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諸國，譴責“中國人禍”

中國西南大旱，已經持續半年之久，至今無緩解跡象。這場被稱為“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災，受災人口超過六千萬，殃及耕地一億多畝，經濟損失超過二百億（僅官方數據）。旱情還正向全國各地縱深發展，湖南、廣東、甘肅、河北、山西、寧夏、西藏等省區，均呈現日益加重的旱象。

                        

大旱，缺水，導致南方發電能力劇降。廣西，九成水電“癱瘓”；四川，部分電廠庫存量已低於七天警戒線；全國範圍，六成水電告急。旱區民眾，生計維艱。號稱“水資源居全國第三”的雲南，竟淪落到連飲用水都告急的地步。

 

中共總理溫家寶再赴旱區表演“親民秀”，並間接承認天災背後的人禍：基礎建設滯後，工程性缺水。溫某聲稱要“痛定思痛”， 卻不是針對中央政府，而是指向地方政府、甚至民間。

 

在民主國家，遇天災人禍，總是民間責備政府，地方政府又責備中央政府，由下而上；但在中國，情形往往相反：總是中央政府責備地方政府，甚至責備民間、指責國民，由上而下。溫某的振振有詞，把中央政府的責任，推得幹幹淨淨。仿佛，中共“中央政府”，隻有訓斥地方和教訓民眾的資格，絕無治國保民的責任。

 

然而，退休的前中共水利部長錢正英，卻道出了“中央政府”的曆史罪責：“進入九十年代，黃河開始斷流……我們一直強調治河、用水，沒想到居然使黃河水斷流了。後來問題越來越嚴重，塔裏木河、黑河等內陸河流也出現斷流。我逐漸認識到，過去的水利工作存在著一個問題：粗放管理，過度開發。”錢某雖然自責說“這不是現任水利部長的責任，是當年我當部長時的責任。”但毫無疑問，這是整個中共“中央政府”的責任。種種“天災”，都是來自中南海的慢性人禍。

 

據知，文革後期，唯一的經濟建設，是農村水利建設。但到了八十年代初，鄧小平為了從華國鋒手中奪權，竟汙指華“把水利建設戰線拉得太長”。鄧將華趕下台後，大幅削減資金，讓眾多水利工程下馬，導致全國各地水利工程老化失修，北方水資源緊缺，全國再現糧食危機，才由趙紫陽等人重提水利規劃。

 

到了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所謂“水利建設”，竟又是一窩蜂的亂上胡幹，密集攔江建壩。急功近利，唯利是圖。環境浩劫型的“中國模式”，引發重重災難。僅說旱災，進入二十一世紀，日益嚴重。2004年，中國南方遭受“五十三年來的罕見大旱”；2005年，雲南出現“近五十年來少見的嚴重初春旱”；同年，華南地區出現“嚴重秋冬春連旱”；2006年，重慶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旱”；2007年，中國22個省區出現旱情；2008年，雲南連續三個月大旱；2009年，15個省市發生嚴重幹旱；延至2010年，西南五省市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災”……

 

錢正英提到備受爭議的三峽大壩，僅一筆帶過。但無可回避的事實卻是，作為中共“政治工程”的三峽大壩，建成封頂（2006年）後，西南地區，高溫大旱，就連年不息。到這次大旱，長江上遊出現罕見枯水位，怵目驚心。

 

破壞性的“中國崛起”模式，甚至殃及鄰國。就在中國西南地區爆發特大旱災之際，緊鄰中國的東南亞國家也出現嚴重旱情。湄公河四國，即泰國、老撾、越南和柬埔寨，紛紛向中國政府提出交涉，譴責“中國人禍”，它們指控：中方在湄公河上遊，即中國境內的瀾滄江，亂建水壩，導致湄公河水位嚴重下降，達到半個世紀以來的最低點。

 

中共方麵，照例狡辯，不承認任何責任。但當近期，湄公河四國為此舉行峰會時，中共當局還是同意派出代表，前往“對話”，實際上是前去“解釋”、“挨批”。

 

溫家寶批評地方、訓斥民間，不妨自我反思：對待環境，中南海為何不能像部署其自身政權的“安全保衛工作”那樣，年年做到嚴絲密縫、滴水不漏？為何不能將天災人禍，像對付“社會不穩定因素”那樣，“消滅於萌芽狀態”？身為“暴發戶”的中共腐敗集團，究竟把浩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精力，都用到了什麽地方？值得國人追問和深究。

 

（4/6/10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陳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