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國家不幸玩家幸－－黑色幽默的黃金時代

國家不幸玩家幸
－－黑色幽默的黃金時代
胡平

曆史上最荒誕最可笑的時代

我起碼有二十年不看央視的春晚了。去年有天讀到一篇網文，說起春晚上趙本山的小品《不差錢》頗有諷刺現實的意味，於是找到那段視頻看了看；不能說一點諷刺現實的意思都沒有，但實在少得可憐。據說在這些年的春晚上，就數小品最受歡迎，而趙本山已經被奉為藝術大師。這未免就讓人啼笑皆非了。後來又聽說上海周立波的海派清口風靡上海，很有些像美國的脫口秀，結合當下的時事新聞，解構加調侃，還模仿當今在位的黨國領導人。我特地看了模仿溫家寶的那一段，非常失望，演員雖有天份，但整個表演卻相當“主旋律”，不過是變個方式歌頌罷了，和美國類似的脫口秀正好相反。至於相聲，相聲本以諷刺見長，但如今的相聲卻慘不忍睹。

真是有愧於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啊！我們的時代是什麽時代？我們的時代是曆史上最荒誕最可笑的時代，是大家明知其荒誕可笑、但仍然不得不繼續荒誕可笑下去、所以尤其荒誕尤其可笑的時代；因此也就應該是政治幽默政治諷刺的黃金時代。

因為今日中國仍然是共產黨一黨專政，共產黨幹了很多壞事，又可恨又可氣。然而今日中國畢竟又不同於過去的毛時代，今天，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不但早已徹底破產，而且變得麵目全非。越來越多的民眾看穿了共產黨那套把戲。專製者外強中幹，色厲內荏，做賊心虛，幹起壞事來沒了底氣，不但可恥，而且也很可笑。叔本華講過，當人們突然發現一件事不協調，不般配，表裏不一，自相矛盾，顧此失彼，捉襟見肘，而且又對比鮮明時，人就忍不住發笑。共產黨說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昨天一套，今天一套；無處無破綻，無處不荒謬。今天的中國社會，簡直就是一部荒誕派的連續劇。曆史上還有比這更荒誕的時代麽？我看沒有了。

再一次感謝互聯網。幸虧還有互聯網，民間的嬉笑怒罵好歹有了出氣口。打開中國的互聯網，每天都能看到大量的笑話、諷刺與幽默。其中大部分都有很強的政治性，要麽是直接針對專製權力，要麽是針對專製權力下的種種腐敗與醜陋現象。這中間既有古為今用，也有洋為中用，更多的則是國人自己的發明創造。荒誕的現實把許許多多人造就成諷刺家幽默家笑話大王，而生活本身則給我們提供了太多太多的生猛素材，實在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相比之下，趙本山、周立波那點貨色算什麽呀！

取笑專製權力就是否認其合法性

是的，最好的幽默與諷刺總是觸及現實的，尤其是觸及權力的。也許有人會說：為什麽非要諷刺現實中的權力不可呢？隻要好笑就行了嘛。不然。因為這涉及到笑的本質，笑的意義。

笑看上去很輕佻，其實它來源於我們的一種很深沉很嚴肅的情感：驕傲（孟德斯鳩和波德萊爾都指出過這一點）。笑使我們淩駕於引人發笑的事物之上。你笑某人，表明你比某人高明――起碼是在某一方麵比某人高明。怕被人笑話，就是怕被人瞧不起，怕被人小看。所以，我們常常見到城裏人取笑鄉下人，本地人取笑外地人，健康人取笑殘疾人，男人取笑女人，如此等等。有的節目，其內容本身並不好笑，隻因為采用了某種方言，於是就很好笑了。這實際上是表現出官話對方言的優越感。

正因為笑表現我們的驕傲，表現我們高人一等，所以有不少笑話段子雖然很好笑，但卻顯得有些刻薄，顯得不夠厚道，甚至顯得很勢利。取笑窮人、取笑鄉下人、取笑殘疾人都是很容易的，但也常常是很招人反感的。理由即在於此。

唯有一種笑話沒有這種問題，那就是針對權力的笑話。因為權力高高在上，有權力就有不平等，這就需要用笑去平衡。取笑權力可以表現出人的平等意識。所以取笑權力幾乎具有天然的正當性。民主國家裏的政治笑話總是愛拿掌權的大人物開涮，就是這個緣故。針對專製權力的笑話自然就更正當了。專製權力是專製者強加給我們的，不是我們選出來的。專製者為了表明他們有統治我們的資格，必須要自吹自擂，自己給自己臉上貼金（如“偉大光榮正確”，“先鋒隊”，如“三個代表”）。取笑專製權力，就是否認他們在道德上和智力上有什麽高明，這就等於否認他們有資格統治我們，因此構成了對專製權力的挑戰。取笑專製權力就是不承認專製權力的合法性，就是捍衛我們的尊嚴，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爭取民主。

專製統治者最受不了別人對他大不敬

同樣是在講演時有人往台上扔鞋子，美國總統小布什可以很輕鬆地用一句玩笑話來打發，中國總理溫家寶卻不能不擺出莊重無比的神態，義正辭嚴地去反擊。這不是因為小布什有幽默感溫家寶沒幽默感，和東方文化西方文化的差別也沒關係，而是因為兩人的處境不一樣，是因為兩人的權力的性質不一樣。

美國人取笑他們的總統，這不會影響總統權力的合法性。因為美國的總統是在與對手的和平競爭中贏得多數選票而產生的，本來就有一大批選民投的是反對票，因此，承認批評者反對者的存在，並不會影響總統權力本身的合法性。再說，如果反對者的人數增加，到下次大選時你得不到多數票，想不下台也不行。因此，美國的總統不怕有人當麵批評嘲笑，另外，他想壓製也做不到，所以不妨在批評麵前表現大度，在嘲諷麵前保持輕鬆。專製統治者就不行了。專製統治者最受不了別人對他大不敬。中共領導人的權力分明不是來自人民但又必須冒充來自人民，因此他們最害怕有人公開批評與嘲諷，他們必須對別人的公開批評與嘲諷反對立即迎頭痛擊，把公開批評反對或嘲諷的人打成敵對勢力，起碼也要暗示對方心懷惡意。如果他用輕鬆友好的態度對待批評者嘲諷者，那就會使人感到批評他嘲諷他是正當行為，沒什麽了不起，這就等於默許乃至鼓勵其他人也出來公開批評嘲諷。“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麵如土。”一旦來自人民的批評與嘲諷獲得了合法性，專製統治者自己的合法性就成了問題。這個口子一開，那還得了？

荒誕是當今中國社會的常態，隻是我們見慣不經罷了

現代藝術史上有樁軼事：法國藝術家杜尚（Marcel Duchamp）把廁所裏的小便池送去藝術展，於是這個小便池就被視為藝術。可見藝術和生活沒有區別。生活中處處有藝術，隻不過大家見慣不經，習焉不察，視若無睹罷了。一旦把它們從生活中抽離出來，就像把小便池裏取出來放在藝術展廳裏，你看上去就是另一種感覺了。

其實，不少西方現代藝術，都有點玩深沉、沒事找事的味道。要說它們的那些構想，最合適的對象倒是我們中國。荒誕是當今中國社會的常態。生活中的任何一個片斷，再平常不過的，隻要被聚焦，就成了諷刺，就成了藝術，就震撼，就驚世駭俗。

例如前年胡錦濤訪問日本，期間參觀了一所小學。有一位小學生問：“胡爺爺，你為什麽要當國家主席？”胡錦濤回答：“小朋友，我告訴你，我本人不想當國家主席，是全國人民選我當主席，我不能辜負全國人民的希望。”這段問答自然很可笑。不過我相信一般人在讀到這段報道時未必會產生強烈的荒誕感，因為我們對這類謊言早就習以為常，麻木不仁了。然而有天我從網上看到一段視頻，裏麵正好有這段問答，頓時感到很荒誕，很可笑。我想，假如有人略做技術處理，讓胡錦濤的這段回答一次又一次地重複播放，那造成的荒誕感一定會強烈得多。假如我們把這段視頻放給來訪的中國政府官員們看，給中國的大使領事們看，給胡錦濤本人看，連放三遍，我就不信他臉上還掛得住，我就不信那些官員們誰還不如坐針氈。

笑是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到目前為止，民間流傳的政治諷刺與幽默主要是文字形式，其次是圖片，也有少量的是表演。由於音像錄製技術的發展與普及，有一些諷刺作品采取了音像的形式。不過，自編自演自拍的具有政治諷刺意義的小品、相聲或脫口秀，數量還很少。其實，要製作山寨版的小品相聲脫口秀都很容易，因為它成本低，對布景道具的要求很簡單，現成的素材或腳本到處都是，演員也不難找。有互聯網作載體，傳播應該不難（我在海外網站上看到過幾個很不錯的小品，但好像注意到的人不多，影響不大）。隻是很遺憾，今天，我們還不能讓那些政治笑話政治諷刺的節目在中國的大劇場公開演出，或者是在國內的電視台公開播放；換句話，由於這些作品無法在大陸公開演出，這就削弱了它們的效果。所謂削弱效果，不隻是說觀眾少，影響小，而且還是說，由於你不能和更多的人一道欣賞，你獲得的快感也會比較小。

這一點很有意思。我以為那是和笑的社會性有關。因為笑需要共鳴，渴望共享。一個人也可能獨自發笑，不過這種情形比較少。更多的笑一定是和別人同在時發出的，人越多的時候越容易笑，而且笑得越歡。因為笑會傳染，象打嗬欠一樣。但有一點不同，打嗬欠的傳染純粹是生理上的。笑的傳染還是心理上的。笑不隻是感情而且是表情，笑常常是笑給別人看的，所以獨自笑就意思不大。一個人獨自笑，多少會感覺不自在，不好意思，甚至感覺有點傻乎乎，有點神經病，總之有點不對頭，所以一個人獨自不大笑得起來，偶爾笑起來了，也很快就止住了。有別人同在就不一樣了。最好是和大家一起笑。廣播裏電視裏播放相聲、小品、脫口秀或其他喜劇節目，常常要有意地把現場觀眾的笑聲也播放出來，有的節目本來是在錄音室或錄影棚裏攝製的，現場並沒有什麽觀眾，製作者每每在合成節目時還要專門把幾段早錄好的笑聲盡可能恰到好處地放進去。這就是為了讓收音機電視機前的孤零零的你有種與別人同在，你是在和大家一起笑的感覺。這樣你才能笑得暢快，笑得開懷。

另外，笑也是一種認同，大家一起笑，表明大家都有同感，表明大家是一夥的。別人高談闊論，你插不進嘴，這還不算尷尬；別人講笑話，大家都哈哈大笑你卻笑不出來，那才叫尷尬呢。因為那表明你在他們的圈子之外，你是異己是另類，你會有種被當眾排斥的感覺。赫爾岑說的好：“笑是最有力的武器之一。”那幫當朝的家夥未必都怕你罵他，但沒有一個不怕你取笑他。笑具有居高臨下的優勢，所以構成對強權的有力顛覆。當一個個政治笑話迅速地流傳天下並引起廣泛共鳴，專製者不能不感到自己被大眾所孤立，不能不感到自己權力的虛幻與脆弱。當專製權力成為萬民取笑的對象時，那就離它的垮台不遠了。

過了這個村 就沒這個店

是的，諷刺與幽默常常有地域性，有時間性，特別是針對權力的諷刺與幽默。給美國人講中國的政治笑話，拋開語言上的隔閡不談，那效果也會打折扣；就算是講給在美國的中國人聽，勁道也會小很多。因為你諷刺的那個權力不在跟前，或者準確地說，你在強權的控製之外。古代的笑話，今人就未必覺得可笑，至少是不會覺得有那麽可笑。現在再去諷刺四人幫，就沒那麽可笑了。這裏的道理是共同的。因為政治諷刺與幽默既然是對強權的反抗，因此，唯有這強權就在當下就在頭上時才最有力量。如果這強權是存在於別處，或者是已經不存在了，我們沒有親身感受到它的壓迫，因此，針對它的那些笑話不再具有解壓和出氣的作用，其反抗的意義也大為縮小，那麽，由此帶來的快感也就剩不下多少了。

如此說來，在今日中國，由於我們還沒有真正的表達自由，因此，那些最好的政治諷刺與幽默還無法在公開的平麵媒體上以及舞台上電視上大放異彩，那固然令人遺憾；但反過來說，正因為我們還處在強權的統治之下，因此，針對強權的政治諷刺與幽默才最為民眾所需要，最能把其效力發揮到極致。這就是為什麽偏偏在今日中國，政治諷刺與幽默能大行其道，方興未艾，一批又一批諷刺家幽默家應運而生，引領風騷。

馬克.吐溫說得不錯：“幽默的秘密源泉不是歡樂而是悲傷。在天堂是沒有幽默的。”假如我們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假如我們有真正的民主選舉，哪還容得這幫家夥在台上裝腔作勢，頤指氣使？在今日中國，人民的處境很可悲。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常常很無奈。這就和我們日益清醒的公民意識以及尊嚴感、正義感形成尖銳的矛盾。正是出於對這一矛盾的痛切感受，產生了有“中國特色”的黑色幽默：它貌似玩世不恭，骨子裏卻極為嚴肅；看上去輕鬆愉快，實際上無比沉重；有的形式很粗俗，但表達的卻是文明；它並非隻是消解，它同時也在建構。我相信，一部當代中國政治史、心態史、文學史，藝術史，不能沒有諷刺幽默這一大塊。有這份才情的人真應該抓緊現在，隻怕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