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學者稱薄熙來上台 中國精英將勝利大逃亡

轉載：學者稱薄熙來上台 中國精英將勝利大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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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亞洲    2010-08-20 13:36:07

 原標題：伴隨著薄熙來上台而演出一場空前的勝利大逃亡

 

一、

最近，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中國將軍，即：解放軍最高學府國防大學的政委劉亞洲中將，在香港一本名為《鳳凰周刊》的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談論中國實施西部戰略構想的萬字長文《西部論》。我相信， 

凡通讀過這篇文章的人，在對劉將軍所構想的中國西部戰略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時，更會對這位中國軍界著名的戰略家和思想家就中國內政的議論留下極為強烈的觀感。如，劉亞洲在文中說，中國時下“一切向錢看”的極端糟糕的社會現實和死水一潭的政治體製必將走向窮途末路的放膽幹政言論，的確令所有關注中國前途的人都感到無比的震撼。

劉文說，在西方，資產階級大革命時，思想的風暴引發了革命的風暴。在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風暴毀滅了思想的火種。我們缺少現代極為珍貴的反思意識。思想投降了，真理無處容身。今天我們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但主導世界的不是意見，而是思想。意見不是力量，思想才是力量。沒有思想，談什麽“解放思想”?文化大革命最顯著的特點是：不許討論。舉凡攸關民族命運的問題，都不允許公開討論。允許公開討論的都是小問題。其實小問題無需討論就可以處理，大事才需要公開討論。鄧小平（其實應該是胡耀邦）當年發動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是那樣激蕩著中國人的心。這場討論還在民眾心中種下了獨立思考的種子。國力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民的思考力和論述力。

 從以上劉亞洲的話語中，我相信不獨是筆者，而是任何閱讀過這篇萬字長文的人都可以看出，這些最後寫在《西部論》結尾的一大篇文字，其實完全遊離於該文所論證的“西部戰略”之外，句句直指當下中國深重危機的要害，全是對中國最高當局最近20年來所奉行的大政方針已經偏離世界文明主流的放膽直言。這種肆無忌憚的逆耳直言，這種深植於一個有著悠遠曆史情懷的思想家內心的憂患意識赤裸裸表露，與那些如今充斥於中國主流媒體的各路高官的陳詞濫調和逢場作戲式的大話和空話，簡直有著雲泥之間的距離。這確實是很不尋常的。為此，筆者甚至不揣冒昧，而對劉亞洲的相關文字作了更準確的補充，那些以括號的方式所加上的文字，就是筆者手癢難耐而加塞進去。

眾所周知，劉亞洲作為一名現役的解放軍中將、中紀委委員，又是中國軍隊最高學府國防大學的政委，他不可能不知道其放膽幹政的上述言論會給他本人，乃至給他所在的整個軍方帶來什麽嚴重的政治後果。因此，我相信任何一個關注中國前途和命運的人都會問這樣兩個問題：1、中國的頂層社會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或正在發生什麽事情？2、中國的政治精英們正在醞釀著什麽難以預測的大變局和如何展開這一大變局？

二、

實事求是地說，中國向西方世界門戶開放這30餘年來，隨著大量中國人的國際交往遍及世界每個角落，傳統的中華文明同世界各種不同文明的密切交匯，廣大中國人的視野早已超越了中國曆史上的任何時期。當代中國人，僅僅用30年時間展開對西方文明的追趕，其耳聰目明，其思想解放，其所作所為，其物質成果，也早已超越了過往150年乃至過往3000年累加的所有成就。

然而，因為中國人固守自己那“奠基於商鞅，粗成於秦始皇，大成於漢武帝”（劉亞洲語）的落伍政治製度不變，其上層建築作為舊世界殘餘的一個最大的金字塔架構，已經成了阻礙中國人融入現代普世文明的桎梏。當代中國人除了得益於搭上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順風車才得以實現GDP最近30年一路高奏凱歌之外，其社會形態從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轉型的改革，日益深陷政治、文化、思想和社會危機之中，其實是任何一個既開眼看中國又撐眼看世界的中國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殘酷現實。

前不久，中國一位網名叫木然的國內學者，在《中國已經進入危機社會》一文中，曾這樣寫道：“中國進入危機社會是不爭的事實，這不是故作高論，也不是什麽危言聳聽。生活在中國的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這一點。中國的全麵危機包括政治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文化危機，其中政治危機是其它危機的根源和罪魁禍首。”

木然說：“如果單純是經濟危機，哪個國家都會有，哪個國家都會相對容易渡過，美國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爆發的經濟大危機都轉危為安。如果是社會危機也可能通過培育中產階級、建立社會保障製度得以解決、使人們有免於匱乏的自由。如果是文化危機也可以通過良好的教育並配以體現人類終級關懷的宗教得以化解。這些危機的解決的政治前提是政治民主，沒有政治民主，這些危機隻能通過軍隊、警察等暴力來解決，而通過暴力化解的危機隻會導致更大的危機。正因為政治危機有如此巨大的破壞作用，分析的著力點集中在政治上也就理所當然。”

在木然的眼中，中國的政治危機主要包括製度危機、接班人製危機、政策危機、上訪製度危機和合法性危機。

 製度危機。中國的政治製度包括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度和政治協商製度、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和基層群眾自治製度。中國的製度不論如何搞 “六個絕不”，如何宣傳優越，如何宣傳特色，實際了卻成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大聯歡、大合唱場所。即使沒有既得利益這一層關係，兩個關鍵性問題也解決不了：第一，專製的問題解決不了。第二，自由的問題解決不了。

接班人製危機。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曆史上，接班人在接班的時候總是充滿著變數、恐怖、血腥、暴力、陰謀、暗殺，每一次接班都不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勝利，不是公開的勝利，而是陰謀的勝利。蘇聯的斯大林之於列寧、勃列日涅夫之於赫魯曉夫，中國的林彪之於毛澤東、鄧小平之於華國鋒、胡耀邦之於鄧小平等。接班人製的危機不但是權力交接時的危機，更是政治鬥爭的危機。接班人製最大的危機是它與黨內民主產生矛盾產生的危機，接班人的核心是接班，接班人是指定的或內定的，原則上不能更改，其實質是曆史專製傳統的延續。

政策危機。因為權力是專製的，政策的製定既不科學也不民主，其政策製定出來會在傳輸的過程中失效。所謂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就是典型的政策危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共有三個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其一是鄧小平理論，其二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其三是科學發展觀。這三個理論作為理論的色彩並不濃，主要還是三個不同的政策，或者政治發展的理論政策，這三個不同的理論政策一方麵表明繼承性和延續性，另一方麵表明前任的理論政策具有不足和缺欠，表麵看來，通過三個理論政策化解了危機，實際上卻是危機在接班人手中的傳遞，是把滾雪球般的矛盾傳遞。一個政策危機解決了，一個更大的政策危機出現了，一代人解決不了的政策危機不斷地推給下一代。

政策危機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維穩的失敗：“據今年兩會上的國務院報告，2009年我國公共安全方麵的財政支出增加了16%，而今年8.9%的增幅已超過國防開支增幅，總金額亦逼近後者，將高達5140億元人民幣。” 一些群體或個人隻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來表達和發泄不滿，也就是俗稱的“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導致社會矛盾越加激烈。

上訪製度的危機。從湖北省委廳級夫人被打稱被打錯了就可知上訪製度的暴力性。上訪變成了截訪，成了釣魚執法的變相形式。上訪不但沒有化解民怨，反而使民怨沸騰。暴力執法導致暴力抗法，因上訪渠道不暢，各種各樣的反社會行為不斷增加。

合法性危機。上述四個方麵都可以從合法性危機得到解釋。合法性是人們對權力的自覺認同和服從，如果人們對權力缺乏信任，對權力的服從來自於懼怕，那就是陷入了合法性危機。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是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的三十年，也是權力與資本結合的三十年，是權力不斷腐敗的三十年，人們從過去的永遠忠於黨、信任政府變成不信任黨不信任政府最後發展到製度與民、政黨與民、官與民的嚴重對立。從你是為黨說話還是為人民說話到鴻忠搶筆，從平其俊講官話到徐光輝不讓直播，從人為製造的災難變成救災升官的網民反應來看，其對立的嚴重程度已經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人們不再信任製度，不再信任政策，不再相信政府所說的話，哪怕是正確的對民對利有益的製度、措施和官語。

最後，木然將中國危機的根源歸結為：“問題的核心是，不受限製的權力必然會導致濫用，它進入經濟領域就是權力與資本的結合，形成權貴資本主義。它進入社會領域就會造成社會不公、非正義、兩極分化、中產階級大量移民。它進入文化領域就會鉗製人的大腦和靈魂，使人除了形成感恩的奴才意識之外不能形成民主自由意識。中國進入全麵危機，都是政治危機惹的禍，如果不進行政治體製改革，不建立以憲政民主為發展方向的政治製度，危機的後果不堪設想。”

三、

按照木然先生上述對中國政治危機的綜合性論述，其實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中國那些開眼看中國看世界的統治者和眾多受到不公正對待的被統治者，他們在既存的社會秩序中，似乎都感到快要走到曆史的盡頭了。中國向何處去？這個中國人在100年前所提出的問題，曆經一次詭異的世紀輪回，似乎再次擺在了13億國民的麵前。

 對時下的中國社會深陷政治危機主導的綜合性危機之中，另外一位華裔美國學者裴敏欣在其所著的《中國陷入困境的轉型：發展型獨裁體製的局限》一書的結語中，這樣寫道：深陷綜合性危機之中的中國社會，“在某種程度上，（作為）掉入陷阱的轉型（社會），最終將創造出某些條件，迫使統治精英作出根本性的抉擇。總的來說，這些抉擇與（曆史上）深陷於令人不滿與不可持續現狀的政治領導人所麵對的那些選擇是相同的----如同緊隨著文化大革命結束而出現的狀況那樣。”

對此，裴敏欣繼續寫道：“伴隨著經濟表現的不斷惡化與社會緊張狀態的不斷加劇，中國的統治精英將被迫選擇是繼續維持正在不斷惡化的現狀，還是冒著實行更加激進改革的風險來重建政治問責製並約束分權化的掠奪行為。如果選擇進行改革，他們很有可能會通過動員起新的政治集團來克服受益於掉入陷阱的轉型的人群對改革的抵製，並有助於打破舊的局部改革均衡。然而，依照前蘇聯的經驗來看，通過動員社會力量對已經威信掃地的政權施加壓力的方式來促進變革，會在不經意間釋放出一場推倒政權的革命。這樣‘脫軌的改革（run-away reform）’或者說‘托克維爾悖論（de Tocqueville paradox）’，給潛在的改革者們帶來了極大的風險。”

在書中，裴敏欣給中國的政治精英支招道：“隻有當改革者能夠保持對重啟的改革進程的充分控製時，這個國家才能夠在不經曆社會動蕩的情況下擺脫轉型陷阱。如奧唐奈(Guillermo O'Donnell)與施米特(Philippe Schmitter)所指出的那樣，這一結果隻有在改革者獲得社會反對勢力中溫和派成員的協助時才有可能實現。”

對中國社會由執政黨所主控的全麵改革可能走向失敗的前景，裴敏欣寫道：“通過重啟的改革擺脫轉型陷阱的另一種可能結果則是政權崩潰。租值消散（rent dissipation）與分權化掠奪行為（decentralized predation）的邏輯，意味著一個發展型獨裁體製的製度性退化（institutional degeneration）將逐步擴大，並造成威權主義政權的表現不斷惡化，特別是在經濟增長方麵。在麵對不斷降低的政治合法性與社會動蕩的前景時，擁有可用的退出選項的統治精英很有可能會接受這些局麵，特別是在政權存亡麵臨危機的時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預料到一種類似銀行擠兌的政治局麵----不再有意願或動力來保衛這個政權的內部人將驚慌失措爭相退出。不幸的是，盡管在危機條件下一個發展型獨裁體製的崩潰可能會打破局部改革均衡，但並不保證隨後就能夠回複到一個穩定的自由主義的政治秩序中，這一點可以在前蘇聯崩潰後的俄羅斯與蘇哈托政權垮台後的印尼所經曆的困境中得到證明。”

四、

對裴敏欣所描繪的這樣一幅中國黯淡的改革前景，一個令人絕望的全局性悲觀現象似乎正在逐漸展開：中國的財富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就像一條老舊航船上有著第六感的生靈一樣，已經開始感受到這條在中國社會轉型三峽險灘中航行的巨輪，隨時會觸礁沉沒，而紛紛開始或準備開始用腳投票，明智地選擇逃離這條航船。

時下，在中國做個裸官、裸商，或做個在中國和西方雙棲的學者，已成中國上層社會人群的最佳人生抉擇：那些既有權又有錢的官員們，紛紛給自己的家人在西方民主社會築下安樂窩，一有風吹草動就腳板塗豬油三十六計走為上，亂邦不居，前往國外同家人團聚以安享天倫之樂；那些財大氣粗的商賈階層和民營企業家們，則紛紛憑借自己的雄厚財力，為自己和所有家人辦妥西方世界的新移民身份，個個懷揣護照和綠卡，以一種準備隨時逃離亂邦的姿態，猶如驚弓之鳥一樣，隻要嗅到社會災難可能降臨的氣息，就絕對會撂下那些帶不走的固定資產而逃離險象環生的家園；至於那些學有所成的知識精英們，其首選的人生安排，無疑是在中國和西方世界做個候鳥一樣的雙棲人，才是人生真正成功的最佳標誌。

如果不諱言未來中國社會真實的圖景，必須承認，裴敏欣所描繪的中國基層社會各自為政的公權山寨化和碎片化的前景，以浙江遂昌警方作為地方政府的家丁而肆無忌憚地在全國範圍內追捕揭露地方黑幕的記者為標誌，無疑會成為極有可能變成事實。裴敏欣在書中寫道：“像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多樣化的國家，通常很難在國家層麵上建立起一個足夠有力的新改革聯盟。但地區性與地方性的改革聯盟則可能在有遠見的地方精英的首創性與社會力量所施加壓力的聯合作用下產生出來。雖然權力的下放導致了分權化的掠奪行為，但這兩種發展有可能產生更加積極的改革動力。權力的下放在某些情況下會帶來對地方精英更大的政治問責。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的背景下，權力的下放鼓勵了地區間對資本、勞動力與市場的競爭。地方問責與地區間的競爭有可能驅使地方精英與公民社會團體共同進行新的體製改革試驗以應對掉入陷阱的轉型在地方層麵造成的弊病。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代，最具創新性的治理改革嚐試，如鄉鎮一級的選舉以及嚴密設計的村民選舉，都是為了糾正地方問題而由主張改革的地方官員按照“由中而上”（middle-up）的首創-冒險-接受（initiatives-risk- taking）的理念來實施的。如果能有更多的司法權采取這種由中而上的路線，那麽至少由掉入陷阱的轉型造成的一些社會與政治弊病能夠在地方層麵得到改善。最終，地方的首創性可能將助長全國範圍內治理方式的分化（governance divergence），因為一些地方會試圖通過改革來擺脫轉型陷阱而其它地方則會繼續停滯下去甚至使問題進一步惡化。”

重慶模式的問題與未來

對照裴敏欣的以上論述，一個真正的問題在於，裴氏所描述的那種未獲中央權力樞紐中最有權勢的首腦們一致首肯的地方性和區域性改革，其究竟能否令深陷綜合性危機困擾的中國社會走出轉型的陷阱，其是否真正值得樂觀，亦大可存疑。眼下，一個明擺著的最突出例子是，薄熙來正在重慶主導的“唱紅”和“打黑”運動，就非常具有典型標本的意義。

毋庸諱言，雖然西南重量級城市重慶在薄熙來主導下新近出台的戶籍製度改革不乏某種社會進步意義，但是，薄氏近年運用極富“文革”色彩的“唱紅”和“打黑” 手段，而不是在中國憲法和法律框架之內展開路人皆知的野心勃勃的問鼎之旅，其作為中國政壇的一匹成色極為可疑的黑馬，他所實施的那種從根本意義上而言屬於舊瓶裝新酒式的“重慶新政”，究竟能夠走多遠，可能等不到中共十八大的召開，大概就會見出分曉。

這是因為，無論是薄氏對有行為瑕疵的北京律師李莊將其構陷入獄，還是對那些不是黑社會成員但卻有著天然原罪的重慶問題富豪刻意羅織定罪而真正的目標卻在於政府斂財；也無論是薄氏對文強僅僅受賄1200萬居然不到11個月就快速將其處死，還是對異地交付重慶法院審判的陳紹基受賄2900萬卻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選擇性執法，以死刑不上省部級官員的姿態放縱其逃生以示好於同僚；特別是薄熙來對一生都踐行“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信條，其炮製的負資產迄今都沒有得到有效清算的當代暴君毛澤東，以那種令所有具有現代意識的中國人都側目和寒心的病態方式加以極端的尊崇；凡此種種詭奇的薄氏招數，足以說明，此君毫無疑問已經全然無視中國頂層社會的大佬們最近30年來的出牌規矩，而在中國的西南一隅，猶如一頭闖入瓷器店的公牛，其今後的觸角所向似乎無人可以預測，其政治行為的乖謬也確實是連神仙都完全不可預期。如果考慮到薄熙來在遼寧的所作所為留下的斑斑劣跡，其妻兒的行狀令人生疑，他在重慶的這種肆無忌憚的恣意妄為，確實與之形成了極為殘酷的對比。

 為此，筆者在此預言如下：假如薄熙來在中共十八大上以“唱紅”和“打黑”的旁門左道，而不是以文明社會一致推崇的民主方式在中國問鼎成功，未來的中國社會必將深陷遠超“文革”的全局性動蕩之中。如果中國的執政黨不因此而走向真正的分裂導致全社會的動亂，那麽，中國社會必將在薄熙來主政之下，13億人“高唱紅歌”再次走向一場與“文革”相似的全局性人道災難，960萬平方公裏土地上必然會掀起一場如今重慶展開的名為“打黑”其實是“黑打”的法外運動，各級專政機器則會以雷霆手段大麵積清算問題富豪和站錯隊的貪腐官員，中國大地將一定會再次像當年毛澤東當國之初所主導的那場按千分之一指標殺人的“鎮反”運動一樣，變成具有薄熙來特色的選擇性執法所鍛造的碩大屠場，而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那種像漢代的酷吏郅都一樣的屠夫式官員，也必將一個個在中國各地的政壇上粉墨登場。屆時，中國的財富精英們將普遍恐懼清算其財產中的原罪而紛紛作鳥獸散，中國彌漫性腐敗的官場中諸如文強那種站錯隊的貪腐官員們，將伴隨著薄熙來上台而演出一場空前的勝利大逃亡的人間悲喜劇。如果不幸而言中，恐怕要不了多長時間，中國民間近30年發育而成的先天不足的資產階級萌芽，也必然如漢武帝當國的時代一樣，再次夭折於薄熙來之手。而與此同時，運應而生的一個遠超秦皇漢武時代的中央高度集權並以吏為師的社會形態，將循著舊製度的路徑快速在中國複辟，中國這場先天不足的民主化轉型進程，將必然被薄熙來團隊徹底終結和埋葬。

(摘自：http://news.creaders.net/headline/newsViewer.php?nid=442276&id=1003648&dcid=5)

[真理最終會勝利]

回複mzl9876的評論:

I really wish that it is true, then there won't be sad stories any more.

Don't you believe that would work?

[mzl9876]

可是薄熙來打黑，在中國好像很受百姓歡迎的？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