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薑維平
1982年至2000年，作者先後任大連日報，新華社大連支社和香港文匯報記者，2000年12月至2006年，作者因揭露薄熙來貪腐而
張越被抓，打開通向曾慶紅的大門
、
薑維平
中紀委“雙規”河北“政法王”張越的意義，不容小看，它顯示王歧山反腐利劍所向，不會停留在現有的階段，雖然，江派的殘餘勢力，以上海為大本營，因江澤民的苟延殘喘而奮力抵抗，但做為曾慶紅的嫡係和馬仔，張越的最終落馬，無疑地洞開了一扇透亮的大門：首先是曾慶紅，然後是江澤民將岌岌可危，此舉與既將開審的令計劃案齊頭並進，像玩蹺蹺板一樣，王歧山在打擊團派的離心力量後，不堪另幾派的壓力，故抓捕曾慶紅似乎順理成章，否則，19大之前，中共高層的各個派係政治力量的板塊很難保持平衡。
其實，身處中南海高層的政治家，比任何人都有一種危機感與緊迫感，深知江澤民“六四”以來，以放任官員腐敗換取下級支持的惡果，它幾乎使整個社會潰敗而難以應對突發事件，但基於中共自身生存保權的考慮，在拋出曾江的驚天大案前，必需小心把握兩個關鍵點，一是絕對掌控軍隊的把握有多大，因為它曆來不是垮越黨派的工具，在黨內權鬥中不可能保持中立，何況徐才厚，郭伯雄等人培植的勢力相當大；二是“依法治國”雖然是一種口號和理念，但畢竟不同於以前，一些必要的司法程度要走，一步一環都不能少，或者說，王歧山必須要做實證據，以抵禦同僚，尤其是對立派的指責，因此，張越，馬建，郭文貴等人的案子，就顯得非常重要。
無疑地，江澤民時代，對中國的司法體係的破壞是空前的，不僅在周永康的主管下，公檢法司都變成了利益交換的生意場，而且許多特殊崗位的國家公職人員，毫無顧忌地利用專政工具斂財，馬建做為國安部副部長，成為張越以及曾慶紅等人的耳目，而郭文貴則戲劇性地把“國家機密”變成“郭家機密”，通過資本運作和公開搶劫而不斷擴大“盤古大觀”的領地，進而綁架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連以“反間諜”為重任的國安幹警都卷入生意和金錢，可見江澤民的罪行有多麽嚴重。實際上，早在上個世紀末，薄熙來通過賄賂原陳雲秘書，時任國安部長許永躍，辦理了有關本人的“文字案”，我在多年與國安特務打交道過程中，驚悉這個部門已墮落成內鬥的工具，張越，馬建等人的劣行應是前述罪惡的繼續和延伸。
從前一段時間，張越抓了放，放了抓的曲折過程看，江曾的殘餘勢力反彈的相當厲害，很少有地方官像張越這樣與曾慶紅，以及許永躍等人關係密切，他不僅為曾的兒子輸送經濟暴利，而且與戴相龍的女婿車峰打得火熱，並在海內外廣布信息和情報眼線，他以多種身份頻繁往來港澳與內地，圍著郭文貴轉，巧取豪奪了數以億計的財富，賺得富可敵國，他誤以為權力與金錢結合能抵禦政壇的驚濤駭浪，但不料隨著曾江的勢微而撞進“老王”的槍口，成為新一輪權鬥的犧牲品。我不認為王歧山在上任前就有抓他的計劃，一切都是時勢使然，任何人要想平穩地掌控這個複雜，陰沉，利益多元而強烈碰撞的國家，都必得在曆史的火車頭拐彎時拋下一些雜物。
張越可能是王歧山拋下的一件東西，也是抓曾或江之前的熱身壯舉，問題不僅僅是更高級別的官員，接連落馬，能吸引全世界與論的目光，化解一些社會矛盾，平衡黨內的派係力量，凝聚民間的共識，而更為重要的是，它是一個以人事更迭為標誌的曆程碑，假如，抓捕曾經不可一世的一位前中共最高領導人，中國會接著發生怎樣的變化，或者祥細一些說，會如何處理“六四”，“法輪功”，言論自由，民主法製等一係列問題，甚至要麵對多黨競選的壓力，他們將怎樣做？非常遺憾的是，我沒讀過高智晟的新書，不清楚他得出明年中共政權垮台結論的原因，但毫無疑問的是，中共權力最高層的反腐升級撬開一個個裂縫，使官場不再鐵板一塊，社會上各種勢力的不滿情緒，可能匯聚海量而坍塌統治的堤壩，突破原先的預想而一泄千裏，但依筆者之見，不會那麽快，改變，改良，改革可能比崩潰，革命要早一些，中國還有相當漫長的路要一步步地走，這大概就是王歧山利劍指向曾江而一再躊躇不決的原因吧。
2016年6月16日於多倫多。
自由亞洲電台7月4日首發。
薑維平博客2016年7月5日轉發。
更多文章請看薑維平個人網站：
轉發請注明出處,聯係作者:pwj@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