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不韙：扭曲的“國家”與“愛國”的扭曲

陳不韙：扭曲的“國家”與“愛國”的扭曲

　　“愛國”這麽一個簡單的詞匯，無論是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還是後來的民國以及當今的“社會主義新中國”，都是被那些話語權的壟斷者用來激勵平民百姓的。國家被賦予了最崇高的意義。為了國家，個人可以獻出生命；為了國家，國家也可以隨意剝奪個人的財產乃至生命。不同的派別，不同的觀點爭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都喜歡給自己攬一頂“愛國”的帽子而給對方送一頂“賣國”的帽子。正是因為“國家”成了話語霸權者的工具和玩物，以至於人們對國家的理解以及愛國的方式和手段都遭到了嚴重扭曲。

 

　　一、國家認同的扭曲

 

　　如果去查詞典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關於國家的定義多達十幾種。不同的曆史時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意識形態，對國家的理解和定義也有所不同。但最基本最核心並被廣泛認可的卻隻有兩點，即“現代國家”是指一定範圍內的疆土以及生活在這塊疆土上的人民。從以人為本的角度來看，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國家的主體。但遺憾的是，我們不少中國人在國家的認同上，恰恰忽略了國家的主體——人民，具體的表現有以下兩種。

 

　　⒈將國家等同於政府

 

　　在封建王朝，“朕即國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這樣的“國家”之下，隻有一個皇上，餘者皆為奴才，“忠君報國”被奉為最高的思想和行為準則。四九年後的毛時代，“國家”經過“主義”的進一步包裝被抬到了前所未有的“神聖”和“崇高”的地位。在至高無上的“國家”之下，沒有個人利益，沒有個人權利。個人隻是“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一切都是為了國家，一切都要服從國家。當然，代表這個“國家”的就是中央政府，有時甚至就是“偉大領袖”。

 

　　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後，共產主義信念在人們心目中逐漸破滅，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念伴隨著西方的科學技術，重新進入中國。為了對抗西方思潮的影響，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權，中共統治當局退守傳統文化價值，加大了“愛國主義”的教育力度。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３日，中宣部頒布了《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１９９７年７月中宣部向社會公布了首批百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在“政府”與“國家”的概念之間偷梁換柱攪渾水，試圖在民眾中牢固地確立“政府”即“國家”，“愛國”即“愛政府”的意識。

 

　　全國政協委員倪萍在２０１０年３月的兩會期間對記者說，“我愛國，我不添亂，從不反對或棄權”。對於中國人民在毛時代所遭受的苦難，王蒙的小說《布禮》中的主人公充滿感情地說，“親娘也會打孩子，但孩子從來不記恨母親。打完了，氣會消的，會摟上孩子哭一場的。”

 

　　在涉及到對外關係時，尤其是當中國政府和外國政府發生分歧和對抗的時候，我們的“愛國同胞”尤其是“愛國僑胞”就更感情用事了。他們總是天真地認為政府就等於國家並天然地代表了國家利益。至於這分歧和對抗背後的是非緣由，沒有人認真去分析，中國政府所說的一切，一律照單全收。以加拿大政府和中國政府最近的分歧為例，這裏的華人普遍對現任總理Ｈａｒｐｅｒ沒有好感，原因就是因為在中國的人權問題上，Ｈａｒｐｅｒ政府較之前任自由黨政府持更強硬的立場，多次批評中國政府壓製新聞和言論自由，迫害監禁異議人士。這理所當然的引起了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彈和不滿。當地華人也自然而然地給Ｈａｒｐｅｒ扣上了一頂“反華”的帽子，對他極其厭惡。然而恰恰就是這個Ｈａｒｐｅｒ，２００６年一上台就對曆史上“人頭稅”的華裔苦主進行了賠償，而這是他的前任自由黨政府一直拒絕做的。如果我們換一種思維，難道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不是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上應該享有的權利嗎？難道這些基本的人權，就隻能是西方人或僑居西方的中國人的特權嗎？同樣的邏輯，如果Ｈａｒｐｅｒ批評中國政府是“反華”，那我們批評加拿大總理是不是在“反加”呢？

 

　　秦暉在“中國曆史的延續和斷裂”一文中提到一個令人費解的現象，在外交上，與中國政府友好的很多國家，尤其是所謂最友好的那些國家，往往是對華人、華僑和華商最野蠻、最殘酷、最壞的國家。而中國政府認為是敵對國家的那些國家，“亡我之心不死”的那些國家，對華人、華僑和華商往往最為友好，接受他們的程度也最高。

 

　　是啊，那些和中國政府“友好”的國家，“同誌加兄弟”的國家，“鮮血凝成的友誼”的國家，哪一個沒有極其野蠻的壓迫和屠殺當地華人華僑的曆史呢？印尼，越南，柬埔寨，緬甸甚至北朝鮮都無一例外。往往是中國政府和他們最為“友好”的時候，恰恰也是他們對華人華僑屠殺最凶殘的時候。相反，那些能平等地接納和尊重我們華人華僑的西方國家，象北美和澳洲，都因為對普世價值的堅持不討中國政府喜歡而被打上了“反華”的標簽！

 

　　⒉國家概念被整體化和抽象化。

 

　　中國人特別在意國家的形象，比如說奧運會中國能得多少金牌，中國的導彈能打多遠，“神五神六”能飛多高等這些比較整體的東西。對於國民實實在在的生活狀況，反而不以為然了。

 

　　自改革開放後，中國奧運的金牌數量，屆屆遞增。２００８的北京奧運會中國更是以金牌總數５１居世界第一，將傳統的體育大國美國（３６）和俄羅斯（２３）遠遠地丟在了後麵。然而，在每塊金牌的背後，國家要付出六到七億人民幣的代價，是俄羅斯的２８倍。與此同時，中國的人均ＧＤＰ才排名世界９６（２００９年），有超過３００萬的失學兒童，平均每萬人僅擁有體育場地６.５８個（美國、加拿大、日本，平均每萬人擁有２００多個體育場地）。

 

　　西方國家運動員參加奧運會的費用主要來自企業和私人的捐款，政府隻負責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他們把絕大部分的錢都投在了建立和改善社區的公共體育設施上。在加拿大，各個社區的公共體育設施都非常完善，收費也很便宜。有些城市的低收入家庭還可以免費使用一些體育設施和參加一些體育活動。

 

　　人均ＧＤＰ七倍於中國的美國，９０年代開始就明令禁止政府用納稅人的錢辦世博會。我們中國卻可以動用一切國家資源，曆時６個月，調動７３００萬人，耗資４０００億人民幣，舉辦一場有時以來規模最大、投資最昂貴的“世博會”來展示我們的“大國崛起”。但是，麵對一場居民大火，隻有一街之隔的消防車在起火１小時１５分鍾後才能趕到現場，水槍噴出的水柱隻能達到２８層樓的１０層以下，任由５３條血肉生命遭到大火的吞亟。

 

　　在國家的形象方麵，我們很多中國人非常在乎外國人對中國的評價，常常因為外國人的一言不遜而被傷害民族感情。我不否認這種關注中國形象的積極意義，但可惜這種關注也是更多地停留在比較整體和抽象的概念上，很少落實到生活中具體的個人和行為。

 

　　２００２年筆者全家剛移民到多倫多時，正趕上政府公務員罷工，垃圾工不再清理街道和社區的垃圾，人們隻好自己組織起來，輪流清理社區和街道的垃圾。但唯獨唐人街基本無人組織，也少有人清理，任由垃圾堆積如山。當時正值盛夏，整個街道臭不可聞。２００７年筆者全家去美國費城和紐約旅遊時，發現那裏的唐人街比起臨近的其它社區也要髒得多。

 

　　２００７年，５２名福建偷渡客在被運往英國的路上，由於貨車司機不小心拔掉了輸氣管，導致藏匿於貨櫃的５２人窒息死亡。出於對生命的尊重，英國當地政府立了一個紀念碑來紀念這些亡靈。奠基的那天，英國政府，民間團體甚至一些不相識的當地人都出席了。但中國大使館和一些平時比較活躍的“愛國”僑領在收到邀請後卻沒有參加。

 

　　這就是國家概念被抽象化所導致的後果，就如同秦暉所說的，“不愛國民隻愛國，隻愛民族不愛民”。

 

　　二、愛國方式的扭曲

 

　　在愛國的方式上，我們不少中國人采取的是一種非黑即白，非對即錯兩元對立的思維邏輯。具體的表現形式有兩種。

 

　　⒈隻講立場，不問是非緣由

 

　　凡是正麵維護國家形象，一味的說“好話”就是愛國。並且是調子唱得越高越愛國。相反便是不愛國，沒有民族大義，是漢奸賣國賊。

 

　　易中天在《帝國的惆悵》一書中談到，鴉片戰爭期間，麵對英軍的堅船利炮，麵對一場毫無取勝希望的戰爭，一任又一任的前方將帥幾乎無一例外地說謊。敗得一塌糊塗了，給道光皇帝的奏折還要吹噓清軍如何“果勇”，“逆夷”如何“聞風懾服”。究其原因，易中天認為“鴉片”的毒素已滲入我們民族的骨髓。在涉及到“民族尊嚴”的“大是大非”上，從至尊天子，到黎民百姓，都喜歡聽“好話”，“吉利”的話，喜歡聽“歌功頌德”和“鼓舞人心”的話。反之，就是“助夷氣焰，滅己威風”，就是“漢奸賣國賊”，就是“一屁股坐到敵人那邊去了”。至於這些話是否真實，真實性有多高，則不重要了。

 

　　鴉片戰爭１００多年後的２００６年，袁偉時在《冰點》發表了“現代化與曆史教科書”一文，就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的某些史實提出了與教科書不同的看法。文章刊出後，《冰點》被迫停刊，總編李大同被解職。同時，中宣部還組織了大批的“專家學者”對“現代化與曆史教科書”一文進行批判。學術討論甚至批判，都是正常的，沒有誰能擁有絕對的真理。但無法讓人信服的是，袁偉時不但被剝奪了說話的權利，所謂的“批判”也主要停留在“民族立場”的層麵，火力更多地對準袁偉時“忘掉自己是一個中國人了”，而不是對事實本身的嚴肅探討。這種所謂的“學術討論和批判”除了情緒的發泄外，是絕無公正和嚴肅性可言的。

 

　　曾有一位剛登陸加拿大不到兩個月的大陸新移民，沒找到工作就不幸生了一場大病住進醫院。在一個多月的治療期間，醫院設備的先進，醫護人員的友好熱情，費用全免，都讓這位舉目無親的新移民印象深刻。聯想起自己曾在國內看病的艱難，費用的昂貴，設備之落後，醫護人員的態度之冷漠，這位新移民不禁感歎萬千，在網上發了一段短文，敘述了自己的經曆和感慨。這個帖子一發出去，一些網友立馬罵開了，什麽“奴才”，“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等難聽的話全來了。看了這些回帖，作者也是萬分感慨，不去考證事實本身，一味地在“愛國”與“不愛國”上做文章，是一種怎樣的心態？教訓別人“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自己卻舉家移民美國加拿大，又是什麽樣的邏輯和人格？

 

　　我們一些愛國同胞和僑胞這種隻講“民族立場”的感情宣泄，讓我回憶起小時候孩子們打群架，根本不問青紅皂白，完全按地域遠近關係親疏劃線站隊。這條街對那條街，這個院對那個院，這個村對那個村。如果將街道，大院或村莊擴展為國家，這種幼稚而愚昧的義氣用事，就堂而皇之地變成了“愛國主義”。

 

　　⒉專橫霸道而又“綁架”民意

 

　　我們一些中國人，隻要是自己認可的“愛國義舉”，便豪情萬丈地“綁架”所有的中國人，一定要以這種方式愛國。否則就是置民族大義於不顧，就是漢奸，就是賣國賊。所用的口號常常是，“隻要是中國人就……”，“與１３億中國人民為敵”，“侮辱了１３億中國人民”等等。口號之激烈，舉止之昂揚，好像隻有自己“良心在懷，真理在手”。

 

　　２００８年３．１４西藏事件發生後，馬英九譴責了中共對漢藏民族糾紛的處理方式，於是馬上就有人寫文章說“馬英九，你傷了１３億中國人的心”。今年劉曉波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以後，《人民日報》立馬刊出文章，指責挪威諾委會“侮辱了１３億中國人民”。似乎隻要給自己貼上“愛國”的標簽，誰都可以當然地代表全體中國人。我不知道這些人是真這樣信心滿懷還是因為心虛要拉上１３億中國人給自己壯膽。這不，“中央電視台”節目主持人芮成鋼先生為了表現自己手握真理的理直氣壯，竟在兩年之內，先後“代表”世界和亞洲向美國總統提問。

 

　　每當中國發生象“西藏事件”和“北京奧運聖火傳遞”這樣一些激發民族情緒的事件時，筆者都會收到一些同事和朋友轉來的帖子，無非是號召人們抵製“家樂福”，抵製日貨，抵製肯德基和麥當勞之類。本來，對某個事件表達自己的看法，甚至倡議大家一起來做某件事，都完全正常也無可非議。但這些帖子在“倡議”的同時總忘不了強調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就不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就是貪圖個人的蠅頭小利而置民族大義於不顧”，“就是站在中國人民的對立麵”。這實在太專橫霸道而讓人難以接受了。在正常情況下，人們對某一事件的看法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愛國的方式和手段也可以多種多樣，為什麽一定要把所有人的想法都統一到自己的思路上？為什麽一定要通過“綁架”別人的方式來顯示自己站在道德的至高點？

 

　　最後，我想以愛因斯坦的一句話作為本文的結尾，“國家是為人而設立的，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希望我們的愛國同胞和僑胞在國家的認同以及愛國的方式上能更多的冷靜和理性一些。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於加拿大落基山城

 (來源：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7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