現在留在紀念碑上的沒有一個怕死的！我們都不怕死！”在靜聽的人群中傳來陣陣輕微的哭聲。“但是，我們死得要有意義！眼前的事實說明，現在的政府已經不值得我們為之犧牲了！我再說一遍：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我們追求的是真的生命！同學們，請相信我們，趕快撤走！我會留到最後一個同學撤走為止！”

 

是侯德健這番英雄主義氣概感動了大家，為最後決定撤走作好了心理準備。

 

☆口頭表決，撤離廣場

 

但是，要大家撤走，這時還缺少一種形式。沒有人願意站起身來率先撤走。四個知識分子顯然沒有組織的經驗。

 

一片寂靜。

 

這時，劉光非常清醒地催促我：“必須作個表決！趕快！趕快！”話筒在我手裏。柴玲蜷在我旁邊似乎睡著了，我不忍心去驚動她。〔９〕李錄顯得很沉默。靜默之中，我用期盼的目光看了李錄好一會兒，要把話筒給他，以為他會象往常一樣，來主持這個重大的表決。但是，不知何故，李錄似乎並沒領會我的意思，照舊的沉默。

 

就在這一瞬間，我忽然感到內心異樣的平靜，宛如一汪清潭。這是我從未體驗過的奇妙時刻。在我平常最應該困倦的時刻，我的頭腦中異常清醒地產生了一個計劃：口頭表決。我這時感到最強烈的責任是作個表決，而並不十分在乎表決的結果如何。“馬上！必須快！”

 

是這股力量和意念支配我主持了紀念碑的表決，事後想起都覺得奇妙，因為我當時對形勢的險惡並無切身感受。從一點左右，我就在紀念碑三層東南角上，幾乎寸步不離，擔心廣播站被人奪走或毀壞。而北麵廣場和長安街的一切情況我都沒看，既不清楚戒嚴部開槍殺人到何等程度，也不知這一時刻廣場實際上已布滿士兵，離我們最近的已經到了紀念碑北麵的台階下。我甚至沒注意到廣場上中共發布的一道道通告。

 

表決，必須有個表決。我確信，表決本身，比表決結果還要重要。這既因經驗形成的對於民主程序的信念，又與我當時的矛盾心情有關：這時我已不再堅持死守，原因不僅是因為侯德健的說服力，而是原先大家“堅守廣場”的優勢意識已經被打破，軍心已經不穩。在兩種對立的意見僵持不下時，任何群體都是脆弱而不足以抵禦攻擊的。

 

於是，我站穩腳根，握住話筒，憑借生命的力，主持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表決：

 

“同學們，大家安靜一下，這裏是廣場指揮部。我們現在把廣場上的決定權交給在場的全體同學。現在情況不允許召開各校代表大會，我們就用喊聲大小來作口頭表決──我數一，二，三，然後願意留守廣場的喊‘留守’；再數一，二，三，同意撤離的喊 ‘撤離’。重複一遍，……”

 

沒人質疑這樣的表決方法。我就此執行。結果，我聽到兩次喊聲大小不相上下，無法作絕對的分辨。但是，這時的情形不容許我們指揮人員有任何遲疑，於是，我緊握話筒，向在場的三、五千學生和市民，宣布了這一決斷：

 

“指揮部認為，‘撤離’的聲音較大，因此所有的人從現在起，馬上撤離廣場！請大家少數服從多數，馬上撤離廣場！”沒有歡呼，也沒有咒罵，但隱約聽到有人抽泣。我進一步宣布了撤退方案：“同學們、工人、市民們，請分批有秩序地離開紀念碑，各校旗幟先打起來走在前麵，從廣場東南角，撤到海澱區去。”

 

心理分析

 

關於撤離決定，進一步說明原因如下：

 

１、這一決議雖然幾乎隻是由我一人主持，但作了口頭表決之後，我同身邊的人小聲征詢了幾句，沒有人說留，而劉光非常堅決地在我耳邊催促說“喊撤的大聲，喊撤的大聲！”他絕不是個膽小鬼。李祿也不再反對撤離。

 

２、心理分析。喊“撤離”的人應當不如喊“堅守”的人那麽理直氣壯，既然聽起來一樣大聲，自然判斷喊撤的人更多。

 

３、戰術分析。即使雙方各占一半，我也傾向於撤。因為若決定留，那麽對喊撤的人，撤也不是，留也不是──若半數的人自行散去，實際的後果隻能是更加動搖軍心，使紀念碑上的組織結構疏鬆；弄不好，一旦形成人流，造成趨勢，還是會把大部分甚至全部帶走，而其混亂局麵將不堪設想。另一方麵，我們又不能讓這部分人留下，因為有這麽多人要撤，一旦受到軍隊的攻擊，哪怕是隻有少數人撒腿開跑，整個場麵必然大亂。無論哪種情形，我都十分擔憂軍隊乘虛而入，而在混亂中要是再自己踩死幾個弱小者，必然被中共當作笑柄，說死傷的學生是被同學自己踩的，玷汙學生運動的形象。這樣的判斷來自幾次親身觀察，〔10〕這樣的預計結果是我最不願意見到的。

 

４、戰略分析。斷然決定“撤”，也與當時的理論有關。即所謂“啟蒙運動”，這是運動中許多言論和大字報的主調。既是“啟蒙”，目光就要放遠些，收效也不指望一朝一夕。而這三千同學的生命，絕不應當象有的人希望的那樣，拿去換取甚麽政治功效。我將他們視為未來中國民主之光。這一批人，更加上那些在各處堵軍車的同學和市民，他們來自祖國四麵八方，必然將再遍布全國各地，經過北京血與火的洗禮，爭取自由的意誌與追求民主的理念，必將牢牢在心中紮根。十年、20年之後，這些促使中國走向自由、民主與富強的希望的種子，必將在祖國的秀麗山川之間，開花、結果、繁衍不息。

 

自然，作此決斷時，我也有不少顧慮。最大的顧慮是覺得對不起阻擋軍隊的民眾，擔憂北京市民將怎樣看待學生，也擔心政府會怎樣加以利用。因此，在說“指揮部認為撤離的聲音更大”時，我已經準備好了，讓曆史來作評價吧。當時內心異常的平靜與堅定，使我能義無反顧地走下去。

 

撤離的決定剛宣布，軍方便加緊了行動。一排點射，喇叭被徹底打啞了。當我和柴玲、李祿等人隨隊伍走下紀念碑三層南側的台階時，十來個穿迷彩服的士兵已經占領了第三層，離我們不到五米遠。他們頭戴鋼盔，有的手持木棍，有的舉著小型衝鋒槍，在三層上得意地來回走動，或是忙於收查廣播站的器材與文件──自然，他們所獲有限，一切重要物件早已轉移。

 

這時是4點50分，離7點的期限還差二個多小時。

 

軍方沒有遵守承諾。

 

☆他最希望是我死了

 

撤離時同學們非常沉默，速度十分緩慢。走下紀念碑，向東南形成一股龐大而緩滯的人流。我夾在這人流中，默默然，一種決戰後的疲憊，幾絲對未來的茫然。劉光與我寸步不離，隨時警惕地環顧左右。離開紀念碑不到100米時，柴玲和李祿過來，說：“為了穩定軍心，我們指揮部應該走到隊伍最前列帶領同學們，也讓同學們知道，指揮部依然和大家在一起。”於是我們向前趕，邊趕邊對同學們說：“這裏是指揮部，我們同大家在一起。”周圍逐漸匯集了一些失散的護衛人員和秘書處的同學。

 

紀念堂北側集中了好幾百士兵，到了南側時，則見成千上萬黑壓壓一片鋼盔。但是，同學們從廣場東南角向前門方向走時，並沒任何阻礙。大家照舊在兩側拉起了糾察線，近處有零星的市民圍觀。大家邊走邊唱《國際歌》，聲音低沉，眼含熱淚。有的市民安慰說：“同學們，好樣的。我們都能理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也有的市民習慣地鼓起掌來，隨即便有同學去攔道，“還鼓甚麽掌啊。” 然後是一片抽泣。 

 

悲憤、壓抑的情緒到了極點。

 

到前門大街時，遇到許多隊士兵，或嚴陣以待，或頻頻調動。這時，同學們終於爆發了：“狗！”“法西斯！”……軍隊中無人理睬同學們的咒罵。

 

李錄很是沮喪，說“我要是死在廣場上就好了！”柴玲悄悄地告訴我：“他覺得我們幾個總指揮至少死一個在廣場上才好，”她頓了一下，聲音更低，“他最希望是我死了。”這大概出自內疚，覺得對不住保護我們廣場的同學而拚死堵軍車的市民。〔11〕

 

我默然無言，心情愈加沉重。

 

☆李祿帶隊折回廣場

 

繞過正陽門樓，向西走到前門大街時，我們趕到了隊伍的前頭。前麵就是堂皇的“肯塔基燒雞店”。指揮部成員在隊伍前列一字排開，柴玲居中，我與李錄護其左右，大家手挽著手，迎接前麵的危險與挑戰。

 

李錄建議說：“我們帶著同學們走那條‘血路’，一直走到首都首鋼去，發動罷工。”所謂“血路”是指西長安街，這是流血最多的地段，從天安門向西數，主要的流血衝突發生在六部口、西單、民族飯店、複興門、木樨地、軍事博物館、公主墳和五棵鬆。

 

然而，當我們穿過狹窄的北新華街，上到六部口時，竟沒能見到任何慘烈的景象。空曠的長安街上，沒有屍體，沒有士兵，除了幾輛被燒的軍車還在冒著煙，地上撒滿了瓦礫、碎磚。大街上空空如也，隻有兩邊佇立垂淚的零星市民。

 

這時，指揮部中形成一股衝動，李祿要帶領同學向東折回廣場。這時，不知從哪裏冒出許多市民來，攔在同學們前麵，哭著說：“同學們，不要再犧牲了。前麵的士兵架著機槍排在路上。”〔12〕

 

於是，大家繼續向西撤。

 

☆六部口坦克壓死11同學

 

從六部口街口到電報大街約300米，我們快到電報大樓時，隊伍後方突然一陣騷動，嘩嘩的如浪如潮地向前湧。我們在隊伍第一排，穩住陣勢。但是幾分鍾後，我們得到後麵來的匯報：幾輛坦克從東麵衝來，闖進隊伍，當場壓死11個同學！〔13〕【見插圖63、64】

 

我震驚而憤怒，發誓要報仇。

 

接著，有市民將此前在六部口與西單死難者的部分名單交給我們。記得那是寫在幾頁通訊錄上的，兩處分別有20幾個和十幾個名字與單位，是在送往醫院時收集的。

 

再向西就是西單路口。十分嗆鼻的毒氣彈煙霧還沒散盡，證明這裏也發生過激戰。這時，我才注意到，天空是那麽陰沉，空氣是那麽滯悶。猛然間，發現一個商店的玻璃的窗上，赫然畫著幾個烏紅的字：【見插圖65】

 

“這不是墨寫的，是人血！”

 

這時6點半，天已蒙蒙亮，市民們仿佛都回家去了，往日繁華的街麵上，再也見不到人影。一片死一般的沉寂。

 

在這沉寂中，又有多少母親在垂淚！

 

☆西四路口無力組織

 

我一路上沉悶地思考著眼下的種種情景，對軍隊的行動大惑不解。最讓我費解的是，為甚麽要在周末采取流血鎮壓行動？“6．4”是星期天，市民們都在家休息，聚眾反抗的風險比平日大得多──以前大遊行多在星期天──那麽為何偏偏選這時鎮壓呢？為何不能等一、兩天呢？反正已經十幾天了都不能實施戒嚴，也不著急一兩天。另外，顯然不同的軍隊各有區別，有的部隊相當克製，有的卻那麽凶殘。這又是為什麽？看來，軍政高層很可能出現了大分裂，比趙紫陽更進一步的分裂，而這次鎮壓背後實際上極有可能是一次政變！我又想到了鄧小平在4月底便讓38軍帶棉衣，楊尚昆說“軍隊進城，絕不是為了對付學生的。”許多內幕，都在迷霧之中。

 

內疚感越來越強。看到“這不是墨寫的，是人血”的文字，想象昨夜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做出的巨大犧牲；又看到空曠的街麵，顯然戒嚴部隊並沒有完全控製整個北京，而我們卻在撤回學校；這時，紀念碑上的爭議又在我耳中回想，我感到無顏向北京市民交代。這時我想，大屠殺後民眾會不會起來抗暴，大規模的遊行罷工會不會發生？我決定一試，準備重返廣場，回去路上正好在市內遊行，吸引民眾參加。

 

但是，在西四路口，我終於明白，指揮部已經無力組織任何行動了。我帶著最前麵的開路糾察向東折，北師大、政法大學等校校的同學卻往北走，而混亂之中，北大、人大和清華等隊伍則向西奔海澱方向。我趕快放棄向東折回的嚐試，找了半天才在西邊找到指揮部，而這時已經有至少三分之一的同學分流到北麵去了。

 

☆青天白日，四具橫屍

 

西四向西二裏，是白塔寺路口。柴玲、李錄帶著隊伍向西來與我匯合，奔海澱方向。許多人不斷鑽到第一排，儼然以指揮部成員自居。我和劉光都受不了，便到前麵去探路。這時，開始有市民站在路邊，遞給同學們油條、饅頭做早點。這時，有幾個同學手中提著血衣攤著子彈，向市民展示軍隊的罪惡，邊走邊敘述：

 

“你們看看！你們看看！”

 

路旁的男女老少，見了學生，個個垂淚，有的女人經不住，就“嗚嗚”地哭起來。一路上都是這樣。

 

白塔寺路口聚了不少市民，約有20來人站在路當間議論著甚麽。我猛然見到十字路口當中，青天白日之下，竟然橫躺著四具屍體！急忙跑到市民當中，拉著一個過路的三輪車工人的手，央求他將屍體收起來拉走，在那工人的躲閃中，我說願出錢買他的三輪車。

 

這時，市民們圍了過來，一個中年壯漢將我推到一邊，憤憤地粗聲對我喊道：

 

“你們學生要敢作這樣的事，我就跟你們沒完了！”

 

我大惑不解。一位長者提示我說：“學生，這幾個人都是解放軍啊！昨晚這裏百姓死了40多個，可比他們慘。你看那邊（他指著東麵一家醫院，有幾個護士出入），連穿白大褂的都不願救這班凶手啊！”

 

我這才仔細打量了一番，這些屍首渾身黑乎乎的，分不出是血還是泥。有一個似乎還抽搐幾下卻沒有呻吟。我實在不忍再看下去。在幾分內疚和十分無奈之中，棄之而去。後隊的同學繞過他們，不知最後有沒有人將他們收殮起來。

 

☆怒燒《解放軍報》社標語

 

再往西不久，到了《解放軍報》社門口，因為是星期天，裏麵空無一人。大家也走累了，索性坐在街上，有幾個同學翻過鐵柵門，爬到裏麵的建築上將牆上掛垂著的“堅決擁護黨中央的英明決定”、“實施戒嚴，維護首都人民的安定團結”之類的紅布標語點上火，燒了。一路上，同學們一見到這樣的標語就要發瘋似地燒掉。

 

從阜城門外立交橋向北，沿展覽路到了西苑飯店，幾十層高的大樓上也掛有這樣的巨幅標語。同學們費了較長時間，才爬到樓頂，將標語卸下，用火燒掉。我實在困得要命，躺在馬路上便睡著了。

 

李祿將我拍醒，隊伍要繼續開拔。這時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要趕快與北大籌委會聯係，安排這批外地同學食宿。於是，在西苑飯店外想找輛出租，劉光攔住了我：“你得同大家一道走回學校！”我隻好找了一個騎自行車的同學先回北大報信。

 

☆死亡數字二千七？

 

自白塔寺之後，便不斷聽到死亡數字在不斷增大：二千、二千六、二千七……每次我都十分驚詫：怎麽會這麽快就有了統計數字？對其可靠性十分懷疑。到了西苑，見同學抱著一台收音機，這才恍然大悟：地球對麵的“美國之音”在收集北京城的傷亡情況方麵，可能比我們廣場指揮部還要詳盡而迅速。從收音機中聽到，“美國之音”報導死了二千七百人，說是紅十字會負責人透露的。另一家很清晰的電台叫 “中廣新聞網”，後來才知是台灣新辦的，也有類似的報導。我告訴周圍的同學，在指揮部查實之前，不要再傳播這樣的數字，否則記者又會從同學們口中“引證”死亡數字。〔14〕

 

隊伍在人大又分走一批，到北大時，隻剩下500人左右。許多是外地同學。臨近黃莊時，老廣──我那個黨員同學──十分興奮地跳到我和柴玲跟前：“你們還活著！”

 

張伯笠這一夜沒同指揮部在一起，撤退途中不知何時歸隊。〔15〕到中關村時有上千市民圍觀，伯笠十分起勁地施展了他的演講才華。到北大校門口時，籌委會在這裏組織了一個歡迎儀式，幾百北大師生圍著廣場同學，聽柴玲和伯笠向他們控訴軍隊的暴行。【見插圖66、 67

 

我無法記錄那麽多的眼淚。沿途總有婦女號啕大哭，無人不掩麵而泣。這時我才明白，這一夜全城的人都沒睡，他們很清楚長安街上的慘狀。

 

☆解散指揮部疏散外地同學

 

回到北大，已臨近中午。我們將隊伍帶到29樓外麵，北大籌委會安排了這些同學的食宿。有許多教師、市民願意將外地同學領回家中，以躲避軍隊的搜捕。我與籌委會的常勁等人談了幾句，便帶著廣場指揮部的人到28樓廣播站去，在廣播中，我向廣場回來的同學宣布廣場指揮部解散，對他們的安排由北大籌委會接替。

 

然後，和指揮部幾個人在238室商量下一步怎麽辦。屋裏有柴玲、李祿、我、辛苦、劉光、馬斌及李祿的二個保安。

 

這時，有一個台灣女記者跑進來，〔16〕拿著一張條子要請柴玲看。柴玲已趴在床上睡著了，我接過條子看了看，說：“對不起，我們不認識這個人。柴玲累得不行，能不看嗎？”記者十分理解地不再說甚麽。李錄好象與她很熟絡，同她聊了一會，得知竟有一個台灣記者脖子上挨了一槍，另一個下巴挨一槍，他們真夠勇的。〔17〕

 

大家都困得不行，我和李錄商量著下一步行動計劃。現在必須逃亡或組織地下活動了。我堅持大家必須分散行動，“總不能讓他們一網打盡”。於是，商定好聯絡方案之後，我們分成了三組，辛苦、李錄及其保安一組，他們隻要了600元！他們竟是靠著這麽點錢，最先逃離了大陸。

 

☆北大博士生的故事

 

我叫醒柴玲，準備我們的逃亡。首先要換衣服，我們到29樓找到那個博士生，他給我和柴玲各找了一件換上。我將一些文件留在博士生那裏，請他保留或處置。〔18〕

 

從這位計算機博士生的口中，我們又聽到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原來，他昨晚也到了西長安街上堵軍車，“我們一隊學生糾察，排在路當中，後麵是市民，前麵是坦克。大家喊甚麽？‘活著都不怕，還怕死嗎？！’子彈打來，我左手挽著的同學，一槍倒了；右手的同學，一槍也倒了──我是從死人堆中跑出來的。這時我看見甚麽？一個女孩，不到20，左手插腰，右手揮動著（博士學給我們看），站在路當間，她竟相信坦克會在她麵前停下！但是，坦克就是在她身上碾了過去。……”

 

他沒有哭，隻是低著頭說，他已不再激動，如其平常一般的泰然。

 

出來時，聽雷雨之中，有籌委會在廣播中放羅大佑的歌：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黃色的麵孔有紅色的汙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親愛的孩子，你為何哭泣多少人在追尋那解不開的問題多少人在黑夜裏無奈地歎息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親愛的母親，這是甚麽道理？ ……

 

☆去導師和丁校長家求助

 

柴玲從困倦中醒來後，見我已經讓馬斌走了，而我並沒有甚麽現實的出逃計劃，她很不滿意。當時我還堅持認為在校園內比哪兒都安全。找了幾處皆無法藏身。最初我想去國際關係學院，想到辦托福班的老師那裏去躲躲，但到海澱出租車卻沒有車。柴玲很煩，在我們這樣的不和之中，劉光失望地走了。他相信我倆單獨走更安全。我很惋惜，要給他一點錢，但他愣是堅持分文不要！〔19〕

 

國關去不了，我們隻好再去蔚秀園找我導師，希望她能收留我們躲藏。我的導師驚訝地問：“真殺人了嗎？”她家住有親戚，不便收留，於是她打電話找丁石孫校長。丁校長還記得我，約我們去他那裏。從我導師所在的蔚秀園到丁校長的中關園，要穿過校園，有三、四裏路。途中下起傾盆大雨，卻將我淋清醒了一些。到了丁校長那裏，他也隻能對我們說：“我現在是無能為力，你們要留在學校，我可以保證你們三天的安全。三天之後，我也難料。”他認為他不公然反對當局，留在校長任內，對北大同學更有好處，至少可多保護一些師生。〔20〕

 

幾個小時之後，我們終於失望，在雨後的校園內漫無目的地遊蕩。一切已成過去，前途卻很渺茫。一種深深的失落與無力感，向我們襲來。

 

在電教東麵，意外碰到了天安門民主大學的一個籌辦人。他說知識分子要在某校集合，已經準備好了幾十本護照，問我們要不要去。柴玲沉默不語，我卻很生氣，冷冷地說“謝謝，不必了。”他沒多加勸說，拎著一隻小手提箱要走。突然，又轉過身來，對柴玲說：

 

“你等著瞧，以後我的名氣會比你更大。”

 

說完就走了。我幾乎不敢相信，這竟是我們同伴的臨別贈言！但當時，我簡直沒有甚麽知覺，心已麻木。柴玲也極其平靜，好象沒聽見似的。

 

☆小白兔

 

下午北大的校園，經過暴雨的洗禮，空氣異常清新，與籌委會廣播站中的緊張氣氛宛如兩個世界。我們繼續在電教北麵躑躅，突然柴玲臉上一副歡欣，宛如幼兒天真的笑：

 

“小白兔！”

 

青草叢中，一隻小白兔蹦來蹦去。昨夜的槍聲並不影響它迎接新的陽光。小白兔是我們結婚前的寵物，我們曾一道養了幾隻，常常拿到北大的草地上去放。她已經對未來完全放棄了希望？還是依然對生命有執著的頑強？她並不怨我沒有為自己準備一條後路，而將未來的安排暫時放下，還是完全信托於我？她因我而參加運動，現在卻……這時我鼻子一酸，摟住她，含著淚說：

 

“我對不住你。我完全沒有準備後路。”

 

柴玲一聽，眼淚也落下來，我們就在這個草地邊發誓：活下去！

 

從此，我們振作起來。具體辦法依然沒有，我想到同學那裏借兩部自行車，走到了29樓外時，常勁十分驚異地看著我們：

 

“你們怎麽還沒跑！40人黑名單上有你們，知道嗎？李鵬說見到這些人可就地處決！”這時我才慚愧地說，我們沒甚麽辦法可想。危難之中，還是北大籌委會幫助了我們，給了我們五千元人民幣和兩部自行車，以及一些朋友的地址，讓我們去那裏躲避。〔21〕天已蒙蒙黑，我們騎上自行車離開北大，懷裏揣著八千元錢，從此踏上了長達十個月的逃亡之路。

 

【附注】

 

１、廣場最後幾個小時最好的錄象記錄是西班牙電視台的記者拍攝的，後來在日本ＮＨＫ電視台播放過。

 

２、最後的廣播站沒有甚麽帳篷，而是穿北大體恤衫“製服”的糾察隊圍成的一圈。邊上有個小帳篷，但我們不在裏麵。

 

３、目前確切知道的廣場上的“6．4”死亡案例有二：（1）程仁興，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的雙學士生，被戒嚴部隊槍殺於天安門廣場旗杆下；（2）戴金平，北京農業大學園藝係碩士研究生，在毛澤東紀念堂附近遇難。另外，淩晨2點半左右，學生糾察總指揮張健在廣場東北角被一團級軍官近距離連開三槍，中彈倒地，被送往同仁醫院。最近，留在他體內的子彈才動手術取出2/3，還有1/3與骨肉連在一起永遠留在體內了。

 

４、李祿也記得類似的場麵，但在子夜前。見《回顧與反思》第309 頁。

 

５、據幾位當事人的回憶，此前邵江從屠殺現場跑回廣場，請四人勸同學們撤，劉曉波起初反對但被說服，於是四人到絕食團廣播站勸柴玲和李祿無果，這時“好在紀念碑上還有另一個廣播站，好在同學們都集中在碑的四周，一位聲音非常穩健，也相當沉得住氣的男同學（也許是李祿，或封從德──作者注：李祿當時在絕食團廣播站），是他在這最後關頭一直還能自我控製，盡量以自己的平穩的聲音安定大家，也是他帶著我們再度衝上紀念碑接過其他同學正在播音的話筒，把我們四人介紹出來，於是我們開始了第一步：以和平非暴力的理想勸說大家放下一切可能被當作是武器的東西。”見侯德健《我的親身經曆》（《天安門民主運動資料匯編》第339頁）。

 

６、劉曉波的回憶裏麵也有這句話，但變成柴玲對他講的。這句話是撤到半路上柴玲告訴我的，意思是很感安慰：大家在最後關頭終於團結一致，而劉曉波也終於明白吾爾開希是怎麽一回事。

 

７、有一個流傳很廣的無稽之談，說柴玲對劉曉波、侯德健講：“趙紫陽派人來傳話，要求學生在廣場堅持到天明”。這應該是編造的，因為我一直在廣播站，寸步不離，完全沒見到這樣的戲劇化場景，最後的現場錄音中也沒有；而最後宣布撤離的是我，如果柴玲有這個想法，至少也應該告訴我。這應該是甚麽人故意編造的或以訛傳訛。李祿在自傳中說是一個逼迫柴玲不撤的人說的，當時拿了一把手槍對著柴玲說：“我們必須堅持到天亮，趙紫陽會帶軍隊起義來支持學生……”見《Moving the Mountain》第 197頁。

 

８、當時在場的《星島日報》記者蔡淑芳也聽到最後期限是早晨7 點，見她在該報6月7日七版“天安門廣場最恐怖之夜”一文中的記述。李祿自傳中也記為7點，見《Moving the Mountain》第 199、201頁。

 

９、劉曉波在書中說，“在封從德主持廣場上的人就撤留問題表決時，柴玲趴在我的身上，不住地抽泣。她最後趴在我耳邊說： ‘劉老師，吾爾開希真是個王八蛋。’”這不可能，因為我記得那時柴玲就躺在我身邊。

 

10、其中印象最深的是4月18日夜間新華門那次。

 

11、直到寫備忘錄時我還不知道5月15日成立指揮部時，李祿和柴玲設定的加入指揮部的條件：在同學死去之前先作犧牲。他們的話大概與此有關。另外，和平撤離廣場的學生隊伍走到前門之前也有傷亡，當時在隊伍中的程真和王磊各自目擊了二～三人的中彈情況，王磊（西北大學學生）還抬了兩個傷亡同學去前門醫院。見《六四檔案》網站上二人的《六四口述實錄》。

 

12、張伯笠在1998年出版的《逃亡者》一書及其英文版中，這樣描寫當時的情景：坦克碾壓11個同學之後，“李錄突然說：‘站住，我們應該回廣場去，我們沒有權力把廣場丟掉！’柴玲、封從德沒有表態。人們堅決反對，也認為這太不現實，而且中共肯定會下毒手，近百輛坦克，十幾萬軍隊守在天安門，我們回去不是送死嗎？我認為人的生命應是最高準則，我們的責任是讓他們安全地回到學校去。糾察隊長墨軒隻能說：‘你們是指揮，你們說去哪我就帶隊伍去哪！’結果我和柴玲、封從德帶隊伍回北大，而李錄、墨軒帶著一部分隊伍重新向廣場折回，也許他們看見跟隨他們的旗幟太少，後來又回來了，不過可以看出同學們是多麽痛苦地離開廣場。”我記得李祿帶隊伍向東是在之前，我們剛上長安街時，但我完全沒有印象當時張伯笠在場，尤其是對他和李祿的爭議更沒印象。

 

13、據丁子霖《瘋狂的坦克》一文，‘6．4’清晨“六部口死者五人，傷者九人，一共14人。這14人中的13人都有姓名、年齡、單位及受傷、致死部位。”五位遇難者是林仁富（30歲，北京科技大學應屆畢業博士生）、董曉軍（20歲，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係86級）、王培文））（21歲，中國青年政治學院86級）、田道民（22歲，北京科技大學管理係85級）、龔紀芳（19歲，北京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88級）。受傷的九人是方政（北京體育學院85級）、王寬寶（北京科技大學研究生）、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四學生（蘇文魁、趙國慶、錢奕新、單連軍）、權錫平（北京鐵路局南口機務段工人）、劉華（北京某民營公司職員）及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女生（北京某大學）。見丁子霖《尋訪六四受難者》第194～199頁。最近查到香港《明報》6月15日頭版刊出的三幅六部口坦克殺戮的照片，其中一張明確寫道照片上的死者中有兩個是北航的，一男一女，男同學是北航糾察隊員。對照《丁子霖名單》，可以判定這位男同學就是其中的47號虢安民，23 歲，已通過考研，“‘6．4’淩晨，頭部中彈，當即死亡，半邊臉被炸飛，遺體於當日停放在政法大學主樓大廳，數日後由北航領回。”這樣，六部口死者至少七人，而從當時指揮部得到的報告以及大量其他人的見證（如吳仁華、高新、蔡崇國），應該是 11位死者，中間差了四人，我推測很可能是外地同學，因為：（1）上述16位死傷者全是在北京的學生和市民；（2）廣場外地同學比例很高，最後撤離時也應有一半左右；（3）外地同學零散，辨認身分較難，親人無法及時趕到，很多從此就成為“六四失蹤者”。從《丁子霖名單》目前188人的描述看，外地同學隻有一位是明確在北京遇難，另有二人失蹤，總共隻有三個外地同學，這個比例顯然有問題。

 

14、我當時並不太相信二千七這個數字，尤其是那些說有五、六千甚至上萬的，所以8日到武漢大學時還讓柴玲留個錄音以正視聽。但後來燎解到紅十字會這個數字可能還是比較準確，因為它與另外兩個來源的數字吻合：（1）北大籌委會和北高聯派出28輛校車數百人去幾十家醫院的調查結果，將近三千；二、美國學者 Timothy Brook書中有“6．4”當天11家醫院的死亡數字共478 人，據此他推測整個北京124家醫院應有2,800人死亡。見常勁、王有才《六四口述實錄》及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1 61～162。“6．4”後不久，吾爾開希在香港電視上說“廣場死亡數以千計，北京，我想數以萬計，我這是比較保守的估計” （廣見6月29日港台各種報紙），但後來承認那是誇大，又說 “我相信廣場有死人但不多，至少有一人死亡。〔整個‘6．4’ 死亡〕大約是一千人左右”（《開放》1995年6月11頁）。戴晴也有類似轉變，她在“6．4”當天說“最少有兩千群眾及學生在軍隊衝突中死亡”（《聯合報》6月5日2版），後來則說“我估計不會超過一千人”（《開放》1993年2月46頁）。李祿則在7月 12日對外稱“親眼所見，以人格擔保，廣場上至少死亡數百人，街道上至‘6．4’淩晨則在二到三千，以後無法估計”（《聯合報》7月14日2版）。

 

15、張伯笠多次回憶他在“6．4”淩晨的活動，每次說法都有不同。他在1993年5月28日《新聞自由導報》上的文章中說，民主大學開幕式一結束他就“帶領十幾名同學迎著槍聲向包圍廣場的軍隊衝去”，在前門肯塔基燒雞店與士兵對峙，後又在前門附近的急救站見到很多傷員和死者。但在2004年5月接受BBC采訪時，張伯笠則說民主大學開幕式一結束他就帶領同學們去了紀念碑，而且繪聲繪色地描述了紀念碑上撤離的全過程。兩個說法顯然矛盾，其中許多錯誤也說明他當時並不在現場，如我最後進行口頭投票是用廣播而非“一個小喇嘛”；又如他說撤退時和指揮部一起走在第一排，但我清楚記得當時李祿和柴玲對他的消失還頗有微詞；尤其是他說“我們第一排出來迎接軍隊，解放軍的槍口都對著你，所以侯德建就過來說：‘能不能把槍口抬高一點兒，對著天，好不好？’”這根本不是當時的情形，而據侯德健的自述，侯並不在那裏，他既沒從東南角走（而是去了曆史博物館前）、也不是早幾批撤出來的。另外，張伯笠在1998年出版的《逃亡者》一書及其英文版中，雖然第一章便是描寫“6．4”的情況，但完全沒提及前門的經曆，而是從廣場撤離開始講起，並說走出廣場時還“回頭望去，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兩、三個小時前女神像就被推倒了。隨後對六部口的敘述也有許多類似問題，都說明他當時並不在現場。另外，1994年張伯笠在《回憶天安門民主大學》一文中提到，那晚他哥哥張翹就在民主大學台下，“一個兢兢業業廉法剛正的共產黨幹部，值得信賴的兄長”，張伯笠受他的影響很大，鐵道部領導專程讓他來帶弟弟回去，但文中未提是否跟他走了。見《中國之春》1994 年1月87頁。

 

16、徐璐，台灣《自立晚報》記者。

 

17、台灣《中國時報》記者徐宗懋。“6．4”淩晨學生撤離、軍隊進去時，徐宗懋在廣場南邊遭槍擊，當時滿身是血，子彈從頸部打進去，穿過喉嚨，從嘴巴出來，隨即被送往同仁醫院。後來他的前排牙齒被換成假牙。

 

18、這位博士生的名字在1990年的手稿中沒有記下來，現在我已經忘記了，也許就是常勁說的嚴勇。據常勁修訂補充，當時北大校方請他到校長辦公室“以對同學們負責任的方式”正式通告已確認北大死亡四人，並要求籌委會解散以保護校園不被戒嚴部隊進駐，當時北大校黨委副書記說，“如果戒嚴部隊強行進入北大校園，北大百年光榮傳統會毀於一旦”。常勁記得名單上有化學係的講師蕭波、學生孫輝和概率係的嚴文。常勁對嚴文印象很深，他哥哥嚴勇是計算機係博士生，很活躍很支持籌委會，而嚴文在 5月29日左右從常勁那裏得到批準借到攝像機，“6．3”晚上就去屠殺現場拍攝，為曆史作證。那台攝像機是丁健從美國帶回來捐贈給籌委會的，丁健代表美國留學生送來大筆的捐款（“6．4”丁健曾任全美學自聯副主席，後回國下海，任亞信科技董事長）。據丁子霖名單描述，嚴文當時23歲，“6．4：淩晨1時許，在木樨地幫助攝像時被打中右大腿根部動脈，送海軍醫院搶救不治身亡。嚴文為記錄曆史揭示真相而付出了最為高昂的代價。

 

19、劉光後來去了四川都江堰，去找我父母，告訴他們我還活著。他後來被捕入獄，關在武漢。

 

20、當時我不知道丁石孫校長“為了作出抗議，已經辭去黨籍” （《香港時報》6月5日引述北大校內的一張告示）。

 

21、據常勁修訂補充，他當時給了我們500元，然後找到謝劍，謝劍又讓籌委會財務部的劉蓉（北大圖書館係學生）取五千元和一千元兌換倦，並把他們的自行車送給我們。我們完全沒用他們給的朋友地址，而是另有安全策略。

 

□ 民主論壇

(摘自：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7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