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千古一帝：李世民如何將中國變成世界中心

轉載：千古一帝：李世民如何將中國變成世界中心

 

錢文忠等

 

　　在這裏和大家交流唐太宗這個問題，非常高興。我在《百家講壇》講過這個題目，今天把精華集中在一起，就叫《從玄武門之變到貞觀之治》。

 

　　唐太宗是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取得的業績和其他皇帝對比一點也不遜色，可以稱得上是“千古一帝”，“千古一帝”這個詞也會用在秦始皇、漢武帝身上。在唐太宗李世民統治中國的時候，大概有三個成果是至今我們仍會感到自豪的。因為那是在封建帝製時代，在那個技術條件下取得的成就，是中國民族文化的結晶，是後人繼承、學習的典範。值得我們回憶、研究、認真學習的大概有三個方麵：

 

　　第一，在唐太宗統治時期，君臣關係特別好。

 

　　唐太宗和魏徵等著名大臣的關係非常好，唐太宗有一個叫“納諫”的習慣，也可以說是製度規定或經常性的行為，使他和大臣之間保持非常良好的關係，這種良好的君臣關係在以前和以後的曆史時代很少能夠看到。因為我們通過讀物、正規的史料記載或者電視電影更多看到的是君臣、大臣之間經常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上麵是勾心鬥角，下麵是爾虞我詐，為一己之私置民族大義於不顧。我們習慣用這種觀點看整個曆史和所有政治，認為中國曆史從來就是一片黑暗。唐太宗時代不是這樣，君臣關係良好，彼此之間如同親人，1300年之後，我們重新看這段曆史仍會受到感動。

 

　　第二，在唐太宗統治時期，社會關係很和諧。

 

　　我們經常講的社會關係其實就是階級關係，即統治集團如何對待社會的弱勢群體、勞苦大眾。社會關係是否健康，是否美好，主要的表現方麵，是看那些最普通的勞苦大眾的生活怎樣、在國家的地位怎樣以及統治集團在製定政策時是否注意到勞苦大眾。

 

　 

　我們不能不動容的是，唐太宗時期，最高的統治集團從唐太宗本人開始，很注意老百姓的生活，很注意他的政策是否能得到百姓的擁護。在碰到問題時主要從自身尋找原因，而不是把責任歸到百姓身上。比如事情做錯了，不會把責任歸於百姓，而是先從自身尋找原因。唐太宗曾和大臣討論一個問題：現在社會治安很差、犯罪的人很多，如何控製犯罪呢?這是朝廷要考慮的問題，有人提出大亂之後人心不古，應當施行嚴刑峻法，用殘酷的法律實施最殘酷的打擊，老百姓不敢犯罪，就完成了“去賊”的任務。唐太宗不同意，他說：“應當分析為什麽百姓會犯罪。凡是人，不管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所有的人都有廉恥之心，為什麽他們不要廉恥去犯罪?一定是生活無著，被生活所迫。老百姓的生活為何會成為這樣?一定是政府工作做不好，國家要求的太多，盤剝太多。嚴刑峻法是治標不治本，最根本要從朝廷找原因，應當減輕對百姓的要求，減輕百姓的負擔。如果所有的百姓都安居樂業，就不會有人去犯罪。應當從我開始做，我的要求就要降低減少，國家也要降低減少要求，輕徭薄賦。”想一想，到今天我們對待犯罪這樣的社會問題，是不是都這麽看待的?1300年之後，我們是否達到唐太宗的水準?唐太宗知道國家是個係統，各種因素互相影響，如果考慮到百姓的切身利益，政策在那樣的生產力狀況下，在那樣的技術條件下，也能達到比較完美的狀態。貞觀四年的時候，全國人口不到300萬戶，也就隻有200多萬戶，全國犯死刑的不過幾十人，史書評價說那時候刑法快用不到了，因為犯罪率很低。在貞觀時代即使是犯罪的人，信守諾言的素質也是很高的。貞觀六年時有300多死囚，皇帝和大臣入秋最後一次看望死刑犯，是審判的最後一道程序。前麵所有的大臣判完之後，皇帝要親自過一遍。如果一個死刑犯在皇帝麵前喊冤，這個案子必須從頭再審，為的是防止法官判案不公。貞觀六年的時候唐太宗到大理寺“入秋”，300多死刑犯沒有一個人喊冤，大家都認為自己的案子法官的審判是公平的，自己沒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皇帝覺得大理寺的法官很稱職，在判案時能夠秉公執法，皇帝很欣慰。於是皇帝和 300多死刑犯有一個生死之約：給這些死刑犯放一年假，明年秋天再到監獄報到。每個死刑犯都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得到了將近一年的假期，這也就是我們現在常問的一個問題：如果你的生命還有一年，你將怎麽樣度過?唐太宗時代是300多死囚來回答的問題。第二年秋收過後，300多死囚全部到監獄報到。所有人都知道案子已經審判完畢就等待執行了，這一年就是生命的延續。如果逃跑有可能獲得更長時間的延續，可是這些死刑犯沒有用這樣屈辱的方式來延長自己的生命。所有的人說話都是算數的，既然在皇帝麵前立下保證，即使生命不再延續，也要回到監獄報到，所以300多死刑犯按時回到監獄，唐太宗下令這300多死刑犯全部免予刑事處分，釋放回家。有些人不能理解，甚至不想理解，有些人說這一定是在做秀，因為我們今天看到太多做秀的場麵，但唐太宗的這個“做秀”其實是很難的，300多死囚分布在全國各地，那時不能用電視跟蹤錄像，也沒有幹警跟蹤，我們應該相信這300多死囚是生命的最後覺悟，在最後一刻覺悟到生命的價值，知道信守諾言比生命本身更重要。這樣的事也隻有發生在那個年代，後來可能真的很難發生了。除了考慮到犯罪人員自己的覺悟以外，更主要的應當是皇帝，他一定是認識到生命的價值，一定是覺得那道題很重要，即生命延長一年怎麽做。這些死刑犯在最後一年體會到生命的價值，以皇帝為首的最高統治階級讓他們體會到生命是什麽價值、生命應當如何珍視、這一年應當怎麽辦。沒有最高當局這道題目的布置，300多死囚可能到最後也不能明白生命的價值何在。信守諾言表現了生命的最高價值，和唐朝統治者一開始在政策理念上就能注意到百姓是有關係的。

 

　　根據史料記載，貞觀元年的時候在山東青州的一個地方發生了一次政治事變，有人想謀反。地方官員接到中央指示去抓人，抓了兩千多人，朝廷派法官崔仁師到地方去審判這個案子。崔仁師到青州下車後先給犯人鬆枷，然後讓犯人洗澡、吃飯。經訊問，知道兩千多人中多數人是冤枉的，他把能夠放的人全放了，最後剩下十個人。這十個人確實是想謀反。案子結了以後，崔仁師回到中央報到，大理寺的官員為崔仁師捏了一把汗，他們認為人都有一個本質的弱點，就是貪生怕死，剩下的十個人肯定會咬崔仁師一口，說他們也是無辜的，為何沒有放走。崔仁師說：“作為法官，判案是要依法判案，我要用法律的準繩。我不能在判案的時候首先想到自己在這個案子中的利害得失，這不是一個法官應有的行為。我隻是看他是否有這件事，是否符合法律的衡量標準。如果我判錯了是有可能的，我判錯了我願意承擔責任，如果為那兩千多人失去我自己的性命，我認為也值。”皇帝派另外一個人核查，核查的結果是那十個人沒有人說崔仁師判案不公，皇帝很欣慰很感歎。魏徵說在隋煬帝的時候也發生過一個刑事案件，是一個強盜案件，有人攔路搶劫。皇帝聽說案子發生後很生氣，傳令要堅決打擊。派去的人對被抓的人拳打腳踢、嚴刑拷打，抓了兩千多人。案子報給皇帝，皇帝下令同日處斬。朝廷的一個法官覺得這件事非常蹊蹺，覺得這件事很懸，於是暗中調查，結果大吃一驚，兩千多人中絕大多數和案子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事發當天還有幾個人在另外的監獄裏關著，但從那個監獄剛放出來就被抓進這個監獄打，沒有辦法隻有招認有罪。其實隻有三個人是真正攔路搶劫的，可是隋朝是如何定這個案件的呢?官員沒有人敢反駁，即使了解案情的這個法官也不敢匯報，上上下下所有官員就看著這兩千多人同日處斬。這就是隋朝為何會那麽快滅亡的原因。貞觀時代為何叫“貞觀之治”?崔仁師這樣的法官可以對法律對仁義負責，隋朝沒有人敢負責，兩千多人同日處斬，就是兩千多冤魂啊。朝廷把無罪的人當成有罪的人殺了，他們的親人子孫如何不參加推翻隋朝的暴動?同樣相似的案件，在唐朝是如何做的?相關的人會感激朝廷，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命運，貞觀時代的百姓一定會感謝朝廷，隋朝的百姓一定會仇視朝廷。隋朝很快就滅亡了，因為培養了太多的掘墓人，培養得越多越快，自己完蛋得就越快，這是曆史的規律。貞觀時代的人會感激生存在這個時代是非常幸運的，朝廷知道自己的命運和百姓是息息相關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首先是荀子講的，孟子也講過類似的話，也是貞觀之治的名言。在百姓、國家和國家的統治者之間，百姓是最重要的，國家、國家利益是其次的，最後才是統治者的利益。千百年來我們習慣的做法、認識正好相反，我們認為統治集團是最重要的，然後是國家，最後是百姓。不考慮百姓的利益，社會能夠和諧嗎?我們現在致力於建設和諧社會，關鍵是如何對待弱勢群體、如何對待老百姓。如果對他們照顧不夠，問題就多發，改變不了根本性的問題。

 

　　社會要和諧，社會秩序就要良好。社會秩序靠統治者的統治政策，老百姓是被動的。貞觀時期很重視如何對待百姓，在政策上努力貫徹這一點。過去我們講就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即“以民為本”，因為皇帝的名字是李世民，所以說“以人為本”。

 

　　貞觀時期的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非常崇高，說那時中國是世界的中心，一點問題都沒有。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如日中天，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都尊唐太宗為“天可汗”，從此以後唐朝的皇帝就有一種權力，即調解國際糾紛、調解國際關係。當然為這種關係這種地位，也付出很多代價，但唐朝的國際地位崇高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講一件事，貞觀十五年的時候，唐太宗派特使到西域封西突厥的可汗，那時成為統治區域的可汗，要得到唐太宗朝廷的批準和認可，特使去宣布任命。這一年唐朝派特使到西域去冊封西突厥，唐太宗讓特使順便買些馬回來，讓特使先去冊封然後買馬。魏徵進諫說這樣可能有問題，讓特使冊封還要買馬，當地的人會覺得你的特使買馬是主要的，冊封是次要的，如果當地人有了這樣的認識，問題就很大了。可汗是當地合法性的標誌，冊封使可汗對下屬的統治有利，冊封三心二意、不合規矩，特別是特使去買馬，讓可汗成立的合法性受到質疑，就讓可汗的威信降低了，人民對可汗的忠誠度也降低了，所以要另外派人買馬。如果冊封做得很好，西突厥自然會送來馬匹。唐太宗聽後，趕快派人追上使者，讓他不要買馬了。這就是天可汗地位的體現，可汗要經過天可汗的冊封。那時中國具有國際地位，全世界各國都會派人到中國來，和今天是一個習慣，哪個國家留學生多意味著哪個國家的發展好。全世界優秀的人都去美國，歐洲對留學生有一係列的優惠政策想吸引留學生，但都效果不大。那時候，中國應當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學生國家，體現了中國的文化和國際地位，那個時代有那個時代的國際地位、國際格局。我們現在的國家領導人不是天可汗，我們不是想恢複那種格局，但是在此舉一下例子，1300年前中國的地位是受到廣泛認可的，這是自己爭取的。這個例子關係到社會關係、國際地位，值得我們認真學習認真研究。

 

　　貞觀時期具有這樣的地位，所謂的“貞觀之治”，是如何實現的呢?和唐太宗本人關係很密切。唐太宗當上皇帝不是經過合法手段而是非法獲得的，是通過軍事政變的方式奪得的，這個政變就叫“玄武門之變”。李世民是李淵的次子，是沒有地位當太子的，太子李建成比他年長。在李淵的家裏，李淵出外做官，有時候就帶著李世民，家裏的事情留給李建成管理。李淵起兵成功以後，要依靠長子。李淵稱王，李建成為世子，李淵稱帝，李建成由世子晉升為太子，一點空也沒有給李世民留下。李世民奪權僅僅是野心的關係嗎?這也是值得考慮的問題。李世民做秦王的時候，總是率兵出去打仗，一大半軍功是李世民獲得的，這是當時的習慣決定的。隋文帝的時候，隋煬帝就外出打仗，太子在朝廷輔佐父親，由親王當元帥領兵出去作戰。唐朝也是這樣，李世民和隋煬帝很像，在南征北戰中建立了自己的功勳，建立了自己的政治資本，在秦王府形成一個整體。在那樣一個特殊的時代，在帝國的政治秩序中，親王如果一直安心於親王的角色，那麽戰爭結束了，親王府的這些人就沒有事情做了。跟人跟對了，他前途好，你的前途就好;他走得越遠，你就能走得越遠;如果領袖很早就沒有事情做了，那麽下屬也會沒有事情可做。李世民奪權不是個人野心的問題，有一個集體野心的問題，不光是野心，也涉及到利益。秦王府在內外政治格局中取決於李世民這個總官員。隨著李世民功勞越建越大，集團的野心日益膨脹，我們還無法證實是從什麽時候有野心，但至少消滅了河北竇建德和河南王世充兩個最重要的對手時就有了野心。李世民有一次和幾個人穿便服去秘密拜訪了一個人，據說被拜訪的這個人能預測未來，他說：“秦王將成為天子，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秘密拜訪秘密人物，是謀反的有力證據，但這件事做得非常秘密，沒有人知道，是唐太宗當了皇帝之後自己說了這件事。那個時候開始李世民就有了當皇帝的想法。

 

　　那個時候的皇帝是李世民的父親李淵，李世民的策略是不和父親爭，和哥哥爭。不是爭皇帝的位置，而是爭太子的位置。他心中理想的人物就是隋煬帝，取代了他自己的哥哥當了太子，隋煬帝的手段是非常高明的。李世民也想當太子，第一個計劃是用合理的政治手段奪取太子的地位，爭取皇帝對自己的支持，暴露太子的缺點。結果互有勝負，有一段時間太子的地位出現動搖，皇帝曾經懷疑太子，但後來鬥爭的結果是太子越來越穩固，李世民越來越占了下風，以至於皇帝和太子更緊密地聯合在一起，對有野心的秦王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削弱秦王府的勢力，拆散秦王府的人。秦王府有文人也有武將，朝廷采取瓦解秦王府的政策，把秦王府的人拉出來派到朝廷去做官，就不能再和秦王府有聯係了，這是釜底抽薪的政策。在武德九年三月底發生了突厥入侵的事件，朝廷派齊王李元吉率領原來屬於秦王府的官員去支援。這些秦王府的人一旦成為齊王率領的手下則前途未卜，很可能是被齊王收拾了。前線的總指揮有權處分手下，如果不聽話或者齊王認為他們不聽話，在戰爭狀態下殺掉一些人也是有可能的。這是最壞的一種打算，秦王府應當怎麽辦?是任由宰割還是反抗?秦王府最後決定反抗，誇大了受到威脅的嚴重性，決定采取武力，設計了玄武門之變。李世民領一部分人馬在玄武門設伏，殺掉了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控製了朝廷，控製了皇帝。最難實現的是如何讓太子和齊王進入伏擊圈，李世民處理得非常好，他調動皇帝來為自己發命令。很巧的是武德九年六月三日這一天發生了一個天象，太白金星在天上晃動了一下，劃過天宇。星相有變化在今天看來是無所謂的事情，在唐朝的時候，天象和人間的政治密切聯係在一起，大家相信天相的變化和政治一定有什麽關係，一定是聯係在一起的。唐朝法律規定，不是專業人士，不是太史級的人，是沒有權利觀望天象的。在唐朝的時候，半夜悄悄去山崗上看天象，如果被發現，就是嚴重的政治問題，會被認為你是在窺探政治秘密。太白金星一出現，一定是戰爭的事情，太史應當寫個報告給皇帝。皇帝看後傻眼了，因為報告說“太白金星異常，秦王當得天下”。因為秦王在秦地，秦地和天象對應，太白金星的活動和西北有關，秦地就在西北。皇帝一看這不就是李世民要謀反的說法嗎?李世民確實在預謀造反。皇帝把李世民叫到宮裏，給李世民看這個報告，李世民一看太史報告，想：“壞了，自己的事情暴露了。”他很緊張，但他畢竟久經沙場，反應很沉著，說是他哥哥弟弟要陷害自己，忽然大哭起來，說：“我給國家立了這麽多功勞，沒有對不起哥哥弟弟，但哥哥弟弟非要置我於死地，我死了也無所謂，但在地下見了竇建德多沒顏麵，我沒有臉去地下見他。”李世民先用了倒打一耙的計策，因為有可能太史的報告出來後皇帝會采取手段。李世民很聰明很迅速地利用了這件事，他先說是哥哥弟弟陷害他，然後又說或許是因為他知道哥哥弟弟淫亂後宮的事，哥哥弟弟想殺人滅口。這等於提出一個新的控訴，說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亂後宮，這是很大的罪行：這兩個人和皇帝的妃子關係不正常，很曖昧，公然給父親戴了綠帽子。麵對新的控訴，李淵立刻暴跳如雷。衝誰暴跳如雷，現在說不清楚，或許是對太子或許是對秦王，總之李淵生氣了，並且立即做出一個決定：明天早晨三方會審，李世民、太子、李元吉、宰相都來，大家會審到底有沒有這樣一件事。這個決定看來是針對李世民的，如果李淵確認這件事發生，正確的反應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會公然對質。李淵肯定是不相信李世民的控訴，一定是暗自下定決心，你竟然可以不顧老父親的榮辱，明天大家當堂會審，你要舉證，舉不出證來就是誣陷，你竟敢利用父親的名譽。現在可以推斷李淵暴跳如雷一定是針對李世民，李世民的說法太過分了，李淵沒有想到這是李世民在利用他。李世民設了埋伏，要引哥哥弟弟進包圍圈，最佳的人選就是李淵。李淵去告訴太子和齊王有事，兄弟兩個人入宮要路過玄武門，進入了李世民的包圍圈。當李淵很討厭老二李世民時，李世民已經充分調動了李淵，讓李淵成為李世民殺害哥哥弟弟的契機。李淵當天晚上就通知了太子和李元吉，李元吉去找太子說：“很蹊蹺，應當在家不應當去。”如果聽了李元吉的話，李世民就會麻煩了。這事怪太子李建成，他對自己有充分的把握，說長安是自己的勢力範圍，沒有問題，要親自去了解。於是哥倆及時準確地進入了李世民的包圍圈。現在看，肯定沒有淫亂後宮的事情，這是李世民的一個借口，通過皇帝來調動哥倆的借口，這招用得很險，但用得也很到位。李淵是玄武門之變中李世民的一個棋子，李世民把哥哥弟弟殺掉了，把皇帝控製起來，皇帝才知道長安和朝廷已經都被李世民控製了，李淵立刻同意了李世民的所有意見。玄武門之變，李世民險勝，殺掉了兩個兄弟及兄弟的孩子。貞觀九年時李淵才去世，當了九年的太上皇，李世民獲得了國家的統治權，就是唐太宗。

 

　　唐太宗為何發動政變?因為他越來越走下坡路，如果不用軍事政變就會滿盤皆輸，采取軍事政變是最後一個辦法，出現任何一個差錯，整個計劃就會毀滅。一個至高無上的皇帝地位的取得，是經過這樣殘酷殘忍的手段。在這樣的背景下當上皇帝，江山牢靠嗎?唐太宗如何做，才能使以不合法手段獲得的權力慢慢合法，讓大家慢慢接受，從不名譽的篡位者成為千古明君?這個變化即是從玄武門之變到貞觀之治，是如何發生的呢?這必須要問，一個篡位者如何成為一代明君?這是唐太宗一生的一個問題，我們看唐太宗是如何做的，就會知道，這個轉變是逐漸實現的。所有百姓對誰做最高統治者真的關心嗎?其實並不關心。老百姓關心的是國家實施什麽樣的政策、對他們的生活有什麽樣的影響?一般的官員其實也是這樣，關心的是新的皇帝對他怎麽樣?唐太宗上台當天，就在當天晚上發布了一個命令，為的就是如何穩定當時的局勢，讓大家都承認他。他采取了一係列的辦法，如何爭取百姓、如何爭取有影響力的人、如何爭取輿論。除了國家從上到下是嚴密的組織係統外，最有組織性的是佛教和道教，在當時很盛行，對老百姓影響很大。武德九年四月，李淵曾整頓佛教和道教，十個和尚隻留一個，九個要還俗，全國有多少人，現在沒有統計，隻統計了隋煬帝時剃度的僧人大約有七十萬，加上尼姑、道士大約有一百萬人。佛教和道教是有係統的，對老百姓是有影響力的，是堅決反對高層政策的，但怎麽能對抗國家呢?雖然在民間影響力很大，但對國家沒有什麽辦法。唐太宗上台當天就取消李淵的佛道政策，上百萬佛道組織成了李世民的擁護者，這些人肯定會由反對唐高祖變成支持唐太宗。爭取有力者的支持是唐太宗的政策。針對一般百姓的措施是把李淵玩的那些東西什麽獵鷹獵狗都放掉。釋放三千宮女，目的在於減少皇帝的傭人，把宮女放回家，有幾方麵的意義：第一，節約政府的行政開支;第二，遂了人性，唐太宗時勞動力極度缺乏，放出宮女結婚還可以繁衍人口;第三，改變了政府形象。如何對待原來的反對黨和原來的太子黨，這是最關鍵的。唐太宗取得政權當天，就宣布對方的主要首領就地正法，追隨者一概不再追究。當時的兄弟鬥爭，天下都知道，很多地方都追隨，骨幹人員逮起來送到長安，唐太宗必須明確做出表態。新的最高統治者應當如何對待原來的反對黨?事實是過幾天就召這些人回來官複原職、量才適用，原來的反對派，包括在玄武門之變中殺了李世民很多人的人，李世民真的既往不咎。有一個很有名的將軍薛德勝，他去解救太子，但去晚了，太子已經被殺了。薛德勝說不要打玄武門去打秦王府，李世民一聽就傻了，立刻把太子和李元吉的人頭拿出來給薛德勝看，薛德勝知道再去打秦王府也沒有意義了，就散了。李世民全麵掌握朝廷後，派人去找、去說，薛德勝官複原職。最有名的一件事是李世民征服魏徵，魏徵原來是太子的管東宮的圖書館館長，經常和太子討論學問。也是在東宮裏麵，唐太宗把魏徵從家裏叫過來，李世民的臨時朝廷在東宮辦公。魏徵一進屋，李世民第一句話問：“你為何挑撥我和前太子的關係，導致我們互相殘殺?”有一個叫馮力的人也是玄武門之變中太子的人，李世民也問過他為何挑撥兄弟倆的關係，馮力立刻下跪表示道歉，李世民既往不咎。魏徵不是唐太宗預想的那樣，他回答的是另外一個問題，說：“前太子聽了我的話，就不會有今天這個下場。”魏徵原來勸過太子，和秦王的鬥爭要擒賊先擒王，先把秦王拿下殺了，秦王的人就散了。但是太子不聽，太子勢力大，認為自己占上風，是有利的，不願意冒險。而事實上李世民采取的是魏徵的政策。唐太宗問魏徵到東宮去做官怎麽樣，魏徵同意了並表示感謝。仔細回味這兩句話意義很大，因為沒有魏徵，幾乎就沒有貞觀之治，魏徵對貞觀之治的作用僅次於唐太宗。唐太宗的問話是什麽意思呢?唐太宗和太子的鬥爭是爭奪權位的鬥爭，和屬下沒有太大關係。他們兄弟倆的鬥爭是別人挑撥不了的，李世民和太子的鬥爭本質是爭權奪利爭奪皇位，其次是鬥爭方式和鬥爭策略。李世民上來就問為何挑撥兄弟關係導致兄弟相殘，問的是第一個問題。魏徵沒有回答屬於第一個問題的問題，魏徵不能如實說，如果如實說李世民太下不來台，魏徵直接進入第二個問題即如何鬥爭、鬥爭策略的問題，因為前太子沒有聽他的話，所以落得今天這種下場。“太子不聽我的話”，明確他勸過但太子不聽，說明太子對魏徵不是言聽計從的，魏徵的政策雖然沒有提供給秦王，但魏徵和李世民的鬥爭策略是不謀而合的，整個鬥爭的結果的勝敗就取決於誰采取了這個有利的策略。在魏徵的這句話裏麵，另外一個含義是魏徵和秦王的策略其實是一樣的，“如果當初我向你提出這個策略，你肯定會采納，事實上你已經采納了”。魏徵雖然說了一句話，但表達了對原來太子距離的存在，表達了他對唐太宗的心悅誠服。大家還在為魏徵捏了一把汗，但唐太宗聽明白了，馬上討論具體問題，問魏徵做官的問題。其實就是一問一答，秦王府的大人物沒有聽懂。我之所以要特別強調這個環節，這涉及到貞觀之治的作用問題。如果你是單位的領導或主管一方勢力，就會知道如果想做一項事業，事業越大越缺乏人才，人才永遠是缺乏的，治理國家更是這樣，永遠缺乏人才。人才從哪裏來呢?秦王府的人基本都是從敵人陣營裏來的，在發展壯大過程中是這樣。在治理國家時，爭取太子黨和齊王府的人不僅是穩定大局的需要，也是未來治理天下的需要。在吸納這些人才的時候，李世民做得特別到位，給人才以特別的尊重，不是非要對他三拜九叩徹底表達服從之心。魏徵投奔李世民，在對話中一點也不失尊嚴，沒有像馮力一樣跪在地下表示認錯，其實魏徵也認錯了，對太子的不滿、對李世民的臣服，都表達出來了，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李世民沒有非要他表示忠心，心意到了就會領悟。中國人太好麵子，這要從正麵理解，人都是有尊嚴的，你對他尊嚴的保護、給他的尊嚴，其實是對自己有利的，尊重者就會獲得尊重。我們經常見到公司裏、單位裏搞 “一朝天子一朝臣”，永遠是“樹倒猢猻散”。新上來的人不能很好地把握這個局麵，會把很好的人推走的。一定要臣服的人當麵表示，讓他沒有尊嚴，他背叛你是很容易的。你尊重他，他當然會全力以赴。魏徵就是這樣，貞觀之治的完成和李世民的心胸開闊有一定關係，後來魏徵果然不辜負唐太宗對他的信任，他的建議、意見給國家節約了多少、掙了多少，根本計算不過來。

 

　　貞觀元年，很多人報告馮王有謀求地方獨立的意思。周邊的邊將喜歡打仗，當兵的、軍官非常喜歡打仗，戰爭時可以獲得獎賞，可以獲得戰利品，可以迅速升級。但不能打敗仗，所以盡希望打那些弱小的。當很多軍官匯報馮王要謀反，李世民調兵遣將準備發動戰爭的時候，魏徵說：“證據不足，這個仗不能打也不該打。”李世民說都報告好幾年了，魏徵說如果馮王謀反，一定會攻打周圍的郡縣，但都沒有報告。唐太宗說那麽馮王為何不派使者來向皇帝匯報?魏徵說那麽多人說馮王要謀反，馮王怕如果派使者會被扣住。唐太宗問應當怎麽辦，魏徵說唐太宗應當派使者到嶺南了解一下情況。結果唐太宗派使者去了以後，馮王立刻派兒子送使者回來了。唐太宗說：“魏徵一句話，省了我十萬兵。”這是實際上可以看得見摸得到的，還有很多是無形的。貞觀時大家討論如何治理天下，有人說百姓人心日益敗壞，應當嚴刑峻法，滿朝文武官員都是這種觀點，隻有魏徵一個人建議走法律路線。魏徵說從堯舜禹時算起人心日益變壞，那麽應當沒有人了，老百姓始終就是老百姓，國家治理得好與不好不在於百姓而在於統治者，責任在統治者不在百姓，隻要政策對，百姓就會歡迎。魏徵一個人持這種觀點，後來唐太宗支持了這種觀點，即“以人為本”、走王道路線、從自身做起去改正不利政策。貞觀時期天下大治，唐太宗感歎隻有魏徵一個人堅持王道，現在果然天下大治，應當感謝魏徵，覺得魏徵是自己的老師。魏徵後來犯眼疾，不能擔任職務，要辭職。皇帝說離不開他，唐太宗說：“我們兩個人的關係相當於我是璞玉，經過魏徵的加工變成玉器，我是被加工者，你不能離開。如果工作負擔太重，可以減輕。”後來唐太宗還對魏徵說過：“我就是礦石，你就是礦工，把我從深山裏開采出來。”他承認自己就是魏徵的學生。所有皇帝都喜歡當老師，像唐太宗這樣承認魏徵是他的老師的太少了。朝廷派大使到各地方，宰相李靖說京畿地區派使者太難，官銜太低壓不住，沒有正氣的又做不了事，非魏徵不可。於是向皇帝建議把魏徵派到京畿地區，但皇帝勃然大怒，說：“派大使是大事，但我要上山避暑，也離不開魏徵，魏徵能做的事你們誰都做不到，魏徵能避免我犯很多大錯，魏徵不能派出去做大使，他要和我上山，你這個宰相親自去做大使。”皇帝一刻都離不開魏徵，魏徵總能把意見提得恰到好處。

 

　　唐太宗把天下治理得這麽好，是因為他納諫，納諫確實成為唐太宗治理天下成就“貞觀之治”很重要的方麵，為何千古以來大家都承認唐太宗做得好呢?因為不太容易，有兩大方麵的難題：一是人性的弱點，大家都喜歡聽好話，不喜歡聽批評;還有一個權力的弱點，權力越高越聽不得不同的意見，官當大了會自以為是，喜歡自以為是。要越過這兩關確實不容易，但唐太宗為何能克服呢?他怎麽就不怕呢?我以為有以下的理由：

 

　　第一，玄武門之變後唐太宗求治心切。

 

　　唐太宗晚年曾感歎，人做一千件好事人們未必記住，做一件壞事可能就被人們念念不忘，但仍是要多做好事。唐太宗求治心切，靠一個人的聰明才智不可能治理天下，要發揮大智，充分利用大家的聰明才智。李世民是軍事將領出身，戰場上計劃的時候要開軍事會議，這裏麵最能體現民主集中製的原則。你有看法沒有及時表達，可能導致戰事完全失敗，在戰場上大家有話就說，有見解就提出來，戰前會議是訥諫的前提。李世民在武德四年的時候，實現了對洛陽王世充的包圍，他聽說竇建德率領四十萬大軍支援王世充，李世民打了半年已經筋疲力盡，有可能造成腹背受敵。開了幾次會，大部分人說趕快撤，隻是要撤到的地方不同，有少數人認為應當把王世充包圍去打竇建德。結果李世民率領精銳去打竇建德，竇建德率領的十萬人被一網打盡，竇建德以十萬人謊稱四十萬人。竇建德一敗，王世充自然就完了。這是李世民納諫傳統的來源，也成了他的一種習慣，對他戰場上決定勝負很關鍵。他習慣聽取不同意見對他的統治很有好處，大臣的進諫也很重要。為什麽在貞觀時期魏徵留下的意見最多，是因為魏徵一直處於一個進諫的角色，魏徵後來在審核皇帝命令的機關，他一生主要的工作就是專門給皇帝提意見。魏徵除了職務的需要，完成分內的事，確實對國家的事情盡心盡力，能夠看到問題不同的側麵，就如同冊封和買馬的事情，能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地方。提意見很講究方式方法，特別值得我們注意。我們在單位可能有些問題，你是用什麽態度、方式、方法提出你的意見呢?大家可能都有這樣的經驗，給領導提意見，領導會覺得你提意見的動機有問題，就是為了和他找別扭。有的領導拒不接受意見，拿官位卡人，不是比誰的意見更正確。領導為何會這樣?提意見的人的方式方法還是需要注意，我們提意見不是問題，改正或加強工作本身才是問題，是要更好地做好工作。工作必須經過領導來做，不是提意見的人去完成，而是經過領導去完成，所以提意見要講究方式方法。仔細研究魏徵的建議書，他不僅是提意見的人，且是善於提意見的人。他把皇帝的作用、位置突出出來，希望通過皇帝來完成這件事。貞觀後期有太子之爭，魏王和太子的關係很緊張。皇帝很喜歡魏王，魏王經常打小報告，有一次說朝廷有些官員對親王不禮貌不尊重，唐太宗大怒，召見滿朝文武，說了許多狠話。一到這個時候，像房玄齡那些老臣就很緊張，馬上給皇帝道歉，魏徵站起來說：“皇帝說話未見得都有道理，從古以來，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會釀成大錯，我敢保證在座的大臣沒有誰敢不尊重親王。隋朝親王淩辱大臣，不是我們的榜樣。大臣是國家的棟梁，應當尊重大臣，皇帝就很尊重大臣，為何親王會這樣認為呢?我們的皇帝是古往今來難得的，尊重大臣，發揮大臣的作用。親王的說法沒有根據。”他不是以完全批評的口吻。淑王妃的父親犯了罪，王妃的哥哥在皇帝身邊工作，是皇帝的保鏢，說大臣羞辱他的父親，魏徵說：“皇親國戚背後有皇帝這樣的大靠山，沒有官員敢隨隨便便得罪他們，肯定是他們有錯在先，大臣依法辦事。我們的皇帝是古往今來難得的好皇帝，肯定會明白其中的道理，我們的皇帝是第一位能夠治理皇親國戚的皇帝。”首先承認皇帝的地位，承認皇帝能做這件事，大臣做得對。你作為手下，看到問題所在，是調動領導的積極性去完成，而不是越過領導獨立去完成。一味批評領導會破壞領導的情緒，進諫時這樣的方式方法是不可取的。

 

　　這樣的事很多，在貞觀時很重要的長孫皇後善於用表揚的方式批評唐太宗，讓唐太宗高興地接受她的批評意見。唐太宗有一次被魏徵搶白，回來發脾氣，皇後換正裝向皇帝表示祝賀，皇帝不明所以，皇後說：“特地向陛下表示祝賀，古人雲，臣要是忠臣，君主必定是賢明的。魏徵提出自己的見解，說明他是忠臣，你是賢明的。天下的百姓有了這樣的好皇帝是他們的福分，有了這樣的好皇帝，我表示祝賀，陛下是聖明的，是好皇帝。”她實際上是要批評唐太宗心胸太狹窄，聽不得批評，但是用的是表揚的方式，寓批評於表揚，唐太宗才明白魏徵是忠臣的表現，魏徵的存在表明了他的賢能，立刻和言悅色起來，繼續接受魏徵的建議。皇後的進諫方式也是“寓批評於表揚”。提意見能看到意見本身是水準，能夠用合適的方式提出來也是水準，也要考慮作為下屬，提意見的方式是否合適。

 

　　要講的故事很多，我在中央電視台講了20集，在這裏很遺憾時間不夠。今天就講到這裏，謝謝大家的光臨。

 

　　孟憲實

 

　　中國人民大學曆史係、國學院副教授，主攻隋唐史、敦煌吐魯番學研究。1962年生，黑龍江訥河人，北京大學史學博士、南開大學曆史係博士後。著有《敦煌百年》、《漢唐文化與高昌曆史》等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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