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薑維平
1982年至2000年，作者先後任大連日報，新華社大連支社和香港文匯報記者，2000年12月至2006年，作者因揭露薄熙來貪腐而
王健民案成了燙手的山芋
多倫多大學訪問學者 薑維平
香港資深媒體人士，《臉譜》與《新維月刊》的創辦者王健民案，已經開庭了四個月，我原以為他屈從官方的壓力，和高瑜，鐵流等人一樣，講講言不由衷的話，也就可以放行了，管他什麽理由的，反正認不認罪都是一回事，誰都知道這是一個冤案，但這次卻極不尋常，王健民案至今未判，成了燙手的“山芋”，大概是公檢法司的領導意見不統一吧，苦了他及其親友，他被羈押已經快兩年了，此間還史無前例地變更了起訴書，增加和羅列新的罪名，又逼他在區級法院認罪，現在，既不放也不判，到底在等什麽呢？誰是此案的最高決策者啊，真的令人一頭霧水。
舉世皆知的中國文革已過去了50年，回憶1966年，我才10歲，見證了許多因言獲罪的人，他們有的判死，有的入獄，有的勞教，令我印象深刻，那時動輒有些人被戴上反革命集團成員的帽子，被紅衛兵遊街示眾，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記得有一個叫李清川的長者，他是扳道岔的鐵路工人，隻因給小孩講《青春之歌》的愛情故事，就被打成反革命，結果判了死刑，還是公開槍斃的，他死後腦漿子撒了一地，我站在不遠處，第一次看到剛死的人，其情景至今不能忘懷。實際上，文革有些東西延續到了今天，中國的確有了一點進步，一個人隻因講幾句當官不喜歡的話或發表了文字，還會被抓起來，送進監獄，隻是不至於殺頭，可見社會的半個世紀的變遷，還沒有實質性的改革，象王健民和萵中校這樣的一些文人，就是因為發表言論的問題，而被包裝成了一個反革命集團案的，成員包括王的太太和嶽父，同事與撰稿人，過去罪名叫“反革命份子”，如今改變新的罪名叫“非法經營”。
我想，最可悲的，不僅僅是王健民案本身的荒謬和倒退，而是製造這些類似案子的人，大都與我年齡相仿，皆有類似的經曆和體驗，他們可能自己或親友，文革中也曾吃過“文字獄”的苦頭，不同的是，過去是人家整他，如今是他整別人，細節都差不太多少，被整時可憐巴巴的，反過來整別人時，瘋狂而得意得很，過去我曾講過，薄家兩代人都受難於10年文革浩劫，但一旦大權在握，立即繼承文革的傳統，更殘忍地折磨他人，同樣在大連與重慶，大搞冤假錯案，他把過去的遭遇忘得一幹二淨，這是什麽原因呢？恐怕還是缺乏監督的製度使然，個人品行隻是一個方麵吧。因此，寄希望於某一個官員可能是天真幼稚的幻想。
我不知道別人如何理解，對我來說，牢獄之災，使我終於明白了，奉承的話未必對自己有利，而批評者卻往往是善意的，我在香港《文匯報》東北辦工作時，是一個比較獨立的小部門的領導，由於總社“天高皇帝遠”，我也是驕橫的了不得，至今憶想而羞慚，我最信任的人，也是經常吹捧我的同事，他們整天奉承我，等我被捕後，第一個檢舉揭發我的問題的人，就是他們；而以前與我有矛盾，被我辭退的同事卻對我關心有加，還通過我的弟弟轉錢資助我，令我獲益不少，因此，一個領導人一定要保護和懷柔不同的聲音，特別是那些持不同政見的文人，是國家和人民最好的朋友，凡是打壓，抓捕類似《臉譜》和《新維月刊》雜誌等媒體記者的官員，都是目光如豆的傻子，一個如此之大的國家，社會各階層非常複雜，沒有敢於找毛病的媒體，全部是虛假的捧場，隻能害了當官的，沒有不同的雜音，則表明社會已瀕臨崩潰。
記得前幾年，青年作家餘傑在一篇文章裏指名道姓地批評我，立即多倫多某媒體人士來找我，表示了義憤填膺的情緒，要我猛烈反擊，我當時就樂了，我對他們講，餘傑敢於言辭激烈地批評我，是因為他真心地希望我好，我一定要包容他，把他當成益師良友，去年底我去紐約，要請他出來喝酒，通過自由亞洲電台的一個編輯找他，但不巧他去了台灣，我錯過親耳聆聽批評聲音的良機，深感遺憾。我講這些故事，都是實實在在的，我沒有編造一絲一毫，我看過網上許多批評我的言論，從未反駁過，原因就在此處：批評者是最好的朋友，以言治罪的統治者，不論得誌時多麽風光，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薄熙來如果能早一點接受我的批評，能有今天的下場嗎？因此，類似王健民這樣的文人，利用香港“一國兩製”的條件，出版兩本小雜誌，刊登一些披露內幕的文章，奉勸一些頭腦發熱的人，批評一些當官的，有利於政府和人民，有則改之，無則加免嘛，何必大動幹戈呢？
然而，一些身居高位的權勢者，吃一百個豆子不知味兒，頭腦昏昏然，廣東的貪官汙吏，抓一個王健民還不過癮，還要生拉硬扯地組成一個“反革命集團”，本來，他嶽父和太太就是象征性的合夥人，香港注冊的有限公司不都是這樣嗎？辦雜誌就類似開麵包店一樣。他們找不到同案就拚湊，不在乎株連九族。“非法經營”的罪名感覺太輕，又拚湊出兩個，還叫人家在法庭上自證其罪，如今，又遲遲不宣判，我猜測是領導人意見不統一，一些人的血液裏流著文革的餘毒，對王健民的修理欲罷不能；一些人有點現代理念，感覺再整他也不好意思，兩派爭吵不休，而又旗鼓相當，於是，就把嫌犯丟在看守所裏倍受折磨。這個案件對官方聲稱的“依法治國”是絕妙的諷刺。
我想，為什麽官員如此害怕媒體呢？你抓了一個王健民，泯滅了《臉譜》，《新維月刊》的聲音，但別的各種名目的雜誌不是照出不誤嗎？可能有的比他們還要觀點強烈而偏激，從治理國家手段來講，還真不如包容它們更佳。另外，象萵中校這樣的記者，就是給王健民編稿打工的，而劉海濱就是供稿的讀者，如同筆者一樣，他們不會別的技能，就會寫寫稿，賺點稿費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何罪之有呢？現在，把他們都一起關押了近兩年，怎樣分別判刑呢？難道押多久判多久嗎？不僅他們自身飽嚐失去自由之苦，而且家人也跟著倒黴，在港深兩地搞得沸沸揚揚的，對香港的穩定有何好處呢，對中國的進步有何好處呢？
我不了解王健民另外一些同案的情況，也不好過多地評論，但可以肯定是，這些羈押過看守所的文人，出來之後對國家，對政府，對自己及他人的觀點都會與過去不同，現在類似的人越來越多，而王歧山打老虎，又不斷得罪更多利益集團的官員，沒有爭取腐敗分子的敵人，卻傷了進步知識份子的心，使自身陷入極度危險之中，這一點筆者在《王歧山打老虎，注意點策略》一文，有比較早的善意提示，但似乎被忽略了，以後形勢的發展可能會證明我是對的，總之，我認為王健民案是官員自我埋葬的愚蠢之舉，以前我講過，深圳公安在2014年的“六一”兒童節前夕拘捕王健民，就是故意傷害他的三個小孩，這是精心策劃的一個陰謀與惡行，它表明，文革正在死灰覆燃，階級鬥爭的思維滲透了一些權勢者的血液，當官的人，為何要一代代地折磨自己的人民，踐踏屬於未來的孩子，一點記性也沒有呢？再過十年，二十年，他們長大了，就像今天筆者這樣，回憶新的一場文革運動，再審判一些類似“四人幫”的人，可能製造王健民案的人，又要成為“周永康”了，然後，再來幾次循還嗎？
2016年4月5日於多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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