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亞兩國藏元青花瓷是何時運去的？ zt

國唐宋青花瓷使用土黃釉和青黃釉。到了元代,由於蒙古黃金家族的白藍統治理論,一改青黃釉為青白釉青花瓷,使之成為千古絕唱。從此,中國青花瓷獨占鼇頭,經久不衰,同時也使名不見經傳的默默無聞的小城景德鎮變成了馳名中外的瓷都。
自發現元青花瓷研究至今80年來,世人終於擺脫了誤導,認識到元青花瓷不是為滿足中西亞伊斯蘭世界的穆斯林們席地而坐吃抓飯的習俗,專門為他們燒造的出口外銷瓷,也不是波斯富商的訂燒瓷,而是蒙古黃金家族為自己燒造的靈魂與聖物。這曆史真實的理論已被世人廣泛接受。下麵讓我們更加深入研究青白釉青花瓷產生和運去中西亞的時間:
1、現存伊朗和土耳其的中國元青花瓷是何時運去波斯的理論概述
在對伊斯蘭世界文化藝術的係統研究中，得到證實，現藏伊朗和土耳其的中國元青花瓷不是當時波斯商人為謀利而進口的。因為它們全部繪有藏傳佛教紋飾違背伊斯蘭教意，這些13世紀末的青花瓷器應該是剛剛入主波斯，還沒有皈依伊斯蘭教之前的蒙古人運進波斯的。法國曆史學家勒內•格魯塞在他的《草原帝國》（藍琪譯，商務印務館，1999年北京版，第396～397頁）一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旭烈兀家族的波斯汗們在伊斯蘭環境的包圍中仍在相當程度上保留著蒙古人的愛好，他們派人到中國去獲取諸如絲、瓷器之類的奢侈品，當時的波斯袖珍畫像開始顯示出中國工匠們的影響。反過來，蒙古人統治下的波斯也把地毯、馬具裝備、盔甲、青銅器和搪瓷製品輸往中國”。這裏指的瓷器應為青花瓷和龍泉瓷，在托普卡卜撒萊博物館中見到的13世紀末的青花瓷和14世紀初模印貼花龍紋龍泉瓷應屬此類。龍和鳳是伊斯蘭文化意識中的惡蟲和惡鳥，隻能是為尚未皈依伊斯蘭教的蒙古統治者所燒造。雖然一般來講勒內•格魯塞,因資料的貧乏,他們沒有很大的可能區分這些行為的屬性；到底是純商業經營還是大汗與兄弟或從屬國之間的國家和政府行為，這些概念長期被混淆。嚴格地說，青花瓷當時並非以日用瓷的身份運去波斯。而是做為成吉思汗鐵木真黃金家族，生有白色骨頭的長生天之驕子～藍色的蒙古人的象征與標識，為數不多的運進伊利汗國，十分珍貴而莊重。以上論述似乎為我們討論元青花瓷運進波斯提供著朦朧的時間概念。
元代的紅綠彩和青花五彩瓷也和元青花瓷一樣已經相當發達。蒙古人和其它所有的遊牧民族一樣，世代生活在草原中，習慣和熱愛那鳥語花香、千姿百態的大自然和那些寓意深遠的佛教紋飾。他們不喜歡宋文人推崇的那些五大名窯的單色釉瓷，那會令這些蒙古人感到寂寞和沉悶。到了元代，北方還是磁州窯係的河南窯(還有定窯)在宋、遼、金燒造紅綠彩的基礎上，也和青花瓷一樣，同時在景德鎮成功燒造了紅綠彩和青花五彩瓷乃至琺琅彩瓷。它受到蒙古統治者的歡迎，長期以來因人為的錯誤而不為人所識。這種彩瓷現存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托普卡卜撒萊宮殿博物館有一定數量,但因中西方學者對此缺乏正確的認識,至今存在著火斷代錯誤,將元代紅綠彩瓷錯斷為明朝紅綠彩瓷。從吉林出土之元紅綠彩瓷觀察，應為當時蒙古人(虔誠的佛教徒)喜聞樂見的禮佛之器和日用瓷，青花瓷尤其是官窯青花大器應為宮廷禮佛陳設和重大活動及節日慶典用瓷。
雖然史學家為我們沒有提供準確的斷代時間概念，但從他說“旭烈兀家族的波斯汗們在伊斯蘭環境的包圍中仍在相當程度上保留著蒙古人的愛好……”，這句話裏，我們可以理解這些旭烈兀家族的波斯汗們，此時還沒有皈依伊斯蘭教。假如他們此時已經皈依了伊斯蘭教的話，史學家就不會說“旭烈兀家族的波斯汗們在伊斯蘭教環境的包圍中……’‘而會說他們生活在伊斯蘭教環境之中，或融於伊斯蘭教世界之中……仍在相當程度上保留著蒙古人的愛好……’這就意味著，如果他們一旦皈依伊斯蘭教，這些愛好將會有可能改變，也沒有必要再保留與眾不同的愛好，這是中國語言的嚴謹，‘包圍’二字的確切含意，為我們帶之而來的準確和肯定的時間界定的概念。在考察皈依伊斯蘭教的原因中發現，為著統治回避矛盾減少差異是重要原因之一。這裏史學家沒有給我們肯定的皈依或沒有皈依伊斯蘭教言詞的定語，但他給了我們沒有皈依的肯定印象、感覺和概念，所以我們不可能往相反的方麵去理解，似乎史家本意亦然。如此說來，合讚汗1295年繼位，登上了自其父去逝後他所夢寐以求的王位。他雖然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蒙古人，但他已經皈依了伊斯蘭教。海頓和尚把他描述成一位身材矮小，相貌醜陋的人，他比他軍中任何人都要醜。他精力旺盛、詭計多端、善於掩飾自己的感情，很有耐心，這一切我們可以在他處理與兀魯思的關係上看到。他對敵人十分殘忍，就他所實施的政策而言，他不考慮人的生命，然而，他是一位健全的管理者，在這方麵，他是人道的。他還是一位傑出的將領和勇敢的戰士（這在霍姆斯戰役中已經證明，他在此戰中獲勝，也就是說，當他的士兵們被打散後，他獨自獲勝。）。簡言之，如果時代可以改變的話，他多少複活了他的祖輩成吉思汗。此外，他還具有透徹的理解力和組織能力。拉施特談道：“他的母語是蒙語，但是他略通阿拉伯語、波斯語、印地語、藏語、中文和法語。他特別精通蒙古史，像他的所有同胞一樣，他很尊崇蒙古史。除了孛羅•阿合外，他比其它蒙古人都更了解蒙古祖先、蒙古首領和蒙軍將領們的世係”（見《史集》）。( 摘自《多桑蒙古史》1，第359～360頁)“在成吉思汗鐵木真後裔中無一人比他更了解蒙古人，由於環境的逼迫，他把這些蒙古人引導到伊斯蘭之路上，因此在不知不覺中啟發了其民族本性。他在異密兀魯思和穆斯林團夥們的支持下獲得王位之後，他首先滿足了他們的要求。波斯蒙古汗國自此正式成為伊斯蘭教國家。在捏兀魯思鼓動下一種強烈的穆斯林的反作用力違反了旭烈兀、阿八哈和阿魯渾所推行的全部政策”。
伊利汗王國的旭烈兀和他的將領們也和他入主中原的哥哥一樣（忽必烈），他們的先祖發源於今內蒙古呼倫貝爾盟三河（額爾古納）草原的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後受到漢文化的影響（或同化）而開闊了眼界，形成了較大的氣魄。他們每當取得戰爭的勝利，為示慶祝而每每舉行盛大的酒宴與官兵同樂、狂歡。於13世紀時，蒙古開始飲用大米酒和小米酒，他們如此貪杯以至成吉思汗鐵木真被迫要求他們適度節製（由貝爾凱提到引證的《成吉思汗的敕告和名言》，巴黎國立圖書館藏新增波斯文本卷1347號，第107頁正麵）但卻未得到成果。當時的伊利汗旭烈兀每次掠奪戰爭勝利之後，都為他的士兵們宰祭數千隻綿羊，數百匹馬和牛，又同時賞給他們數千皮囊酒。顯然當時的伊利汗國的旭烈兀還沒有酒海，也沒有明確的跡象說明他使用瓷的情形。奶子酒、啤酒和米酒似乎均盛以皮囊這一傳統容器之中。皮囊二字給我們帶來了準確的時間概念，說明這裏敘述的是瓷器或者是青花瓷運進波斯之前的事，似乎讓我們感受到旭烈兀因短命而沒有享受到青花瓷。然而，全國統一後忽必烈每逢年節和天壽節的詐馬宴等重大慶祝活動，和旭烈兀的子孫們為了擴張的目的而皈依伊斯蘭教時，都要舉行盛大而神聖的儀式，在皈依後每年必過的兩度宗教節日也無可避免地舉行同樣盛大禮儀。這些波斯化的蒙古人，這些新穆斯林們，隻有他們和大都漢化了的蒙古人一樣，才有極其強烈的欲望和要求在上述各種重大場合中，有資格有能力使用這些當時還鮮為人知的，如此精美絕倫貴過黃金的人造石器皿。唯有這種場合適合使用這種大器，歡迎這種大器，不怕大，因為它大既方便又氣魄；但往往器物中盛放的食物不是抓飯，而是蒙古族人自古遺留下來的傳統吃法“手把肉”，而折沿兒放鹽。這是13～14世紀這些青花瓷大器的唯一去處。但在14世紀初開始這些現存伊朗和土耳其的青花瓷大器增加了盛放的內容，整裝的酒海和分裝的梅瓶代替了皮囊，宗教節日中開始以青花大盤盛放散子和油香。我們在( [ 法 ] 阿裏•瑪紮海裏著，耿升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 絲綢之路》，中華書局1993年6月版，第261頁)一書中見有如下描述：“自元代以來，波斯血統的穆斯林們便越來越多地需要這些大器皿了，如宮中、蘇菲派道堂和清真寺使用的碗盤，今天尚沿襲這種宗教用途。”根據以上文字，我們有可能作出以下正確無誤的結論：
(1)說明波斯的穆斯林們在元代以前不使用或起碼還沒有使用過這些大器皿，這就確切地告訴了我們準確的時間概念，使用大器皿的這種習俗是從元代開始的。
( 2 )當時波斯和中原漢地命運的主宰者都是蒙古人，合讚汗皈依伊斯蘭教並被蘇菲派所說服，所以說這裏指的宮中和蘇菲派的道堂甚至包括清真寺，也必然是指蒙古人的宮廷，蒙古人皈依了的蘇菲派道堂和清真寺( 波斯有許多蘇菲派道堂和清真寺都是皈依後的蒙古統治者修建的) 。
( 3 )合讚汗1295年皈依伊斯蘭教，所以說，上述一切，包括波斯當時整體意識形態領域的變遷，1295 年是它必然的轉折點。
(4 )波斯血統的穆斯林並非指蒙古族新穆斯林，自元代以來便越來越多的需要這些大器皿了，這裏除指過去沒有使用過之外，還有一層意思，就是盡可能的要與執政的蒙古統治者這些新穆斯林們保持同步，亦步亦趨。
綜上所述，我們已經可以得出這批元青花瓷運進波斯的初略時間概念。
2、現藏中東兩國的元青花瓷是公元1272(或1270) ～1295 年之間運進波斯的
青白釉元青花瓷產生並非偶然，它不單純是始燒於唐沿襲至元代青白釉青花瓷的產生這近400年間裏技藝趨向成熟，自然發展的原因造成的必然結果。而是蒙古民族的崛起，蒙古草原驟變和大蒙古帝國的建立，蒙古人從所信仰的原始宗教薩滿教精神開始，改信藏傳佛教等一係列重大事件，它完整地發生與發展的脈絡，就是青白釉青花瓷產生與發展直至鼎峰的全部軌跡。理論思維清楚，脈絡清晰，而且，曆史給我們留有的時間概念相對確切，並有據可查。
( 1 )蒙古族與突厥人同祖的曆史，奠定了11 ～13世紀原始宗教薩滿教信仰。標誌著對天～騰格裏的崇拜和天命觀念的有神論體係的形成。
( 2 )1206年( 宋開禧二年)各部在鄂嫩河畔舉行大聚會，推舉鐵木真為全蒙古大汗，建立大蒙古帝國，標誌著薩滿和統治階級糾合在一起並壟斷了神權，使薩滿教成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精神工具。薩滿認為，貴族是天和天神的使者，負有傳達上天旨意的義務。這時長生天和天的兒子‘查幹?牙速惕’( 白骨者) ，‘君權神授’等天神論述理論正式出現，為統治階級製造了白藍理論和理論根據，是青白釉元青花瓷產生的精神要素和前題。
( 3 )1222年5月15日陰曆4月5日，長春真人丘處機受到成吉思汗鐵木真殷勤接待，標誌著成吉思汗鐵木真接觸佛道兩教和兼容並包的宗教政策的開始。說明蒙古統治者開始接受中原佛道思想的影響。自此，整個蒙元時期道教大興。標誌著中國佛道兩教日後必然成為整體蒙元時期意識形態內容的一部分，元代道教北上和道教吸收青白釉元青花瓷作為供器和祭器( 大衛德象耳瓶就是其中一例) 的思潮由此發端。
( 4 )成吉思汗鐵木真西征期間的帳殿中開始陳設定窯或磁州窯係青花瓷，我們根據蓋罐上的龍紋和頸部蓮瓣紋得知，成吉思汗鐵木真已經拿定窯或北方磁州窯係燒造的青花瓷作為生有白色骨頭的長生天之驕子藍色的蒙古人大皇帝的標識陳列於宮帳，是中原佛教思想的反映。這裏宮帳中開始陳列青花瓷，應該在長春真人離開( 1223 年4月8日) 成吉思汗鐵木真開始，到1227 年8月18日成吉思汗鐵木真在平涼之西，清水和龍德附近的避暑營盤中溘然長逝這四年多時間裏發生的事實。有古波斯傳世細密畫為證，此後曆代大汗均同樣陳設青花瓷於帳殿。蓋罐所繪中原佛教紋飾已經說明，此時的薩滿教已不能自圓其說和難以滿足統治者們的需要，這是成吉思汗鐵木真吸收佛教思想解釋世界的開始。
(5)1253年忽必烈自大理班師回蒙，途經六盤山延請八思巴相見後，由25 名誦經引經師陪同，從八思巴受喜金剛灌頂，從此成為佛界天國的護法金剛。表示藏傳佛教包含苯教教理和教義，對大漠草原的蒙古貴族來講，由於與蒙古薩滿教具天然共鳴點，比起漢地佛教更為親切，更為容易接受。標誌著未來大元整體意識形態主體思想的形成，為真正意義上成熟的青白釉元青花瓷的產生完善了精神準備，為青白釉元青花瓷的製造找到或確認了靈魂～即紋飾。
(6)公元1271年11月(至元八年) 按太保劉秉忠建議，取《易經》大哉乾元邀請義，定國號為元。標誌著忽必烈以中國皇帝的麵貌出現和意味著成吉思汗鐵木真建立的大蒙古國的消失。此時的忽必烈剛登大寶，百廢待興，為自己製造標識與形象～靈魂與聖物的願望是迫切的，已經開始研究和準備製造青白釉元青花瓷前期準備工作，進行了窯址的選擇和組織北方磁州窯係(或許還有定窯)曆代燒造青花瓷窯工南遷等事宜。此時全國尚未統一，就迫不及待的建立浮梁瓷局，隻能說明忽必烈對官窯瓷的迫切需要，或者確切地說是對自己的標識～青白釉元青花瓷的迫切需要。我們有理由認為此時是正式官窯青白釉元青花瓷始燒的時間。
( 7 )《元史》卷90《百官誌六》中有成立“凡精巧文藝雜作匠戶無不隸焉”的禦用器物局以及窯場、玻璃局和犀象牙局的記載，是1263年～1264年發生的事情，說明蒙古統治者已經燒瓷，或者說就是試燒青花瓷。
( 8 ) 1272年的準確時間概念是根據寧誌超著《中國早期青花瓷史鑒》和《中國早期青花瓷圖鑒》兩書發表的“大元國至元九年九月製，內府公用”雙款“青花釉裏紅折枝桃紋罐”實物提出來的。
在〔波斯〕拉施特主編的《史集》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85年10月翻譯本)第136～137，有如下描述〔1270年10月18日〕，他(阿八哈)駐紮在蔑刺合城，同月20日星期四他來到察合禿〔河〕畔哈敦的大帳裏。當時，合罕的使臣們來到，他們帶來了賜給阿八哈汗詔旨、王冠、禮物，讓他繼承自己的光榮的父親成為伊朗地區的汗，沿著父祖的道路前進。”這裏說的禮物是否包括瓷器，我們不得而知，但在一幅14世紀波斯細密畫中，我們看到阿八哈寶座背後的牆壁上布滿青花瓷(所以我們若說現藏伊朗和土耳其的這批元青花瓷是這時候運進去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同時，在該書194頁：“(1286年2月23日)兀兒都乞牙從合罕處來到，帶來詔敕如下：冊封阿魯渾繼承其父為汗，封賜不花以丞相的尊榮稱號”。這裏沒有提到賞賜的禮物和在該書第216頁記述了阿魯渾嗜好煉丹術：“煉丹術士們從四麵八方聚攏來覲見君王，勸誘君王愛好這種方術。在煉丹方麵消耗了無數金錢，[阿魯渾汗]從未對他們提出警告，而卻重新樂意地撥給錢財”。可見他與道教的瓜葛。以上信息似乎告訴我們，元青花瓷運進波斯的時間隻能是1270年～1295年合讚汗登上王位止這25年。因為皈依絕對一神崇拜的伊斯蘭教後便失去了接受多神教異教器物的可能。
(9) 前至元九年銘、大德元年銘大器(見寧誌超著《中國早期青花瓷圖鑒》、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版，寧誌超著《中國早期青花瓷史鑒》中國畫報出版社2006年版，李德金等著《中華青花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構成元官窯青花瓷創燒的上限。至元14 年( 公元1277 年)，由八思巴發起，在後藏曲彌仁莫(今西藏日喀則) 舉行有西藏各地僧人參加的大法會，忽必烈即派皇太子金真入藏，並以皇帝名義擔任施主，施給與會的7萬僧侶，每人黃金一錢，袈裟一領。由此足見忽必烈對藏傳佛教的推崇和對僧侶禮待的程度。不僅如此，忽必烈還欲將喇嘛教推行到其統轄的整個地區。他曾任命八思巴的弟子楊璉真為江南釋教總攝，使掌江南釋教。伊利汗國佛教隨蒙古大軍入侵進入波斯，曾一度活動頻繁，並建有寺廟與佛塔，應為忽必烈統籌的結果。伊斯蘭教為絕對一神崇拜的宗教。所以說，合讚汗皈依伊斯蘭教的時間，構成中東兩國藏元青花瓷運進時間的下限，即1295年。伊利汗國的合讚汗和欽察汗國的月即別汗和察合台汗國的馬哈麻汗分別皈依伊斯蘭教後，對異教神祗人員和異教徒所采取的處理方式和措施，構成上述論述結論的確切保障和斷代的證據。
( 10 )波普博士以道教供器～即江西張文進定燒的元青花雲龍象耳瓶作標準器，在伊朗和土耳其分別揀選出大批元青花瓷，為世人所公認。從總體觀察得知，無論分布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元青花瓷，它們的造型與紋飾從理論而言都是一樣的，這本身構成否定青白釉元青花瓷受伊斯蘭影響和為其燒造的論述根據。它從另一個角度有力地證實著現藏中東兩國的青白釉元青花瓷，是合讚汗皈依伊斯蘭教之前運進波斯的。那麽，自1278 年設立浮梁瓷局之前、或以1272年銘青花釉裏紅桃紋罐為據至1295 年合讚汗登基並皈依伊斯蘭教的這段時間，勢必成為這批青白釉元青花瓷運進波斯的上限與下限。
3、合讚汗保護了這批元青花瓷
在研究中得到證實，從13世紀末到14世紀末，差不多一個世紀的時間，元青花瓷對波斯和伊斯蘭世界而言，僅僅是一個認識、醞釀和接納或者是接受的過渡時期。因為，元青花從伊斯蘭教義而言與之相悖，根本就不是為他們燒造的。所以，在元青花瓷裝飾藝術的畫麵中無法也根本不可能找到與之有關的波斯和伊斯蘭紋飾。更找不到波斯匠師用葦子管筆繪畫的遺跡，這種論述就是曆史的真實。上述認識，醞釀和接納的這個過渡時期，亦是指單純的蘇菲穆斯林世界，而不是廣義的整體伊斯蘭。蘇菲派是伊斯蘭教中的一個人數較少的苦行僧派，但是，就因為它能夠接納薩滿教意義上的騰格裏～天，這與蒙古人皈依的藏傳佛教中含有苯教內容一樣，是他們具有的必不可少的天然共鳴點，成為蒙古黃金家族成員分別皈依藏傳佛教、伊斯蘭教兩個完全不同宗教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藏傳佛教本身是多神崇拜的宗教，對於信仰原始薩滿教的蒙古人來講皈依並不困難，僅僅是在原本多神信仰中增加幾尊神。但是，對皈依廣義的、絕對一神崇拜的伊斯蘭教的蒙古人來講，則是相當困難的，需要徹底改變的和從根本上舍棄的都會太多。那麽，蘇菲派接受蒙古薩滿教意義上的騰格裏～天，實際上等於接受了蒙古人固有的一切。青白釉元青花瓷是這些生有白色骨頭的長生天之驕子藍色蒙古人的象征與標識，是這些至高無上統治者們的靈魂與聖物。蘇菲們接納蒙古統治者皈依本身就是一種榮耀，是穆哈默德和真主“安拉”的勝利。這時的蘇菲們在接受蒙古薩滿意義上的騰格裏～天的同時，作為統治者皈依值得炫耀的證據～光彩無比的青白釉元青花瓷(因為它是蒙古統治者們的靈魂與聖物) 也被接納了。伊利汗國的蒙古統治者，雖然皈依了伊斯蘭教成為絕對一神崇拜者，但隨蘇菲派的寬容與變通，從某種角度而言，仍然保留了原始薩滿教的精神信仰與成分，構成蒙古統治者皈依伊斯蘭教最根本的要素。這批青白釉元青花瓷也理所當然地受到合讚汗和蘇菲們的保護。
4、元青花瓷是怎樣運去波斯的？
(1 ) 元青花瓷上的標記
伊朗阿爾代比爾寺神廟，土耳其托普卡卜撒萊宮殿博物館青白釉元青花瓷藏品中，我們見到許多器物的底部都有不同形式的人為標記，有鑽上去的點狀標記、劃紋、刻畫紋、墨繪和墨點紋，印章等標記。隻有其中一種印璽標記屬1611 年伊朗阿拔斯一世將他所擁有的一千多件中國瓷器藏品捐贈給阿爾代比爾寺時，打上他自己的印記。此外，各種各樣不同的標記種類繁多，多者一件器物上竟多達八處。過去學者們多傾向於波斯人根據需要自己打上去的，但研究證明這種論述是片麵的。我們在內蒙古私人收藏和香港天民樓藏元青花瓷中亦曾發現類似的標記。這些帶有標記的器物肯定不是運去波斯後打上記號又運回來的。那就是說，它們是在中國還沒有起運前就已經打上去的標記。那麽，我們每個人都能理解，假如這些瓷器是商品，商人定燒和起運前沒有任何必要多此一舉。尤其鑽孔打記在當時還要使用專門工具和動用專門人才，這在13、14世紀不是一般人可以隨便辦到的。內蒙古私人藏品中有一件青白釉元青花薄胎工筆草蟲紋高足杯殘器，紋飾與宋代院畫草蟲紋工筆一模一樣，高足內壁無釉處竟赫然點有類似的墨書點狀紋標記與中東兩國藏品的標記如出一轍。經過仔細推敲，我認為這是有權享用這種靈魂與標識榮譽的生有白色骨頭的、長生天之驕子、藍色的蒙古人～即每個蒙古統治者們的代號。在內蒙發現這種標記，證實了上述推測，證明最早這種標記確實不是在波斯打上去的。那末，它就極有可能是在大都統一分配時按每個人的代號留下的痕跡。香港天民樓藏品亦有類似標記（見《天民樓珍藏青花瓷器》一書，第34頁、4、竹石花卉瓜藤紋大盤，外底有用物理方法製成的類似標記，但運去波斯之後的元青花瓷，仍然沿襲中國標記的方法，再分別打有擁有者各自的標記。再從這些標記自身分析，似乎可以理解這些瓷器在後來的每次移手和博物館每次清點中，都會有新的同樣永久性的標記出現( 這類痕跡以尖銳的利器刻劃者為最多，而少有鑽出的圓點痕跡) 。似乎在訴說這些元青花瓷是象征、是標識，而從來就不是商品。當時運往蒙古龍翔之地各王的元青花瓷作品，也打有類似的標記，是否可以理解除大都宮廷( 內宮使用的 )頂級品之外的，元青花瓷似乎才有這種標記。多年來發現的官款元瓷中不見類似標記。
我們在研究蒙古人的分封製時發現，出現於都城沒有款識的玻璃質青白釉(亮釉)元青花瓷質地上呈（皇城與王城發現的元青花瓷多施蠟狀青白釉且質量高，打有上述標記的應屬此類，多為罕見的精品），路城和驛道驛站遺址中發現的元青花瓷檔次稍低，不是那些上呈的精絕之作，（似乎表明上述標記是器物珍貴和擁有者身價高貴的記憶），除上述元青花瓷外，還時有較粗的（民窖）元青花瓷出現 ( 此類民窯器未見人為的任何標記) 。說明青白釉元青花瓷製造，完全是蒙古貴族內部之事，根本不是商業行為，純粹是一種概念的和精神的意識形態的產物。似乎在忽必烈和旭烈兀及其子孫和其它貴族們的共同努力下，真正意義上的青白釉元青花瓷被製造出來。凡有權或有資格享有生有白色骨頭的、長生天之驕子、藍色蒙古人榮譽稱號的所有蒙古人，人均有份。可能是按身份和地位的高低和對大元貢獻的大小，分配著質量和數量不等的元青花瓷。似乎在漕運到大都之後，還要經過嚴格的篩選、分類，然後打上未來擁有者的標記，最後由專人負責送往各地每個人手中。因為不是商品，送往各地的數量不可能很多。駱駝是蒙古人的傳統運輸工具，既簡便又灑脫，既習慣又安全。況且，從大都運往蒙古和運往波斯，對當時的蒙古統治者來說，概念是一樣的。因此我們認為選擇海運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甚至是沒有的。
( 2 ) 戰爭與窖藏，元青花瓷片與陸路運輸
蒙古統治者～即貴族、權臣和官商與蕃商一樣，對樟腦、黃金、白銀和瓷器與其它珍奇物，麝香和琥珀等曾大量囤積居奇，或者可稱之為窖藏。今天得以見到大批元青花瓷在蒙古國和內蒙以及中原內地出現，恐與此不無關係，恐與當時戰局不無關係。上世紀初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曾在絲綢之路上(包括亦集乃路城) 發現有元青花瓷片，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始終未能得到明確的答案，但卻找到許多描述蒙古人不習慣也不願意海運的記載。對上述斯坦因發現的當時還無人知曉的元青花瓷片，沒有其它解釋方法，似乎隻能說明現存西亞的元青花瓷是通過陸路運去波斯的 ( 盡管中外學者多認為是海運波斯的) 。中東兩國現藏元青花瓷因為不是出口外銷，數量不大，從運輸角度和蒙古人習慣運輸慣例考慮，要說是通過陸路運去波斯的，這種說法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作為2003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內蒙古集寧路出土的大量瓷器，似乎也有助於說明這一點)。
《明實錄》英宗紀中記載：“正統年間，皇室光祿寺招待西方人和女真人飲宴，宴後清點瓷器，竟被偷走580 多件盤碗”。明人筆記中也記載：“在北京街頭，經常看到韃靼、女真部落，以及由天方諸國返國的人，他們預備販運到各地的瓷器，多至數十車，每車高達三丈，足見吸引力量之大”。而明朝人沈德符的《野獲編》一書亦有“‘夷人市瓷器’一文，說當時瓷器由景德鎮運出，先用裝桶交草的方法，運抵北京；然後由北京起運返國時，他們另外再做包裝。先把瓷器纏捆一起，排列整齊，上麵撒上泥土和豆、麥等種籽；然後，不時灑水，使得豆、麥等種籽發芽生長，芽莖便鑽入所有縫隙繼續成長，形成相互纏繞膠著，甚至緊密牢固到擲地不碎的地步。最後，才裝載車馬上路”。元青花瓷是蒙古統治者的靈魂與標識，不是商品而是自己的象征，所以在運輸元青花瓷的具體措施和安排上，統治者們是格外注意的。但中外許多資料表明遠道重載多用駝馱，似乎大隊駱駝馱運的安全係數要比車馬和海運高得多。上述記載雖然都是明人的描述，但似乎來源於元代驛道和驛站的記述，在中外著作中均記載有元代馱運的詳情。從本文中我們得知官窖元青花瓷不是商品，在市場上也沒有流通（不包括後來發展起來的民窖青花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