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俊到王石，一個時代的跨越

從李俊到王石，一個時代的跨越

薑維平

李俊和王石都是中國民企的名人，雖然，他們沒有在媒體上互相提及，但我相信，在私下的某一場合，彼此一定談論和關注，至今為止，中國網絡上活躍的一些民企老板，極少公開議論重慶的“李俊事件”，但在他們的心底，是同情俊峰集團的，至少會把他作為一個戒備官員的理由。毫無疑問，不論民企多麽巧妙地馳騁商場，隻要想賺錢，就難免與官員交往，隻要越過底線，就可能成為他所親近的官員“對立派”內鬥的犧牲品，於是，因為財產和把柄太多而禁言，是民企老板的通病，不過，近年來形勢好像有點改變，王石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民企老板的典型。

據媒體報道，中國地產公司萬科企業集團主席王石接受訪問時，敦促中國的企業家們應多一點發表意見，不但可以推動社會改革，更可有效地保護他們的財產。他說：作為一個經營財產的階層，如果財產權都不能保證，其他無從談起。王石批評中國商人“一直到今天，思維方式是不獨立的，我們有依靠性，就是官商勾結，這是我們現在很大的問題。”身兼網絡名人的王石，在出版新書之前接受新京報的訪問時同時認為，中國的商人到了今天仍然擺脫不了官商勾結這個傳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想，王石一語點痛了中國民企的關鍵部位，由於體製的原因，中國民企與官員擁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可以直言，不密切交往官員的民企老板幾乎不存在，而陷得太深，必將出事，所以，他們無時無刻不在焦慮地思考和防備變故，連自身的安危都難保，何來“多發表一點意見”？假如是順情說好話，沒有建設性的意義，好像不是王石的本意；假如是批評意見，巧遇汪洋這樣的人就沒事，假如是碰上薄熙來，就要付出慘重的代價，除了李俊之外，彭治民的遭遇也是一個例證。

所以，與其批評商人的“思維方式不獨立”，不如指責官員的權力太大，薄熙來身兼政治局委員與重慶市委書記，一言九鼎，威震天下，何況又是一個“紅二代”，而且人品極差，萬千權利和人性弱點集於一身，再有拍馬屁的一些人捧場，豈能不瘋狂，不玩死李俊等之類的“土豪”？因此，既便是很有學識和悟性的王石，也在彼時忍氣吞聲，隻在此時大談民企敢言之事。我不敢責怪王石，較之那些2012年前去山城效忠，爾後主動與薄切割的民企老板，王石還有發言示愧的舉動，也是少見的商界奇景，令讀者怦然心動。依我看，不是商人思維不獨立，而是他們生意基礎不獨立，這種政治框架太僵硬而陳舊，躲不開，也離不了，想賺錢的生意人，哪個不在其中瞻前顧後地禁聲，故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從李俊到王石，可能是一個時代的理性跨越。

李俊與王石不同，前者是來自地方的沒有任何背景的“土豪”，他全靠自己打拚而發家致富，可能當兵而結識部隊的官員，有些人脈關係，也是一個成功的因素，所以，他是官員手裏的“軟蛋”；後者除了個人的辛勤和睿智，更多地依賴於親友的官方背景與上層關係的支持，既使與某些人有分歧，也比較安全。不論如何，他們的共同點也是明顯，都是搞房地產的，在中國，可能與官員最密切的生意領域，莫過於此，自然風險也更大，李俊的故事正好佐證了這一觀點，他仇恨薄熙來有情可原，因為“薄王”使他家破人亡；王石臧否薄熙來，出於更超越的理性，所以，他敢於對過去在重慶的自我表現稍示懺悔，同時又大膽地為正在遭受“黑打”的民企老板呐喊，這一點非常不容易，也十分理性和動情，這或許是中國民企階層覺醒的標誌，也許即將開始一個新的時代：對貪官汙吏和徇私枉法的官員進行批評的，不僅局限於兩手空空的“窮文人”，而且來自於腰纏萬貫的商人和富豪，因為上述那種動輒迫害民企的事件頻發，可能與敢言的“王石”太少有關，無疑地，假如越來越多的民企老板，勇於站出來拍案而起，表達自己的觀點，不怕因言破財，那麽，對權勢者就是一種沉重的壓力，有可能推動社會的進步。

媒體說，早前遊學美國哈佛大學的王石，對目前大陸網絡名人大V相繼出事，甚至有地產企業家被迅速判處死刑等不利事件，似乎一點不為所懼。他與日本同行比較，聯係曆史上的“明治維新”改革運動，進一步肯定說，在金融、經濟上，工商階層已經是這個城市的主要力量，是推動明治維新主要的社會力量。王石在訪問中，不點名的提到被判死刑的湖南民企老板曾成傑的例子，他說，現代企業首先要確定本身的獨立人格、獨立性格，光做一個人是不行的，還要做一個階層，要敢說話。

顯然，王石從曾成傑，李俊等人的事件中看到最關鍵的一個問題：大家各自為商，沒有感受到一個階層的存在，沒有團結起來，互相“抱團取暖”和奮力抗爭，往往是某人被抓，由於暫時不涉及自身而遠離觀望，連談論都小心翼翼，等到危及自身，再尋求幫助，已感到形單影隻，力不從心了。一些徇私枉法的官員之所以屢屢欺人太甚，就是看出了商人自私而怯懦的本性，較之一些文人要嚴重得多。為了保護自己及同界的利益，每個民企老板都應當從“李俊事件”吸取教訓，從王石的言談裏尋找共識和力量。

這裏不妨以重慶為例，以前薄熙來“黑打”時，陳明亮，黎強，彭治民等人的名字經常見於報端，多為負麵，但如今為其甄別的聲音日漸微弱，這與官方的強力壓製有關，與重慶及外省民企老板各自為“商”也有關，每個人都類似以前的重慶“土豪”李俊，他們想，反正我沒事就繞著走，人們不知道同界的命運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甚至一些剛被“黑打”過的“黑老大”的親友，被官方哄哄，騙騙，退點小錢，監獄裏再人性化地給一點安慰，就失聲了，感動了，放棄了申訴，這說明中國的一些富豪多麽可憐而卑微，多麽容易“好了傷疤忘了疼”啊。

所以，王石的確了不起，他的觀點有些超前。筆者不遺餘力地寫吳英，寫曹天，寫李俊，曾智強，等等，我並沒有見過他們，也無個人私利，但畢竟還屬於“文人”圈子，而王石則大不相同，他的言論集中地喊出這個階層的苦悶，似乎標誌著舊時代的終結，而那個年代是以恐懼和禁聲為主題的，也以薄熙來垮台的“大事件”而激動人心。它哲理的啟迪是：當大部分的民企精英都覺醒了，一是能理性地麵對財富積累，保護和運用；二是能感性地擔當起曆史使命，都敢發表不同的意見，並積極地推動中國漸進式的民主法製，與中共黨內改革派對接，形成無堅不催的合力，那麽，才能形成一個完全意義上獨立的階層，才會成為社會變革的中堅力量，李俊，王石等人的夢想才能實現。

2014年2月16日

萬維讀者網2014年2月17日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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