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法院向“錢”看，激化社會矛盾

重慶法院向“錢”看，激化社會矛盾

薑維平

對重慶來說，眼下當務之急，是借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依法治國”的東風，啟動案件重審的機製，清理薄熙來當政時遺留下來的堆積如山的冤假錯案，盡快釋放類似李修武等人的所謂“黑老大”，給民企經濟注入強心劑，但是，在薄王餘黨黃奇帆，張軒，錢鋒等人的力阻下，法院反其道而行之，不但鼓勁與中南海對著幹，千方百計地幹擾錯案重審，而且故意激化社會官民之間的矛盾，製造一些新的荒唐可笑的案件，唯恐山城不出亂，近日重慶地方法院在潼南縣，搞出一起針對弱勢群體的案件，並由官媒大肆渲染，就是其中最有說服力的一例。

重慶媒體報道說，潼南縣的8位村民，一年前在當地的河道裏挖出一根烏木，賣得19.6萬元，大家分享這筆數額不小的意外之財。如今，當地財政局將他們起訴到法院，要求他們返還這筆錢。日前，法院一審和二審都判決村民們還錢。原來，2012年10月下旬，潼南縣前進村民王某在涪江河內的淤泥中，發現了一根烏木。他將此事告訴了同村的匡某等8人。當年11月份，9人用匡某的挖掘機一起對烏木進行了挖掘打撈。經測量，烏木長約30米。

在中國，由於周永康把持政法委大權長達十年，公檢法成了“自留地”，冤假錯案漫山遍野，上訪者不絕如縷，重慶更是世界聞名的重災區，薄王倒台後應當大量處理“民告官”的案件，並應支持草民獲勝，這才能佐證法院重判薄熙來和王立軍是英明的，公正的，但情況剛好相反，至今為止，沒聽說哪個重慶老百姓把當官的告倒了，包括薄王的一些餘黨。我經常瀏覽重慶的媒體，大部份時間都是心情鬱悶的，現在，又來一起廣泛宣傳的“官告民”的案件，竟因區區的十幾萬小錢，興師動眾，貽笑大方。我真的想不通，薄熙來，王立軍搞“唱紅打黑”運動，不論是“唱”的，還是“打”的，揮霍和浪費了國家多少錢，多少個19萬啊，各級公檢法借“打黑除惡”，撈了數以千億計的民脂民膏，為什麽法院不受理這方麵的糾偏案件，卻拿雞毛當令箭？沙坪壩區法院的院長郭某製造了李修武案等多起冤假錯案，罪大惡極，臭名昭著，為什麽不立即抓捕判刑，卻高升了官職？周永康的心腹，重慶高院院長錢鋒與李東升的官曆如出一轍，明顯是周的布局棋子，卻久留山城，他正經事不幹，卻支持下級法院搞這些針對窮人的惡案，天理何在？公平何在？希望何在？

從官媒披露的信息看，這幾個貧窮的村民，是翻山越嶺摔倒了，撿了個“金圓寶”，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那根烏木的，並且忐忑不安地向政府有關部門報告，請示，它由於不屬於文物，當地文物管理所接到匡某等人的報告後，未予以收藏。所以，9人聯係買家，在12月份將烏木賣了19.6萬餘元，其中，發現烏木的王某和挖掘機機主匡某各分了約4.9萬元，其餘7人均各分得1.4萬元，開挖掘機的司機分得300元。去年1月16日，其中一人將所分得的1.4萬元上交給當地財政局，其他8人沒有上繳。

在我看來，他們都不應當上繳，第一，它不是文物，烏木與古董不搭界；第二，草民已報請上級批準，拿錯了也不承擔責任；第三，草民沒錢，想生活過得好一點，撿一個“金圓寶”按勞分配理所當然；第四，法院應當糾偏的冤假錯案太多了，多得浩如煙海，比如，李莊案，李俊，李修武，台仕華案，黎強案，曾智強案，樊奇航案，等等，與其比較，這點小錢案算“神馬”東西，錢鋒操控的各級法院，還在沿用周永康路線，他們不糾正薄王的惡法，卻無為地消耗國家人力，物力，財力，浪費司法資源，丟掉“西瓜”撿“芝麻”，犧牲公平正義，再一次利用法院的強製執行權而搶奪老百姓的血汗錢。

反複讀過有關文章，我還看到媒體配發的幾張照片，可以想象現場的情況，原先沉睡在涪江河裏的巨大烏木，重多達兩噸，長達30多米，把它打撈出來，還利用了挖掘機和大卡車，費時費力費腦筋，村民吃了不少苦，流了不少汗水，還要拜衙門，找客戶，這一切很不容易。照片顯示，村民們著裝樸素而簡單，站在水裏的眼神充滿期待，毫無疑問，烏木凝結著他們脫貧的夢想，流淌著村民的眼淚和熱汗，也就是說，多少人是用這筆意外之財，給孩子支付了學費，給親人補交了醫藥費，給兒女們增加了口糧，或許還有的人，支付了等待已久的嫁妝，等等，這叫“官不幫天幫”，老天爺有眼救窮人啊。

但是，天有不測風雲，重慶有不盡惡法，奇怪的是，烏木丟在河塘裏任時光流逝令其無所作為，官員不違法，還心安理得，但村民打撈賣錢卻受罪，這是哪家的法律？此事一波三折，叫村民把吃進肚子裏的“肥肉”吐出來，令他們憤懣，而告發他們的，恰恰是曾浪費國家財富的貪官汙吏：不久前，縣財政局將匡某等8人起訴到潼南縣法院，要求他們返還賣烏木後各分得的錢款共約18萬元。縣財政局稱，烏木是在河道中發現的，其所有權應歸國家所有。匡某等人認為，烏木屬於國家所有沒有相應依據，即使所有權歸國家，也應支付打撈及看管期間支出的費用。雖然，村民站在理上，但由於法院靠地方財政撥款，豈能靠在窮人一邊？

筆者認為，如果是國家明文規定的一些貴重文物，當然草民發現也必得充公，烏木卻另當別論，但潼南縣法院一審認為，烏木形成於大自然，屬於自然資源，不符合法律規定的屬於集體所有的範圍，它屬於國家所有。因此，縣財政局作為縣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有權要求匡某等人返還分得的錢款。這種判詞好像有點道理，但烏木再大，也不過是獨立的一件，發現它不具有必然性，多有偶然性，並多年浸泡在河水裏，如果不是草民火眼金睛，不惜汗水，又能找到買家，它就默默地沉睡在水裏，慢慢地朽爛，這一點也不耽擱當官的吃喝玩樂，而它一旦上岸，體現出經濟價值，立即官員眼珠閃亮，手心發癢，何不拿來獨吞？我看，何謂“國家所有”？在“官本位”的重慶，這種假公濟私的“所有”，就是當官的所有，財政局長得到某一市領導的一個條子，就能冠冕堂皇地吃掉這18萬，往昔薄熙來發紅信，編經典，唱紅歌，就是這麽幹的。難怪王立軍喜歡吃的窩頭多達18種，頓頓飯皆由陳雲原先的廚師掌勺，其窮奢極欲令人發指。從這一案例可見，薄王“打黑”把潼縣搞得窮的不得了，村民賣烏木的區區19萬多元，成了一筆巨款，還得動員法院巧取豪奪，供其消費，不在乎天下人笑話。

為了遮人耳目，顯得“公平”，法院盡露虛偽，官媒報道說，一審法院還認為，村民挖烏木時，匡某使用自己的挖掘機進行挖掘，其他8人也進行了打撈和看護，因此，應扣除挖掘、打撈及看護期間的勞務費、誤工費等。法院認定匡某應得挖掘打撈費1萬元，其他人各得打撈看護費8000元，並據此判決匡某等人還錢。但我認為，這是典型的一起錯案，它判決的基點是政府見錢眼開的立場，故容易得出“擅自出售處理應當承擔責任”的荒謬結論。

實際上，當一審判決後，上級法院依然有機會挽回惡劣影響，但在錢鋒控製下的地方法院都穿一條“唱紅打黑”的“紅褲子”，不因薄王入獄而改變“強盜思維”，媒體說，匡某不服，向市一中院上訴。他稱，烏木被發現後，他提供挖掘機和裝載機在河道中連續工作近一周，他應獲得4.9萬元的打撈費。匡某還稱，烏木應認定為無主物，按照先占原則，應歸王某等人所有。但市一中院審理認為，烏木的自然屬性決定其不具有人應當認領的可能性，因此應歸國家所有。匡某等人將烏木打撈起來後，應當送至國家有關部門處理，卻擅自出售處理，應承擔相應責任。日前，法院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這一判決，使瘡痍遍地的山城重慶再一次蒙羞，如同薄王時代一樣。

由於此案爭議較大，媒體在報道此案時，還引用了所謂的“重慶晚報新聞律師團”成員、合縱律師事務所魯磊律師的話，他認為，按照《民法通則》第79條“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隱藏物，歸國家所有”，以及《文物保護法》第5條我國“境內地下、內水和領海中遺存的一切文物，屬於國家所有”的規定，除本案中的烏木外，隻要是從山林、河流等歸國家所有的地方挖掘出的任何有價值的埋藏物，例如陶瓷等工藝品、字畫等藝術品、手稿、圖書、銀元寶、銅錢幣，以及具有價值的化石等古物，都歸國家所有。市民上報或上交後，文物保護部門將予以適度獎勵。

但我認為，烏木不等於陶瓷等古董，《民法通則》的第79條是籠統而寬泛的講法，難以具體操作，當以《文物保護法》的第5條為準，而這一條未及烏木，既然法無規定，就應當撤銷一審判決，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除了尊重司法條文之外，還應考慮社會效果，像村民之類的人都是掙紮在社會底層的草民，不用說像穀開來那樣吃“冬蟲夏草”，可能連溫飽都難以解決，如果他們有的人是黃奇帆的“妹夫”，或錢鋒的“大舅哥”，張軒的“表弟”，根本就不會去下河挖烏木，在家躺著，玩玩“愛泡”就能財源滾滾。總之，渣滓洞邊的屁民是多麽地卑微而可憐，僅有的一點意外驚喜的勞動成果，被官員操控的法院一下子剝奪了。

依據善良人的觀點，對於勞苦大眾，當官的不幫忙，他們自己千辛萬苦，忙乎一周，戰勝河水，找點小錢，法院應當理解他們的心情，體恤他們困苦，支持他們發家致富，保護他們的18萬，這樣有利於縮小兩極分化，緩解社會矛盾，增加正能量，但現在卻恰好相反，把這9個熱愛生活，勤勞致富的村民深深地得罪了，已經花了的錢再收回，誰心裏好受？那怕當時請示時，財政局的官員能放個響屁也罷，這事後翻臉，強奸司法的惡行類似薄王，充分體現了專製政權的本性，村民們鬥不過法院，自認倒黴，但想必以後心裏不爽，對社會鬱結仇恨，因此，維護社會穩定的法律再次傾斜了，把燃燒的地火推向山穀裂崩的邊緣，對此，難道全國最高人民法院聞知此案，不應當立即派出垮地區的巡視法庭糾正此案嗎？

2014年10月30日於多倫多大學梅西學院。

自由亞洲電台10月4日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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