薑文的日本認識

我曾經跟一個台灣朋友就對日本的認識爭論不休，爭論到最後我氣絕，如此糊塗蟲不可教也，我甩手說：好吧，你就盡情地說日本的月亮圓吧，你就呆在自己吹出來的美麗肥皂泡裏吧。

王朔稱道台灣人，曾寫在書裏類似這樣的句子：台灣人的方樸厚道是大陸人所沒有的，是人好在骨子裏。   當然，我也從那個朋友身上看到很多令人感佩之處，然而，麵對日本，“人好”是不可以濫用的。人家好的一麵我們虛心學習，但是，日本人跟中國人還是有根本的文化心理的差異：日本人的禮貌是分場合的，表麵文章很多，實際上他們下得了狠心，像仇恨和欺弱這樣惡性的情感，在這個社會裏不會受到異議，反倒是他們醉心其中的得意洋洋和優越感而在生活中屢試不淺，這與洋洋灑灑浪漫溫和的中國文化有著多麽大的衝突啊。我們中國人管那種人叫做：心理變態。倘若無視這種種差異，而自欺欺人地編織美麗的夢幻，以為這是善良人的德行，這樣不經一刃的柔弱，令我看著有些心疼。

看了薑文的采訪錄，覺得他真是一個聰明人，此人有才，好多想說而數不清楚的話，都被他說到了。轉貼一下吧。

ZT我為什麽拍“鬼子來了”？

1.我為什麽要拍“鬼子戲”？
　　　　　　
　　　　　　薑文說：這部電影不僅是再現日本軍隊當年的暴行，更是出於一種警世的責任。在這部影片裏，日本軍屠殺的是真正的中國老百姓、中國平民。而事實上，當年日本軍也確實殺過很多中國老百姓。我的老家唐山就發生過這樣的慘案。我想通過這部影片告訴日本觀眾：你們要真正麵對這段曆史，別想再否認。我也想以此告誡中國觀眾：麵對惡人，我們不能無端地報以善良。麵對這些已經發生的事實，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應該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才能避免這種事再發生。
　　　　　　
　　　　　　2.我為什麽對中日文化比較感興趣？
　　　　　　
　　　　　　薑文說：1982年我在中戲上學時，班上來了一撥兒日本留學生，和我們同齡，關係也特好，走的時候依依惜別，甚至有和我們班同學談戀愛的。當時我就很奇怪，他們和我小時看的抗日電影中的鬆井之類的日本鬼子說的都是一樣的話，怎麽態度和人的精神麵貌卻和鬆井他們那麽不一樣？他們和鬆井他們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卻怎麽也重疊不到一起。從那時起，我就帶著這個問題聽了很多親曆過抗日戰爭者的講述，後來有機會去日本時也看了很多聽了很多，看了許多如《菊花與刀》之類的人類學、社會學著作……到現在，我漸漸地能把這兩類日本人的形象重疊到一起了，他們其實就是一回事，隻不過在不同環境下表現形式不同而已。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個溫文爾雅的日本人很容易變成一個我們印象中的日本兵。
　　　　　　
　　　　　　3.我為什麽重視日本這個對手？
　　　　　　
　　　　　　薑文說：日本善於學習和研究中國，我們麵對的是一個有優點的敵人。如果我們不能正視這些優點而是將其模糊掉，不承認它，就會麵臨失敗的危險與災難。
　　　　　　
　　　　　　半個世紀前的那一場侵略戰爭就是明證。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該認真思考的問題，我覺得魯迅思想的形成和他對國民性的批判，與他年輕時在日本呆過，產生過比較有很大關係。我覺得一場災難的發生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災難過後我們不能深入地研究和總結這場災難的根源。正是這種想法促使我一直想拍一個中日間的故事。
　　　　　　
　　　　　　4.我為什麽給《鬼子來了》選擇劉星的音樂？
　　　　　　
　　　　　　薑文說：《鬼子來了》的故事原本“隱藏”在我為拍電影而看過的眾多小說之中，並沒有清晰地凸現出來。而最終誘發靈感的是兩張風格迥異的CD，一盤是日本軍歌，另一盤是當代音樂隱士劉星的專輯《一意孤行》。前者激昂有力中帶有霸道傾向，後者則盡得中國文化超脫與空靈的真諦。我從日本軍歌中聽出了民謠式的兒童歌曲的痕跡，其中有一種青春期的無法控製的瘋狂和理想，這種瘋狂如果被邪惡的力量所引導很容易做出意想不到的暴行。對於《一意孤行》的境界，我非常欣賞。但要想達到這種高境界，必須有“日本軍歌”那樣的實力做基礎，否則隻能是“商女不知亡國恨”了。
　　　　　　
　　　　　　5.我為什麽特別看重“翻譯官”在影片中的作用？
　　　　　　
　　　　　　薑文說：我曾經選了好幾個關於中日戰爭的題材，其中有《生存》。我看中的就是《生存》中的這一點——一個本來沒有介入戰爭的村莊，突然來了一個日本兵和一個翻譯，他們怎樣互相麵對？而由於這個翻譯的作用，本來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確地認識對麵的敵人，以至於自大、膨脹，使用了錯誤的手段。這其中有殘暴敵人的問題，更有翻譯官因為私欲而誤導的問題，於是事情開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故事的這個核是我非常看好的。
　　　　　　
　　　　　　6.我為什麽對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薑文說：當年在中戲談笑甚歡的日本留學生朋友，遇到特定的曆史環境一瞬間就會變成大屠殺的劊子手。這種兩麵性是很好地重疊在日本人身上的。就像我們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與鳩山，在滿鐵醫院的時候就是“老朋友”嘛！但是這種朋友關係擋不住鳩山當了憲兵隊隊長，以後把李玉和弄來坐老虎凳。雖然不耽誤請李玉和喝杯酒、談談佛教，但是密電碼得拿出來。這種事太多了，朋友歸朋友、原則歸原則，日本人的原則性和國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強。
　　　　　　
　　　　　　7.我為什麽不總把“愛國主義”掛在嘴邊？
　　　　　　
　　　　　　薑文說：愛國主義不需要喚起，隻要一個人還知道自己是誰，對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會愛自己的祖國。魯迅對自己民族與文化中某些問題進行諷刺與挖苦，這也是充滿了愛的。他為什麽不挖苦日本去呀？因為他是想讓中國這“脖沒了，比日本強了，這是最大的愛國。反過來個別人為了自己的私欲違心地故作讚揚歌頌狀，而不讓人們看到問題的實質，那就像我們片子中的翻譯官董漢臣一樣了。我覺得比“賣國賊”更可怕的是“愛國賊”，他們打著“愛國”的旗號，危害卻比“賣國”還大。我雖然達不到魯迅那麽高的境界，但我很崇拜和欣賞他。他有時候表現得比較尖刻，但他看問題很準確。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很多人看不到問題、不願意看到問題或者看到了也不願意說。魯迅這種高境界我理解就是“民族魂”。要是有那麽幾百個魯迅，這個國家就會很了不起。
　　　　　　
　　　　　　8.我為什麽不經常站出來對日本右翼勢力的否認戰爭罪行之類的言行加以駁斥？
　　　　　　
　　　　　　薑文說：因為拍了這部《鬼子來了》，近期有不少報紙請我就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動言論發表看法。但是我認為我們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華勢力出招的時候我們就接招，而是需要從深層次上研究這個對手，光靠拉幾個名人出來義憤填膺地過一把嘴癮無濟於事。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始終沒有變過，隻是我們沒有深入地認識到這一層，所以才一會兒看著是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一會兒看著又是軍國主義的複活，這是我們需要反省的。日本不斷利用我們在群情激昂時說過的一些過嘴癮的話來達到他們的某種目的，包括我們的一些電影都成了他們開脫罪責的例證。比如我們老拍遊擊隊，他們就援引有關的國際戰爭法稱遊擊隊員被俘後不享受正規軍的戰俘待遇，為他們殺人找借口。再比如我們有一句著名的電影台詞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他們又非常險惡地把很多殺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國的偽軍身上。問題不在於最近日本又發出了什麽不和諧的聲音，我們該怎樣回擊，而是在於我們應該冷靜地認識我們麵對的是一個什麽樣的鄰居。我們總說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邁過日本這道門坎。邁過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
　　　　　　
　　　　　　9.我為什麽不在影片中讓中國觀眾痛痛快快地“打”鬼子？
　　　　　　
　　　　　　薑文說：拍這部電影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改變一些抗戰題材的“老片”可能會給人，尤其是給日本觀眾造成的一些誤解。從曆史的角度來看，那些片子都是很好的，確實起到了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作用。但這些電影也有一些問題。比如說，這些老電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並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輕人說：你們看，中國的老百姓哪一個不是間諜，他們哪個不是不穿軍裝的軍人？既然他們“全民皆兵”，我們就可以對他們“全民殲滅”。於是，我們的這些老電影成了他們掩蓋當年屠殺中國平民的把柄。但事實上，那時候我們並沒有“全民皆兵”，那隻是我們的一個理想。而我們現在拍電影，就再不能給日本人這種口實了。我覺得通過拍一部電影過嘴癮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討點好，但是事情過去之後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觀眾真正進行思考。我拍《鬼子來了》就是試圖讓觀眾明白，如果想避免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曆史，除了過嘴癮還有什麽辦法。我不敢說《鬼子來了》給出了這個結論，事實上我一個導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個方向吧！
　　　　　　
　　　　　　10.我為什麽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薑文說：在與日本人特別是日本年輕人的交往過程中我發現，日本右翼分子、反華勢力、否認戰爭罪行的大有人在，並不像我們常說的那樣是一小撮，隻不過在那裏上躥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等於沒有正視日本這個強大的對手。另一個不好的傾向是：我們有些文藝作品經常替日本人向中國人謝罪。
　　　　　　
　　　　　　而事實上不肯謝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們為什麽總要用那一小撮謝罪的日本人來麻醉和滿足自己呢？《鬼子來了》這部影片中有幾位日本演員，他們以前看過我拍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報酬都好商量。但是看了劇本以後，他們有抵觸情緒，拍攝過程中我們也不斷發生辯論。這批30歲左右的日本演員代表著日本的中堅力量，通過這部電影，我或多或少地改變了他們一些比較極端的想法。我相信將來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時，觀眾也會像這批演員一樣有所改變，至少對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種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