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民：等你等得我心痛

王健民：等你等得我心痛

薑維平

 

2019年3月30日，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也是值得紀念的一天，我駕車從加拿大的多倫多，經過10多個小時的奔波，抵達美國紐約。此前，從深圳的一個朋友處得知，香港資深記者王健民已於10多天之前獲釋，我心情特別激動，恨不能馬上啟程回國與其重逢，但假如那樣，依據目前中國文革似乎重又回來的現實，我必將再陷囹圄，因此，得知他月底將赴美探親，我欣喜若狂。就是帶著這樣一種急於見麵的心情，我掙紮在擁堵的車流之中，幾經周折，終於在夜裏8點多鍾到達長島的一棟住宅前，已是身心疲憊，望著朦朧夜色裏它棱角分明的輪廓，我油然想起一句歌辭：等你等得我心痛。

 

是的，時光一瞬間倒流，那是2015年12月26日，也是在這位親友家裏，我第一次見到了王健民的弟弟和他的兩個孩子，加上他弟弟的一對兒女，真的成了一支“童子軍”，就是這麽多人，幾乎從未認真地做過飯菜的我，借親友家的餐桌，親自掌勺，竟為他們精心準備了一桌家宴，而且，我錯過了與太太和女兒參加豪華郵輪度假的機會，尤其是26日恰逢愛女的生日，之所以這麽肝膽而纏綿，是基於我與王健民的交情，也是為了療救孩子們因為父親入獄留在心靈的創傷。

 

慕名求助，以文會友

說起我與王健民相識，有點令人悲傷的色彩。大約在90年代中期，由於我經常去香港開會或辦事，旅遊，好奇地買過許多書店和地攤上的一些報刊雜誌，除了左傾的《紫荊》，《經濟導報》等，就是右派的《爭鳴》，《前哨》，《開放》等，中派的算是《亞洲周刊》，因為他發行量特大，影響力強，我特別喜歡看，從版權頁得知駐中國特派員王健民的名子，也很羨慕，那時，這家雜誌給我總的印象是：專業性，可讀性強；觀點客觀，中立，溫和；記者，編輯，特派員等隊伍整齊；他們素質好，文筆優雅，才學橫溢，尤其是王健民的有關兩岸三地的文章寫得漂亮，所以，對他分外青睞。

 

依稀記得那一天，一個身材矮胖的哈爾濱女孩，忽然按響了我辦公室的門鈴，值班的文秘小姐想把這位不速之客驅離，我正巧要去衛生間，穿過值班員所在的大廳，發現了尷尬欲退的她，就把她請進辦公室訊問來意。原來，她是一位奔波多年的上訪戶，名叫張建華，她的父親是哈爾濱市著名的律師張曉濱，由於在一起民事案件中，得罪了市政法委書記嶽玉泉，被關進看守所，並且遭受非人的折磨而死去，家人據此上告省委省政府以至中央相關部門，但多年無法伸張正義，反道她本人也被追殺，不得不躲在大連開發區，一邊做生意，一邊為父上訪伸冤，我當場翻閱了她攜帶的文件，憑經驗判斷她所說案情基本屬實，於是非常同情她，很想為她寫點文章，但礙於文匯報的紀律約束，就向她推薦了《亞洲周刊》，並當場打電話給王健民講明原由，沒想到如此唐突，冒昧，他一口答應，並在幾天後從香港飛過來與張建華會麵，又安排去黑龍江省核實案情的具體時間，後來聽取各方麵的意見，仔細推敲每一個細節，還原了事實真相，他隨後撰寫一篇記實報導，圖文並茂地揭示這起案件的來龍去脈，獲得肖揚的批示，對日後案件走向起到積極作用，因此，他不畏權貴，不謀私利的敬業精神，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再後來，他多次到大連采訪薄熙來，聞世震等地方官，就這樣我們成了好哥們。

 

女兒書包裏的“王健民叔叔”

 

2000年12月4日，筆者因在香港《前哨》雜誌發表披露薄熙來與穀開來腐敗醜聞而被抓，太太大膽地找到王健民求助，在當時薄熙來勢力如日中天，大連國安局被薄的大秘車輝一手操控的危險局勢下，王健民毫不畏懼，又飛到大連約見了筆者太太，並隨後在《亞洲周刊》第一個報道了這起“文字獄”，並且向海外多家媒體講述我的故事，還親自草擬推薦信，使我這個中共黨媒的“小記者”獲得美國保護記者委員會頒發的2001年世界新聞自由獎，一夜成名。

 

總之，當時如果沒有媒體炒作，驚呆心狠手辣的薄熙來，我必死無疑，而且死得會像被車輪碾死的小螞蟻一樣，無聲無息，所以，王健民是我的“大恩人”，也是無數個張建華式的上訪“草民”的“大救星”。雖然，媒體報道未必能挽救每個弱者，但中共官員的通行思想性格是既殘暴又虛偽，而利用後一點，有可能使弱者和抗爭者死裏逃生。

 

記得太太告訴我一個故事：2001年初，薄熙來下令大連國安刑拘我太太28天，那時年僅12歲的小女無家可歸，哭天喊地，後由小姨子收留，再後來，迫於國際輿論壓力，改為取保候審，軟禁了她多年，太太非常堅強，夜裏用電腦記下了她經曆的痛苦悲憤的日日夜夜，全部文字存在一個電腦u盤裏，原件立即刪除，但它忽然有一天不見了，原來，女兒把它私藏在書包裏，有一天到了戶外公園，女兒才把u盤交給太太，並說，家裏有特務們偷安的竊聽器，請她趕快去香港把u盤轉交“王健民叔叔”發表。那時，在孩子幼小的心靈裏，記者王健民就是救命恩人啊。

 

2006年初，我獲釋後回到家裏，太太和女兒已移居多倫多，我又被薄熙來操控下的國安軟禁3年，此間，我找到女兒寫的一些日記的片斷，其中真實的記載了2001年我被捕後一段時間裏，她的心路曆程，我至今都不知道用什麽語言來形容才恰當，概之，在中共的集權統治下，每個地方官，都在模仿最高領導人，把貪腐和枉法的權力，用到極至，都是地方上的，他所管轄範圍內的“小皇帝”，由於無助無奈，“草民”隻能把長於文字表達和真相傳播的記者，當成了唯一的“大救星”。

 

有情有義的諍友

說來真是富有傳奇色彩，2009年2月9日，筆者借助於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與薄熙來內鬥的縫隙，得到出境許可，有幸來到自由世界，自從定居多倫多，筆耕不輟，撰寫了數十萬文字，還出版了《薄熙來評傳》，揭批薄熙來的罪行，讀者可以從博訊網查閱有關文章，我不敢自吹自擂，隻要你看點擊總數，就可以判斷影響力如何，記得王健民對我講過：你是打薄的功臣，習近平應當給你平反。還說，你在國內請律師幫忙不方便，我在深圳幫你找一個。等申訴成功，你馬上就可以回國了。

 

那時，王健民已從《亞洲周刊》離職，自己接手編發《多維月刊》，後改名《新維月刊》，並創辦了《臉譜》雜誌，他熱情地約我撰寫文章，給我提供輿論陣地，他總是給我最佳的版麵，並給最高的稿費，還經常打電話鼓勵我，不論在精神還是經濟方麵，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兄弟，好老師，我撰寫的《薄熙來傳》部分章節就是在他辦的刊物上首發的，筆者創作的《王立軍的自白》等文章，也是在他的啟發指導下出籠的，由於筆者早年下鄉時曾寫過文學作品，後來到大連日報副刊工作，出版過《走進你的夢》和《長城與少女》等詩集，還發表過中篇小說，因此，文字基礎比較好，所以王健民一點撥就有新作，速度非常快，但我有一個急性子毛病，也有點自私自利，每當《臉譜》或《新維月刊》剛出版，我就把己作轉發網絡博客了，沒有顧及健民刊物的零售問題，他畢竟支付了稿費，還要維持刊物的生存，這一點使他不悅，但他隻在電郵中一語帶過，從未當麵批評過我，而且，當張曉卿帶領一個媒體協會團隊，去重慶為薄熙來站台，我撰文嚴厲批評他時，王健民專門打電話對我說，《亞洲周刊》是張的公司，它可是對你坐牢有過幫助啊，你不要忘了。還有一次，我因何X名下的一家出版社涉嫌抄襲我的文章片斷出書而大怒，並責怪他令人失望，王健民又電話裏替他說情，總之，在我與他人因種種原因不睦的時候，王健民總是直言批評我，而當我有困難時，他卻全力相助。

 

2007年，獲釋後不久，我一個人困在大連，國保以剝奪政治權利3年為由，力阻我離境，我裝成“書法家”，浪跡大江南北，迷惑了他們，減輕了對我的監控。於是，我曾去深圳拜訪王健民，那時，他正是事業有成，家庭幸福之時，不僅新婚，而且添子，太太美麗，兒女雙全，把家從香港搬到深圳，經常往來港澳，一邊在大陸盡享物質繁華，一邊在“一國兩製”的香港做言論自由的媒體人，令我垂涎三尺。一個生活的畫麵留在筆者腦海，至今活靈活現：剛出獄的我滿臉皮膚病，一身破爛舊衣，鬱鬱寡歡，神情沮喪，與王健民重逢談話時，語無倫次，躁動不安，因為5年多的羈押和一年多的跟蹤騷擾，使我幾乎變成了“傻子”，但健民及太太一點也不嫌棄，不僅為我安排一家名叫“好日子”的酒店住下，在一家豪華餐館請我吃飯，以酒洗塵，而且又請到家裏，給我親自包了餃子。臨走時，又給了2000港幣，還結算了一些照片的稿費，而有關我的照片，是太太交給他發表在周刊上的，太太為求救命，從未想過還有稿酬。就是在那一次，王健民又在《亞洲周刊》上發表了有關我出獄的新聞，立即，香港80多歲的老畫家張雲，拄著小拐棍去找王健民，給他2000港幣，委托他轉交我，以表達他對反腐記者的支持，後來，王健民在2008年通過香港《大公報》一位記者轉給了我。

 

總之，每當閉上眼睛回憶過去，就恍然如昨地看到健民穿著一套名牌運動服，在深圳的“好日子”酒店前等待我，這一別就是8年，我記得出事前，我最後一次去香港見到王健民是1999年底。那時他還是單身，而如今娶妻生子，事業有成，我真的沒想到，他後來也會步我後塵，入獄成囚，我們故事的類似，見證了這個專製社會的罪惡和荒謬。

 

王健民也成了囚徒

如果將來有人撰寫香港新聞發展史，一定會記上這樣一筆：利用“一國兩製”的優勢，王健民是第一個在港出版民間雜誌，又親自鬥膽在內地發行的人，雖敗猶榮，總有一天，大陸會自由通行地發行這類令專製統治者惱火的雜誌。因為它順應了中國老百姓爭取民主法製的願望，但王健民的大膽和輕信，令許多同行不解，以至海外的阿波羅網有文章，曾把王健民辦的兩本雜誌，戲稱為中共在香港的“黨媒”，甚至有人懷疑他是“文化特務”，有一個與王有舊的港媒名人曾發一個電郵給我，直言他是“總參特工”。無疑地，2014年5月底，他在深圳忽然被捕，2016年，在被羈押2年，倍受折磨之後，中共操控下的公檢法，以莫須有的三個罪名，判他入獄5年零3個月，不論罪名是什麽，不論他在南山法院受審時態度如何，都說明這是一起荒唐而卑劣的經過權力黑手包裝的“文字獄”，都是因為他出版的雜誌，刊發的文章揭露了中共官員的腐敗，如同本人上個世紀的案子一樣。它有力地回擊了上述一些人的誤解或詆毀。

 

2014年4月24日，家在北京的著名記者高瑜再次因言獲罪，我看到網上消息後，立即給在深圳的王健民打電話，勸他立即回到香港，但他對習近平充滿著主動政治改革的夢想，還在滿腔熱血地大展拳腳，想通過國內網友讀者，開辟財源滾滾的大陸市場，我警告他說：不要相信共產黨的任何承諾，更不要以為用反對薄熙來的文字，幫助了黨內的某一個派係，當其走紅就會感謝你，就會給你方便，永遠都不要心存幻想，共產黨與你翻臉隻需要三分鍾。

 

我想，那天講到這種程度，王健民想必明白了，他曾多次邀請我去深圳與其合作辦雜誌，並承諾給我出機票，還可以回內地采訪，並擬在香港拍攝以我的文字為腳本的影視，這一切都被我婉拒。後來健民坐牢的幾年裏，我時常想起他最後對我責怪的話：你是一年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啊。但當時未有鐵窗生涯體驗的王健民，還沒有刻骨銘心的感受，我曾用一句話概括中共的“文字獄”，那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陽光永遠照不到，囚徒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度秒如年”，中共就是靠殘殺人的寶貴生命或生命的一部分，而讓中國人恐懼，進而壟斷權力，維持自己的統治的。

 

闊別10多年，終於久別重逢

 

2016年1月5日，筆者曾寫過一篇題為《美國紐約一個難忘的夜晚》的文章，記述了2015年底的一次聚餐，之所以要在家裏設宴，就是為了談話方便，就是為了告訴他的孩子們，我的女兒與你們有相同的經曆，不要誤會你們是獨有的不幸；你們的父親不是罪犯，罪犯是中共；第二，在你們這一代長成的歲月，但願中國不再有文字獄，你們千萬不要像某些大人物那樣，好了傷疤忘了疼，父輩是文字獄的受害者，自己成了狗仔子，關進勞教所，又下鄉改造，但一旦升官發財就忘了本，甚至自己也成了製造“文字獄”的專製統治者。這篇文章就發在2016年1月21日的網刊《議報》上。

 

其實，此前，筆者曾不斷跟蹤王健民案，撰寫了多篇文章，為他伸冤和呼籲，而且，還給美國的保護記者委員會發過信函，推介他的案件，希望他也能獲獎，這不僅僅是為了感恩還願，而且，是基於對中國薄熙來倒台後政局變化的失望，也是為了推動社會的進步。但是，筆者和王一樣幼稚而單純，實際上，隻要不結束一黨獨裁的專製體係，不論換上何人當權都大同小異，媒體都不會有言論自由，雖然，我發表了許多揭穿中共強加王健民罪名的文字，但一點也沒影響該案的惡性進展，2016年7月26日，深圳南山區法院以“非法經營”等3個罪，給王健民判刑5年多，這刑期幾乎與我相同，這一結果終於使我清醒地看透中共的反動本質。於是，我放棄了以前回國安度晚年的打算，決定入籍加拿大。而且，我每每擔憂，既使變成“老外”，是美藉或加籍，中共也照抓不誤，王健民是美籍，還是港人，並且知名度了得，但妄自尊大的中共完全不放在眼裏，隻要你落入他的虎口，就嚴懲不貸。

 

或許這一次，王健民沒有死在大牢裏，不僅能提前減刑獲釋，而且在3月21日飛抵紐約，和如火如荼的中美貿易戰有關。顯然，中國在因孟晚舟案與加拿大翻臉之後，已經嚐到了被美國嚴厲製裁的滋味，不想再得罪美國，這種兩國纏鬥的縫隙，給王健民提供了逃生的機會。由於健民入獄那年，第三個小孩剛下生，她太太壓力大，一人無力撫養三個小孩，就求助於健民弟媳，這一點又類似我的妻妹，看來，不論平時風光時，你有多少酒肉朋友，多少狐朋狗黨，一旦落難，唯有肝膽的親友願意伸手，到了那時，你才知道自己的份量，你的真正的朋友是誰。

 

就是帶著這種對人生嚴峻的反省，我和太太在2019年3月31日的中午，駕車又顛簸了兩小時，才找到了健民親友家，終於見到出獄不久的他和太太孩子們，他給我的第一感覺是精神矍鑠，略顯疲憊，仿佛經過一次漫長的旅行，終於到達了頂點，卻風塵仆仆，真是人事蒼桑，風采依舊，近5年的牢獄之災，對過去心高氣盛，追求生活品質的健民，是一次脫胎換骨的改變，最顯著的變化是著裝，一件款式陳舊的灰黑帶格的上衣，已經落伍於時尚的潮流，幾乎拔頂的腦袋比我多出幾根毛發，與我類似的是眼角犁溝一樣的皺紋，什麽也別說了，可以想見這4年多，作為文弱書生，他遭受了一種難以言述的折磨，由於我們都經曆過，知道該問些什麽，而且適可而止，因此，我隻是一再安慰他：健民，活著出來，就是勝利，經曆過這麽大的事，一家5口都還活著，最後能團聚，夫妻不棄不離，孩子們健康成長，已是不幸中的萬幸了，我看到滾動在健民太太眼角的淚水，想起過去與她無數次通過的電話，耳邊依稀響起她蒼涼的話語，是什麽東西支撐著她，從不堪回首的往昔，一步步地走到今天，可能隻有我太太才能體諒她的心情吧。據她的體驗，看似弱小的女人，因為有了愛與信念，才能在危難中調動驚人的潛能和力量，比男子更能迎戰風雨交加的歲月。

 

再設家宴，為健民洗塵

4月3日，我邀請健民及太太小孩到親戚家做客，太太找來一位在法拉盛中餐館當廚師的老朋友掌勺，烹製一席東北菜，我們做了細心的準備，既有美味佳肴，又有加州紅酒，非常豐盛，擺開一張長方形大桌，兩邊坐滿健民的“粉絲”，既有小老板，也有大作家，其中還有已經82高齡，曾當了22年右派的叔叔坐陪，可惜健民駕車，隻能象征性地喝幾口，不然的話，我非把他灌醉不可。

 

不過，灌醉健民的目的，不是想從他嘴裏套出監獄的故事，滿足他人的好奇心；也不是要點燃他心中的怒火，對製造文字獄的官員來幾聲“國罵”。真的，我坐牢比他時間長，而且，我那時還是中國籍的“草民”，不如健民是美籍而“監護”關押，對我來說，他的待遇要比我好一些，其實，沒什麽可渲染的，那些苦難的歲月，早在中國曆代的文字獄受害者的記載裏，重複了無數次，幾乎難有新意，特別是如今的中國，已經進入了“文字獄”最多的年代，從劉曉波病死獄中，到楊恒鈞近日被抓，不絕如縷的名單裏，又掛上一大串小朋友的名子：張盼成，董瑤瓊，華湧，等等，值得深思和追究的是，為何這種悲劇一代代地傳下去，專製集權統治令人厭惡，卻總也不倒，並且推陳出新，上下傳承，既使是受難者的後代，也可能成為健忘的“皇帝”，並沾沾自喜，其原因是什麽，為什麽中國至今不能成為民主法製的國家？

 

我真想和健民仔細而深入地談談這些問題，最好能在我創辦的《讀報點評》節目裏聊一聊，但是，由於健民剛剛回到家人中間，他最需要的是休息，養生，調理，購物，我也不便提出，在談及今後的打算時，他是這樣說的：目前已基本上退休，也不是很想再作什麽，看看再說吧。看到已經5歲的兒子正在一邊玩手機，一邊吃牛肉，他笑得兩眼眯成細線，眼角擠滿魚尾紋，那布滿塵埃的記憶，似乎一瞬間煙消雲散。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在次日回程的路上，我一邊開車，一邊對旁邊的太太說，梳理一段心情之後，王健民將開始新的生活，他可能有三個選擇，一時重操舊業，回到香港去，讓《臉譜》和《新維月刊》複刊，繼續宣傳民主與法製的理念；可以想見它的發行量大增，會名利雙收，但因香港已丟棄“一國兩製”的優勢，將來再有《逃犯條例》出籠，辦媒體煩中共的，會遭受滅頂之災；假如再進去，別想活著出來。二是依據美國法規，健民已到養老退休年齡，為了三個尚未成年的小孩，放棄理念，安度晚年，雖無富貴，但已衣食無憂；三是盡己所能，做點生意，因為長於經營，想必事業興隆，而且，可以往來中美，自得其樂，如此而已。但不論如何，我都尊重他的選擇，理解他的心情，願永遠做他的好朋友，總之，人生苦短，來日無多，一切都順其自然吧。太太聽了點點頭說，我希望他一家人再也不要分開。

 

至此，我想起3月29日離開多倫多前發生的事，我在一家理發店，被美發師用剃刀劃破了耳朵，傷口細小，但流了不少血，我非常生氣，但照給理發師費用，沒責怪她一句，並且回家後，自行去北約克醫院求醫，太太略有不快，認為我對他人過於寬容，我是這樣解釋的，她是第一天上班的員工，找到工作不容易，如果我據理不饒，她將被老板辭退，實在不忍心，太太聽了也是無語。第二天，我帶著包紮的傷口，駕車前往紐約，在過了彩虹橋，進入美境時，因為疏忽而逆向行駛，被警察抓個正著，太太說“完了”，非挨罰不可，但荷槍實彈的警察問明原因之後，對我異乎尋常地寬容，不僅免罰放行，而且還送我一程，太太說，你為何這麽有福，我答，就是因為我也厚待他人啊。

 

然後，我給太太提出一個問題：你說為什麽健民能平安歸來？不等他回答，我就得出結論，因為健民做記者時做了太多太多的好事，好人必有好報啊。太太聽了，立即淚眼朦朧。她接著反問我：過幾天他們會做什麽，我搖搖頭。她說“搬家”。

果然，我們回到多倫多一周後，就收到健民的新消息，4月10日，他在發給我的微信裏說：已經租了一套公寓房，搬到了新家，我們一切都好，謝謝你好兄弟。其實，真正的好兄弟是他的弟及弟媳，還有許多默默無聞關心他的讀者。

 

2019年4月12日於多倫多。香港《前哨》雜誌2019年5月號首發。因篇幅所限，雜誌有些刪節，這裏做了恢複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