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銘記天安門

轉載：銘記天安門

發布者 thchen 在 10-06-07 06:44

Robin Munro

 

（Robin Munro，人權觀察組織研究員，Remembering Tiananmen Square 一文1990年11月發表於《The Nation》）

 

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一直是不解之謎。此份由人權觀察組織觀察員提供的目擊者報告詳實地紀錄了這場恐怖的屠殺。

 

在1989年點燃的整個共產主義世界的抗爭之中，中國的反抗以大失敗告終。在6月3日和4日之間的那個夜晚，中國共產黨向全世界表明，它將不惜一切代價來維持其專政。

 

那天夜裏，到底發生了什麽？很少有當代事件像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那樣被西方新聞媒介如此詳盡地報道。然而，（運動的）結局在很多關鍵的方麵仍然不為人知。事件的直接後果是，一些基本的想法深入人心：記者們總會談及屠戮學生，談到“天安門慘案”。一年後，“天安門慘案”正式成為此事的代名詞。

 

目前，在西方又出現了一種“修正”曆史的傾向，認為慘案沒有發生。這簡直是荒謬之極。大屠殺確實發生了，但不在天安門廣場，也不是以學生為主要目標。絕大多數死者（也許總數有一千）是工人，或者老百姓（“平民”），他們多數死在北京城西的大道上，廣場附近有幾十人死亡，廣場上也有少數死難者。但是僅以此稱其為大屠殺，就歪曲了屠城的本質，也低估了天安門廣場事件的政治含義。

 

當夜，有數百名記者在北京，但是在軍隊清場的關鍵時刻，卻僅有幾位記者在廣場上。很多記者在真正的殺戮現場，沿著城西的長安街及複興門大街，發出翔實的報道。記者中，有的被抓，有些被攔在路障之外，還有些在賓館趕著發晨稿。在軍隊到達廣場的時候，附近的大部分記者完全是出於安全考慮，都匆匆忙忙地離開了廣場。

 

但是，在天安門事件中，西方媒體對自己的角色定位，是個更深層次的問題。由於受到全世界的關注，記者們常常感到他們是學生的安全保障。學生身上體現的平和的理想主義，喚起了人們對六十年代和民權運動的回憶，使西方把目光集中在學生身上，而大大忽略了老百姓所起的關鍵作用。

 

還有其它問題。也許是媒體的一廂情願，人們相信廣場上的屠殺，是天真無邪，自我犧牲與救贖精神所喻示的必然結局。學生自己的話也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5月13日，廣場上的絕食學生表示，“盡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盡管死亡對於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沉重，我們去了，我們卻不得不去了，曆史這樣要求我們。”?作家Ross?Terrill，在6月29日美國廣播公司（ABC）特別節目中接受Ted Koppel采訪時回憶起一位學生的話，“我們現在已經準備麵對死亡，我們不想讓你與我們同命運，再見。”大多數記者撤走了，而後填入由此產生的真空的就是人們確信無疑的駭人聽聞的大屠殺。

 

本報告試圖解釋大屠殺發生的前因後果，指出當局對學生相對寬容，卻對工人階級的騷動可能把學生和市民的抗議演變成全方位的暴動深懷恐懼。報告也探討了部分戒嚴部隊在6月3日晚上到4日淩晨的表現顯現出他們未做過屠殺準備及其所揭示出的重要涵義。

 

有些人的確承認屠殺大多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之外。Koppel在6月29日特別節目中，指出了兩種屠殺的區別，但是他把它淡化為被中國政府利用了的一個“漏洞”。可是，尋求事實真相絕不是吹毛求疵。屠殺發生的地點，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政府冷酷的政治邏輯和對殺戮目標的選擇，也揭示了中國下一輪民主鬥爭的概貌。中共政權在民眾中僅存的一點合法性，在這場一夜之間發生的流血事件中被它揮霍掉了。由於相當一部分“群眾”準備卷土重來，部隊中也潛在不可靠因素，除非能學會妥協，否則羅馬尼亞式的起義將會重演。

 

新聞報道可能隻是曆史的素描，但如果錯誤的報道不加以更正，就會永遠扭曲曆史的走向。學生和老百姓所追求的，就是不加掩飾地還原真相，它昭示了他們大無畏的精神，鞭撻了當局的懦弱與殘酷。西方根據對天安門廣場清場的不實報道對中國政府做出的批評，已經在聯合國和其他場合拱手把宣傳上的勝利無謂地讓給了北京的儈子手們。這種報道還會把人們的視線從繼續鎮壓的主要目標即取代了學生抗議行動的民眾運動上轉移開。學生是運動的發起人，是扛起非暴力旗幟的捍衛者，這些美譽將永遠流傳。但是，隻有把注意力重新聚焦到老百姓身上，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麽在一年之後，中國的統治仍以鐵腕、武力以及思想警察來維持。

 

I

 

1989年的4月26日，《人們日報》發表了那篇臭名昭著的社論，譴責北京學生抗議運動的本質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這是自4月15日改革派的黨的領導人胡耀邦去世之日開始的學運以來，中國領導人對學運首次定性聲明。

 

可是既然指在中國的首都醞釀了一場要推翻社會主義製度的陰謀，那麽共產黨認為誰是主謀呢？令人不解的是，學生不是主謀。根據這篇社論，“對於青年學生感情激動時某些不妥當的言行，黨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製態度”，另一方麵，“這些事實表明，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誌的活動……?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搗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 根據官方的陰謀論的演繹，當局指學生被“別有用心”的“外部因素”所操縱，這首先指的是“反黨的”工人和（不嚴格的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其次是外國的“反動勢力”。6月3日至4日的鎮壓秉持的就是這種分析，迄今為止還在進行的鎮壓秉承的仍然是這樣的分析。

 

中國的政治傳統很長時間以來給予學生一定程度的容忍，這種一定範圍內的活動自由其他群體尤其是工人不能享受。在整個80年代改革期間，為加快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便於對西方敞開中國的經濟大門，鄧小平迅速轉向與知識分子達成具有曆史意義的妥協（毛澤東曾無情地迫害過他們），使學生有了這樣一種相對的特權。這種官方立場無疑充滿了很多問題，學生和知識分子自由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帶來了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腐蝕的危險。

 

但是跟自改革之初以來就一直令共產黨惶惶不安的另一危險比起來，這個還不算最大的問題。城市工人階級當中有些人跟隨波蘭團結工會路線，有組織的動蕩和表達不同的聲音的可能性顯現出來。最重要的是，去年春天，正是這個朝著中國領導人稱為“波蘭病”方向運動而在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快速蔓延的趨勢，決定了當鎮壓最終來臨時無可妥協的特點。由學生發起的這場運動，成功地占了政府的上風，但隨著廣泛的其他社會力量介入了天安門廣場運動，學生很快失去了對形勢的掌控，領導權也慢慢地被分散了。

 

鎮壓背後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黨的機構在意識形態上越來越叛變，而轉向了支持學生運動的方麵。到了5月中旬，連公安係統的一些部門、法院和軍隊這些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堅力量都開始出現在廣場上，公開支持民主運動。在6月14日的一個說明會上，黨內一些人對一係列的事件進行瘋狂的構想。北京宣傳部斷言：“有一小撮人，曾密謀逮捕黨和國家領導人，以攻占巴士底獄的方式奪權。”

 

回顧起來，6月3日至4日的大屠殺，邏輯很明了。《人民日報》那篇嚴厲的社論，並沒有使學生如他們預期地回到學校中去，而是激起了他們的抗議。學生遊行招來民眾公開的支持，當局陷入一種困惑的、癱瘓的境地，直到六四之後才走出來。在5月13日同政府的“對話”失敗，經過短暫間歇之後，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發起了大規模的絕食行動。到5月17日，不忍看到2000名滿懷理想的年輕學生因為炎熱和饑餓暈倒在地，超過100萬普通北京市民趕到廣場來表達他們的心與學生們團結在一起，場麵令人動容。他們跟每一位願意傾聽的外國人都重複這句話：“學生們是在替我們所有人說話”。運動開始以來他們一直在被動地旁觀，現在這些老百姓開始象堅強的堡壘一樣積極地支持學生，24小時不停歇地往廣場運送食物和其他補給。

 

跨階層出現的團結一心的局麵直接導致了5月20日當局決定在北京實施戒嚴令，但是民眾的反應之大，又一次出乎國家領導人的意料：在各主要入口，和平抗議的人們組成人牆阻住一隊又一隊的坦克和軍隊進入北京。幾天之後，士兵們被迫後撤回到郊區的兵營。北京到處自發形成行動小組，包括由工人組成的“敢死隊”和誓死不讓軍隊進入北京城的老百姓。工人糾察隊同組建起來的強大的學生糾察隊在社區巡邏，維持秩序（5月20日以後，已經看不到公安和交警值勤）；“小飛虎隊”的大隊年輕人騎著摩托車在城內飛馳，為行動聯絡信號；這時的老百姓的立場是和平、非暴力，但是跟政府與部隊正麵對立。類似的“動亂”，用共產黨的話來講，迅速蔓延到幾十個城市。

 

另外，老百姓開始表達自身的不滿。這主要是十年經濟改革所帶來的結果，盡管廣受歡迎，卻也造成了一係列嚴重的社會緊張關係：收入急劇兩極化，物價螺旋上升，住房嚴重不足，此外，一個絕不容許忽視的問題是，腐敗泛濫，黨和政府官員投機倒牟取私利。當局可能高估了這些以不同麵目出現的工人和市民新團體，認為這是在對他們的政治權威挑戰，這些團體是自發形成的，盡管他們可見的影響力和宣傳起到了作用，但是他們沒有任何明確的理論框架和計劃。可是共產黨真的給他們嚇到了。

 

然而，就在實施戒嚴的計劃流產的幾天之後，北京工自聯的誕生帶來了更大的威脅。原因是這個總部設在天安門廣場西北角的幾頂淩亂的帳篷中的團體提出了一個自1949年以後中國一直諱莫如深的問題：工人有權加入獨立的工會組織代表自身利益。這樣的一個要求恰恰擊中了中共政權的核心問題，因為共產黨對自身執政合法性的解釋主要是宣稱其代表勞動人民及其利益。雖然該團體的積級成員較少，但在5月29日該組織的三個領導人被秘密逮捕之後進入六月的前幾天，其正式成員數量飆升，超過一萬人的頂峰。工自聯組織在全國多數主要城市迅速蔓延開來。

 

當局從一開始就害怕如果承認學生組織的合法性，那麽獨立工會這顆毒瘤就會冒出來。在政府看來，五月底在廣場上豎起的民主女神雕像象征的是學生的傲慢和挑釁，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侵入的標誌，是西方在顛覆共產主義政權的神聖核心地帶，而距離這座女神不足百碼之遙的北京工自聯的粗糙的紅底黑字大旗，則代表了工人覺醒的恐怖的力量。兩個都要粉碎，對一些迅速叛黨的組織要震懾，令其同中央保持一致。

 

根據四二六社論的精神，大多數學生和知識分子都將得到寬容。相反，老百姓將受到無情的懲罰，根除有組織的聚眾騷亂，社會秩序可以穩定二十年。6月3日夜4日淩晨，衝突的場所雖有重疊，但基本上是隔開的。真正殺人的地點，群眾起義和大屠殺的場所，主要在周邊地區，沿西長安街一直到西郊。老百姓在這一條線上抗擊部隊，誓死保衛天安門廣場這個核心。這次民主運動堅守對話和非暴力原則的承諾，但是在最後那天晚上，它采取了暴力，那也僅僅是出於絕望和憤怒。軍隊一旦開始對北京動粗，顯然，一切努力都要化為灰燼了。在這風暴的中心，一群學生堅定無畏地圍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四下裏彌漫出一股夢幻的力量。在最後一分鍾，在廣場這個地方，政府手裏的槍口和炮口麵對年輕人的道德權威——他們從可能帶來巨大傷亡的大屠殺邊緣撤了回來。”

 

通往天安門的血路

 

在軍隊最後決定對天安門清場的那個晚上，北京有一千多名外國記者，多數人一直追隨著解放軍的主力突擊部隊。部隊在西郊突破堵在各隘口的老百姓，殺氣騰騰地向天安門推進。西方記者紀錄下來的關於大屠殺的影片絕大部分就是這一片地區，像在木樨地、複興門和六部口等地，半自動步槍掃射，數百名赤手空拳的示威者和無辜的旁觀者倒下一片。顯然，軍隊對這些人同那些扔石塊、扔燃燒瓶或者縱火燒車設置路障的人不做區分。既然這個屠殺的主場地有外國新聞媒體相當程度的報道，我們就來集中談談發生在西長安街和複興門一線——也就是事後被北京人稱為“血路”的地方—— 的一些鮮為人知的情況。

 

就目前所知，暴力最初是發生在6月3日晚上10點30分左右的公主墳,即木樨地以西約2英裏的地方。當時突擊部隊的先遣隊乘坐大約20輛裝甲運兵車撞開轉盤下被當作路障的公共汽車。據一名居住在北京的西德學生目擊者稱，裝甲車碾死很多人，士兵向人群任意掃射。一位同在現場附近的芬蘭記者報道，一隊大約有50輛裝甲車的部隊從路障中突破出一個缺口，第10輛車上突然下來兩名手持AK－47衝鋒步槍的士兵，他們被憤怒的人群“撕成了碎片，”她說，“那是個恐怖的夜晚。”整個晚上的衝突模式，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先是軍隊抵達一處就開始肆意殺戮，市民突然氣憤狂暴起來，越來越多的市民加入暴力反抗，在一些地方群眾看見軍隊槍殺百姓，也以殘殺軍人來報仇。

 

軍隊為何表現得如此凶殘呢？在公主墳，部隊暴力入城，奪回天安門控製權的意圖明顯（同5月20日隻是一次嚐試相比），激起了大規模頑強阻撓，這令他們察悟到這一回可能是生死較量。看到武力震懾的戰術顯然沒能嚇退人群時，他們開始擔心起自身的生命安全，所以向木樨地慢慢開進的過程中，他們的暴力遂不斷升級。從木樨地開始，部隊像是遇到了出沒於中越邊境山地中的武元甲將軍麾下的身經百戰的軍人，而不像是在麵對手無寸鐵的市民。當晚去過北京西城一些醫院的當地居民和西方記者形容他們似乎來到了屠宰場。

 

還有一些突發因素或許能幫助解釋軍隊為何突然大開殺戒。部隊原計劃在木樨地與600名當地武警軍官會合（他們很可能早就預料到會有強大阻力，因為頭一天晚上武警的吉普車壓死三個人，引起了憤怒的抗議）。這支武警特遣隊熟悉北京地形，奉命為突擊部隊開路把他們帶進天安門廣場，但是這支特遣隊未能與軍隊會合——當他們突圍進距離木樨地東北約一英裏半的月壇公園附近的巷子裏的時候，遭到市民的圍堵而四散奔逃。事發突然，軍隊沒了準軍事部隊的護送。

 

此外，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軍隊也有理由不想讓人看到它想屠殺。早在5月24日或25日，精銳部隊第38軍司令員徐勤先將軍，因不執行戒嚴令被拘捕（他後來被軍事法庭審判）。這無疑使其它部隊急於證明自己平定“反革命叛亂”的熱情。西方仍然普遍認為27軍是造成大屠殺災難的元凶。但據軍方消息來源，27軍副軍長在去年9月北京一個高等級“宣傳工作理論”會議上出現時遭到非議，據說他懊惱至極，摔下軍帽，吼道：“我們27軍在為別的兄弟部隊幹出來的事背罵名！是，我們是放槍了，但我保證我們沒有殺任何一個老百姓。”

 

中國64期間，很可能不像普遍理解的那樣，而是更接近於羅馬尼亞式的軍事起義。據南華早報12月28日的報道，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在當月早些時候的一個秘密講話中透露：“21名師以上、36名團或營級、和54名連級軍官，在六月份這場粉碎反革命暴亂的鬥爭中，嚴重違反軍律。此外，1400名士兵丟棄武器，做了逃兵。”

 

在大屠殺之後數日內，中國當局在電視上反複播放的一段令人震驚的畫麵：數十輛裝甲運兵車在木樨地西側的軍事博物館附近被一群“暴徒”放火焚燒。評論說，許多子弟兵寧願在裝甲車內被活活燒死，也不願向自己的同胞開槍。這也能表明，事發於6月3日的傍晚，夜幕還沒有降臨。政府稱這是向“手無寸鐵”的市民開槍這一“彌天大謊”的鐵證，並以這個畫麵作為“反革命暴亂”的證據，稱其被迫作出武力鎮壓。

 

這與真實情況相差太遠。6月4日，星期日，大約上午9點的時候，一些見證了頭天晚上經過的外國人在查看前一天晚上造成的破壞時，震驚地看到了一隊裝甲運兵車從西麵突然出現，大約有60輛的樣子，在木樨地的路口停下，第一輛裝甲車撞上了一處沒有清理開的路障；後麵那輛追尾，迫使整個車隊停下。大群人從鄰近的各個巷子裏湧出來圍住裝甲車隊。第一撥露頭的士兵被毆打，至少有一名被打死。隻有學生糾察隊與雙方談判，為軍隊爭取到了一個安全撤離通道，阻止了一場激戰，或新一輪的殺戮。數百名士兵離開了，留下了一堆硬家夥。不到半小時，所有的裝甲車被點火焚燒，升起的黑色濃煙數英裏外清晰可見。

 

這一事件發生在中國中央電視台主樓外可能並非巧合，因為從其屋頂上現場所發生的一切被紀錄了下來。但更關鍵的解釋是，軍人已經逃離了現場。一位在場的知名西德漢學家描述看到士兵被護送離開了他們的車輛。其中的一輛裝甲車，他說：“打開了頂蓋，並出現了一隻手，揮舞著一塊白布。士兵然後現身，並將他們的自動步槍交給接收他們的年輕人。雙方擁抱了。”

 

我在6月3日晚，親眼目睹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東側，在建國門立交橋處的有點類似場景。當時有幾十輛軍車，在試圖橫穿長安街時受到大批民眾製止停下來。一些外國目擊者看到士兵公開與平民稱兄道弟，甚至擺姿勢接受照像。午夜剛過，我看到一隊士兵爬下他們的卡車，眼中含著淚水。幾分鍾後一輛裝甲車從東麵全速駛過立交橋，撞入軍車隊列，將其中一輛軍車挑起離開地麵幾英尺，並將一個年輕人撞得腦漿潑灑在地上。顯然，士兵在立交橋上與老百姓的互動已被上級官員視為變節行為。

 

II

 

天安門廣場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場所。它的麵積超過100英畝，單個的目擊者不可能完整看到6月3－4日之夜所發生的複雜混亂事件的全部。因此，我的報道是由其他人的證言所補充的，他們在關鍵時刻看到發生了什麽。

 

我在淩晨1：15到達廣場。大批人群沿著長安街向東逃逸。連續的槍聲從廣場的西北方傳出，一輛殘缺的裝甲車燃燒著躺在東北角，車是被燃燒彈擊中的。它的履帶上堆滿了鋼筋和路障。一個CNN攝影小組和許多英國記者在現場。根據BBC的John Simpson的描述，三名裝甲車士兵被打死，第四個士兵由學生警戒被護送到安全地點。在我到達之前，倫敦觀察家報的Jonathan Musky被武裝警察用警棍毆打，他說，他看見有幾個人在天安門城門毛的巨幅畫像附近被擊中死亡。

 

向廣場的西北角看去，我驚恐地看到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的帳篷火光衝天，我跑過去看是否有我聯合會的朋友死亡或受傷。在20碼以外，一群約200名全副武裝的軍人氣勢洶洶地麵向帳篷站著。這是解放軍主力挺進部隊的先頭部分，這支部隊在沿著西長安街清場之後，於淩晨2點左右抵達廣場。此時人群已經從此地區撤離，隻能看見一個年輕男人的影子，在燃燒著的帳篷周圍徘徊並收集了幾堆文件，他懇求我把文件帶給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學生們。我按他的要求做了。

 

幾乎所有的學生都已經撤退到紀念碑的三層台階上了：約有三千到五千人，緊緊地抱在一起。他們的臨時帳篷營地，遍布在幾百平方碼的區域，一直到紀念碑的北麵，事實上已經空了。學生們看起來很平靜，近乎一種聽天由命的神情。沒有恐慌，雖然在廣場邊緣和遠處能聽到斷續的槍聲。突然政府的喇叭響了起來，不停地重複：每個人都必須立即離開廣場，一場“嚴重的反革命爆亂”已經爆發，戒嚴部隊被授命使用任何必要手段清理天安門廣場。

 

這時，美國自由記者Richard Nations正在遠處廣場的西南角躲避著槍火，那裏發生了部隊與市民之間的一場主要衝突，從淩晨12：30左右開始一直持續著。他當時的記錄很潦草：“大約淩晨1：00西南角，在肯德基店前麵的前門西大街，幾輛燃燒著的公共汽車路障堵住了十字路口。在石頭和玻璃的砸擊下，防暴警察被驅趕到街道上。警戒的學生或組織者看來在幹預這件事，試圖疏散約二十幾個非武裝的帶盾牌和警棍的警察/士兵，他們是在燃燒的公共汽車附近被抓住的。一輛坦克開來，推開了一處路障，一車士兵下車。曳光子彈和持續的群射槍聲”。在這聲衝突中，幾個人被部隊打死。

 

此衝突的另一個目擊者是著名的記者Lao Gui，他當時在南麵。在約1：30他寫道：“從珠市口（在廣場南麵，距離廣場約半英裏）傳來連續的槍聲。四周都是紅色的火光。在毛紀念堂邊的柏樹林裏我遇到一個西方記者，他告訴我，“我親眼看到三個人被殺死，他們的胃都爆開了，躺在珠市口。”其它報道也認為，在部隊通過南部地區推進時，至少幾十人被部隊打死。接近2：00時，一股約100人的部隊試圖從西南角進入廣場。“突然，密集的槍聲和子彈飛過，”NBC攝影師Tony Wasserman說，他當時在場。“在行進路線上的某處，有人胃部中彈，有人踝部中彈。在這之前，人群又從西南角抓住一些士兵，把他們打得半死。”過一小會兒後，根據CBS攝影師Derek William，“傘兵來了……他們才是真正的打手。”

 

同時，在廣場的北部，主要挺進部隊已經開始從西麵抵達。我看到他們來自民主女神像西邊的一個位置。第一隊運兵卡車遲疑著進入廣場，以步行的速度。步兵護衛著卡車，起初隻有很單薄的一隊，但很快就增加成很密集的隊列，有幾千人，都戴著鋼盔，拿著攻擊性的自動步槍。他們用了約一個小時沿著廣場的北邊布置完畢。後麵應該有更多的士兵和車輛，我看不見，西長安街都布滿了。

 

在這支主要部隊抵達之後，隻有零星的人——顯然不是學生，而是普通居民和工人——逗留在廣場北部，在長安街與紀念碑之間。民主女神的雕像此時看起來無比戲劇化，透過那輛報廢裝甲車翻騰的火光和煙霧，麵向毛的畫像和它下麵的部隊。在2：15左右，從天安門城門附近傳來令人恐懼的AK-47射擊的爆炸聲，持續了幾分鍾。我摔倒了。人群中的多數人向南逃逸，朝著紀念碑方向，但我沒看見一個受傷的人。

 

或差不多同一時刻，隻有數百碼外，幾百名士兵穿過天安門城樓，封鎖了廣場的東北入口，截斷了通向曆史博物館北部的東長安街。一名叫柯封（音）的學生，也是民主自由女神塑像的主要組織者之一，藏在附近的一個小公園。在開始的大約5分鍾內，他看到在地下人行通道附近約20人被“流彈”擊中。包括“五人倒下後未能再站起來。”大約500名士兵從曆史博物館的背後出現，不過這些士兵似乎並沒有攜帶槍支。而當另外200到300士兵從天安門方向走來時，人群開始高喊：“法西斯！”和“大罷工！”，其他人則唱起了“國際歌”。仍躲藏在附近的柯封說到這些士兵“仿佛在玩遊戲似在高興地雀躍… 一名軍官通過擴音器反複呼喊約15分鍾，‘立即離開，否則格殺勿論！’”

 

突然，有人開著一輛鉸接式雙車廂公共汽車，出人意料地，自殺似地全速駛向士兵們。Kenneth Qiang，一位香港學生聯合會理事會成員描述道，“該司機被士兵拖出公共汽車，用槍托擊打至地上。目擊的人群被激怒了，他們跑到距部隊約五十米處，向士兵投擲玻璃瓶。我聽到兩聲槍響。司機倒在地上死了。”

 

2點半左右，整個廣場已安靜下來，隻能聽到遠處傳來的槍聲。在平靜的間歇中，我回到了工自聯帳篷所在地，這時隻剩下餘煙繚繚的殘跡。一個年輕人將一小捆學生印的傳單塞到我手中。在民主女神的東南方，有北京協和醫院的急救帳篷。在龐大的廣場的這邊，幾乎隻剩下這個帳篷，屹立在廢墟之中，成為悲涼而英勇的見證。這裏有大約二十位誌願服務的醫生及醫學院學生。糾察隊的學生圍坐一周，形成一個“保護”圈。我在這裏呆了大約一刻鍾，就看到四，五個用臨時擔架送來的重傷員。一個男孩，很可能是個學生，頭側重彈，瀕臨死亡。一位醫生說，在前一個小時之內，就有五人死於他的手中。

 

到了3點鍾，在廣場上我已見不到任何外國人，外國電視記者也都撤離。英國廣播公司（BBC）的Simpson後來在《格蘭塔》（Granta）撰文寫道， “我現在對當時的決定深感內疚，這是錯誤的決定：我們應該留在廣場，即使其他攝像組已經離開，即使我們會因此的喪命。”因為我們會在後文看到Simpson的決定，影響到了他對後繼事件的報道。

 

我決定在曆史博物館前的高台上找到更好的視點，覺得這樣既可以讓我看到全場，也能避開戰火。但是當我繞過博物館邊的樹叢，正要爬上博物館前寬大的台階時，我停住了。數千名士兵，頭頂鋼盔，身背步槍，手持棍棒，靜靜地坐在台階上。廣場對麵的人民大會堂，也是一樣。如果有什麽區別的話，就是對麵會有更多的士兵。“他們把廣場全部包圍了，是要把我們都殺了吧。”一想到此，我馬上躲回樹叢。

 

廣場上亮起陰森的白光。平靜隻被遠處的槍聲和政府揚聲器詭異的回聲打破。大約在這時，美國自由撰稿人 Richard Nations 就在距紀念碑數百米遠的地方。他在筆記中這樣描述了當時的情形：“紀念碑好像已被步兵包圍，主力是從廣場北麵開來。學生仍在堅守，等待著最後的時刻，攻擊看來是不可避免了。”他接著寫道，“與坐在灌木籬笆前的Robin會麵。”

 

後來我發現，在3:00的時候，實際上還有大約10個外國記者駐留在廣場，我找到了最足智多謀的Richuard同行，一起開始探查廣場南部。這裏淩亂的停放著燃燒的公交車和小轎車，但沒有任何軍隊。（隻有在早晨6點之後才有可能允許從這裏進入廣場）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我們在距離香港亞洲電視台(ATV)人員藏身之處很近的地方經過了，而他們繼續在廣場西南角的公共廁所的房頂上堅守到了4:30,直到認為情況太危險了才不得不離開了。

 

黎明前的黑暗

 

淩晨4點整，天安門廣場上，所有的燈突然熄滅。在紀念碑東南角，我們在焦慮中等待，但攻擊並未開始。學生們仍然坐在紀念碑前，一如既往。沒有人想要離開。兩車增援學生無聲無息地如在夢中從廣場東南方駛來，在離我們幾米處停下。學生的擴音喇叭重新響起，像念火車時刻表，一個不動聲色的聲音宣布，“為鼓舞鬥誌，現在播放《國際歌》。”我很想知道在黑暗中的士兵會作何感想。而學生們是不是在其它一切力量都無望的情況下，指望這黑暗來拯救自己呢？

 

但是部隊還是沒有進攻。有人在紀念碑西邊點燃了廢棄的帳篷和堆砌的垃圾，也許這樣一來襲擊就不能在黑暗中進行。有學生領袖嚴厲地說：“遵守紀律，保持肅靜。我們不能給他們任何借口。”

 

大約在4點15分，突然，人民大會堂前一整排的燈亮起來，像聖誕幻燈一樣，柔軟地照亮了廣場的西側。這時，故宮外牆上的照明燈也點亮了。隨後，從人民大會堂最南門，士兵手持著槍像流水般湧出，很多人的槍上插著刺刀。就在附近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記者Derek Williams說，“他們拐過來，和另一大群從路西邊的戒嚴主力部隊匯合，組成了L形，這支部隊毛主席紀念堂前穿過廣場。” 這時曆史博物館台階上的部隊向紀念碑方向開槍，我們可以看見紀念碑碑身上飛出的火花，比頭頂還高。

 

此刻4點半剛過，廣場上人已散盡，隻剩下廢棄的帳篷營地，一片狼籍。仍有3000左右的學生集聚在紀念碑的台階及三層平台上。學生的擴音喇叭再次響起，一個學生拿起話筒，自稱是北京學自治聯合會領導人：“同學們！我們絕不離開廣場。我們要為實現中國的民主付出最大的代價，獻出我們的鮮血。”我的心一沉。過了幾分鍾，又一個人講話，這次是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的一個領導人：“我們都必須立刻離開這裏，可怕的大屠殺馬上要開始了。我們已被部隊包圍，現在的情形異常危險。在這裏等死是幼稚的幻想。”接下來是一段沉默，然後侯德健開始講話（侯德健，一位台灣出生的流行歌手，是6月2日開始在紀念碑絕食的四人之一）：“我們已經取得了巨大的勝利，但是現在我們必須離開這裏。我們已經失掉太多鮮血，我們不能失去更多了……我們四位絕食者留在紀念碑，等所有人安全撤離後，我們也撤離。”

 

侯德健講話的時候， Richard 跟我決定最後一次走上紀念碑。我們小心翼翼地上台階，走到紀念碑最上邊的絕食帳篷，穿過擠坐在一起的一排排學生時，他們似乎沒有注意到我們的存在（很多學生在寫遺囑和與家人的告別信）。沒有狂熱，隻有勇敢的決心。我們從紀念碑東麵台階下來，喇叭已經沉寂。從廣場北麵卻傳來轟隆隆的聲音，坦克的引擎發動了。

 

時間一分分過去，一片死寂。最後，一個動議化解了這緊張氣氛：有人拿起話筒，提出用聲音表決。沒人清楚是“堅守”的聲音大些，還是“撤離”的聲音大些，但無論如何，最後宣布的民主決議結果是同意撤離廣場。

 

對6月3日夜、6月4日淩晨的北京的報道中一個最大爭議就是接下來到底發生了什麽。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記者 Richard Roth 趕出了事發前最後一次報道，緊接著他被士兵抓進了人民大會堂：“士兵們發現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攝影師 Derek Williams 以及我本人，他們正將我們拖走。稍後，開始了，自動武器猛烈地射擊，肆虐了一分半鍾的槍聲，像惡夢一樣長久。我們什麽也看不見了。”這個錄影帶被沒收。Roth 生動的現場報道，在6月4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晚間新聞中播出時，所配的畫麵是兩個小時之前錄下的鏡頭，給人留下的清晰印象是，部隊向撤離紀念碑的學生開了火。

 

但是沒有發生屠殺。西班牙國營頻道（Television Espanola）的兩位攝像記者Fermin Rodriguez和Jose Luis Marquez，拍攝了唯一公布的整個撤離過程的畫麵。與Roth一樣，他們在部隊衝向紀念碑時，也聽到了半自動步槍的槍聲，但他們說開槍的目標是打掉學生手裏的喇叭。Richard Nations采訪他們時，兩人都表示，他們是與最後一批學生一起離開紀念碑的，沒有看到有人死亡。 Rodriguez 說，“紀念碑絕對沒打死人，所有人都撤離了，沒有人死。”

 

Nations和我從距紀念碑東南二十多碼的位置所看到的一切，令人難忘。那十分痛苦的一分鍾，同學們可能會拒絕服從撤離的決定。然後，他們慢慢地站起身來，走下紀念碑。當第一批學生從我們身邊經過，要往廣場東南角的出口走的時候，我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很多學生排起十人縱隊，跟著各自的校旗走，臉上滾著淚。看上去每個人身上都在顫抖，很多人身上在打哆嗦，腳步也在晃。但是看得出，個個都很自豪，不是吃了敗仗的模樣。有一隊學生喊，“打倒共產黨！”這是我在中國第一次聽人公開喊這個口號。Richard，永遠是那麽敬業，又做了記錄。他的筆記中寫道，“學生領袖們終於完成了人類政治事業中最難的一個步：有秩序的撤退。”

 

記者們

 

但是根據一份廣泛印刷傳播的“目擊者”的文章聲稱，此文由一名清華大學學生所寫，最先在香港報紙上登載，4：00剛過，在十幾挺機槍的近距離掃射下，我們幾乎全部被殺。有的幸存者在廣場上被坦克追趕、碾壓，有的被棍棒打死。此文被很多媒體收錄，包括紐約時報（盡管記者Nicholas Kristof很快對之提出了質疑）、華盛頓郵報和舊金山觀察報。這些聳人聽聞的情節，不過是杜撰出來的。然而，令人驚奇的是，這隻是幾個類似文章中的一個，多數聲稱大屠殺發生在5：00之前不久。吾爾開希，主要學生領袖之一，說他看見“約200名學生”在黎明前的襲擊中被槍打倒。但他沒有在那兒：他已經在幾小時之前就被轉移到一個安全的有篷貨車裏。那麽，這些虛構的情節是怎麽被大家普遍接受的呢？

 

根據我的計算，當時在紀念碑附近有十名西方記者，此外還有許多外交人員和香港人。至少兩個記者——亞洲華爾街日報的Claudia Rosett和美聯社的John Pomfret——寫下了準確的撤退情況報道，但這些都是孤立的段落，被湮沒在有關該城市的大量報道之中。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Roth 和Williams被羈押在人民大會堂內，直到5：30才脫身，僅有的關於撤退的外國膠片是被西班牙電視台人員拿走的那個，他們堅持說他們沒有看見殺戮。在一個很有意思的腳注中，他們的記者Juan Restrepo（他一整夜都與他的同事分離）說，當夜事件的膠片被馬德裏的西班牙電視台的編輯篡改了，製造了在廣場撤退過程中發生了屠殺的假象。

 

撤離廣場的電視記者報道中，最生動有力的是John Simpson的報道，他的BBC新聞團隊由於北京事件的報道而獲得了許多獎項。Simpson，正如我們看到的，對於撤離感到懊悔。但是他為《格蘭特》（Granta）寫的報道中披露了當時的心境，由於感受到即將到來的災難，新聞媒體放棄了廣場。這種感受使記者更傾向於相信確實發生了最壞的事情：“當屠殺發生時，有人應該留在那兒，拍攝下所發生的一切，當學生們被坦克包圍時，當部隊推進、開槍時，展示學生的勇敢。”在6月4日黎明來臨時，從一英裏遠的北京飯店房頂上一個安全但視角不佳的觀察點（從那裏看人民英雄紀念碑完全被擋住），Simpson寫道，“當坦克碾過帳篷時，我們拍攝下了坦克……在前進方向上，似乎死了幾十人，據目擊者說在坦克的轟鳴聲中，人們能聽到帳篷內的人的哭喊。我們拍攝到淩晨四點廣場上燈光熄滅。四十五分鍾後，燈光又打開，部隊和坦克向著紀念碑方向前進，最先向空中開槍，隨後，又一次地，直接向學生開槍，紀念碑的台階和上麵裝飾的英雄浮雕像被子彈打得火花飛濺。”

 

當Simpson的小組拍攝時，日本的攝影記者Imaeda Koichi正在廣場的北部。Koichi報告說在那裏沒看見屠殺，盡管他還寫道，“我確實看到在帳篷中有一些學生，不太多，隻在三個帳篷中有學生”。西班牙電視台的Restrepo早些時間查看了民主女神附近所有的帳篷，並且說“我可以向你保證，在淩晨3點左右，在帳篷內頂多有5人。”

 

Richard Nations和我也看見部隊在5：00左右從北麵紀念碑附件的一個位置推進，在那裏撤退還在繼續，我們看到女神像不見了。我們返回到北麵查看，穿過廢棄的營地走了幾百碼。一長隊坦克和裝甲車向著紀念碑隆隆挺進，碾碎了路上的一切——帳篷、欄杆、物品箱、自行車。有可能在帳篷中仍有若幹學生。中國政府聲稱士兵檢查了帳篷，看有無病或疲憊的學生，但我們清楚地看到推進的步兵跟在坦克的後麵。

 

再說回紀念碑，五分鍾後，我們看見最上層已經擠滿了士兵，槍口向上。在我們離開的那段時間，記者Lao Gui看到了發生的事情：“一小隊穿著迷彩服的士兵衝向紀念碑，占領了紀念碑的頂部，向空中開槍……很快，廣播站就不再有聲音了。士兵們把喇叭射斷了。”當突擊隊占領頂端時，西班牙記者小組還在那裏，他們沒有看見屠殺。Claudia Rosett和Imaeda Koichi都認同此觀點，雖然Kenneth Qiang後來告訴我，在第二層的一名學生被射中了腿。（一份廣為流傳的香港雜誌，柴玲自白書，引用Qiang的話說，他看見“前排的20到30名學生被槍掃射倒下”；這句話，他說，這是那本雜誌編造的。）在5：30左右，學生們已經離開了廣場。與推進的裝甲車相同的速度撤退，他們的撤退取得了精神上的勝利。

 

一個近來令人關注的目擊者於碩（他是人民大學前教授，現在被驅逐出境住在巴黎），他的文章驅散了長久以來關於在紀念碑頂部仍有少部分學生的懷疑。“當我向（部隊）軍官走去時，她說，“我突然意識到我是最後一個離開紀念碑的人。當我走下斜台時，我看見在浮雕上有一行字：‘在1989年6月4日，中國人民為了民主而拋灑鮮血和生命。’當我轉身時，我看見一個士兵正要用刺刀刺一張床。我看見床上伸出兩隻腳……我向前衝去，並拉那雙腳。一個男孩從床上掉下；他還沒完全醒過來。他是離開廣場的最後一名學生。”

 

在最後的一個小時，離開廣場的僅有的另外兩隊人到底發生了什麽，可能成為永遠的謎。一隊是北京協合醫學院的醫療隊；他們是一位南美外交官在5：20離開廣場時看到的最後一批人。第二隊是在人民大會堂外麵的一小群老百姓。當記者們在5：30打算離開時，Richard Roth 和 Derek William很驚異地看到這些人仍然守在那裏。

 

兩名美國人被帶上吉普車，直接穿過廣場到了東北角的兒童文化宮，他們在那裏被留置了18個小時。“我們在廣場上沒有看到屍體。”Williams回憶到。這一小段路程的報道非常關鍵：似乎難以想像，如果象廣泛的傳聞所言那樣，他們在忙於偷偷地處理屍體的話，部隊會帶外國記者穿過廣場。

 

迄今為止，真相大白：撤退是徹底的。在廣場的南端，Nations和我看到了最後的一場小衝突，發生在拋擲石頭的人與士兵之間，士兵在逃離人群之前開了槍。我們最終決定，這是到了迅速離開的時候了。據我們所知，我們是離開天安門廣場的最後一批外國人，那時是6：15。

 

尾聲

 

被民主運動占領了50天之後，廣場終於“回到了人民手中”。但是，屠殺並未停止。當受傷的學生隊伍緩緩向西北撤退，四輛坦克從長安街轟然馳來，在距離廣場半英裏的六部口路口，將其中十一名學生碾壓致死。接著，緊鄰北京飯店的西麵，軍隊開始向手無寸鐵的示威者持續開槍，死傷數十人。在接下來的日子裏，在軍隊仔細搜查北京胡同中“躲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時候，數目不詳的老百姓被草率地處決了。

 

總結上文，我們應該為回答開頭提出的那個問題——屠殺究竟發生在哪裏為什麽很重要？——求助去年中國民運中的兩個活躍分子，他們都見證了廣場最後的清場。著名的小說家、雜文家孔捷生說道：“現在，當北京的實權派仍然對六四的屠殺毫無懺悔之意，他們受到了來自許多國家極度憤怒的指責和製裁壓力，而來自中國以外的非難所依據的事實都是不確切的，這恰好給了這些邪惡的屠夫們他們所急需的‘精神之盾’。這使來自外界的長篇的駁斥顯得好像不過是花言巧語，不過是‘胡說八道’，是‘徒勞無益’的。”——這正是江澤民總書記在5月18日美國廣播公司(ABC) 20/20節目中回答Barbara Walters關於“天安門慘案”這一問題時的說辭。

 

但是文章還是應該用Lao Gui的話結尾：“出於對屠殺者的仇恨，人們有時會難免誇大其罪惡的程度。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又恰使屠夫們利用這個機會來‘澄清事實’，用一個真相去掩蓋十個謊言。他們利用天安門廣場清場時沒有人死亡這一事實去掩蓋在這之前確實有人死亡和受傷的真相。同樣，他們用天安門廣場沒有流血的事實來掩蓋木樨地、南池子、六部口等地流血的真相。我們為什麽要給他們這樣的機會呢？”

 

(感謝以下推友：

翻譯者：@Buxoro @muziyan、@loujerry、@runningninini、@june197433、@lzuDarrell

校對者：@miaomeowmiaomeo @instango)

 

(轉自：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6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