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薑維平
1982年至2000年，作者先後任大連日報，新華社大連支社和香港文匯報記者，2000年12月至2006年，作者因揭露薄熙來貪腐而
“大外宣”與“中央專案組”
薑維平
不久前，香港銅鑼灣書店的林榮基在記者會上，談及“中央專案組”的言行，我認為這一信息非常重要，林案是新近才發生的，他這樣年紀的人記憶還是不錯的，從複述的整個故事情節看，這是相當可信的，這就顛覆了以前的一些判斷，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善良人對中共高層嚴厲打壓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的觀點，我曾認為這種打壓，未必來自於習近平，它很可能涉及高層權鬥，是地方官員故意抹黑習近平所為，如今看來，林榮基所言似乎洞開了一扇窗戶，中共“大外宣”政策較之於江胡時代，有相當大的變化，隨著領導人強勢地位的確立，由過去的軟硬兼施，有拉有打，而轉變成一言九鼎，重拳出擊。由此推斷，“大外宣”變成“大鐵拳”，將進一步擠壓港澳及海外的與論空間，中共後集權時代的特怔盡顯無遺。
以前軟硬兼施的原因
眾所周知，由於鄧小平無法徹底解決香港的問題，不得不留下“一國兩製”的現狀，這就造成了專製與法製的不斷衝突，雖然香港沒有民主，但因英治而曆來擁有法製，過去司法保證言論自由，就使一些中共不喜歡的報刊，在香港回歸後繼續存在，有的還辦得相當不錯，可以說，創辦人名利雙收，內地許多消息也通過香港“出口轉內銷”，連中共官員內鬥也找香港媒體當“出氣孔”，特別是在胡溫時代，江澤民退而不休，胡錦濤成了“兒皇帝”，故江也希望港媒對胡有所製約，反過來胡溫也另有所圖：有一些在中共官媒沒辦法發出的文字，則可轉到香港測試風向，這是非常微妙的事情，也就成全了相當多的一些文人。
據筆者觀察，居住在港澳及海外的文化人，大概分兩種情況，一種是表裏如一地追求民主法製，故辦刊辦報以社會效益為主，經濟受益為輔；另一種正好倒過來，比如，桂明海之類的“政治抄書匠”，就是後者的典型代表。中共有關部門對此一定了如指掌，因為吃“言論自由”這碗飯，作者或辦刊人的消息透明度比較高，針對每一個人的特點，他們采取的辦法有相當大的靈活性和伸縮力，有的言辭太激烈的就嚴控，有的語調比較婉轉的就收買，一拉一打，多年來是比較有效的，比如，有的人某一些書還未出版，就馬上被官方知道，他們層層匯報，如果某位領導不喜歡，不想讓他問世添亂，就找關係給出版社或作者施壓，如果對方提出經濟損失的問題，就予以解決，當然這筆錢也許是不小的數目，但對“不差錢”的中共而言，是九牛拔一根毛的小事。如此安撫，皆大歡喜。
此一時，彼一時也
世界上所有的事沒有不變的道理，由於中共恐懼於言論自由，並有上述情況的存在，就滋生一種生意，即，通過出版敏感的書籍與中共談交易，有時拿到的銀子不比賣書賺得少，很可能還產生一種令人眼紅的暴利，於是，這種勾當越來越微妙，越來越熱鬧。但自習近平上台以來，改寫了這段曆史，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三，第一，習已大權在握，胡的“裸退”逼走了江，習頭上沒有人遙控，他不需要香港與論的“風向標”；第二，由於習王強力反腐打老虎，得罪了不少官員，他們都有能力和必要在港找到言論的“出氣孔”，而一些賺錢欲望強烈的文人，也樂於對接，與其暗通款曲，於是，加上讀者的好奇心，一些批評甚至誹謗，詆毀習的書籍大行其道，還有的用漫畫的形式，索性把他畫成“豬”，這種有辱人格的方法，自然也激怒習近平及其團隊。
我想，所謂“中央專案組”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產生的吧，首先，我們必須清楚，習近平當上中共最高領導人，成為世人關注的對象，有褒有貶是正常的，有些評論雖然尖銳，但都是可以視為與論監督，但有一些純屬罵人和發泄不滿的東西，也是不好的，它敗壞了言論自由的名聲，給對方提供了把柄，如果習都能包容地麵對，當然會給自己加分，但中共是一個很難接受批評意見的統治集團，即使習不在意，當他權力鼎盛之時，環繞著他的團隊熱衷於“拍馬屁”的人想必不少，也絕對不會容忍別人的批評，何況，類似薑野飛那樣的汙辱人格的漫畫，很容易使領導人失去心理平衡，因此，或許是習的某一個批示，或許是他的某一段言辭，也可能僅僅是憤怒的表情，都可能引發“中央專案組”的出現。
“大外宣”變臉的後遺症
這一細節顯示了中共最高層對以往“大外宣”策略的改變：它變的異常強硬，不再有什麽利益談判的“封口費”，也不局限於某一個地區，某一個國家，你敢到處亂寫亂編，我垮境抓捕絕不手軟，象姚文田的案子，王健民的案子，阿海的案子，李波的案子，等等，雖是情節略為不同，本質都是一樣的。於是，打破國內地域限製而抽調公安人員，組成強有力的班子，分赴海內外各地，也就水到渠成了，可能他們把每一個人戶籍所在地的公安，國安的人都組織起來，內定一些目標，任命一個頭目，專門負責某一個人的案子，然後，經常匯總由上級決定處理結果。所以，薑野飛關在重慶，林榮基曾關在寧波，等等。
其實，現在回想，兩年前發生的王健民案，已暴露出外宣強硬的利劍之鋒，他原供職於香港《亞洲周刊》，不滿足於給別人打工，想創辦屬於自己的刊物，《臉譜》和《新維月刊》的誕生，也足證他確有這份能力，很長一段時間，他住在深圳，平安地往來於內地與香港之間，甚至有人懷疑他有官方背景，稱其媒體為“香港黨媒”，但事實並非如此，可能是原先的“政法王”周永康窺視胡錦濤的大權，想叫薄熙來接班，故意“放水”給包括王在內的一些港刊，以便渾水摸魚，而單純的文人並沒有意識到風險，隨著周永康的倒台，習的位置高升，新的“政法係”的官員並不喜歡港刊，甚至視為肉中刺和眼中釘，對王健民就翻臉不認人，新領導一聲令下，王健民就失去了自由。
至於後來的阿海案，李波案，林榮基案，等等，海內外報道連篇累牘，我不必重複，之所以香港與論對書商的關注度比記者王健民要高，大概是因為垮境抓人的辦法使港人不寒而栗，越過香港人所能委曲求全的底線吧。毫無疑問，假如中共的官員能按照香港的法律，以誹謗或抄襲的罪名，請律師起訴一些人，效果可能比如今要好，因為中共“不差錢”，而且，很容易抓住一些粗製濫造，東抄西摘的“八卦書”的把柄，但可悲可歎的是，中共曆來是一個法製觀念淡薄，不講法製而隻認強權的政黨，他的領導人也習慣於抓人封口，於是，就接連發生了打壓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波及香港及東南亞的故事。
當然，這種強勢做派很容易立竿見影，前幾天，有一位熟悉香港出版業的朋友來看我，他告訴我說，現在，香港的政治圖書凡是比較敏感的，既使有出版社鬥膽出版，也沒有發行公司願意銷售，甚至連路邊的地攤小販都不敢涉足。以前，內地人來港主要是帶“政治八卦書”回去，如今，海關查得滴水不漏，蒙混過去的可能性極小，也就是說，香港的媒體逐步變得自律而膽怯，一概是鶯歌燕舞的催眠曲，我認為，從眼前看，對大權在握的習是“耳不聽心不煩”的好事，但長遠看是壞事，因為封鎖了不同的批評聲音，擠壓了自由表達的言論空間，就等於逼迫不滿者更強烈的，也許是非理性的反抗，而且，過多的虛假吹捧也會助長領導人的失誤，等失去一切諍友的建議，離淒然垮台就不遠了。更為重要的，這一近似瘋狂的舉動，也影響了台灣問題的解決，使香港與大陸的關係漸行漸遠。習近平，惜哉!
2016年6月29日於加拿大。香港《前哨》雜誌2016年8月號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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