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澤諭吉終其一生都致力於在日本弘揚西方文明,介紹西方政治製度以及相應的價值觀。他在《時事新報》發表了著名的短文《脫亞論》,積極地提倡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應該放棄中華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學習西洋文明。基於優勝劣汰的思想,他認定東方文明必定失敗,因此他呼籲與東亞鄰國絕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視為與鄰國同樣的“野蠻”之地。他對當時的東亞其他國家采取蔑視的態度,比如將中日甲午戰爭描述為一場“文野(文明與野蠻)之戰”;認為朝鮮王朝、清朝是“惡友”。故而《脫亞論》又被認為是日本思想界對亞洲的“絕交書”。 福澤諭吉對於西洋文明並非沒有取舍。可以說在其自由主義的表象之下,始終貫徹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此後,也有人批評福澤是一位肯定侵略行為的種族歧視主義者。但是,根據平山洋的《福澤諭吉的真實》(文春新書)的文字,其實這應該歸因於《福澤諭吉傳》的作者、《時事新報》的主筆、《福澤全集》的主編石河幹明。根據平山的論點,雖然福澤批評了支那(中國)和朝鮮的政府,但是並不是貶低其民族本身。至於將清朝的士兵稱為“豬玀”等種族歧視的說法,其實是石河將自己的觀點偽造成福澤的說法寫入全集的。但是,對於這種觀點,仍有不少人表示質疑。但根據《脫亞論》,事實上當時福澤認為日本,中國之間如同近鄰。而日本已經將舊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國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澤認為應該想方法令中國也改建為石房,不然代表中國的茅草房著火一樣會影響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應該不惜強占還是草房的中國,朝鮮。幫助其改建成石房。而且事實上,福澤甚至還資助過當時朝鮮的政變。但無論福澤如何認為,作為日本當時的精神導師的福澤在推動日本走向侵略道路的問題上亦難辭其咎。他對亞洲的觀點,尤其在當時精神導師的地位而導致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日本民眾的心理,而這種普遍存在的觀點,成為日後日本軍隊在亞洲國家實施暴行的思想根源。在一些學者的眼中,他更是日本侵略亞洲路線的基本設計者,堪稱“日本近代第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而福澤“脫亞入歐”的理論至今仍在影響著日本的發展,可以說是“現今日本政治右傾化思潮的總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