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李鵬日記中的“國家機密”

陳破空

 

早在2004年、“六四”15周年之時，李鵬就想出版他的“六四”日記，取書名為《關鍵時刻》，卻遭到胡錦濤當局封殺。打壓言論自由的李鵬，最後，連他自己也喪失了言論自由。六年後，在香港（李鵬仇視的“民主基地”），鮑彤（李鵬政治上的死對頭）之子鮑樸打算出版這部《李鵬六四日記》，幫助李鵬實現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了卻其生前一願。就在出版前，鮑樸接到“有關機構”（代表李鵬）交涉，出版計劃流產。但在此之前，該書內容已經全文上網，凡熟知中共特性和“六四”曆史的人，都能體認，該書確為李鵬本人所撰，作者與書稿的真實性，幾乎毋庸置疑。出版波折，更確證《李鵬六四日記》的真實性。

 

李鵬並未推卸屠城責任

 

關於李鵬日記，港台或外國媒體的評論，大多是，李鵬企圖推卸責任，洗脫汙名，“把屠城責任都推到鄧小平一人頭上”。但，通讀全書，看不出李有任何推卸和洗脫的意思，反倒是，描寫自己如何強硬，如何拒絕對請願學生讓步，自始至終堅持鎮壓，甚至，從一開始，就抱定不惜“賠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捍衛一黨專製的決心。行文中的“理直氣壯”和“義正詞嚴”，活脫脫就是一個花崗岩腦袋的寫照，毫無反省，毫無悔意。

 

關於八九民運，曾有人反思：“學生沒有珍惜與政府對話的機會，把事情搞砸了。”但李鵬日記卻透露，不管學生有沒有與政府好好對話，黨內強硬派都已經鐵下一條心：鎮壓。5月18日，李鵬等人虛與學生對話周旋，但在頭一天，即5月17日，中共高層就在鄧小平家裏，做出了調兵進京、實施戒嚴的決定；李鵬紀錄，在與學生對話中，“我也留下了一個伏筆。我說，我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我會在適當的機會全麵說明政府的立場。這就是指明天要召開的黨政軍幹部大會。”第二天，即5月19日，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動員大會”上，李鵬發表殺氣騰騰的講話，揮著拳頭，厲聲喊叫：“必須采取堅決果斷的措施，迅速結束動亂。”

 

李鵬日記中，始終把呼喚民主的學潮稱為“動亂”，並動輒把民主運動比喻為“文革”動亂。這實在令人啼笑皆非。文革，發生在、也僅僅發生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並由中共頭目毛澤東一手製造。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尤其有哪個民主國家，發生過類似中共文革般的鬧劇？倒回去說，如果，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已然是一個民主國家，人民擁有批評和監督政府的權力，毛澤東又豈能恣意妄為？浩劫又豈會持續十年？

 

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民主運動，包括中國八九民運，何曾以破壞該國文化、文物、古跡的“文革”似瘋狂登場？何曾以大規模暴力、迫害和殘殺的“文革”般血腥呈現？

 

李鵬本人，盛年曆經文革。其養父養母（周恩來與鄧穎超），亦是文革受益者。李處理八九民運，動輒對學生扣帽子、打棍子、抓辮子，階級鬥爭意識強烈，恰好證明，李滿腦子文革遺毒。通觀李鵬日記，一口一個“文革”，用文革思維“解讀”民主潮流，對請願學生扭曲定性。瘋人囈語，豈能不誤國害民？

 

李鵬日記，再次坐實了他留給世人的固有形象：強硬派，極左，仇視民主，誓死捍衛“黨的利益”，是策劃和實施“六四”屠殺的主要元凶。

 

“六四”屠城，鄧李合謀

 

至於鄧小平部分，李鵬的書寫，不過就是印證外界了然的事實：鄧提出戒嚴和拍板鎮壓。李詳細記錄，學潮期間，在鄧家中多次召開高層會議，證實請願學生指控：鄧垂簾聽政。1989年，作為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鄧小平，在紫禁城外，在中國民眾中，其支持率，已經接近於零；但在紫禁城內，在中共高層那個小圈子內，其威勢依然壓倒一切，壓倒黨的總書記趙紫陽。紫禁城內外截然相反的政治空氣，反映中國政治的反常生態。

 

鄧調動軍隊後，大概沒有料到軍隊會受到民眾群起阻攔，一時動彈不得。這一期間，鄧憂心忡忡，最擔心“軍心不穩”。李鵬寫道：“鄧小平擔心軍心不穩，這是大問題。”“六四”屠城後，鄧並不露麵，直到屠城後第5天，6月9日，眼看局勢已經完全處於掌控之中，鄧才亮相，接見戒嚴部隊幹部。

 

日記首次披露鄧在接見戒嚴部隊幹部時，講的這麽一句話：“如果是用坦克從人群中軋過去，就會引起全國的是非不清。”事實上，“六四”屠城中的主要情節之一，就是共軍用坦克壓軋人群。北京體育學院四年級學生方政作證，6月4日晨，方政隨其他學生從天安門廣場撤離，行進到六部口一帶時，共軍三輛坦克從學生隊伍背後衝進人群，方政當場被坦克輾斷雙腿。三輛坦克揚長而去之後，現場留下11具血肉模糊的屍體。

 

鄧講的那句話，仿如“此地無銀三百兩”，故意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體現一個獨裁者當麵說謊不臉紅的厚黑功夫。鄧小平和李鵬，一個在後台，一個在前台，配合默契，形同父子，最後，都成為遺臭萬年的“六四”屠夫。

 

長篇日記，隱瞞了什麽？

 

聲稱要寫出“事實”、“作為最重要曆史見證”的李鵬，並沒有完整的寫出事實，比如，參與“六四”屠城的重要幫凶之一，當時的北京市長陳希同，其名字，竟在李鵬書中隻字未提，僅在少數幾處，以“北京市長”一帶而過。原因無非是，陳於1995年在權爭中失勢，被江澤民以“貪汙罪”下獄。李不便在書中再提到這個名字。不一而舉。由此可見，李鵬日記，選擇性的記錄，有所暴露，也有所隱瞞。

 

隱瞞最深的，當推李與鄧之間的秘密交流。當時，除了對李鵬，鄧小平對中共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中的任何其他人，都不信任，或不完全信任，許多決策、交待、部署，極可能就隻在鄧、李兩人之間進行，包括允許共軍掃射人群、用坦克輾壓人群、施放毒氣彈等，極可能就是鄧、李二人背著他人，所下達的密令。否則，遠道而來的共軍官兵，哪有那麽大膽子，擅自作為？

 

李鵬暗示：江澤民是滑頭

 

關於江澤民出任總書記前後經過，李鵬紀錄：先是由陳雲、李先念二老向鄧小平推薦，鄧於當年5月19日正式決定，並知會李鵬等“常委”。5月31日，江澤民再次奉召進京；次日，鄧當麵告知江，要他出任總書記。但江並不同意馬上接任，以“黨章規定”為由，婉轉表示，要求“由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他任總書記。”而很明顯的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召開“中央全會”。

 

江趁機提出：“在此之前，他不能以總書記名義對外，可先在中央擔負一部分工作，熟悉中央的情況。”可以看出，江耍的是拖延戰術。實際上，江仍然在左右觀望。一方麵，在黨內，鄧趙之間兩條路線的紛爭，還沒有最後結論；另一方麵，共軍進京受阻，軍隊和民眾，誰占上風，軍心是否生變，都還不明朗。江堅持，一線工作仍由李鵬負責。李寫道：“他一直要求我在第一線主持中央工作。”大屠殺展開時，江呆在警衛大樓，坐觀形勢。直到一切都平息下來，6月23日，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江才正式出任總書記。李鵬日記暗示，江澤民是滑頭，看風使舵。

 

李鵬在日記中稱，學潮開始後，趙紫陽的智囊們，“建議趙紫陽要與鄧小平保持距離，爭取民心。”李鵬日記雖沒有提到江澤民的智囊們如何，但可以推斷的是，江的智囊或手下，如曾慶紅，給江的建議，極可能就是：在局勢沒有明朗前，不可輕易接過“總書記”這一燙手山芋般的職位。

 

賣力表演，實被利用

 

日記顯示，許多時候，李鵬一人被推到前台，竟至於，“六四”屠城後，6月5日淩晨，隻有退休老人王震一人，陪同李鵬到人民大會堂，為參與屠城的共軍官兵打氣。直到6月9日鄧小平露麵後，其他中共高層人物和老人才隨同鄧一齊露麵（唯江澤民仍托辭不出）。

 

這個挽救了黨、有功於黨的強硬派代表人物，再重新鞏固後的黨內，並沒有撈到什麽好處。即便鄧小平，對李鵬，也隻是利用。鎮壓功成，鄧並未對李加官進爵，而是把李單獨叫到書房，說：你繼續當總理。接著問：你看江澤民同誌當總書記怎樣？

 

在1998年的人大內部投票中，被內定轉任人大委員長的李鵬，竟從“自己人”那裏，得到200張反對票和126張棄權票，創下中共領導人內部得票率最低紀錄。這正如，一個凶人，對外麵人凶，也令內部人忌憚。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當年那個滿臉橫肉、在學生麵前不可一世的李鵬，在黨內，卻當了“冤大頭”。裏外不是人。所謂：耗子鑽風箱，兩頭受氣。

 

大量泄露“國家機密”

 

胡錦濤當局封殺李鵬六四日記，相信原因之一是，以中共自訂的機密標準，李鵬日記，大量泄露“國家機密”。

 

1989年，鄧小平所調共軍，為民眾所阻，無法進京，最後以隱蔽和喬裝分散方式入城。此前，這些情節，止於人們的推測。而今，經由日記，李鵬透露：在人民大會堂和天安門一帶，確有“人防地下通道”，共軍以隱蔽方式，經由這些地下通道，進入天安門。

 

李鵬日記，也間接證實楊得誌等7名上將寫信反對鎮壓的事實。李鵬日記還泄露，學潮後期，即便組成了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央“宣傳小組”，但共軍屠城後，“廣播和電視台在這關鍵時刻，都沒有堅決站到黨和政府這一邊。”李寫道：“今天中央電視台兩位播音員一反常態，有意身著黑色服裝，不知他們為誰吊喪。”李鵬還哀歎：“在平暴之後，中國新聞媒介卻鴉雀無聲。作為中國政府主要通訊機構的新華通訊社，在平暴後的三天內，沒有發布任何外文稿，全世界突然聽不到中國的聲音。”

 

李鵬強調“黨的團結”，但在日記中，卻泄露出這個黨的嚴重分裂。不僅黨的總書記趙紫陽，人大常委會中，多數副委員長、甚至委員長，都不讚成鎮壓學生。萬裏委員長外訪回國後，被江澤民截停於上海，並塞給他一份由李鵬部屬起草的文字，讓他照讀，算是表態。

 

孤注一擲，李鵬要拖眾高官下水

 

日記中，李鵬毫不掩飾自己扮演的角色，固然出自他以為理所當然而頑固不化的一黨專製意識，但非要公開出版不可，目的何在？李鵬要表白於世的，究竟是什麽？

 

在這部長達近15萬字的日記裏，李鵬詳細羅列了他發布戒嚴令、鄧調動軍隊後，中共高層人物和各省、市、部負責人的表態，多數“擁護”（部分猶豫，部分含蓄表示不讚同），包括當時在地方任職的江澤民、胡錦濤和主持“中辦”工作的溫家寶等，均屬“擁護”之列。這恰恰是李鵬日記，所泄露的最大“國家機密”。

 

原來，李鵬借此日記，警告後來的當政者：誰也別想為“六四”翻案，誰也別想提“平反”。你們當初都支持鎮壓，你們和我，都在同一條船上，休想把“六四”屠城的責任扣到我一人頭上，誰想清算我，你們也跑不掉。

 

這是晚年李鵬的孤注一擲。在該書“前言”和“後記”中，李鵬再三提醒：“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告誡：“黨的團結”，尤其是“領導集體的團結”，至關重要。這流露，黨內外“平反六四”呼聲的經久不息，讓李倍感焦慮。正是出於這種焦慮感，迫使李整理出長篇日記，並急於公開發表。

 

然而，被李鵬視作“護身符”的這一重大“國家機密”，卻留下漏洞：當鄧、李作出調軍戒嚴的決策和動作後，其他中共高層人物，以及各省、市、部負責人的表態，即便擁護者，也隻是表態支持戒嚴，並沒有表態支持軍隊對民眾開槍、坦克壓人、甚至大規模屠城。如果今日或日後的中南海當政者有意翻案，仍然可以憑籍這一漏洞，將屠城責任，盡數推到李鵬和已經死亡的鄧小平頭上。

 

詆毀趙紫陽，適得其反

 

李鵬日記，竭盡對趙紫陽的詆毀，仇恨情緒，彌漫字裏行間。但卻從反麵突出了趙的偉岸形象。李透露：趙自始至終堅持與學生和市民對話，要求通過緩和方式化解官民分歧，進而提出“民主化”和“透明化”的前瞻性主張。有人指趙的兒子“官倒”，趙主動要求中央調查。期間，趙還提出“取消對領導同誌的特殊供應”，這顯然觸動了黨內既得利益集團，尤其那些養尊處優的“老人幫”，如鄧小平等。趙的表現，在惡人當道的中共高層，難能可貴。

 

李鵬日記，把自己塑造成挽救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但，曆史必將記載，對中華民族而言，那一年，在逆流滾滾的中南海，真正的中流砥柱，乃是趙紫陽。

 

連續廢掉三任黨主席或總書記的強人鄧小平，留給中南海的殘局，便是：鄧之後的任何繼任者，都屬於弱勢，都要花很長時間去鞏固權力，幾乎長達整個任期，於是，無心作正事；待權力鞏固之後，任期已近結束，無心再有作為。換一屆當政者，周而複始。

 

整個中國，靠慣性運作，當政者的主題，除了經濟，還是經濟。至於政治民主與社會開放等話題，連碰都不敢碰。對重商主義的中華民族而言，隻要統治者不發動類似文革或大躍進那樣的破壞行動，國民經濟自然會積累式發展。隻可惜，這個被新專製主義牢牢束縛的古老民族，如今，除了錢，還是錢，竟無從著眼那些人類普世的奮鬥目標。在文明上，這個民族，被與世隔絕。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0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