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薑維平

1982年至2000年,作者先後任大連日報,新華社大連支社和香港文匯報記者,2000年12月至2006年,作者因揭露薄熙來貪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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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民企老板為什麽懷念汪洋?

(2014-02-01 07:53:21) 下一個
重慶民企老板為什麽懷念汪洋?
薑維平
11526日,筆者放下手裏的稿件,圍著地球繞了大半圈,乘機飛越了太平洋,去了一趟澳大利亞,原本是休假,想徹底地放鬆一下心情,但事與願違,因為在墨爾本和悉尼,我參加了幾個華人旅遊團,接觸的全是來自中國各地的遊客,其中大多數是民企老板,言談中的主題還是重慶“唱紅打黑”,沒人知道我是誰,我一張名片也未送,所以他們的觀點應當是可信和中立的。我發現,薄熙來入獄了,周永康倒台了,但他們自2008年搞的“打黑搶錢”運動的餘波還在震撼,隻是過去發韌在現實生活裏,現在卻遺留在驚恐的噩夢裏,他們無一不是這樣規劃的:趕快把後代送出國,留學或定居,把錢和房子放在海外,自己先來看看,因為錢好賺,企業還得暫時放在大陸,一旦社會動蕩就快跑。我也巧遇重慶一位千萬富翁,他說他懷念汪洋,汪書記不整人,但體製不改,還會出現新的薄熙來,我沉默思索了很久,原來,遊山玩水也不輕鬆啊。
 
回到多倫多,又收到另一位重慶民企老板轉來的一篇文章,現在,網上信息浩如煙海,瞬息萬變,像這樣的舊聞,已不多見,卻有新意,大概可以解讀上述那位千萬富豪的心結,文章來自 2006-12-21 16:20:21的“金羊網”,報道表示,對於民營企業創業初期的“不規範”,重慶市委書記汪洋近日在當地一個公開會議上說,當地各級黨委、政府要給予寬容。在1217日舉行的“第六屆重慶民營企業家年會”上,汪洋對當地一些政府部門負責人和700多位民營企業家稱,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下,當地各級黨委、政府作為社會事務的管理者和經濟發展的引導者,在發展民營經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承擔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重慶民企老板懷念汪洋的原因就在這裏:第一,他主張對中國民企“寬容”;第二,他強調社會的大背景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三,他定位領導幹部是管理者和引導者。要知道,寬容來自於無私,汪洋領先薄熙來任職於山城,在他當政期間,重慶民營企業大發展,人心順,事業成,因為一是他不想利用民企撈錢,二是他無意利用民企篡權,所以,他對重慶民企特別寬容,那時的所謂640個“黑社會”就是一般的民企,有問題,但主流是好的,一切都平安無事。顯然,在以往相當漫長的年代裏,“市場經濟”是無法與“社會主義”聯係在一起的,一旦密不可分,就會使企業家卷入政治,不得不處於官員內鬥的夾縫,趕上汪洋這樣的好官就平安無事,碰上薄熙來這樣“吃生米”的惡吏就家破人亡。所謂“企業的管理者和引導者”,一夜間就變成了任意宰割民企的“屠夫”和瘋子,繼汪洋之後染指重慶的薄王就演出了一場腥風血雨的鬧劇。這叫“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查查唐代陸象先的故事就恍然大悟了。世界竟如此地不同:楊某抵製政府強拆態度堅決,遇上汪洋,成了“最牛釘子戶”,而麵對薄熙來,就變成了倒地求饒的“黑老大”。前者生得轟轟烈烈,後者死得無聲無息。
 
原來,由於體製所滋生,中共地方官員,就是其管轄範圍內的“土皇帝”,個人的喜怒哀樂,舉足輕重,他們不僅可以呼風喚雨,而且可以決定百姓的死活,假如人品相對好一點,就會像汪洋在上述報道裏表述的那樣,他說,當地黨政機構的這種責任表現在“努力創造一種務實高效的發展環境,努力創造一種敢闖敢幹的創業環境,創造一種寬容、鼓勁的和諧環境”上。“民營經濟作為改革開放以來迅猛發展的新的經濟力量,是在與傳統的經濟體製、價值觀念、社會規範、管理模式的撞擊過程中成長的,與任何新生事物一樣,創業初期的不規範既是其與生俱來的胎記,也正是其生機勃勃的活力所在。”汪洋還表示,民營企業在創業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失誤甚至失敗。各級黨委、政府一定要把民營經濟的發展放在特定的曆史背景下客觀看待、正確對待,給予最大程度的寬容和理解,堅持先發展後規範,努力營造一種容忍失敗、鼓勵探索的寬鬆環境,保護創業激情,激發創造活力。
  
由此,我想起古人的名言:水至清則無魚,要做生意賺錢,在商言商,豈能不按照中國官場和商場的人情規矩辦事?而一旦有把柄留在政敵手裏,待到四年一換的任期屆滿,新的官員頂替舊的官員,而新舊又有矛盾,就會使反腐的利劍首先指向民企老板,明知新官未必不比舊官廉潔,明知自身成了內鬥的犧牲品,也得打碎牙往肚裏咽啊,總之,可以這樣講,幾乎沒有一個民企不存在請客送禮的問題,隻要不動“大錢”就是奇跡,這大概就是“原罪”說吧。所以,文章披露,汪洋的此番講話引起了當地民營企業家的強烈反響,在場民營企業家對其報以熱烈掌聲。目前國內民營企業在發展初期的不規範被外界視作是民營企業的“原罪”,一些內地富豪近年來被指多年前有不法操作而被監管及司法機構關注。我想,與薄熙來召開的會議不同,這些掌聲是發之內心的。
  
因此,在汪洋的寬容對待下,重慶民企飛速發展,一日千裏,流亡海外的民企老板李俊說,他當年受到了汪洋寬容政策的優惠,曾任區工商聯副主席,彭治民,陳明亮,黎強,馬當,曾智強等人無一例外,都受過恩寵,為什麽2007年之前,他們屬於“紅社會”的受益者,而此後一夜間就成了“黑老大”?我遇到的許多來自重慶的老板都想不明白,但不論如何,現在,黃奇帆沾沾自喜,津津樂道的所謂成績,就是那時由汪洋做的,上述報道有文字為證:目前,重慶民營經濟約占當地經濟總量的一半左右,但是當地國有資本依舊在水、電、氣等公用事業占據絕對壟斷地位。重慶市總商會會長尹明善此前曾稱,當地的民營經濟基本上都是在國有資本不願意介入的“邊角料”領域裏發展,發展得很辛苦,但很成功。目前,重慶部分國有壟斷項目已有逐步放開跡象。當地媒體報道,廣州一家公交企業重組了重慶市公交一公司,來自法國的一家企業也與重慶市的國有水務企業合資組建了一家汙水處理公司。18日重慶市經濟工作會透露的信息顯示,5年內重慶將開工建設323個重大項目,涉及總投資為5853億元,主要涉及基礎設施、生態環保、結構調整及工業項目、社會事業項目四部分。這些重大項目建設資金,主要來源於政府投資、銀行貸款、外來資金、證券融資和業主自籌。經測算,目前尚存在1650億元的資金缺口。
 
由此可見,汪洋主導下的官媒也有謊言,但在這篇文字中體現得不多,它既講到了成績,也涉及到問題,這叫“準事實求是”。在悉尼隨團的一位民企老板對我說,“唱紅打黑”運動說明,官員不找茬,我們民企就發展,問題就這麽簡單。但是,我再有錢也是一介“草民”,彭治民和李俊的故事讓我更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在目前體製不變的情況下,“草民”不知道一覺醒來,你遇上的官員姓薄還是姓汪,雖然,兩人的“姓”都帶“三點水”,但薄熙來是“草頭王”,是太子黨啊,我們重慶民企叫他這個貪官害苦了。所以,辛辛苦苦賺來的銀子還是傳給孩子,並且早些轉出國外。他是2008年初叫兒子來澳洲讀書的,也給他買了豪宅,存了一筆大錢,這財產永遠都是自己的了,而放在國內的,則永遠是“當官的”,如何處置,全看他們的心情。他神秘地告訴我,薄熙來一來山城,他在政府裏的朋友就通知他,薄是強勢官員,你千萬小心,早做打算吧。
 
由於我在澳洲參加的多是“一日遊”,大家互無利害衝突,又萍水相逢於異國它鄉,故很容易開懷傾談,他說,一開始他就煩“唱紅打黑”,但知道自已有錢又是“草民”,為了保護自己,必須對王立軍等官員裝出笑臉,口口聲聲讚揚他們,這是違背良心的最好的“馬甲”啊。但沒辦法,誰叫我是“土豪”啊!他大笑起來,在較長的行車途中,他這種沒有設防的傾談,解除了我旅途的寂寞。我發現,隨著網絡和手機微信的普及,大陸的民企老板與以前大不相同了。既使不會“翻牆”,也經常會有人把關於重慶的外網文字轉發給他,所以,對我的文章,對彭治民,對李俊,對常亮等人的名字,他們並不陌生,他所講的“內幕”,有的就是我率先披露的。
 
可是,他們不知道作者近在咫尺,令我忍俊不禁。對我來說,最驚訝和失望的是,他們懷念汪洋,對汪洋講話點燃的動力卻並不認同持久性;他們讚同習李反腐,但對未來民企的命運還是喜憂參半。幾乎所有的人,知道李俊卻不敢公開為他呐喊,隻是選擇了逃亡,企業和生意困在大陸,心思和後代已轉移到了海外。有一個來自深圳的民企老板說,如果下一屆,汪洋入常就好啦,反之呢,不好說啊,薄熙來說不定卷土重來呢。總之,中國不民主化,像人家澳大利亞這樣的,就很難用法製確保民企的生存。他舉例說,你看“十二門徒”景點有什麽好的,就是資源原汁原味保護得好嘛,因為有法律製約一切人,首先是官員,誰也不敢破壞,才美麗如畫,我們乘機飛行9個小時來看什麽?就是因為我們毀壞了空氣,水源和土地,現在變稀奇啦,我們是來看大自然的,但沒幾個國人找到根源,更無力改變。
 
2014124初稿於悉尼,131修改於多倫多。
(自由亞洲電台201421日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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