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冤假錯案，重在追究責任人

平反冤假錯案，重在追究責任人

 

多倫多大學訪問學者薑維平

近期，已有23起重大冤假錯案得到了糾正，有的經媒體報道，人們知情較多；有的低調得很，幾乎無人知道更多的細節，但不論如何，糾正總比不糾正要好一點，首先，應當肯定這是10年“政法王”周永康落馬前後出現的新氣象，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製造冤假錯案的人，沒受到真正意義上的法律追究，比如，張家叔侄奸殺案的編造者，浙江“女神探”聶海芬至今毫毛未損，而內蒙古的呼格吉勒圖殺人案，還剛剛啟動錯案責任人的追究機製，八字沒有一撇呢，這就產生一個新的問題：辦假案快，糾正不易，追責更難，這是為什麽？

毫無疑問，應當嚴厲質問公檢法，但辦案人員可以這樣回答：上級領導叫這麽辦的，比如，每一個地區都有政法委，基層辦案時是層層匯報的，公安刑警大隊上報支隊，支隊報局領導，局長報當地政法委，以至副市長，書記，等等，幾乎都是一個模式，即，小組辦案，集體研究，領導審批，假如政法委書記或市裏主要領導，人品比較好，就問題不大；假如象薄熙來那麽霸道和枉法，麻煩就來了。在周永康當政的10年裏，下麵各省市，地區，鄉鎮村的“小政法王”多如牛毛，製造的冤假錯案五花八門，堆積如山，訪民，冤民海潮般湧向京城，如今全部糾正不僅需有時間，而且要抓住要害，依我看，就是要研究如何追究辦案的責任人。

但實際上，領導通過電話，會議，批條子，私下約談，未必留下字據，一旦形成冤假錯案，大家可以互相推諉，誰也不想承擔責任，比如，當年在大連，薄熙來想抓誰，一個電話給他任命的政法委書記成城或秘書車輝，他們召集“三長會議”，即公安局長或安全局長，檢察長，法院院長，統一思想就行了，立即，薄熙來厭惡的人，隨便“神馬”罪名，薄及其死黨不在乎，編一個既可，他們進了監獄，然後在看守所和監獄，再有安全局的“特務”設下眼線，繼續監視和改造薄不喜歡的人，因此，製造了數十起影響較大的冤假錯案，比較，知名的有律師陳德惠案，“天天漁港”張家兄弟案，劉曉濱案，高姿案，張成家案，韓曉光案，等等，但至今無一例真正平反，隻有陳德惠案糾正了，但真相隱藏著，至今秘而不宣，更別說追究責任人了。

這就出現一個尖銳的問題：究竟是誰製造了冤假錯案？浙江省的張家叔侄案辦錯了，是不爭的事實，沒有真凶再現，沒有正直的檢察官張飆力推，沒有中南海政局大的人事變動，是不會得到平反的，但參與此案的“公安神探”安全著陸了，如何解釋呢？一個身穿警服的漂亮女人，能在破案前後編織那麽燦爛的光環，指揮和調動那麽多公檢法的“爺們”圍著她轉，捅出這麽大的漏子，至今連道歉的聲音都沒聽說，說明浙江省的官場不正常，浙江省的公檢法爛到一種“神馬”程度。爛到一種男人趴在地下，舔女人的鞋跟的可憐地步。

也許基層的辦案民警是這樣解釋的：當時辦案都按正常組織程序上報了，真凶是誰，上麵有人同意定的，查我們的責任，但我們是服從上級的，為什麽不抓住領導的把柄，單整我們小人物，這樣一問，可能調查人員就斷電了。再以大連為例：薄熙來當年一言九鼎，他下令成城或車輝抓人，他們不敢也不能不順從，假如有二心，輕則不用，重則判刑，而手中大權在握的薄熙來，抓一個人比抓一隻雞還容易，抓雞掙紮要掉毛，而薄是抓前是把毛都剃了，叫你無聲無息，但是，仔細想來，既便如此，也絕對不能放過任何一個參與製造冤假錯案的人，雖然，辦案人有壓力，有苦衷，但也要嚴懲，因為在現有的體製下，減少冤案的最有效辦法就是，當一個冤案形成並發現，就應當一個不留地重判責任人，這樣形成一種震懾模式：不論時任領導多麽風光強勢，總有由盛而衰的時候，那麽，下級就要有點記性，不要隨風倒，要講原則和良知，否則自己必將倒黴。針對中國司法的現狀，在《刑法》裏增加“誰製造冤案，誰將同樣懲處”的明確條款更好，那麽，就比較公平。

如此觀之，對聶海芬這樣的“神貪”，一定要重判，象這樣因有罪推定，徇私枉法的典型案件製造者，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影響極壞，應至少處以死緩；而造成內蒙古呼格吉勒圖冤死的馮局，應判死刑，立即執行，並且要在社會上廣泛宣傳，叫大家都知道，這樣一來，若幹年後再出現某一個強勢官員徇私枉法瞎指揮，給辦案人員施加壓力時，前車之鑒，記憶猶新，辦案人員就不敢盲從，這樣一來，就在人事上做到釜底抽薪，永絕後患，也就是說，有亂法的強勢領導，但下麵沒支腿的群眾，冤假錯案就辦不成了，但是，這隻是我的一廂情願，因為目前授權給政法委的辦案製度有問題，它是關鍵的症結所在。

除了體製之外，還有一種沒有道理的擔心，也影響檢察人員追究辦案人責任的決心，從佘祥林案可以看出，一旦要調查公安人員總會出事，據說當時也想查，有人畏罪自殺了，其他同事憤憤不平，影響了工作積極性，而中國由於冤案積累，民情激憤，要穩定必得靠公安，而公安局不象商場，它是獨家經營的，因此，能放一碼就放吧，時間長了，連冤案受害人都心冷了，一切如舊。實際上，正好相反，對責任人抓得越狠，老百姓越出氣，社會越安定，公安的利用價值就越小，象那個自殺的警員死了，就死了吧，要我看他該死，誰叫他不長腦子，或者說頭長在腚上，前者是指水平太差，破不了案找替死鬼；後者是指心術不正，有意裁贓陷害，徇私枉法。不論怎樣，都不要放他一碼。如此觀之，23起冤假錯案平反，至少應有23個領導人關進大牢，但這23人的名字誰能叫出來？

再拿我所熟悉的大連為例，薄熙來利用原司法部的處級小官成城，為政法委書記，他實際上是周永康與薄熙來之間的聯絡人，他的任務是行賄和傳遞信息，薄熙來在官場內鬥時恨誰，立即通過成城花錢打通司法部的關係，然後，名正言順地把政敵，對立派投進大牢，如果被害人上告，成城已把錢花到了，接受他錢財的京官，已把訪民申冤的路徹底地堵死了。因此，成城認為“整人是一種精神享受”，而他快感下的中國在痛苦地嚎叫，如此大鱷，至今安度晚年，是何道理呢？類似這樣的大大小小的“薄熙來”和“成城”，遍地都是，一定要發現一個抓一個，重判嚴懲，才能打掉周永康的社會基礎。

象聶海芬和馮局辦得這些案子，從發現冤情並決定重審那時開始，為防止責任人自殺或毀滅證據，應當全部把辦案人員拘捕，因為既然是“集體辦案”，那就是利用公權力的組織犯罪，應一網打盡，然後，再將指揮他們的相關領導拿下，而且，受害人平反之後，不應當由國家賠償，應當用這些人的薪水理賠，賠不起的罰沒和變賣他們的個人財產，叫他們傾家蕩產，一定要叫他們長點記性，讓全社會知道辦冤案的後果是嚴重的，否則，今天一邊平反，一邊還會辦出新的冤案，政府一方麵承認案子辦錯了，一方麵肯定辦案人員是出於公心，這如何能根治頑症，以理服人呢？有句話講得好：有職必有權，有權必有責，有責必有問，但在現有的體製下，問責何人才能落到實處？老百姓還能給官員幾次改過的機會？

 

因此，在我看來，李三仁和尚愛雲在控告書中寫的好：今天我們提出控告，對象就是1996年“4，9女屍案”的公安偵辦人員，市檢察院的公訴人員和呼市中院，自治區高院一審和二審的法官，我們要求依照法定程序展開調查，對造成冤案的辦案人員及有關責任人，不論調整到哪個崗位，不論在職還是離職，都要問責到底，並及時向社會公開追責情況。其目的非常明確，他們想通過這件事給有關部門敲個警鍾，以後辦理每一起案件都必須謹慎、認真，合法，經得起曆史檢驗，不能再給個人和社會造成這麽大的傷害了。這段受害人家屬的言辭是解救社會不穩頑症的一劑良藥，它是苦口的，但必須喝下去，否則，再多的警察維持秩序，也無法力挽狂瀾。

 

2015年2月1日於多倫多大學梅西學院。

自由亞洲電台2015年2月2日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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