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強:對合作與衝突的睿智解讀

“為什麽有些國家、團體和個人可以和平地解決衝突,而另一些國家、團體和個人卻不斷地被衝突困擾呢?感謝奧曼和謝林的研究,為這一自古以來困擾我們的問題帶來啟迪。”

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理性分析中心經濟學家羅伯特·奧曼(Robert Aumann)和馬裏蘭大學經濟學係和公共政策學院的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共同分享2005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和約130萬美元的獎金,以表彰二人在博弈論領域裏做出的突出貢獻。這已是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領域研究者在十一年中第四次獲獎。之前,1994、1996、2001和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也都與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密切相關。

博弈論也叫對策論,是現代微觀經濟學的基礎領域之一,主要研究在彼此互動的情形下個人是如何做決策的。近年來它已經被廣泛地應用於商業、政治、社會學等其他社會科學的分析中。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頒獎文告中稱,這兩位經濟學家“因通過博弈論分析加強了我們對衝突和合作的理解”。
奧曼教授現年75歲,擁有美國和以色列雙重國籍,現任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理性分析中心教授、紐約州立大學斯坦尼分校經濟係和決策科學院教授、以色列數學俱樂部主席、美國經濟學會榮譽會員等。同時還擔任《國際對策論雜誌》、《數理經濟學雜誌》、《經濟學理論雜誌》、《運籌學數學》等多家頂尖專業雜誌的編輯。

奧曼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一個正統的猶太人家庭。希特勒法西斯上台之後,因慘絕人寰的猶太迫害政策,他和家人被迫移民美國。1955年獲麻省理工學院數學博士學位。奧曼曾經在一次采訪中提到,正是他在麻省理工念博士期間,第一次遇到了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電影《美麗心靈》的主人公約翰·納什。納什向學數學的奧曼介紹了博弈論的研究動向,讓他對這一新興的學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吸引他來到普林斯頓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在那裏,他和納什曾同時接受貝爾實驗室的資助,共同探討博弈論的思想和應用,也在納什、摩根斯特恩等幾位為博弈論做出了奠基性貢獻的數學家的影響下開始了對動態博弈研究。在納什利用拓撲學等數學知識提出“納什均衡”的概念解決了一次性靜態博弈的均衡問題基礎上,奧曼的工作把博弈論的研究從一次性的決策過程擴展到了多期的重複決策。這一研究極大的拓寬了博弈論的研究思路,增強了它的解釋能力。1956年,作為一名猶太人,奧曼攜家人返回以色列定居。

“我完全不知所措,這個結果出人意料。”在接到瑞典科學院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會通知獲獎的電話時,奧曼這樣說。但事實上,作為數理經濟學大師,他不僅利用數學工具對“共同知識”和“相關均衡”等重要的博弈論概念給出了嚴格的敘述,而且在評委們看來,“羅伯特·奧曼是正式對‘無限重複博弈’作全麵分析的第一人。”

重複博弈的理論是現在經濟學家分析長期合作行為的基本框架。例如,它可以解釋為什麽在殘酷的價格競爭中廠家在長期內會串通起來抬高價格形成“價格聯盟”;核武器是各國軍事實力的象征,但是國家之間為什麽會達成“核不擴散協議”等等。重複博弈的提出,使得博弈論的發展從考慮單期的一次性決策擴展到了多期的重複決策。

謝林教授現年84歲,1951年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曾在哈佛大學的肯尼迪學院教學長達20年。曾經長期擔任美國政府顧問等職。他最突出的貢獻在於把博弈論的理論應用於經濟、政治等各個學科的分析中。從上世紀50年代起將博弈理論用在對全球安全問題和裁軍問題的分析上開始,謝林對人們在各種衝突和合作情況下的行為和決策進行了深入分析,並因為研究防止與核戰爭有關的行為而獲得過美國國家科學院獎。他在歐洲經濟合作管理組織工作過,也曾任職於白宮辦公廳、耶魯大學、蘭德公司等機構。在軍事戰略與武器控製、能源和環境政策、氣候變遷、核擴散、恐怖主義、有組織的犯罪、外國援助和國際貿易以及公共政策和商務中的倫理問題等方麵發表了大量的文章。
 
謝林在1960年發表的《衝突戰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一書是研究解決矛盾衝突策略的經典著作。這本書主要討論了核戰爭、武器競賽、軍控等政治和軍事問題,對以後的幾代博弈論工作者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也被看作是西方自從1945年以來影響最大的100本書之一。

謝林的另外一個重要的理論貢獻在於解釋了不同的種族、性別之間的隔離現象。按照謝林的說法,諸如“種族歧視”等現象可以看作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結果。他認為人們是願意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膚色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但是,單從個人來說,他會希望周圍的同伴至少有一點和自己相同的特征(比如膚色),這種個人之間的因為偏好造成的無意識的選擇集中到宏觀的群體層麵上,可能就會體現為白人更願意和白人打交道,這在一些人看來就是所謂的“種族歧視”。

謝林的這一理論對於我們理解現在中國的城鄉隔離現狀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在這種理論的解釋下,農村人口在城裏的邊緣化可能並不是因為城裏人故意對農村人口的歧視性行為,而有可能僅僅是因為長期生活在城市的人對農村新移民的陌生感造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兩位經濟學家對博弈論的關注都起因於他們所親身經曆的社會曆史變革。兩位經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洗禮的青年人,學術生涯的第一份工作都與冷戰的大背景密切相關。奧曼為美國政府設計了假想城市空襲時的防禦戰略,謝林則參與了馬歇爾計劃的設計和實施。對於他們而言,冷戰和核威脅始終是心中一片揮之不去的陰霾。這促使他們在此後的幾十年裏用自己的理論幫助人們去更好的理解個人、群體和國家之間的衝突與合作。

從這個層麵上說,今年把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這樣兩位經濟學家具有很強的時代意義。在這樣一個經濟、政治一體化與極端主義、恐怖主義並存的年代裏,處處充滿了人與人之間激烈的競爭、國與國之間力量的角逐。博弈論在經濟學以外的社會科學領域的應用和發展,或許會有助於人們更加清醒地認識世界的未來和發展的道路。在解析奧曼和謝林獲獎原因時,經濟學獎評委會主席就表示:“為什麽有些國家、團體和個人可以和平地解決衝突,而另一些國家、團體和個人卻不斷地被衝突困擾呢?感謝奧曼和謝林的研究,為這一自古以來困擾我們的問題帶來啟迪。”當有記者問奧曼的解決衝突理論是否可以用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長期的衝突和鬥爭時,奧曼表示這是他的衷心願望。

與物理、化學、文學獎等不同,諾貝爾經濟學獎並沒有出現在諾貝爾的遺囑中。它在1968年由瑞典中央銀行設立,全稱是“瑞典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科學獎”。從最近幾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研究領域反映出來的一個趨勢是,經濟學越來越重視考慮個人的行為和決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等已經成為了現代微觀經濟學研究和發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