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世博諸事不順 上海幫請佛祖和菩薩重開光保佑
——點評中國：工程師和出家人
BBC中文網
近一個月，中國有兩件世人矚目的大事：“4.14”玉樹地震及後續工作和五月一號開幕的上海世博會。它們前呼後應的吊詭關係與兩年前的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奧運會有驚人的相似。中國政府舉國動員的形象工程都由撼山動地的大地震拉開帷幕，它給政府極力想做得盡善盡美的喜事抹上了濃重的悲情色調。
玉樹僧侶的英勇救災
更有意思的是，2008和2010曆史演繹的相似還在於它們都與西藏僧人扯到了一起。前者的奧運火炬傳遞刺激了海外流亡藏人組織抵製和抗議，並引發了藏曆新年前後拉薩主要寺廟僧人的遊行，最終導致騷亂和流血衝突。後者出現的玉樹寺院喇嘛僧侶積極救災救人，形成一道亮麗的的風景線，幾乎搶了技術官僚們在上海的風頭。以至中宣部不得不出麵幹預，命令媒體要少報道玉樹的僧侶，多報道世博會的工作。
對任何一個政府來說，同時操辦好紅白喜喪都不容易。但能將喪事喜辦、喜事喪辦絕對是中國特色。所以，地震變成了成功的、偉大的慶功典禮；盛會變成了防範敵對勢力破壞、打壓異見聲音的維穩重點。對此，即便中國政府內部也有許多官員難以全麵認同。在當今中共高層中最具有慈悲心、保留了最多的真誠的當屬溫家寶總理。在世博會開幕那一天，工程師出生的溫家寶沒有到上海去錦上添花，而是到玉樹雪裏送炭。也許他知道得最清楚，玉樹需要工程師。
當人們看到成百上千的身披袈裟的僧侶在參與營救時，絕大多數人都會頓生崇敬之情和感恩之心。同時，我們也會急切地盼望有更多的專業技術人員能到達參與營救。此時此刻，有一位叫島津洋一（Yoichi Shimatsu）的日裔美國人在“新美國媒體”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地震後西藏需要更多的工程師、更少的出家人”的評論。在穀歌上搜尋後得知，此君原為《日本時報》主編，曾到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客座講學，被那裏的“新左派”學者奉為上賓。想必他對中國和中國的工程師政治（尤其是“清華幫”的工程師）都有所了解。
島津洋一先生這樣寫道：“上周玉樹大地震後，大量身著醬紫色袈裟的僧人在挖掘受難者；盡管他們行為英勇可嘉，但救援工作卻因缺乏適當的設備和專業的訓練而受阻。幾十年獻身於靜坐修行、辯論讀經並不能替代開推土機、操作吊車和用焊槍等世俗的技藝。簡言之，西藏社會需要少一點僧人、多一點工人去應對危機時期棘手的繁雜事務。”
在同一篇評論中，島津洋一先生還寫道：“達賴喇嘛格魯派的僧人們用原始的體力勞作的場景，正是往後看的浪漫主義的問題所在，它把西藏高原的人民束縛在經濟停滯和社會乏力的狀態中。盡管同樣麵對外部的惡劣條件和內部強大抵抗，其他的佛教社會都已取得長足的進步，藏人卻沉溺在一個從未存在過的過去幻覺中。”
官多害民的製度弊端
我完全讚同“西藏需要更多的工程師”的觀點。但我想就島津洋一的評論討論下麵一些觀點：西藏是否應該少一點僧人？如果西藏的僧人減少了，是否工程師就會增加？工程師增加了，是否西藏人民就會生活得更安全幸福？根據中國官方數字，1959年前，西藏共有大小寺廟2676座，僧尼114925人，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強（《解放西藏史》第23-24頁）。到1998 年底，西藏人口已超過二百萬，共計宗教活動點1700多處，住寺僧尼共約34000多人（“中國西藏新聞網”）。如果以1959年前的十分之一強為比較，今天西藏的僧侶當為二十多萬。依據絕對數和相對數來看，西藏的僧侶都已急劇減少。
眾所周知，中國已經成為每年大學畢業工程師最多的國家，也是技術官僚治國最全麵和徹底的國家。汶川大地震時，我們沒有看到身披袈裟的僧侶，但代之的並非是會開鏟車、操作吊車和用電焊槍的專業人員在第一時間去救災，而是學生的父母和普通農民用原始的雙手在廢墟堆上尋找親人。為什麽那麽多漢人設計師、工程師不把四川的房子校舍建得更牢更好？為什麽沒有“達賴喇嘛格魯派的浪漫主義”的四川災區漢民族仍然被深深地“束縛在經濟停滯和社會乏力的狀態中”？可見，把西藏地區今日的抗震問題歸於僧侶或達賴喇嘛的格魯派是沒有說服力的。
在中國工程師和出家人的多寡比例並不構成對立的關係。他們可以為社會解決不同的身心二苦。中國人有一個至上的人生準則：以出世的精神幹入世的事物。身披袈裟的出家人衝在抗震救災的第一線，不僅是利益眾生、推動佛法，也是在身體力行這一準則。從工程師隊伍中走出來的溫家寶總理能遠離都市浮華和權力光環，不顧年近古稀和高原反應，兩周內重返玉樹，也是可欽可佩。
我們又設想：假如清華科班出身的胡工程師在做西藏最高封疆大吏時，不是頭戴鋼盔、親自上陣去彈壓西藏的僧侶，而是更多地貢獻他的“世俗的技藝”，西藏人的房子一定會建得更牢、救災工作也會組織得更快捷。我們還設想：如果政府不用把積極救災的僧侶看作潛在的敵人而予以驅趕，他們的世俗參與一定會減輕西藏“社會乏力的狀態”。
最後我們又設想：當近萬死者的親人急切需要僧侶的幫助來超度死者的亡靈順利升入上界時，如果政府不去驅趕來玉樹援助的僧人，恐怕西藏人民會感到更多的今生今世的溫暖，他們的“避世主義”和“宿命論”（島津洋一先生把他們歸罪於達賴喇嘛）也會減輕許多。
上海世博的精神缺失
世博會的功能有三：展示科學技術成就、促進多元文化交流和提升主辦國家和城市的知名度。盡管沒有類似電話之類的發明，中國的工程師治國展示了第一項成就，中國大國的崛起也在完成第三項功能。其實把藏傳佛教在世博會上推出，可以更好地向世人展示中國的多元文化，提升中國的軟實力。達賴喇嘛在全球聲譽隆起就是多多少少受惠於此的。
再說，世博會就是一個國際大廟會，中國的大廟會從來沒有缺少宗教內容的。據說上海世博局的官員就吃了這一方麵的苦頭。有報道說，由於世博會開場諸事不順，上海市委常委開會決定，要玉佛寺的僧人為世博會重新開光，並徹夜誦經，“請求如來佛祖和觀世音菩薩保佑上海世博會平安、順利和風調雨順”。
如此看來，不僅僧人有需要工程師的時候，工程師也有需要僧人、臨時抱佛腳的時候。
（夏明 美國時事評論人士 ）
——點評中國：工程師和出家人
BBC中文網
近一個月，中國有兩件世人矚目的大事：“4.14”玉樹地震及後續工作和五月一號開幕的上海世博會。它們前呼後應的吊詭關係與兩年前的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奧運會有驚人的相似。中國政府舉國動員的形象工程都由撼山動地的大地震拉開帷幕，它給政府極力想做得盡善盡美的喜事抹上了濃重的悲情色調。
玉樹僧侶的英勇救災
更有意思的是，2008和2010曆史演繹的相似還在於它們都與西藏僧人扯到了一起。前者的奧運火炬傳遞刺激了海外流亡藏人組織抵製和抗議，並引發了藏曆新年前後拉薩主要寺廟僧人的遊行，最終導致騷亂和流血衝突。後者出現的玉樹寺院喇嘛僧侶積極救災救人，形成一道亮麗的的風景線，幾乎搶了技術官僚們在上海的風頭。以至中宣部不得不出麵幹預，命令媒體要少報道玉樹的僧侶，多報道世博會的工作。
對任何一個政府來說，同時操辦好紅白喜喪都不容易。但能將喪事喜辦、喜事喪辦絕對是中國特色。所以，地震變成了成功的、偉大的慶功典禮；盛會變成了防範敵對勢力破壞、打壓異見聲音的維穩重點。對此，即便中國政府內部也有許多官員難以全麵認同。在當今中共高層中最具有慈悲心、保留了最多的真誠的當屬溫家寶總理。在世博會開幕那一天，工程師出生的溫家寶沒有到上海去錦上添花，而是到玉樹雪裏送炭。也許他知道得最清楚，玉樹需要工程師。
當人們看到成百上千的身披袈裟的僧侶在參與營救時，絕大多數人都會頓生崇敬之情和感恩之心。同時，我們也會急切地盼望有更多的專業技術人員能到達參與營救。此時此刻，有一位叫島津洋一（Yoichi Shimatsu）的日裔美國人在“新美國媒體”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地震後西藏需要更多的工程師、更少的出家人”的評論。在穀歌上搜尋後得知，此君原為《日本時報》主編，曾到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客座講學，被那裏的“新左派”學者奉為上賓。想必他對中國和中國的工程師政治（尤其是“清華幫”的工程師）都有所了解。
島津洋一先生這樣寫道：“上周玉樹大地震後，大量身著醬紫色袈裟的僧人在挖掘受難者；盡管他們行為英勇可嘉，但救援工作卻因缺乏適當的設備和專業的訓練而受阻。幾十年獻身於靜坐修行、辯論讀經並不能替代開推土機、操作吊車和用焊槍等世俗的技藝。簡言之，西藏社會需要少一點僧人、多一點工人去應對危機時期棘手的繁雜事務。”
在同一篇評論中，島津洋一先生還寫道：“達賴喇嘛格魯派的僧人們用原始的體力勞作的場景，正是往後看的浪漫主義的問題所在，它把西藏高原的人民束縛在經濟停滯和社會乏力的狀態中。盡管同樣麵對外部的惡劣條件和內部強大抵抗，其他的佛教社會都已取得長足的進步，藏人卻沉溺在一個從未存在過的過去幻覺中。”
官多害民的製度弊端
我完全讚同“西藏需要更多的工程師”的觀點。但我想就島津洋一的評論討論下麵一些觀點：西藏是否應該少一點僧人？如果西藏的僧人減少了，是否工程師就會增加？工程師增加了，是否西藏人民就會生活得更安全幸福？根據中國官方數字，1959年前，西藏共有大小寺廟2676座，僧尼114925人，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強（《解放西藏史》第23-24頁）。到1998 年底，西藏人口已超過二百萬，共計宗教活動點1700多處，住寺僧尼共約34000多人（“中國西藏新聞網”）。如果以1959年前的十分之一強為比較，今天西藏的僧侶當為二十多萬。依據絕對數和相對數來看，西藏的僧侶都已急劇減少。
眾所周知，中國已經成為每年大學畢業工程師最多的國家，也是技術官僚治國最全麵和徹底的國家。汶川大地震時，我們沒有看到身披袈裟的僧侶，但代之的並非是會開鏟車、操作吊車和用電焊槍的專業人員在第一時間去救災，而是學生的父母和普通農民用原始的雙手在廢墟堆上尋找親人。為什麽那麽多漢人設計師、工程師不把四川的房子校舍建得更牢更好？為什麽沒有“達賴喇嘛格魯派的浪漫主義”的四川災區漢民族仍然被深深地“束縛在經濟停滯和社會乏力的狀態中”？可見，把西藏地區今日的抗震問題歸於僧侶或達賴喇嘛的格魯派是沒有說服力的。
在中國工程師和出家人的多寡比例並不構成對立的關係。他們可以為社會解決不同的身心二苦。中國人有一個至上的人生準則：以出世的精神幹入世的事物。身披袈裟的出家人衝在抗震救災的第一線，不僅是利益眾生、推動佛法，也是在身體力行這一準則。從工程師隊伍中走出來的溫家寶總理能遠離都市浮華和權力光環，不顧年近古稀和高原反應，兩周內重返玉樹，也是可欽可佩。
我們又設想：假如清華科班出身的胡工程師在做西藏最高封疆大吏時，不是頭戴鋼盔、親自上陣去彈壓西藏的僧侶，而是更多地貢獻他的“世俗的技藝”，西藏人的房子一定會建得更牢、救災工作也會組織得更快捷。我們還設想：如果政府不用把積極救災的僧侶看作潛在的敵人而予以驅趕，他們的世俗參與一定會減輕西藏“社會乏力的狀態”。
最後我們又設想：當近萬死者的親人急切需要僧侶的幫助來超度死者的亡靈順利升入上界時，如果政府不去驅趕來玉樹援助的僧人，恐怕西藏人民會感到更多的今生今世的溫暖，他們的“避世主義”和“宿命論”（島津洋一先生把他們歸罪於達賴喇嘛）也會減輕許多。
上海世博的精神缺失
世博會的功能有三：展示科學技術成就、促進多元文化交流和提升主辦國家和城市的知名度。盡管沒有類似電話之類的發明，中國的工程師治國展示了第一項成就，中國大國的崛起也在完成第三項功能。其實把藏傳佛教在世博會上推出，可以更好地向世人展示中國的多元文化，提升中國的軟實力。達賴喇嘛在全球聲譽隆起就是多多少少受惠於此的。
再說，世博會就是一個國際大廟會，中國的大廟會從來沒有缺少宗教內容的。據說上海世博局的官員就吃了這一方麵的苦頭。有報道說，由於世博會開場諸事不順，上海市委常委開會決定，要玉佛寺的僧人為世博會重新開光，並徹夜誦經，“請求如來佛祖和觀世音菩薩保佑上海世博會平安、順利和風調雨順”。
如此看來，不僅僧人有需要工程師的時候，工程師也有需要僧人、臨時抱佛腳的時候。
（夏明 美國時事評論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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