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薑維平

1982年至2000年,作者先後任大連日報,新華社大連支社和香港文匯報記者,2000年12月至2006年,作者因揭露薄熙來貪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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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民能判刑嗎?

(2014-06-23 13:26:42) 下一個
王建民能判刑嗎?
 
薑維平
 
現在,從網絡上浩如煙海的信息看,讀者們普遍關心的是,周永康能否被判刑,徐才厚是否真的已被“雙規”,穀俊山能判多少年,令計劃是否受其兄令政策的牽連落馬,等等,似乎抓捕的官員級別越高,人數約多,老百姓越高興,沒多少人關注香港資深媒體人士王建民的案件近況,其實,如何對待記者王建民,如何對待王建民首創的一種文化與新聞經營模式,即:他的刊物在香港出版發行,他自己卻在深圳生活,信息在內地獲取,或許廣告費也有一點,而且,廣大讀者也與他在內地頻繁地交流,總之,中共是否留下一個小小的縫隙或較為寬鬆的言論空間,允許異議聲音和媒體平台的存在,這才是真正的觀察和檢驗社會政局變化和當權者施政理念的一個窗口,一個晴雨表。遺憾的是,“王建民模式”已受到很大的挫敗。他的被拘捕令我及許多對中共改革抱有期待和幻想的言論人士,蒙受巨大的精神打擊,用相聲演員範偉的一句名言形容最為貼切:俺的心,巴涼巴涼的啊。
 
可靠的新聞來源說,王建民是5月30日的淩晨被忽然拘捕的,一批警察把他的太太,嶽父,3個小孩全部用車拉到派出所,並當著他們的麵,給王帶上手銬的,而再過一天,就是孩子們期待的“六一”兒童節了,他的孩子們都年齡較小,最大的十一歲,最小的一歲半,老二才十歲,他當場嚇得尿了褲子,所有的孩子們都哭了,從這一細節看,深圳警方多麽仇恨王建民,以至恨之入骨,隻因他在香港辦了兩本小雜誌,而這兩家媒體,不過是經常刊登一些揭露廣東官場貪腐內幕的消息而已,它從未鼓吹過暴力,更反對分裂,在薄熙來案件中曾立下汗馬功勞,它第一個報道了穀開來殺人案件,他為習李改革搖旗呐喊,它對中共充滿善意的期待,故有人調侃它是“中共香港黨媒”。我想,王建民為了生活,為了養育這3個孩子,做點文化和出版生意,何罪之有呢?實在找不到罪名,跟蹤了他幾年的地方警方,挖空心思,徇私枉法,搞了一個莫須有的罪名:“非法經營罪”,他現在是涉嫌犯罪,還在預審階段,但人已失去了自由,深圳警方急不可待地搶先用微博發布了消息,可見,這是廣東地方政府貪官汙吏們精心策劃的一起“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冤案。
 
王建民是美國人,還擁有香港居民身份,在《亞洲周刊》曾任駐中國特派員多年,在海內外新聞界具有較大的知名度,對待這樣一個良心犯,深圳警方會有所顧忌嗎?事實告訴我們,他們手裏有強勢的專政工具,心腸黑,臉皮厚,一點也不在乎。目前,王建民被關押在深圳第二看守所,住在一個擠滿了26位嫌犯的囚室裏,由於人太多,天氣熱,不能人人都在大通鋪上睡覺,有一半的人不得不躺在地下,我不知道它是水泥地,還是隔潮的地板鋪,王建民是否倒黴地每天就躺在地下,這些細節都不得而知,如果沒有地板,像他這樣年過半百的老人,難免留下終生的殘疾,我在上個世紀坐薄熙來搞的冤獄,也睡過地板,得了關節炎,至今未能治愈。而王的冤案才剛剛開始呀,不知道他能否健康地活著出來。聽說,與王建民一起關押的還有3個香港人,但願他們沒睡在水泥地上,但願我們還能像上個世紀那樣聚餐談笑,不醉不還。
 
記得薄熙來案發時,王建民在福建打電話對我說,維平啊,今天,在這個世界上,最開心的人就是你了,你要爭取平反啊,沒錢請律師,我幫你找一個,你不要在批評薄熙來時,使用一些汙辱他的言辭,更不要傷及他人,在評論其他官員時,也不要用過於激烈的言語,你要善意地幫助中國改革,進步,甚至他還預計習近平將在任期的第一個5年底或下一個5年開始時,奮力平反“六四”;而對於我的冤案,他更樂觀地認為,馬上就可以平反,並建議我去香港與其共事,並稱可以與他一起往來於內地與港澳之間,我也期待與其把酒敘舊,但身份問題未能及時解決,故未成行,當我一再婉拒他的盛情時,他總是責怪我說,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啊,習近平是坐過牢的心胸寬闊的領導人,他怎麽會下令再抓你這樣的人呢?你要少寫言論激烈的評論,多寫一些記實性的故事,於是,我專為他的雜誌寫了《王立軍的自白》,《烏小青之死》,《薄熙來有多少好妹妹》等文章。
 
但是,現在,深圳警方忽然把他抓起來,用上述非常殘忍的方式對待他及其家人,還故意在他幼小的三個孩子的心地上種植仇恨和恐懼,真的令人難以想象,這使我油然憶及2001年,當薄熙來操控下的國安特務車克民,王富選,鄭義強,彭東輝等人,第二次對我抄家之後,有一天,我12歲的女兒,背著一個大書包,在廣場與她媽媽散步時,忽然左顧右盼,拿出一個u盤,非常神秘地低聲說,媽媽,他們沒找到這個東西。。。。。。原來,我在看守所撰寫的一些日記被獄警帶出來交給太太,她打印了一部份,為防止特務查找,孩子擅自把軟盤藏在書包裏,她說,媽媽,你快交給王建民叔叔吧,讓他來救我們,那時,在她幼小的受到傷害的心裏,產生一種錯覺:媒體記者王建民就是代表公平和正義的救世主,他第一個報道了我的文字獄,孩子誤認為他神通廣大,無所不能,正如重慶的被“黑打”的民企老板的家人,寄希望於我一樣,如今,10幾年過去了,我的女兒長大了,我和他的媽媽都變老了,中國卻變得越來越富強,靠謊言和暴力維穩的“思維定勢”沒變,被拘捕的言論人士不絕如縷,對未來善意地抱有幻想與期待的記者王建民又進去了,我與王的角色戲劇性地互換,悲慘的故事卻是一樣的:孩子們的夢想破滅了,王太又像我的太太那樣度日如年,我不知道,這種人間悲劇還要上演多少場,對待一個名記者多如此冷酷殘忍,其他入獄的人們的噩況就不必言說了。
 
毫無疑問,一個靠謊言而為貪官汙吏塗脂抹粉的政權,最怕的就是講真話的媒體,如果不能強壓他們閉嘴,就會用監獄去威脅敢言的文人,既便是比較溫和的批評也會招至災難,也許王建民原屬於張曉卿的部下,對他安然往來於港澳與大陸的奇特狀況,有點羨慕,也要加以模仿,故他成功嚐試了一段時間,對更多的想仿效“王建民模式”的人,是一種鼓舞,這是中共宣傳部門的大忌,也是專政工具的心腹之患。我雖然與張的下級翁某有過一點交往,但沒見過張,並不知道他經營成功的真實原因,也可能是,中共對《前哨》,《開放》,《爭鳴》等老牌反共媒體已是難於應付,並不希望再有人給他們帶來麻煩,而且,王建民與劉達文,金鍾等人不同,他人在深圳,聲音卻在海外,中共怎麽能容忍?於是,當“六四”之前國內的天空晴天轉雨之時,就發生了“王建民事件”。
 
那麽,究竟是誰具體下令抓捕王建民的呢?是北京還是地方,是中南海某個職能部門的集體決策,還是深圳警方的擅自行動,現在,我不能確定,假如是前者,他凶多吉少,可能會像姚文田一樣重判;如果是後者,可能恐嚇他一陣子,就會以取保侯審的名義,放行回家,不論如何,他的雜誌《臉譜》和《新維月刊》是一定要停刊了,這是“一國兩製”的負麵消息,是對中國改良派知識份子的重大打擊,我等文人真的需要反思善意自己了。實際上,中國的進步還得靠國民的覺醒和努力,這需要體製內外互動,也需要較長的運作時間和空間,但我不知道互動的緣分在哪裏,王建民案的轉機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過一段時間,王建民等言論人士能陸續獲釋,就說明上述行動是習李一時維穩的權宜之計,如果相反,就標誌中國改良派的徹底失敗。盡管如此,我還是奉勸讀者耐心等待,我反對依靠它國而輸入民主與法治,更反對借民運而分裂自己的國家,或鼓動暴力,我還是希望習近平等新一屆國家領導人,不要辜負類似建民這樣的知識分子所代言的民眾心聲,應當主動地進行政改,給人們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權利,不然的話,深圳警方野蠻抓人的今天故事,就會是他們自己明天的遭遇,曆史不要重複,社會應當變革,王建民應當獲釋。
 
2014年6月22於多倫多大學梅西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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