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世紀的理性與信仰

西方中世紀的理性與信仰
來源：光明日報



　　說起西方文化的精神曆程，自然要講“光榮屬於希臘”，但即使在以冷靜著稱的亞裏士多德那裏，我們也可發現一直貫穿於希臘心靈中的一種焦慮——尼采所說的酒神精神與日神精神的張力，一種把所有光榮和奇跡都
建立在純粹人文基礎上的神奇與對此所帶來的悲劇感之承受的不堪，以及一種拋棄此種屬人的驕傲而歸於一種非奧林匹斯神係的衝動。即使沒有拿撒勒的耶穌、沒有猶太人在希臘世界中的“流散”，希臘人也同樣會走出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的家園，普羅提諾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據。由此說來，西方中世紀的來臨及其所帶來的全部資源就不應看作是“基督教化”、“希臘對上帝的歸順”、“黑暗的世紀”等等，其精神的本質乃發自於西方文化精神的存在本身，是其本質在基督教機緣下的綻放，因此路德改革、文藝複興、啟蒙運動等等都在更大的背景下成為一種曆史性的反思運動。

　　能以這種深度看待西方中世紀哲學和文化的思想和學術並不多見。為此，唐逸先生的新著《理性與信仰》值得一讀。

　　這部近500頁的中世紀和基督教論著，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作者所說的“意義結構之發掘”的方法論。單純說西方中世紀精神的本質與希臘傳統具有親緣性、與西方文化精神存在本身的具有內在一致性，深刻卻空疏，隻有找出一種詮釋的方法論才能稱之為學術，才能使我們對中世紀的閱讀上升為理解而非介紹、成為“哲學”而非“思想史”。

　　閱讀本書，就是要發現作者所發掘的意義結構，從而使我們對中世紀的價值的理解不僅超越啟蒙運動的框架，而且與現代哲學聯係在一起。最具意義的是：發掘出整個西方文化所具有的意義結構，即中世紀是如何在本質上成為西方文化整體意義結構中有機一部分的——這也就是唐逸之所以能對中世紀有如此深刻理解的原因。

　　在此方法論的運用之下，唐逸側重於發掘基督教精神是如何與希臘精神在中世紀背景下達到一種奇特和諧，並成為與希臘並列的西方文化的古典資源的。

　　西方文化的資源第一是希臘，第二是中世紀；這二者都是“古典”。沒有中世紀，來自於東方的猶太文化是不能與希臘文化形成如此神奇的和諧的。因此，中世紀的意義在於希臘理性與基督教信仰在中世紀所構成的張力，張力不等同於矛盾，它同時也是豐富性，特別表現於自由、個體、理性與信仰等問題上。

　　理解了中世紀，也就意味著理解了現代，因為二者有著一個重要的本質區別——在上帝信仰的前提下，中世紀的理性與信仰的張力曾經有一種最合理的和諧，當這種和諧被打破的時候，就是古典結束而現代開始。當談到理性與信仰的張力時，唐逸說：“如果究問，他們何以對自身蘊涵的這種存在與理性的矛盾，竟如此渾然不知？莫非他們的大智慧，竟然不見輿薪？非也。他們之不曾覺察，因為他們不可覺察。對於生活在信仰時代的虔敬之士，存在即信仰，上帝即理性，本來沒有矛盾。”

　　《理性與信仰》的耐讀在於上述灼見與對中世紀眾多哲學家精彩解讀的相互輝映。

　　在講到奧古斯丁是如何融匯基督教與希臘文化傳統時，唐逸為我們指出了奧古斯丁是如何把聖經傳統中的信仰內容創造性地轉化為一種認識論，從而成為“認識論的最早的統一型之一”，唐逸說：“他的思想確實提供了希臘智力主義所闕如的東西，即以內在經驗認知的前設條件。”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深刻的卓見，西方文化正是在這樣在創造中前進的。

　　書中關於安瑟倫的兩章也是我非常喜讀的，唐逸筆下的安瑟倫不再隻是康德筆下那個搞不清“口袋裏的一百塊錢”和“思想裏的一百塊錢”之間區別的中世紀哲學家。唐逸先生對安瑟倫《論說篇》中祈禱文的優美譯筆，使我每每讀起便仿佛於耳邊響起中世紀修道院的古老音樂。但筆鋒一轉，唐逸先生卻又在接下來的一章中以語義分析的方式為我們展示了安瑟倫真理論與指稱理論在價值與理性的框架下的衝突，並指出它與現代語言哲學之間的應答關係。但正是安瑟倫所展示的衝突以及他對兩種意義結構進行調和的獨特方式，使我們看到了那個沉浸於祈禱中的中世紀修士的內心是何等豐富，這樣的豐富非秉承了希臘與聖經兩種傳統而不可得。

　　《理性與信仰》　唐逸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