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鵬日記，究竟要表白什麽？

陳破空

 

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定於本月出版《李鵬六四日記》，出版之前，該書內容已經全文上網，大概是出版者有意而為，期待李鵬本人表態，留給他證實書稿真偽的最後時間。

 

早在2004年、“六四”15周年之時，就傳出李鵬欲出版有關“六四”事件的日記，取書名為《關鍵時刻》。據傳：當時已經退休的李鵬，將書稿提供給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審議；沒有得到回應，李又一一打電話給當朝的那些政治局委員們；最後，得到胡錦濤當局答複：不同意該書公開出版。

 

事隔6年之後，《李鵬六四日記》終於出版，卻是在香港。不管李鵬本人是否授權，該書公開出版，符合李鵬心願。具有反諷意義的是，一貫打壓言論自由的李鵬，最後，連他自己也喪失了言論自由。好在還有個“一國兩製”的香港，得以幫助他實現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

 

更具反諷意義的是，李鵬日記的出版人，是鮑樸，鮑彤的兒子。鮑彤，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李鵬的死對頭。鮑家幫助李鵬出書，讓他發出自己的聲音，提供曆史的見證，也間接體現了鮑家父子所堅信的民主價值：讓自己說話，也讓別人說話，哪怕那個人，是你的敵人。

 

凡了解“六四”曆史和中共動態的人，都能體認，該書確為李鵬本人所撰。作者與書稿的真實性，幾乎毋庸置疑；但書中記載的“曆史”，卻未必真實。比如，參與“六四”屠城的重要幫凶之一，當時的北京市長陳希同，其名字，竟在李鵬書中隻字未提，僅在少數幾處，以“北京市長”一帶而過。原因無非是，陳於1995年在權爭中失勢，被江澤民以“貪汙罪”下獄。李鵬不便在書中再提到這個名字。

 

不一而舉。由此可見，聲稱要寫出“事實”、“作為最重要曆史見證”的李鵬，並沒有完整的寫出事實，選擇性的記錄，有所暴露，也有所隱瞞。通讀該書，可以發現，李鵬著意書寫的，乃是有利於他自己形象的部分，而遮掩了不利於他形象的部分。

 

這個“形象”的有利與不利，也隻是就中共黨內而言。實際上，李鵬日記，再次坐實了他留給世人的固有形象：強硬派，極左，仇視民主，誓死捍衛“黨的利益”，是策劃和實施“六四”屠殺的主要元凶。

 

關於《李鵬六四日記》，港台媒體的評論，大多是，李鵬企圖推卸責任，洗脫汙名，“把屠城責任都推到鄧小平一人頭上”。但，通讀全書，看不出李鵬有任何推卸和洗脫的意思，反倒是，描寫自己如何強硬，如何不對請願學生讓步，自始至終堅持鎮壓，甚至，從一開始，就抱定不惜“賠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捍衛一黨專製的決心。行文中的“理直氣壯”和“義正詞嚴”，活脫脫就是一個花崗岩腦袋的寫照，毫無反省，毫無悔意。

 

至於鄧小平部分，李鵬的書寫，不過就是印證外界熟知的事實：鄧小平提出戒嚴和拍板鎮壓。這與當時鄧“太上皇”的角色完全吻合。

 

鄧小平和李鵬，一個在後台，一個在前台，配合默契，形同父子，最後，都成為遺臭萬年的“六四”屠夫。日記中，李鵬毫不掩飾自己扮演的角色，固然出自他以為理所當然而頑固不化的封建專製意識，但非要公開出版不可，目的何在？李鵬要表白於世的，究竟是什麽？

 

在這部長達近15萬字的日記裏，李鵬詳細羅列了他發布戒嚴令、鄧調動軍隊後，各省、市、部負責人的表態，多數“擁護”（少數猶豫），包括當時在地方任職的江澤民、胡錦濤和在“中辦”工作的溫家寶等，均屬“擁護”之列。原來，李鵬借此日記，警告後來的當政者：誰也別想為“六四”翻案，誰也別想提“平反”。你們當初都支持鎮壓，你們和我，都在同一條船上，休想把“六四”屠城的責任扣到我一人頭上，誰想清算我，你們也跑不掉。

 

在該書“前言”和“後記”中，李鵬再三提醒：“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告誡：“黨的團結”，尤其是“領導集體的團結”，至關重要。這流露，黨內外“平反六四”呼聲的經久不息，讓李鵬倍感焦慮。正是出於這種焦慮感，迫使李鵬整理出長篇日記，並急於公開發表。

 

李鵬日記中，始終把呼喚民主的學潮稱為“動亂”，並動輒把民主運動比喻為“文革”動亂。這實在令人啼笑皆非。文革，發生在、也僅僅發生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並由中共頭目毛澤東一手製造。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尤其有哪個民主國家，發生過類似中共文革般的鬧劇？倒回去說，如果，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已然是一個民主國家，人民擁有批評和監督政府的權力，毛澤東又豈能恣意妄為？浩劫又豈會持續十年？

 

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民主運動，包括中國八九民運，何曾以破壞該國文化、文物、古跡的“文革”似瘋狂登場？何曾以大規模暴力、迫害和殘殺的“文革”般血腥呈現？李鵬瘋人囈語，對民主運動扭曲定性，怎能不誤國害民？

 

李鵬日記，竭盡對趙紫陽的詆毀，仇恨情緒，彌漫字裏行間。但卻從反麵突出了趙的偉岸形象。李鵬透露：趙自始至終堅持與學生和市民對話，要求通過緩和方式化解官民分歧，進而提出“民主化”和“透明化”的前瞻性主張。有人指趙的兒子“官倒”，趙主動要求中央調查。期間，趙還提出“取消對領導同誌的特殊供應”，這顯然觸動了黨內既得利益集團，尤其那些養尊處優的“老人幫”，如鄧小平等。趙的表現，在惡人當道的中共高層，難能可貴。

 

李鵬日記，把自己塑造成挽救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但，曆史必將記載，對中華民族而言，那一年，在逆流滾滾的中南海，真正的中流砥柱，乃是趙紫陽。

 

李鵬強調“黨的團結”，但在日記中，還是泄露出，當年，中共統治集團內部的嚴重分歧：不僅黨的總書記趙紫陽，人大常委會中，相當多的負責人，也都不讚成鎮壓學生；官方新聞界，更多的，是不同聲音。以至於，共軍屠城後，李鵬哀歎：“廣播和電視台在這關鍵時刻，都沒有堅決站到黨和政府這一邊。”又寫道：“今天中央電視台兩位播音員一反常態，有意身著黑色服裝，不知他們為誰吊喪。”李鵬還記錄：“在平暴之後，中國新聞媒介卻鴉雀無聲。作為中國政府主要通訊機構的新華通訊社，在平暴後的三天內，沒有發布任何外文稿，全世界突然聽不到中國的聲音。”

 

《李鵬六四日記》，晚年李鵬的自白書，再一次，鐵板釘釘地，將其“六四”屠夫的定位，載入史冊；為其走向地獄，鋪下最後一塊墊腳石。

 

（6/9/10，原載自由亞洲電台）www.chenpok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