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蘇聯社會弊病叢生

蘇聯社會弊病叢生

人民日報

蘇聯全麵複辟資本主義以後，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推行一係列的修正主義路線，讓糜爛透頂的資產階級思想到處泛濫，使蘇聯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受到嚴重的腐蝕和毒害。今日之蘇聯，各種社會弊病叢生，社會麵貌日益腐朽，在它身上，“令人惡心的毒瘡已經化膿，並散發出一股難聞的屍臭。”

貪汙盜竊，已成了今天蘇聯社會的特征。掌握國家機器、壟斷整個社會財富的蘇聯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利用他們竊取的權力，進行各種掠奪活動，官盜一體。蘇聯報刊承認，從中央到地方，從農村到城市，從機關到學校，“許多領導人和黨組織的負責人”，“靠損害人民的利益而輕易謀取暴利”。有些人還“親自領導貪汙盜竊集團”，不少人在很短時期內就成為“百萬富豪”。“這類事實並不罕見”，“例子比比皆是”。例如，蘇修一黨中央委員盜用公款五十多萬盧布，約合一個中等收入工人四百多年的工資，為自己建造了一所異常宏偉的住宅；在格魯吉亞的工、商、文教衛生各界，貪汙盜竊也層出不窮，以共和國中央合作社的主席和副主席“為首的許多領導人”勾結在一起，進行特大規模的盜竊活動，中央合作社財政局長本人也是盜竊犯的“同謀者”，亞美尼亞郵電部管理局局長利用各種手段，貪汙十二萬多盧布。

在蘇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扶植和庇護下，許多把持企業、農莊、商店和文教部門領導權的人更是上行下效，無所不為。據蘇聯報刊報道，第比利斯合成製品廠的頭目利用職權，一次就盜竊一百一十萬盧布；蘇呼米煙草公司的領導人盜竊的財富達數百萬盧布。

在蘇聯各地，投機倒把活動猖獗，黑市、自由市場異常“繁榮”。據報道，在莫斯科的黑市上買賣的商品有美國香煙、口香糖、牛仔褲、外幣和麻醉品。此外，機床、起重機、發電機和火車頭等生產資料，也都進入自由市場。在這種土壤上一批批投機商、暴發戶不斷地孳生出來。他們通過貪汙盜竊或者向外國旅遊者買來商品，然後高價出售，大發橫財。例如，阿塞拜疆社會贍養部生產企業管理局局長，勾結該局所屬企業的領導人，到莫斯科、土拉、利沃夫等地大量倒賣金幣、首飾，大作美元、英鎊的黑市買賣。在他家存放的黃金和珠寶重達三十二公斤，幾年內獲利達二十八萬多盧布。

在文化教育領域，更是烏煙瘴氣。隨著蘇聯國內等級製度的擴大與階級分化的加劇，種種醜聞紛至遝來。濫用職權，營私舞弊、勒索受賄風行全國。許多人為了追求學位和名利，剽竊抄襲、買賣學位和文憑的現象極為普遍，造假文憑、“生產假學者和冒牌科學博士的工廠”、辦假大學的“企業”，應有盡有。據蘇聯報刊透露，一個叫戈爾巴琴科的人，利用偽造資曆、舞弊行賄等手法，騙取了蘇聯國立雅庫特大學經濟學博士的學位，當上了教授，並成立了一個學位答辯委員會。

在蘇聯，社會道德敗壞，暗娼、妓女增多，賣淫已成為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據西方報刊報道，蘇聯內務部一個官員曾透露，在列寧格勒一次注冊登記的娼妓就有一萬六千人之多。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和敖德薩等大中城市以及療養地，都設有酒巴間、夜總會和半公開的妓院。由於娼妓越來越多，性病也隨之擴大和蔓延。據法國一家雜誌援引蘇聯一地下刊物的材料披露，賣淫這個“資本主義的膿瘡”已經在蘇聯正式存在。每到夜晚，蘇聯首都莫斯科的中心廣場、共青團廣場、白俄羅斯車站和農展館附近的飯店等地方，都有暗娼在活動。其中一些人“有警察為後台”，受到警察的保護和支持。

蘇修上台二十年來，蘇聯的離婚問題越來越嚴重，家庭關係極不穩定。這也是蘇聯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據蘇聯《經濟問題雜誌》一九七四年第四期透露，蘇聯的離婚率由一九五○年的百分之三增加到一九七二年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在離婚的夫婦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結婚不到五年，百分之二十一的人結婚不到一年。蘇聯已成為世界上離婚率最高的國家。

酗酒成災，已成為蘇修無法解決的嚴重社會問題。據報道，全國酒精產量劇增，超過人口增長率的兩倍。私人釀酒現象也在逐年增多。據統計，蘇聯平均每人每年飲酒量相當於美國的兩倍。全國每年僅飲伏特加酒就要花掉一百三十億盧布，每年有六、七百萬人進入“醒酒所”。工人群眾由於對蘇修統治強烈不滿，常因滿腹怨氣無處發泄而“借酒澆愁”。象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文中指出的那樣，資本主義製度下工人的酗酒是“一種必然現象”。例如，烏拉爾一工廠每年有百分之三十的工人進入“醒酒所”；莫斯科一家有四百一十名工人的工廠，在一天早晨的突然檢查中，有二百八十名工人上班時酒意未醒，無法上班。青少年和婦女酗酒也在逐年增加。許多青少年和婦女經常沉醉街頭或醉醺醺地在公共場合鬧事，而被送往“醒酒所”。

吸毒、販毒的現象也日趨嚴重。據報道，在蘇聯南部和中亞地區吸毒現象比較普遍，而且青少年吸毒日益增多。第比利斯的一些中學生公開對來訪的西方記者說，他們吸食麻醉品。格魯吉亞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透露，“吸食麻醉品，尤其是青年吸毒的可恥現象引起人們的嚴重不安”。《社會主義工業報》一九七二年八月六日透露，哈薩克有一個出售嗎啡的集團。這個集團的主犯通過奇姆肯特市化學製藥廠搞到大批嗎啡，分成小包，運到各地出售。另據報道，莫斯科一家製造麥角酸的工廠，有一批科學家私自製造麻醉劑；在高加索有的單位製造海洛英；在中亞地區還種植鴉片。正如西方報刊指出的那樣：“毒品已愈來愈深地進入蘇聯社會”。

在蘇修叛徒集團複辟資本主義罪惡路線和蘇聯資產階級特權階層荒淫糜爛生活方式的毒害下，蘇聯青少年犯罪現象也日益嚴重。有相當一部分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蘇修官方也不得不承認，最近幾年青少年“犯罪相當多”。集體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案件的百分之五十至八十。蘇聯《真理報》一九七一年六月二日透露，一到夜裏， “流氓(基本上是青少年)便成了街道的主人”。《青年共產黨人》也透露，在薩拉托夫州巴拉紹夫市有一個青年集團，長期作案，“相互發誓，以血為盟”，進行搶劫、盜竊和凶殺。在哈爾科夫，有一個青少年犯罪集團，結夥殺人，搶劫商店，半夜闖入住宅，胡作非為。卡拉幹達市一群學生在看了凶殺電影後，便模仿影片中的主人公，一個晚上就連續七次作案。

在今日蘇聯這些社會弊病的惡性發展，是赫魯曉夫一勃列日涅夫集團背叛十月革命的事業、在蘇聯全麵複辟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也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反動性、寄生性和腐朽性的表現。隨著社會帝國主義一天天的糜爛腐敗，這些弊病將更加廣為蔓延。蘇修當局對此十分不安。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承認蘇聯的種種“社會弊病”嚴重，並聲稱要“同它們作鬥爭”。近年來，蘇修當局還裝模作樣地作出了些諸如關於加強同酗酒作“鬥爭”的決議，製定什麽反酗酒措施，頒布什麽“勞動教養”條例，炮製什麽禁止暗娼、限製性病、反對嗜毒的法令等等，顯示一番同不良現象作“鬥爭”的姿態。然而，這隻不過是勃列日涅夫之流玩弄的賊喊捉賊的騙人把戲。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蘇修叛徒集團就是一夥“盜竊國家本身”的大盜賊，龐大的蘇修官僚機構就是一切罪犯的大本營。把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國家搞得如此烏煙瘴氣，讓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東西自由泛濫的罪魁禍首正是勃列日涅夫集團自己，他們是最大的教唆犯。隻要蘇修的反動統治繼續存在，所謂“反盜竊”、 “反酗酒”、“反嗜毒”、“禁暗娼”，隻能愈反愈烈，愈禁愈多。蘇修叛徒集團的倒行逆施，蘇聯人民是不會長期容忍下去的。可以相信，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蘇聯人民必將行動起來，把毒害他們的所有汙泥濁水連同蘇聯的反動統治一起掃進曆史的垃圾堆。勃列日涅夫集團這夥竊國大盜和教唆犯也終將“落網歸案”，受到蘇聯人民的無情審判。

(1975年10月9日《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