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8年至今，音樂周曆經十載，溫德青說最直觀的變化就是聽眾， “第一屆聽眾隻有兩千人次，連續四屆以後達到八千人次，來自全世界各個地區。這說明，當代音樂的聽眾不僅是音樂學院象牙塔裏的師生了，它已經走入了市民的生活，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
在音樂周上，人們的耳朵慢慢地完全被打開，接受新的聲音藝術。
參加當代音樂周也是有條件的：首先作曲家必須健在。其次，這些作曲家必須在國際上有一定的影響力，被大家認可。
在十年的演出中，眾多優秀音樂家的故事被鐫刻在當代音樂曆史上。2012年，近80歲的前蘇聯音樂家古拜杜麗娜參加音樂周，她演奏完長達35分鍾的小提琴協奏曲《奉獻》，觀眾席陷入長時間的掌聲和歡呼。
現在，請帶好耳機，接受經典音樂的洗禮吧！
從她的音樂中，你感受到了什麽？似乎貝多芬來到了這個世界。
一位尼泊爾的音樂家，是一個尼姑。她的清唱如她的信仰，非常純淨，崇高聖潔，中國古琴為她伴奏，那場音樂會觀眾爆滿，一票難求。
第十屆音樂周引來了一個新流派——飽和主義音樂。它產生於十多年前的法國，靈感來源於自由爵士（Free Jazz）、重金屬和搖滾。這種音樂想反叛前輩們非常精致、細膩的頻譜音樂，常伴有琴弦拉斷、重金屬撞擊、電子音樂的音響，而且身體語言特別多，感覺像跳舞一樣，非常有張力和緊張感，特別適合年輕人。
在80後鋼琴家宋思衡看來，演繹當代音樂，對年輕音樂家來說有一個集體症候，就是技術高難度，“一些技術都是對以前演奏的顛覆，甚至有時候會擊打鋼琴麵板，撥鋼琴上的弦，技巧很寬泛，想象空間很大。”
想象一下，舞台中央的指揮，突然用指揮棒波動鋼琴上的弦，那會是何種境況？當代音樂，便是一切皆有可能。或許有一天，你無意間吹的口哨不小心被宋思衡帶進了他的多媒體當代音樂的藝術殿堂。宋思衡認為，當代音樂的價值要靠一些真正有遠見的人來挖掘、維護。
談及遠見卓識，著名音樂家譚盾便值得一提再提。他對當代音樂體會頗深：“藝術創造是非常個人的，這種思想性、藝術性都是個人的一種世界，有高有低，有寬有窄，但是最後天才一定是在非常廣泛的篩選中成長，所以天才的土壤一定要肥沃，要廣闊。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於當代音樂給予我們的思考，給予我們的知識分子、藝術家足夠的能量和土壤，這樣我們以後才會有更多的天才出現。”
他更期待當代貝多芬的出現，“二十世紀一晃，一百年就過去了，有作曲家被曆史留住，但是留下的不多。全世界偉大的作曲家，那可是從2000多個裏麵過濾下來的，能數出20個就已經不錯了。沒有2000個，哪來的20個呢？如果當時隻有二十個，那可能剩下就一個了。如果我們不抓緊當代音樂的建立、普及和鼓勵的話，你就發現好的作品留的不多，其實這就是我們的一個問題。”
音樂就是一個信仰，一定是你需要音樂，希望跟別人分享音樂。譚盾雖已過不惑之年，但對音樂的認知卻依舊在尋找，他說年輕音樂家就應該像音樂符號中的導音7（si）一樣，不能停止追尋自己人生奉獻的目標，“我不是你的聖徒，卻奉獻了自己。”
多少流行歌曲如春如風，滋潤了這一代人又被下一代人忘記。今日春風吹過，我們還記得去年的春天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