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篇2005年文學城登出的
風月華章的文章,深有同感,轉帖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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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是有些憤世嫉俗的性格,這是因為他的悲觀主義心態和對當時中國現狀深深的絕望,這種絕望讓魯迅長時間都生活在一種痛苦的,看不到希望和出路的精神世界裏。因此他曾希望毀滅,期待毀滅這朽腐之後的重生。野草集其實是魯迅內心世界的寫照。隻有一個對民族懷有最深切愛,又無比清醒的人,才能體味到最深刻的痛苦。
魯迅這一生都是一個痛苦的人,他痛苦是因為他太清醒,太深刻。他完全可以過得很舒心,和胡適,林語堂,徐誌摩,梁實秋等一幹文人一團和氣,談笑無間,詩酒唱和,保持中國舊式文人待人接物的方式和傳統。他做不到這一點,隻是因為他是魯迅。他的性格並不是一個中國式的文人的性格。他富有戰鬥的精神和不屈的意誌,我想這來源於他的自信和對當時“社會名士”的蔑視。
魯迅的敵人可謂多矣,其中許多人被視為謙謙君子和風流名士。這讓後來的讀者傾向於同情這些人,而怨恨魯迅,但是我想說的是,魯迅與這些人結怨,起因都是觀點和思想的交鋒。而且這些人的文品並不像他們看起來那麽君子,陳西瀅的文章就刻意裝著公允和恬淡,夾帶著對魯迅的造謠加歪曲。比起魯迅磊落的尖刻,品格的高下立判。許多當年攻擊魯迅的人其實品格都不怎麽樣,而且還特別的虛偽。當然,必須承認,魯迅一生和人打了那麽多筆仗,他也有錯的時候,有些被魯迅罵過的人也是人格和學識都不錯的人。但是我覺得這種文壇的爭論,在那個思想和主義激烈交鋒的年代是很正常的,也是有益的。不能因為兩個學者在思想上有過激烈的交鋒,就要否定其中一個,這種想法未免太幼稚了。
魯迅是一個深刻的現實主義者,我覺得他敏銳的社會洞察力,直麵淋漓鮮血和慘談人生的態度在當時的中國顯得很可貴。他不可能喜歡徐誌摩的新月派風格,在當時軍閥混戰,民生疾苦的時候,徐誌摩和他主編的雜誌整天都在吟唱:愛情呀,痛苦呀,我愛的人不愛我之類的無病呻吟。現實主義的魯迅譏諷“詩哲”很容易理解;同樣他也不同意林語堂在當時提倡性靈幽默,鼓吹閑適的觀點;至於胡適,我看是魯迅反感他的媚骨,比如胡適去拜訪滿清廢帝溥儀,還美滋滋的寫了一篇文章談到稱呼問題,雲:我叫他皇上,他叫我先生。魯迅就毫不留情的寫文章譏諷過。
我並不否認,魯迅的性格有瑕疵,魯迅很多疑,他不容易跟地位聲望高的人相處得好,但是對青年很關愛,提攜有加。因為他曾經是一個進化論者,認為青年人接受了新思想,就會比他們那一代人進步,中國將來也會進步。因此,他特別支持學生運動,在北師大風潮裏,他因為支持學生運動而和章士釗楊蔭榆結怨,後來這兩個人一個在建國後成為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另一個在抗日期間因斥責日軍野蠻行徑而被殺害。現在這也成為指責魯迅的罪狀,因為你在某些立場上的敵人是愛國人士,那麽你就是賣國人士,這就是這些人的邏輯。在上海的時候,魯迅和施存蜇打過筆戰,不過是莊子和文選之爭,一般性的論爭而已。文革的時候,施存蜇受到批鬥,現在罪名自然也落到魯迅頭上。好像這些人都是被魯迅迫害的。
還有一種論調說魯迅親日,從來不罵日本人。我想這麽說的人都是對魯迅缺乏了解的人,如果這樣的人再說自己讀過魯迅全集,那我隻能認為這個人腦子有問題。魯迅因為日本留學的背景,對日本文化比較了解,也有一些日本的民間朋友,比如書店老板,文人,歌者。這些不是很正常的嗎?在對待日本侵略這個問題上,魯迅的立場從來都是鮮明和堅定的,沒有絲毫的曖昧。魯迅在很多文章裏都斥責過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在關於國防文學的論述文章裏號召這個時代的文學應該建立統一的戰線,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服務。學過初中課文《友邦驚詫論》的人,思維正常的話,會懷疑魯迅的抗日立場嗎?三十年代就有人說和魯迅交從甚密的內山書店的老板內山完造是日本間諜,且不說內山完造做過很多保護中國人的事情,曾經被日本當局懷疑,被迫回國。他在日本戰敗之後,也為中日友好交流作了很多工作,而且他是死在中國的,按照生前立下的遺囑,他被安葬在上海。這樣一個人,你能想象他是日本間諜嗎?
諷刺魯迅躲到租界裏簡直無聊透頂,戰亂的時候,隨時有被抓被殺的危險,不為自己著想也會為家人著想,難道等著別人來抓,無謂的去死?32年的時候,內山勸魯迅去日本小住,被魯迅拒絕了,別忘了,1932年正好是328事變發生,日軍進犯上海那一年。
客觀地說,魯迅的確不專門罵日本人,他罵過帝國主義,大多罵的還是中國的事。其中有很多諷刺政府的文章,現在被一些人指責是反對政府抗日,給抗日潑冷水。可以肯定的是這些人都沒看過這些雜文,以訛傳訛之後,愈發振振有詞。當年魯迅的這些文章諷刺的是什麽?建議你們去看看《以夷製夷》《新的女將》《宣傳與做戲》《沉滓的泛起》等這些雜文。不要拿出一副無知者無畏的姿態。愛之深,才會恨之切。作為一個中國人,是罵日本人有意義還是罵醒中國人有意義?所以我說很多罵魯迅的人根本就不了解魯迅的精神世界和魯迅的情感。
魯迅是一位國學大師,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有很深的造詣,就這一點很多罵魯迅的人都一無所知。他的文言文水平很高,早年的作品《摩羅詩力說》《文化偏執論》《中國小說史略》《科學史教篇》都是用文言文寫的,很早就奠定了魯迅的學者地位。魯迅青年時代受章太炎的影響很深,章太炎當時是文言文首屈一指的大師,回國之後在北京的教育部任職的時候,魯迅抄了十年的古碑,積累了深厚的國學功底。在新文化運動的時候,他和胡適一起提倡白話文,並首先用白話文創作小說。是因為白話文更容易傳播新思想,開啟民智。關於白話和文言的論戰,魯迅這方麵的文章太多了。他總是在文章中抓住反對白話的頑固派文章中的文言文語病和不通的地方加以駁斥,諷刺頑固派自己的文言文都不通,還嘲笑白話文,真是一針見血,沒有深厚的功底根本做不到。
魯迅的名聲和學術地位早已確立,蔡元培和胡適對魯迅都非常肯定。魯迅沒有做北大的教授,不是因為魯迅的水平不夠,而是因為魯迅當時是教育部的僉事,還做著教育部的官。蔡元培當時的宗旨是凡北大的教授,不能在別的地方兼職,特別是不能由官員兼任。魯迅才在北大兼職做個講師,隻開設了中國小說史和文藝理論兩門課程。當時很多水平聲望不如魯迅的,也沒什麽著作的人都作了北大教授,象劉半農,周作人還是在魯迅的介紹和幫助之下才進入北大教書的,他也被北大聘為教授。可見根本不是北大的門檻和魯迅的水平問題。
魯迅曆來被看作傳統文化的顛覆者,但是我認為他內心是愛中國文化的,隻不過這種愛是很複雜的。就像他建議青年人少看或者不看中國書,但是他自己卻特別喜歡讀中國書。魯迅生活的一大樂趣就是去舊書攤收集翻找各種古書看。一個不愛自己文化的人是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學大師的。他反對青年人看中國書是因為他認為當時中國文化救不了中國,喚醒不了愚昧的國民。他希望大部分的中國民眾能容易的識字受教育,擺脫文盲的狀態,接受新思想。但是魯迅並不是一個主張全盤西化的人,他對西方文化也抱有一種審慎和懷疑的態度,早年的《文化偏執論》表達的就是這種觀點,《拿來主義》更明確的闡述對待舶來文化的態度和主張。魯迅反對過顧頡剛一個原因就是顧頡剛的《古史辨》把中國上古夏商的曆史都辨沒了。
我佩服魯迅,因為他是中國近現代最深刻,最具有自我拷問和批判精神的作家。在中國的思想和文學史上尚沒有這樣一個人,魯迅的深刻的思想和深沉的情感在今天大多數人是體會不到的。也不是看別人的評論就能理解的。隻有對他的作品感興趣,喜歡讀他文章的人,才有可能走進他的世界。但是他的冷硬陡峭,沉重,辛辣,悲愴的文字對普通的讀者形成了一道障礙,使很多人欣賞不到魯迅智慧,幽默,親切和愛的一麵。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