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薑維平

1982年至2000年,作者先後任大連日報,新華社大連支社和香港文匯報記者,2000年12月至2006年,作者因揭露薄熙來貪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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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失而複得的鎖鑰

(2014-11-26 13:45:40) 下一個
感恩節:失而複得的鎖鑰
 
薑維平
 
不是精心策劃的,完全是漫不經心的一次巧合,它的故事,與今年10月12日的加拿大感恩節不期而遇,有一點戲劇性,也有點耐人尋味,不知道用什麽文字形容更好,卻叮囑自己不要忘記,這一天是非同尋常的,因為當地人要吃火雞,並感謝那些幫助過自己的人,進而回顧久遠的曆史,但我對象征性的火雞飲食,不以為然,這是因為它太油膩,加再多的香料也不如出鍋後什麽也不放的海鮮,所以,如同不是基督徒的聖誕節一樣,既使另有信仰,也和大家一樣,放鬆一下心情,品嚐一下地方風味的西餐,但今天的心情先被一件小事破壞,後卻得到意外驚喜的補償,等黑夜來臨近眠時又有哲理的啟迪。
 
中國,我的鑰匙丟了
 
感恩節的前一天晚上,與幾個朋友聚餐後意猶未盡,彼此分手後,又一個人順著央街閑逛,不知不覺地走到鄧達士廣場,忽發奇想,為何不給自己買一條褲子,以前這種瑣碎的小事向來由家人代辦,現在,卻因善待自己意識的覺醒而惶然:為什麽不親自找一條喜歡的褲子呢,既使不是名牌也要彰顯個性,於是,第一次踏進了伊頓山特的南二樓,琳琅滿目的商品立即吸引了我,我自選幾種品牌的西褲,並在試衣間逗留了一會兒,我記得,我把隨身攜帶的皮包放在地上,還把外套搭在門鉤上,加拿大是一個幾乎人人都像白求恩,拾金不昧的地方,所以,我一點也沒在意身上的東西,故回家的途中,我為找到一條滿意的褲子沾沾自喜而忘卻其它,隻是臨近家門之時,才想起鎖鑰,摸索半天,大吃一驚,這下完了,我翻遍上衣和褲子的所有口袋,還把隨身的皮包放在地下,翻了個底朝上,但未能如願,錢包,筆記本,電腦,手機,等等,一應俱全,隻有那個最關鍵的東西不翼而飛。
 
和其他人一樣,我有一大串鎖鑰,拴在一件銀色的鐵環上,有大大的汽車鑰匙,它是細長而尖亮的,它的形狀常使我回憶坐牢時,楊凱池管教經常拿的那種大家夥,它能打開大連開發區看守所冰冷而厚重的大門;還有信箱和庫房的精巧的小而薄的鑰匙,它的齒痕簡潔;還有閃閃發光的銅製的門鎖,最重要的是一種能開大門的遙控鎖鑰,它是黑色的塑料製作的,上麵有幾個神奇的圓形按紐,輕輕一按,就能打開車庫和樓道的大門。這些東西對我太重要了,生活中每一天都離不開它們,但此刻,我把它們全部弄丟了。我沮喪地停在門前想了一想,半個小時之前,我曾經去了什麽地方,在哪一個所在有疏忽的問題,雖然光陰走得不遠,大腦卻一片渾噩,先在試衣間裏左顧右盼,後在櫃台旁徘徊不已;然後去了一家小酒吧,喝了一杯紅酒,自覺血壓降了下來,渾身上下一片輕鬆;再後來是乘上地鐵,昏昏欲睡地坐在那裏,皮包放在腿上,拉鏈是緊閉的。。。。。。
 
也許鑰匙留在商場的試衣間裏,也許它落在酒吧的靠背椅後,也許它掉在央街的馬路上,總之,也許永遠沒有了“也許”,對我它須臾也不能離開,但它對別人卻太渺小,太無關緊要,它一旦不小心離開了我,我便加倍地懷念它,還伴著一種少有的失落感,像刀子一樣抓心撓肝。它是那麽神奇而可愛,我卻是那麽笨拙而健忘,但現在它突然沒了,象一個親密的好朋友,以前整天在一起喝酒聊天,沒覺得怎麽樣,但一瞬間就失去了,帶走了心靈的一小片感情,真的是無言的痛楚啊,猛然間,我想起了一個詩人,我年輕時很崇拜的男人,他叫梁曉斌,他曾寫過一首詩,題目是《中國,我的鑰匙丟了》。那時,不知道怎麽回事,我在遼大的校園裏看了,想哭又想笑,還興奮地在雪地上直蹦,蹦得身心疲憊,正因為我傻,我的一女同學成了我的老婆,直到今天。家庭,事業,工作,房子,好像什麽都有了,但是,真的,自從那以後,我感到,中國的鑰匙一直沒找到。
 
不然的話,憑什麽力量,前不久的一天,深圳的警察,能海嘯般地一下子淹沒我的好朋友,資深記者王建民呢,能山崩地裂般地把香港剛問世的兩本雜誌《臉譜》和《新維月刊》關閉了,是“神馬”東西奪走了人們去取雜誌的大門的鎖鑰?是誰剝奪了媒體人士自由表達的權力?又是誰把中國人打開文明世界之門的鑰匙給藏了起來?。。。。。。由自己的渺小的鑰匙想到中國的巨大的鎖鑰,我的心碎了。偏偏又趕上了香港占中,占得一塌糊塗。我的心像鑰匙一樣,不知不覺地丟了。我想,那些舉著雨傘的人是不是在尋找鎖鑰?
 
在自家的門前,我猶豫徘徊了一會兒,不停地捫心自問:要不要回去尋找,回憶剛才行走的方向,路線和地點?評估偶然成功的把握有多大?要不要告訴太太,然後忍受她無休無止的嘮叨?。。。。。。感恩節的前一夜,我感到極度地煩躁:今天我要早一點回家休息,卻遲遲打不開門鎖;明天一早我要去參加一個會議,有幾個學生,讀者要給我感恩節的小禮物,我應當高興,但我沒有了汽車鑰匙,立即興致索然;後天我要去上班,缺席要扣工資,寫作隻能糊口,卻遠不能養家,所以,必須拚命地工作,卻不見了辦公室和車庫的鎖鑰。假如去配一串鑰匙,我不僅要破費金錢,而且還要浪費時間,我一方麵為自己的疏忽大意而自責,一方麵為近日的運氣不佳而憤怒,繁亂的心緒攪得我坐立不安,最終,我還是萌生出一線希望,並決定立即去尋找,於是,我又走進了地鐵站,像一個夜色裏的晃動不停的幽靈。
 
我先到了那家小酒吧,它位於鄧達士廣場的右側,在一個比較繁華的地方,夜色裏的暗淡的燈火和蠟燭給它增加了神秘的情調,我常到那裏去一個人獨坐,看寬大電視頻幕不停地切換和閃爍,任憑思路在暇想裏折斷,把碎片拋回我的故鄉,而一無所獲,永無回音,這回,我自己聽到“哢達”一聲,一個故事的片段終結了,真的完了,酒吧老板聽完我的陳述,淡淡地笑了笑,大胡子顫抖著,他問遍所有的員工,包括那個總在笑的美麗女孩,沒有人看到那串鎖鑰,卻檢到一個錢包,但那不是我的,我傻笑著連聲道謝,神情失望地溜出了酒吧,又向伊頓山特商場奔去,但我吃了“閉門羹”,原來,時間遲了,已是月上中天,它已經關門了,隻有一個保安的黑人鐵塔似地站在門前,他微笑地告訴我,我很同情你,但很遺憾,你隻有明天來看看,碰碰你的運氣,如果確實在這裏丟的,一定會放在失物招領中心,它會物歸原主的,講完這些話,我看到他潔白如玉的牙,像黑夜裏的星星,我卻無心觀賞,於是,我隻有拖著疲憊的身體,打道回府。
 
我找到了自己的鑰匙
 
次日是多倫多的感恩節,我分別給朋友們打了電話,為自己的失約而慚愧,我必須馬上再去一次,因為那件東西太重要了,如果新配一套鑰匙,也必須過了長周末和假日,有些事再辦連黃瓜菜都涼了,我得今天決定一切:或者今天失而複得,或者明天立即補配,有的部門還要換鎖,於是,我吃過早飯就去了那家商場,好在,感恩節它也照常營業,樓上樓下,人來人往的,生意十分興隆,在二樓營業櫃台,我把情況對一位黃頭發的年輕人ERIC GRIGOR講了,他放下手裏的樣品,立即給樓上的有關部門打電話,不一會兒,下來兩個大約二三十歲的男子,他們都西裝革履,溫文爾雅的,其中的一個叫A,另一人名叫B,A站在左邊,把雙手抄在褲兜裏,用大而藍的眼睛看我,非常認真地聽取我的訴求,我講了事情經過,仔細描述了鑰匙的形狀,大小和性能,還強調了它的重要性,他眨動著眼睛,仿佛有一點懷疑,我想,這不是錢包,大概沒有人會冒領,不過,因為有汽車鑰匙,他也必須慎重才對。他的表情是職業習慣使然,我不必在意。
 
我給了A一張名片,他接過來看了看,轉給另一個人B,可能是因為我的英文不好,他們給我準備了懂中文的營業員,不,原來,這家商場是專門賣名牌貨的,中國顧客太多,遺失物也非常頻密而複雜,故專門配備了中文翻譯,但B的口語很差,有點南腔北調的,他又用中文核實了情況,我禁不住笑起來,或許是情緒受到感染,他們都笑了,笑得有點燦爛,那位英語講得不流利的男子,兩隻手同時從口袋裏猛然掏出,我一下子驚呆了,共有四大串鑰匙,也就是說,像我這樣健忘的人不少,我立即察看,一下子認出了“老朋友”,我的那串閃亮的東西,正在向我閃射著焦慮和思念的光芒,我接過來,捧在手上,送到唇邊,親吻了一下,親愛的,你終於回來了,雖然才失落了一夜,我就受不了,真的比什麽都重要。是的,中國,我的鑰匙找到了,但是,那把更大的更久遠的影響未來的鎖鑰,現在還是沒有找到。
 
何時能找到中國的大鎖鑰?
 
在回程的路上,我的心情變得輕鬆無比,又來了關心政治的雅興,我取閱幾份放在地鐵站裏的免費報紙,其中有一份充滿有關香港占中的新聞,梁振英的代表,香港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在10月10日宣布暫不與學聯對話,立即聲援的學生,市民又多了起來,有的警察毆打示威者,被記者的視頻留證,還有很多反占中的人群與占中的學生,市民發生肢體衝突,我想,鄧小平無奈地搞了“一國兩製”,留下曆史的難題,而後人沒有創新思維啟動政改,隻能維持現狀,怎麽能風平浪靜呢?像這樣的街頭抗爭事件是難免流血的。我想,有人要民主,有人要專製,有人要發展,有人要生存,於是,兩種思想的抗爭和衝突就會不斷,總有一天,“一國”必將變成“一製”,實際上,一個國家隻能一個製度,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相反,目前的“占中事件”就是矛盾爆發,勢力對決的必然產物。是的,自從“六四事件”以後,中國的民主化的鑰匙丟了,人們一直在尋找而至今也沒有找到。
 
至於我自己卻有一點點幸運,我卻找到了有限的“自我”,就像這串屬於我的鎖鑰一樣:2000年至2006年,我坐滿薄熙來虛構的“文字獄”獲釋,他調離遼寧省了,但還沒倒台,政府對我的政治迫害還在繼續,隻是力度減輕了一些,我被軟禁整整3年。2009年,我移居多倫多,接著,鬥轉星移,昨是今非,薄熙來倒台了,他自己進了監獄,但至今我的冤案也沒有得到平反,這說明了什麽呢?
 
盡管如此,我還殘留一線希望和期待,不論怎麽樣,我找回精神上失落的鎖鑰,就像上述的小鑰匙一樣:我的特長是寫作,我既不想加入組織,也不想立黨競選,如果將來中國變得民主和法製化了,我最大的願望是回到家鄉大連釣魚,我自幼在海邊長大,對釣魚有濃烈的興趣,它能培養我的耐性。我維持最低生活標準的手段是寫作,但做到這一點在中國是危險的夢想和奢望,給媒體投稿,在我的家鄉是不安全的,除非違心地歌功頌德。但是,在多倫多的湖邊,我可以自由地表達,可以在海外的網站上發表文章,但支付稿酬的媒體寥如晨星,而且微薄。我的著作不能在大陸出版,就失去了最大的市場。於是,我把精力轉向書法,我發現寫大字比寫小字值錢,而且,近年我的書法作品行情看漲,所以,我活得還比較滋潤。這一切都提醒我懂得感恩。為了感謝幫我找到鎖鑰的ERIC GRIGOR和A以及B,我在10月24日,專程再去一次商場,贈送他們每人一付書法作品,留作紀念,有的內容是:“送人枚瑰手有餘香”,有的是“天道酬勤”,總之,我知道感恩,又為巧遇西方的節日而欣喜。我感謝加拿大移民部長給我特許的永久居留權,雖然它姍姍來遲;我感謝我的朋友,同學,讀者對我的無私而慷慨的幫助,雖然暫時我還不能回國;我感謝家人對我做出的貢獻和犧牲;還感謝多倫多大學一再聘請我為訪問學者,並給我提供優越的寫作條件和豐盛而免費的美食;我感謝免費的英語學校和多位義工的教育和培養,也感謝類似商場失物招領處的朋友的關愛。我加倍地讚美你,加拿大的感恩節。
 
2014年10月13感恩節草於多倫多,11月4日修改。
香港《前哨》雜誌2014年12月號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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