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都應該知道的一個事實：中國低工資高物價與美國高工資低物價的原因：中國社會30年的悲劇循環! 讀過本文後如果你覺得這確實就是我們生活的現實，那麽請你將它轉載並向朋友推薦。 中國宏觀經濟改革是從取消價格補貼開始的，30年後卻又重新恢複了價格補貼製度，隻是補貼對象改變了，由過去補貼國內絕大多數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消費，變成了現在補貼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透支性消費。毛澤東時代，為了保障絕大多數老百姓的基本生活，當時采取了價格與價值相背離的政策：對高檔商品和奢侈性商品實行高價，讓富人消費時多掏一些錢;對人民必需的基本消費品實行低價，讓老百姓手裏的錢能夠購買到更多物品。如果低於成本則屬於政策性虧損，由國家財政進行補貼，就像現在國家財政補貼中石化的“政策性虧損”一樣。這就是長期以來中國精英大肆批判的價格倒掛和價格補貼製度。然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把這一製度視為至寶，許許多多發展中國家都把價格補貼製度作為穩定社會的基本經濟政策，所有發達國家更是在此基礎上，青出於藍地建立了一係列“劫富濟貧”的經濟製度，從而實現了數十年的穩定發展。而作為“劫富濟貧”製度發明者的中國，卻反其道而行之，在徹底摧毀“劫富濟貧”製度的基礎上，建立起了古往今來世所罕見的“劫貧濟富”“劫內濟外”的反向調節製度，把商品高價賣給本國人民，低價賣給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期間差額由國家財政發放出口補貼。財政補貼資金的來源，則依靠對國內老百姓購買商品時進行高額加價征稅。可見，通過價格背離進行補貼和征稅的方法，與毛澤東時代完全相同，隻是補貼和征稅的對象改變了，毛澤東時代是向富人高價征稅，然後補貼給窮人，現在則是向窮人高價征收，然後補貼給富人和洋人。 最近一度鬧得沸沸揚揚的中國汽油賤賣事件，向人們展示了商品在國人和洋人之間差價是何等之大，由此造成的中國老百姓財富損失是何等驚人。繼賤賣銀行、賤賣股票引起國人的憤怒和痛苦之後，人們在賤賣汽油問題上再次感受到了這種憤怒和痛苦，中國把國內銷售6.66元/升的汽油，以2.4元/升的價格出口國外，其間差價超過2.8倍。也就是說，中國人在中國購買自己生產的商品，要比外國人多付2.8倍的價錢。根據2008和2009年前三個季度的推算，2008和2009年兩年出口成品油約4500萬噸，折合汽油約560億升，按照每升汽油內外差價4.26元計算，洋人獲取價差收益超過2400億元。再看中國人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更是驚人，同樣按照前三個季度推算，2008年我國成品油產量約20800萬噸，扣除出口約2300萬噸，國內銷售約18500萬噸，折合汽油約2300億升，價差接近1萬億元，也就是說，中國人購買本國汽油比外國人多付近萬億元。由此可以看出價格這個分配工具強大的財富轉移功能，僅汽油消費這一項一年差價就超過上萬億元，兩年向外商轉移財富超過2400億元。 在此千萬不要以為僅僅是汽油的出口價格低於國內價格，中國所有商品的出口價格都遠遠低於國內價格;並且不僅僅是中國生產的商品，包括美國生產的商品也一樣。也就是說，無論是中國生產的商品還是美國生產的商品，在中國的銷售價格都要高於美國的銷售價格。相比之下，汽油的中外差價幅度還算是比較小的，其它絕大部分出口商品的差價幅度更是驚人。按照美國摩根·斯坦利公司提供的數據，中國商品在美國的零售價格高於出口價格4倍。可是，即便這個高於出口價格4倍的零售價格，仍然低於國內同一商品的零售價格，可見中國出口商品價格之低，已經低到了何等驚人的程度，由此形成的巨額財富轉移該是多麽驚人。2008年中國國內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是10.8萬億元，出口商品總額14285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9.7萬億元，出口商品總額接近國內商品總額。可是，如果按照成品油的國內零售價格高於出口價格約2.8倍計算，外商用9.7萬億貨幣買走的中國商品，折合成為國內零售價格相當於27萬億元;或者換一個角度來說，國內老百姓用10.8萬億貨幣買入的商品，按照出口價格計算僅相當於3.8萬億元。可見，中國創造的絕大部分財富，都通過這個價格差額被西方國家拿走了。據國家統計局披露，2002——2008年出口總額10.5萬億美元，超過70萬億人民幣，按照成品油中外差價2.8倍計算，相當於國內價格約200多萬億人民幣，如果把這200多萬億商品用於國內人民生活，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將至少提高2倍以上。而實際上卻是我們把國內賣2.8元的商品，1元錢賣給外國人，企業的虧損由國家財政補貼，就是用這種曆史上聞所未聞的方式，六年期間賣掉了幾百萬億商品，天文數字的財富通過這種差價轉移到了西方發達國家。 就是通過這種價格管道，中國老百姓血汗創造的財富，如同長江大河般滾滾流向了西方國家，讓所有西方國家的所有家庭，都享受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利益。中國的廉價商品，廉價資源，廉價股票，廉價企業，廉價勞動力等等，已成為美歐等西方國家發展虛擬經濟、建立透支性消費體係的物質基礎。年底大盤點，西方媒體幾乎不約而同地齊聲高呼“感謝中國”;美國媒體甚至把中國總理列為改變美國經濟的十大人物中唯一的外國人;《時代周刊》更是把中國工人列為2009世界十大新聞亞軍。元旦前後，中國央視新聞幾乎連篇累牘地引用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經濟的高度讚揚，西方媒體競相用各種方式盛讚中國經濟給西方國家帶來的巨大影響。中國改革開放的確給西方國家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30多年前西方國家是高工資高物價，中國則是低工資低物價。中國改革開放造成的巨大奇跡之一，就是把在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進行了分配關係的重新組合，把西方國家的高物價般到了中國，與中國的低工資結合在了一起;把中國的低物價般到了西方國家，和西方國家的高工資結合在了一起;進而形成了西方國家高工資低物價，而中國則是低工資高物價的新的經濟現象。昨天一位剛剛從美國回來的朋友，談到美國的物價之低，比30多年前美國人談到中國物價之低，還要更加感慨。 由於把中國的低工資和高物價結合在一起，把美國的高工資和低物價結合在一起，這就使中美兩國實際收入之間的差距，要遠遠高於貨幣收入之間的差距。1980年美國人均收入是1.02萬美元，中國是190美元，相差約54倍。由於中國是低工資低物價，所以在收入相差54倍的情況下，中國工人也如同美國工人一樣，獨自一人就能夠養活一家子四、五口人。2008年美國人均收入3.76萬美元，中國是1100美元，相差34倍，貨幣收入差距縮短了三分之一還多。可是，在實際生活中，美國工人仍然能夠獨自一人養活一家子四、五口人，而中國工人夫妻倆一起沒日沒夜地幹，養活一個孩子都困難，還時常還需要爺爺奶奶來接濟。為什麽中美兩國工人貨幣工資之間的差距在縮小，而中國工人供養家庭的能力在下降?甚至下降到了夫妻二人做工養活一個孩子都困難的狀況，這種狀況不僅在中國，即使在世界工業發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罕見現象。就是因為把西方發達國家原有的高物價搬到了中國，與中國低工資甚至是超低工作結合在了一起。從而使中國工人養活家庭的能力下降到了人類曆史上最低水平。就以汽油為例，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工人的小時工資78美元，折合人民幣530多元，按照美國汽油價格4.58元/升(人民幣)計算，美國工人一小時工資能購買115升汽油;而中國奇瑞汽車工人小時工資是10元，隻能購買1.5升汽油，如果像美國那樣汽油價格中再包含過路過橋費，那麽連一升汽油也買不了。這其間的差距已經不再是貧與富之間的差距，甚至超越了天堂與地獄之間的差距。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中美兩國汽油的原料成本大體相同，都是來自於統一的國際原油價格，勞動力成本則是美國幾十倍地高於中國，按理說美國的汽油價格應該遠遠高於中國才對，可是比白日見鬼還要不可思議的，卻是美國汽油價格大大低於中國。那麽，究竟是什麽因素造成了人力成本遠遠高於中國的美國商品，銷售價格卻遠遠低於中國，而人力成本遠遠低於美國的中國商品，銷售價格卻遠遠高於美國？
答案十分簡單：中國財政。無論是美國的低物價，就是中國的高物價，都是中國財政運行的結果。這就是美國政府比中國人還要關心中國改革開放的根本原因。 首先，就美國低物價來說，美國汽油價格低於中國，是中美兩國財政共同補貼的結果。中國財政補貼一是通過出口退稅的方式按商品發放;二是通過虧損補貼的方式對企業發放。2008年僅中石化一家公司獲得虧損補貼就達到123億人民幣。這些錢一方麵被公司內部官僚揮霍掉了，中石化老總陳同海日均消費超過4萬元，甚至連嫖娼都用飛機空運俄羅斯小姐;另一方麵以低價銷售的方式補貼給了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雖然美國政府不是像中國這樣，直接向石化企業發放財政補貼，但是，美國政府用來平抑油價的戰略石油儲備，是依靠國家財政支撐的，仍然屬於一種財政補貼，隻是補貼的對象，不是企業而是國民。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由於美國財政補貼的資金，來自於中國購買的美國國債，所以歸根到底，美國的財政補貼也來自於中國。都是來自於中國老百姓的血汗錢。 其次，就中國高物價來說，則是中國實行高額稅收和通貨膨脹的結果。中石化在為賤賣汽油辯護的新聞發布會上，透露出了中國驚人的高額稅收。中石化聘請的專家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國內汽油銷售價格高於出口價格2.8倍，其間4.26元的差價是政府稅收形成的，據此認為6.66元的國內銷售價格與2.4元的出口價格之間不具有可比性，6.66元賣給本國人和2.4元賣給外國人都是完全正常的。這與此前中國銀監會和中國證監會關於銀行股內外差價的解釋完全相同。當時中國銀監會解釋說，把銀行的股票幾毛錢賣給外國人並不低;中國證監會則解釋說，把銀行的股票十幾元賣給本國人並不高。中石化如此解釋的本意是要為自己解脫，把中外巨大差價的責任推給政府，卻無意間暴露了一個令人無比震驚的事實，中國稅收占消費品價格的比重竟然高達6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隻有36%，中國老百姓每購買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稅收，超過商品本身近1.8倍。也就是說，中國老百姓每購買1元錢的消費品，同時還要另外繳納1.8元的稅收，如此驚人的高額稅收加到商品價格裏麵，自然會造成物價高高在上。如果災難到此為止也就罷了，可是對於中國老百姓來講，災難還遠遠沒有結束，中國老百姓同時還要承擔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貨膨脹的損失。中國每出口一美元商品，國內就要按照大約1比7的比例增發7元人民幣，目前中國外匯儲備大約2.3萬億美元，國內由此增發的人民幣超過16萬億元，相當於2008年3.4萬億市場貨幣流通量(M0)的近5倍，這些由出口結匯投放的巨額貨幣，全部以通貨膨脹的方式轉嫁到了老百姓頭上，造成老百姓手中貨幣的大幅度貶值，物價自然會相應大幅度上漲。 在此我們看到了一個讓中國老百姓欲哭無淚的荒謬現象：中國出口商品越多，賺取外匯越多，老百姓就越倒黴。如果中國不出口商品，而是用於國內百姓生活，既能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不會發生對外財政補貼;或者退一步來說，如果中國出口商品白白送給外國，不收取美元，國內也就不會增發人民幣，貨幣也不會貶值，中國老百姓的損失也會小一些。可現在卻是，生產的商品出口到了國外，由出口商品換取的美元也借給了國外，而把由此增發的人民幣留在了國內市場上，變成了沒有任何商品做基礎的“純粹廢紙”。由於這些增發的“純粹廢紙”與現有貨幣一樣流通，必然會造成現有貨幣大幅貶值和物價大幅上漲，即所謂通貨膨脹。結果就是中國老百姓不僅損失掉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財富，連手裏的貨幣財富都在遭受貶值損失。反觀美國情況恰恰與中國相反，美國市場上的貨幣流向了中國，中國的商品流入了美國市場，由於市場上貨幣減少商品增加，必然導致物價下降，美國老百姓手裏的錢便能購買更多商品。再加上流向中國的美元又通過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回流到了美國財政部，美國財政部可以用中國的這些錢來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能夠進一步起到降低物價的作用，提高美國老百姓貨幣的購買力。如果是站在中美兩國老百姓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國家立場上——看待這個問題將更加清楚，中國老百姓生產的商品，被美國老百姓用美元買走了，美元被中國政府拿走了;美國老百姓得到了商品，中國政府得到了美元，而中國老百姓唯一得到的，就是手裏現有貨幣的貶值。結果就是，美國給中國印發紙幣，中國給老百姓印發紙幣;美國用這些紙幣為美國老百姓換來了所需要的各種商品，中國則相反，用這些紙幣從中國老百姓手裏換走了所生產的各種商品。而形成這個財富魔方中最關鍵的環節，就是貨幣增發和商品增加之間的分離：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國等西方國家，新增發的貨幣卻留在了中國市場上，不斷稀釋著老百姓手裏貨幣的購買力。 ——這就是美國高工資低物價，而中國低工資高物價的秘密，這就是“中美國”的秘密。 在此讓所有人包括未來曆史學家都會感到困惑不解的，就是中國經濟是怎樣由以往的滿足本國人民需要轉變成為滿足西方國家需要的?中國財政補貼製度又是怎樣由以往的補貼本國窮人轉變成為補貼西方富人的?中國前30年向絕大多數老百姓輸送財富的價格倒掛，是怎樣演變成為後30年向西方國家輸送財富的價格倒掛?這其中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是怎樣形成的?對於這個問題，中國左右兩派給出了同樣錯誤的不同回答。一方麵，那些一心想幫助西方國家搞垮中國的右派，堅持說這是集權專製造成的。其實稍有曆史知識的人都知道，集權專製的國家不僅不會白白為其他國家生產財富，甚至還會無休止地開疆辟土，不斷掠奪其他國家的財富。二戰時期的德國和日本就是典型，無論是希特勒還是東條英機，都沒有強迫本國人民為英美等其他國家生產財富。另一方麵，許多傳統的左翼人士，則把上述問題簡單地歸結為是複辟資本主義的結果。顯然，這個解釋與右派的解釋一樣沒有任何根據。因為資本主義的特征是對外掠奪而不是對外奉獻，不可能自覺自願地主動為其他國家輸送財富。俄羅斯就是典型，俄羅斯複辟資本主義後不僅沒有犧牲國家利益，甚至把擴張的觸角伸向了終年冰雪覆蓋的北極地區，並且成為全世界經濟增長中用於改善民生最多的國家之一。況且，占有中國財富最多的美國，也是資本主義國家，而美國的財富並沒有流失到中國。可見，單純用複辟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等理由，根本無法解釋中國經濟的殖民化現象。資本主義、私有製等隻不過是作惡的工具，至於用這種工具是對內作惡還是對外作惡，是聯合外國對內搶劫本國人民還是驅趕本國人民對外搶劫，則與資本主義、私有製等搶劫工具沒有任何關係，完全是由其它因素決定的。 如果對比同樣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中國和俄羅斯國內人民財富占有的不同狀況，就會明顯看到其中最具決定性的因素，就是在民權、集權、官權以及洋權之間，實行不同結合方式的結果。俄羅斯實行的是集權和民權相結合的方式，中國實行的則是官權和洋權相結合的方式。集權和民權相結合，必然是對內製約官權，對外限製洋權;結果就是財富留在國內，矛頭指向國外。而官權和洋權相結合，則必然是對上製約中央集權，對下鎮壓百姓民權;結果隻能是財富流向國外，矛頭指向國內。這就是中國和俄羅斯之間最根本的區別，也是中國經濟殖民地化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說，官權和洋權相結合，是中國1840年以來始終如一的悲劇根源，而在當代則達到了登峰造極的極端狀態。 在政治上，官權和洋權相結合達到極端狀態的表現，就是一方麵，對上徹底消滅了中央集權，把中央集權完全變成了“集合官權”，中央集權不再代表國家利益，而完全成為維護官權的工具。雖然表麵上看，中央集權仍然十分強大，但是代表國家利益這一中央集權的實質和內容，已經被徹底掏空了，中央集權已完全變成了一副空殼，唯一的曆史作用，就是被官權和洋權借用來鎮壓人民，並且作為所有罪行的替罪羊和道德批判的“專製靶標”，以此來證明作為精英民主的典型模式——官主製度的道德合法性。官權和洋權相結合達到極端狀態的另一方麵，就是對下徹底剝奪了民權。自晚清政府到北洋政府，再到國民政府，直至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中國人民始終都有罷工的權利，隻是後來為維護官權和洋權的利益，從憲法中取消了罷工自由。中國完全變成了官權和洋權的天下。隻是這裏所說的官權，不僅僅是指黨政官員，同時也包括經濟官員和文化官員。他們所倡導的民主製度，實際上就是官主製度，是人類曆史上最糟糕的一種主政製度。世界曆史上有三種主政模式，即民主製度，君主製度和官主製度。民主製度既能夠保障民眾利益又能夠保障國家利益，是三種製度中最好的一種製度;君主製度雖然不能保障民眾利益，但是至少能夠保障國家利益，因而也有其存在的曆史合法性;而最糟糕的就是官主製度，它既與民眾利益對立，又與國家利益分離。與民眾利益對立，決定了其對內與人民為敵的階級立場;與國家利益分離，決定了其對外投靠帝國主義的漢奸立場。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仍然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框架仍然存在的情況下，為了防止中央集權的隨時複活和百姓民權的隨時造反，由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組成的中國官權集團，會比洋人更加急不可耐地把中國所有資源統統交到西方國家手裏，因為隻有讓西方國家控製了中國一切，中國的改革開放才會不可逆轉。曆史上14個帝國主義國家武裝幹預蘇聯，以及八國聯軍武裝攻打中國，都為當今中國官權集團提供了十分清晰的前車之鑒。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就是因為觸犯了14個帝國主義國家在蘇聯的經濟利益，才聯合起來武裝幹預蘇聯;中國義和團革命同樣是因為觸犯了西方國家的在華利益，才導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既摧毀了中央集權的統治基礎，又殘酷鎮壓了義和團革命。當今中國官權集團正在加倍效法當初洋務運動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盡其所能地把中國一切都交給西方國家，一旦中國出現中央集權的複活和人民的革命造反，便同樣可以借用西方國家的軍事力量再次占領中國。以借道瓦罕走廊的名義要在中國新疆建立美軍基地，真正目的也在於此。所以，雖然借道瓦罕走廊表麵上是由美國提出來的，背後真正的始作俑者絕不是美國，而是中國的買辦集團。
在經濟上，官權與洋權相結合的基礎，就是官僚資本和外國資本相結合，把中國經濟完全變成了官人經濟加洋人經濟的雙重經濟。最初是通過對外資免稅，向外資提供廉價勞動力、廉價土地和廉價資源的方式，幫助外資打垮了背負38%沉重稅收，同時還背負龐大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然後，在公有製經濟的廢墟上，建立起了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聯合控製的一統天下。此時的國有企業雖然還叫國有企業，但已不再是公有製經濟，而成為新型的官有製經濟;此時的外資經濟也不再是國民經濟的補充部分，而成為控製了中國諸多產業和對外貿易的主導經濟。由於當今中國的官有經濟既不能像封建社會那樣依附於皇家政權，又不能像社會主義社會那樣依附於人民政權，隻能依靠西方國家，並且隨著官權私有化的發展，中國所有國有經濟單位幾乎完全變成了獨立王國，也有條件依靠西方國家。於是，便架設起了通向西方國家的一條又一條財富管道，中國財富便通過賤賣商品、賤賣資源、賤賣企業、賤賣股票，以及出口補貼、購買美債等一係列財富管道，源源不斷地流向了西方國家。 已在中國擁有2萬億美元資產，相當於14萬億人民幣的外資企業，成為掠奪中國的財富挖掘機還可以理解，因為外資本來就是到中國來就是賺錢的，本來就是為外國服務的，瘋狂挖掘中國財富是它的職能，沒有什麽好奇怪的。關鍵是資產規模超過外資一倍的國有企業，竟也成為了榨取本國百姓的財富挖掘機。無論是與毛澤東時代的國有企業相比，還是與現代西方國有企業相比，當今中國的國有企業都已經完全喪失了國有企業的原有功能。毛澤東時代的國有企業，是養活國有企業職工和城鎮居民的財富工具，現代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則是為其他企業服務的經濟工具。而當今中國的國有企業，則是既不為全體國民服務，也不為其他企業服務，反倒是憑借其壟斷地位，強迫全體國民和其他企業為自己服務，不僅不再是為國民創造財富的工具，反倒成為抽取國民財富的工具。 首先，壟斷了公共產業、基礎產業等所有與人民生活相關產業的國有企業，憑借市場定價權對內抬高價格，大肆搜刮國民財富;對外壓低價格，把搜刮的國民財富拱手送往西方國家。無論是對外商品買賣還是資產轉讓，一律是高價進低價出，國有企業變成了西方國家抽取中國財富的財富管道。中石化一方麵以2.4元的低價出口汽油，另一方麵又每年享受國家123億的財政補貼。中國石油一方麵以不到市場價1/40的驚人低價把股票賣給美國人(1.16元)，另一方麵又以超過市場價近3倍的價格買入加拿大石油公司的股票。2008年8月，中國石油與印度公司幾乎同時與埃克森美孚簽署了為期20年的購氣合同，可是印度公司的購買價格是683美元/噸，而中石油的購買價格竟高達918美元/噸，比印度的購買價格貴了三分之一還多，僅這一份合同就多花了一百多億美元。在對外大肆輸送財富的同時，對內卻是不擇手段地瘋狂榨取國民財富。就以汽油價格上漲為例，上漲的理由是汽油價格與國際油價接軌，隨國際油價上下波動，絕不擅自上漲。可是，2008年國際油價147美元時，國內油價是每升6.02元人民幣，現在國際油價已經降到了70多美元，國內油價不僅沒有相應下降到3元多，反而上漲到了6.66元，理由仍然是國際油價上漲。如此的“接軌”簡直比白日見鬼還要荒唐。 其次，國有企業(包括國有經濟單位)完全變成了少數官員的財富家園。盈利全歸企業(去年以前從不上繳利潤)，虧損由國家補貼;高管收入上不封頂(最近有所限製)，工人收入下不保底。中國30萬億國有經營性資產，70萬億金融資產，以及數倍於此的非經營性資產和其它資源性財富，完全成為由國有企業(包括國有經濟單位)內部官員任意支配的財產，成為名副其實的官有企業、官有資產、官有經濟。 最後，國有企業不僅對外輸送財富，甚至自身都在不斷地變成外國財富，在企業投資擴張過程中莫名其妙地變成外資企業。中國金融業唯一擁有保險、證券、銀行和海外融資四塊金融牌照的中國平安公司，在投資擴張過程中糊裏糊塗地便由國有企業變成了外資企業，由中國國有公司變成了英國私人控股公司。即便是許多仍然掛著中國招牌的國有公司，其資產也大都通過對外投資進入了海外公司，而這些海外公司又大多是記在其老婆孩子的名下，著名的娃哈哈公司就是典型。更多的則是連老婆孩子都不出現，隨便掛在一個普通人名下，中國投資安哥拉的數百億美元，就是掛在一個普通香港人的公司名下，此人公司在香港的注冊資金隻有區區一百元港幣;中國平安第四大股東的3.8億股股票，目前市值超過200億元(最高時超過500億元)，就是掛在北京一個年輕姑娘劉芳的名下，而這位劉芳姑娘完全是一個普通白領，是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出租汽車司機的女兒。不要以為中國平安公司隻是國有企業的另類個案，其實，它恰恰是中國國有企業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典型縮影。從他們身上，就能夠看出中國經濟是怎樣形成180度轉變的。 可以說，官權與洋權相結合，官僚資本與外國資本相結合，官有經濟和洋人經濟相結合，進而形成國有企業和國家利益相分離，民族精英和民族利益相分離，是最終造成經濟發展和本國人民相分離的根本原因。中國由30年前麵向本國人民的價格倒掛，最終演變成為30年後麵向洋人的價格倒掛，就是由此形成的。前後30年的兩個價格倒掛，反映了中國經濟性質的根本變化以及這種變化的曆史過程。正是在這一曆史轉變過程中，中國大地上的極少數官人和洋人，如同神仙般迅速升入了天堂——擁有無限的權利和無邊的財富;而絕大多數勞苦大眾則在麻木中被拋入了地獄——祖孫三代拚命奮鬥的最好結果就是能有一套棲身的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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