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薑維平

1982年至2000年,作者先後任大連日報,新華社大連支社和香港文匯報記者,2000年12月至2006年,作者因揭露薄熙來貪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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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武獄中家書(4)

(2014-01-04 12:08:08) 下一個
李修武獄中家書4
噩夢般可怖的144小時
接下來發生的事,我更願意相信那是一個夢。如果那真是一個夢,
那就是一個噩夢 。我怎麽也沒有想到,我,一個遵紀守法的公民,卻被一群自稱是人民警察的辦案人員折磨得死去活來,我的人格和尊嚴遭到了無盡的悔辱。我被他們帶到沙坪壩看守所的一間密室裏,在長達6晝夜144小時的漫長時間裏,我的身體和精神,遭受了慘無人道的摧殘,整天麵對的都是魔鬼般猙獰的辦案人員,他們對我辱罵毆打、威逼哄騙、軟硬兼施… …不讓睡覺,不準吃飯、不準排泄、不斷考驗我身體和精神的承受極限,逼迫我簽字畫押,承認那些我聞所未聞的罪名,一步步把我推向黑暗的深淵。至今想起來仍然錐心瀝血,心有餘悸,講“審”色變。
是的,10月22日天晚上,天陰沉著臉,汽車駛進看守所大門,我仿佛被一個巨大的黑洞吞進了肚裏。兩個大漢夾著我走出車門,我冷得直打哆嗦,天快要下雨了。穿過一些神秘的巷道,我被推進一間小屋,那小屋似乎早就為我準備好的,他們把我按在一張奇怪的鐵椅上,椅子上麵有兩塊鐵板,鐵板合攏,我的身體便卡在中間,然後把我的手拷在鐵板上,把我的雙腳鎖在椅腳上,這時候我才發現自己除了頭部之外全身都不能動彈了。我哪裏認識,我現在享用的就是傳說中的“老虎凳”,不知道有多少“英雄好漢”被坐癱在上麵。
 這時候,我才隱隱地有一些恐懼,我仔細端詳了一下屋內的陳
設,在我座位的正前方兩米左右是一套審訊用的桌椅,左邊是一扇門,右邊有扇窗,門和窗都有洞開著,不知道什麽時候開始,外麵淅淅瀝瀝下起了雨,這時我才發現衣服穿少了,寒冷正在向我慢慢逼來。
焦急的等待中,進來了兩個提審人員,其中一個我後來忘了,但另外一個永遠都不會忘記,他就是後來多次折磨我的魏新。魏新30多歲,書生意氣,看起來胸有成竹的樣子。他在審訊桌前坐定,打開電腦,老練而漫不經心地向我提問:
“你知道為什麽抓你嗎?”
“不知道。”
“你知道外麵的形勢嗎?”
“不知道。”
“你知道你們娛樂場所出事了嗎?”
“知道。”
他顯然被我的平靜和良好的精神狀態激怒了,想給我一個下馬威,於是神氣地對我說:“現在我鄭重地告訴你,我們是091專案組。091專案組就是法辦文強的專案組。也就是說,我們是文強專案組的原班人馬在辦理你的案子。辦案人員都是千挑萬選的高素質警員,經曆了無數次經典案子,是篩選出來的“打黑”精英,“打黑”英雄,停了停,接著說:“我對你們公司非常了解,你們那群人不懂事,沒有一個懂政治的,一個個隻曉得掙錢。是的,你們公司很有錢,估計淨資產有20億,賬上也有好幾億,再讓你們發展幾年,將不可收拾。”他擰開礦泉水瓶蓋喝了一口,正當我在揣摩他話中的意思時,他提高聲調,凶巴巴地說:“改革開發三十年,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形勢發生了變化,私有經濟國有化勢在必行。50萬是你的,500萬是你的,5000萬也可以是你的,多的都是國家的,如果共產黨認真的話,85%以上的私有經濟將被摧毀。
我被他連珠炮似的驚天大話說了,心中忐忑不安,難道外麵的政治、經濟形勢真的發生了巨變,國家又要倒退到計劃經濟時代,一場新的政治風暴已經降臨了嗎?要不然一個小小的警察怎能說出如此氣壯山河的大話。
沉思之即,魏新接著說:“所以你必須無條件配合辦案。“
配合,怎麽配合,我是一個遵紀守法的公民,要我怎麽配合。於是我向魏新說出了我的疑慮。
魏新很難看地擠出一絲笑容地說:“不懂不要緊,我可以教你。老實說,還是我們要辦你,是上麵圈定的,我們隻是奉命行事。既然被上麵圈定了,你們就跑不脫。我說你們不懂政治就是不懂政治,如果給市裏的關係搞好點,誰會來查你,如果提早能在王立軍撫恤基金上讚助幾千萬,也許不能搭上”唱紅打黑“的末班車,逃過一動,現在說什麽都遲了。現在你唯有配合,別無選擇。”
我不耐煩地問:“我清清白白要我配合什麽。”
魏新不容地說:“你有兩條路選擇,一是完全配合辦案人員的詢問,老老實實交待總是,爭取主動;二是檢舉揭發,爭取立功,不要有顧慮,不要企圖僥幸脫身。老實說,你那點事算什麽,還不是我們一句話,如果你頑抗到底的話,情況就不一樣了。不怕你沉默,我們可以有罪推理… …”接著魏新給我講述了有一個人殺了人不認罪,最終被認定有罪,被判了死刑的安全,隨後問我一些講和如家庭情況和簡曆的問題,做了筆錄,簽了字,最後他意味深長地對我說:“我希望你好好思考我對你說的話,我不怕你頑抗,至今還沒有哪一個人在我們專案組麵前不屈服,不低頭。我老實告訴你,就你現在坐的“老虎凳”,曾經有一個很“剛”的毒販在上麵坐了半年,最終被坐癱在上麵。你不會也要嚐嚐這個滋味吧。”
前後差不多折騰了二個小時,臨走之前,他安排兩名(後來是三名)協警來看管我。協警帶著棉被、烤火爐等東西進屋,又搬了一張沙發安放在進門方向最前端的牆角。一切準備就緒,魏新把二人帶到我麵前,義正詞嚴地對協警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嫌疑人,你們要給我嚴加看管。總之,沒有我們專案組成員同意之前,不準睡覺,不準喝水吃飯,不準大小便,更不準解開他的手腳,要讓他好好嚐嚐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說完他和另一名辦案人員走出了房間。
魏新二人離開後,房間裏安靜下來,隻聽到兩名協警小聲說話的聲音,窗外的秋雨漱漱地下個不停,一陣陣寒流緊逼而來,我才開始後悔出來之前沒有多穿點衣服和沒有穿上鞋子,鼻子也堵了起來,頭隱隱作痛,我想我大概是感冒了。我想活動一下,然後腳手都鎖著,換一個姿勢都不能。並且長時間保持一個動作,我感覺全身僵硬、手腳冰冷,然後開始麻木。盡管我的身體十分困乏,但精神一直撐著,我想大概是恐懼的原因吧。我真的按照魏新說的那樣仔細槍戰和回顧一生的經曆,但是我真的找不到自己作過什麽犯法的事,難道他們在詐我嗎?我又想起了李俊的俊峰公司,我沒在那裏上班,不了解他們公司的情況,但從來沒聽說公司的人有什麽案底。李俊的事去年已經了結,還有什麽事呢?想著想著頭痛得發炸。我想,莫非真的是一場政治風暴爆發了嗎。
在深夜中苦苦地站列著,漸漸地外麵的天光亮起來,我感到又饑餓又渴,但是我沒有向協警提要求,因為還有一件更緊急的事情要處理,我想解小手,我向協警央求,雷協警怎麽也不答應。漸漸地,下體下體越來越難受,先是發脹,然後是發痛,我咬緊牙關忍著,在這之前,我從未想過,讓人這樣憋著是多麽難受的事。
為了分散注意力和減輕內心的恐懼,我找機會和協警搭訕。協警起先不理我,後來間或應我兩句。他們說,像我這種事在外麵找到他們的話可以隨時脫身,現在他們無能為力了。我不相信小小的協警能有這麽大的本事。後來從他們的口裏得知他們的工資才700元錢一個月,可是他們嘴裏卻叨著玉溪煙,也許他們真有這個本事吧。
閑聊中不知過了多長時間,隻是感到外麵的天色暗下來了,恍惚中似乎聽到外麵電視裏傳來《新聞聯播》開播的聲音。我才知道是第天晚上七點多鍾了。雨停了一陣又下大了,坐在“老虎凳”上的我好困頓,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痛苦的前列。又冷又餓,下體脹痛得冷汗直冒,然後又變得麻木;渾身肌肉僵硬酸痛,手腳不知什麽時候已經腫了,心中的恐慌在一點點積累,在漸漸加劇,我感到自己忍耐力已經撐到了極限。我真是快憋瘋了,被他們晾在一邊不理不睬令人煩燥不安,我多想辦案人員來找我,就是被打被罵也比這種孤獨的折磨好受一些。
正當我胡思亂想的時候,辦案人員走了進來,來了三個人,其中兩人年紀五十多歲,看起來很隨和;另一外名年輕人身材高大威武,長相凶狠暴戾,穿一件風衣,看起來很霸氣,我如獲救命般對他們說:“我要解手。”
年輕人根本不答我的話,凶巴巴地吼道:“李修武,老實回家我,李俊最近是什麽時間見麵的。”
我說:“好久沒見了。”
他又問我:“什麽時間通過電話。”
我說:“很久沒通過電話了。”
他接著問:“認識辦案人員嗎?”
我說:“認識。”
他眼睛一亮又問:“是怎麽認識的。”
我說:“抓我的前一天在小區碰到過。”
年輕人不耐煩地說:“別給我繞圈子了。老實告訴你“ 10-10專案組”成立之時,我們做了周密安排和布置,辦案人員同吃同住,統一行動,統一步驟,統一安排,每個人都簽了保密書。李俊的行蹤一直都在我們的掌控之中,就在我們準備實施抓捕的前兩個小時,李俊的行蹤突然消逝。我們懷疑我們之中有內鬼。”
年輕人停頓了一會接著說:“局長 (郭維國,專案組組長)開會時大發雷霆,非常生氣,斷定有人通風報信,決定深挖內鬼,嚴懲不貸。現在你隻需要告訴我內鬼是誰,我保證你沒事。”
我覺得這人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他在叫囂什麽,也不知道什麽內鬼。我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麽。”
聽到我的回答之後,他火冒三丈,控製不住自己的憤怒,用一個黑罩蒙住我的頭部,一陣密集的巴掌向我襲來。
老實說,經受了20多個小時的折磨,我已經有點神誌不清了,整個腦袋痛得都有些麻木了,巴掌扇在上麵,真是舒服極了,就像一陣暴力的按摩,我根本感覺不到痛,而是一陣舒麻,它讓我清醒了不少,精神也好了許多。我幾乎是脫口而出:“打吧,重重地打吧,最好把我打死。”年輕人又對著我一陣捶打,嘴裏不停地罵娘,可是他隻是把攻擊點集中在頭部,我多想僵冷的身體也能“享受”一頓痛打。年輕人打累了,罵完了,又接著問,但他就算把我的牙撬了,也不會有結果,我不知道啊,見問不出所以然,年輕人恨恨地走出房間。屋內似乎安靜了一些。那兩個年長的辦案人員若無其事地交談著,好像就怕我聽不見似的。他們談的是“金龍玉鳳”的事,說那裏的美女如何漂亮,裏麵的消費、服務如何如何,說得有聲有色、活靈活現,最後又談到我們的案子,說不管我認不認都會被定罪判刑,這是板上釘釘的事,如果主動承認,會少些皮肉之苦雲雲。
這時候年輕人又走了回來,接著問:“你們最近有沒有發現什麽不對勁的地方,知道要動你們了嗎?”
我說:“知道,有30個人要查我們公司。”
年輕人對我的回答顯然很意外:,問我:“是怎麽知道的。”
我說:“很多人都知道。”
他急切地問:“是誰告訴你們的。”
這時我才感覺我的回答把他引入到錯誤的聯想上,我不?多想了,逐保持沉默。年輕人急了,又甩了我幾巴掌,要我老實交代。
挨了巴掌後,打得好舒服,真想多打幾下,頭腦好像清醒多了,就解釋說:“前幾天沙坪壩稅務局出動30人突查俊峰公司… …”哪知我越描越黑,越解釋越說清楚,年輕人折磨了我一陣,自己早累了,就又到外麵呼吸新鮮空氣了。
兩位年長的辦案人員接著問我:“你說的30個人與我們專案組的人數相吻合,這不會是一個巧合吧,我希望你老實交代。”
這是我才知道剛才年輕人非要我解釋的原因。我想,你們罵吧、打吧,我無所謂了,我是清白的。我的眼皮都睜不開了,困意一陣陣襲來,我好想睡覺。恍惚中聽到兩個年長的辦案人員你言我語地說著話:“他們的案子上麵早鎖定,原來鎖定30人,現在抓了40人,現在李俊跑了,如果他不老實交待,把上麵惹惱了,估計要抓70人… …”後麵的話我再也聽不下去了,我想我還是“認”了吧,要不然會有更多的人被卷進來,但是要我承認什麽呢?認命嗎?可我又不甘心,現在想來,他們是在演雙簧,是攻心戰術,目的是瓦解我內心的防線,給我心中造成巨大的震懾作用。說實話,他們的詭計是相當成功的,在那種情況下,我真的已經精神,恐懼到了極點了。但是他們忽視了一個問題,我什麽都不知道,我就是願說又能說出什麽呢?
一次無果的訊問,他們悻悻而去,又把孤獨拋向了我,我閉上眼睛打算睡,協警馬上不停地搖我的頭,我真是不行了,又困又累,又餓又渴,又絕望。我懇求他們給我一隻煙,他們不肯,我真沒轍了,下體早已脹痛得忍無可忍了,我想,我一個大男人今天要淪落到把悄拉在褲子裏嗎?我一次次訓示要上廁所,聲音越來越大,可能是我的嚎叫打擾其中一人的休息,他們商量了一下,決定給我開鎖。但是在開鎖之前,他們說這樣做是不允許的,他們冒了極大的風險,叮囑我造成不要對辦案人員講,我連忙道謝、連忙點頭,腳鐐手銬打開了,手腳腫得老高,我怎麽也不相信那是我的。我掙紮著想要起身,卻發現身體已經不聽使了。任憑我大腦積極地指揮,肢體就是接收不到信號。等了許久以後,身體的麻木感有所消退,肢體已慢慢恢複了反應,我慢移動,終於搖搖晃晃地站起來,卻邁不開步,隻得在協警的挽扶下慢慢向黑暗的廁所走去。我當時內心激烈地鬥爭,一方麵說服自己,堅持下去,相信政府,相信法律,熬過苦難,終會還我一個清白,一方麵又想,算了,我再也承受不住了,一有機會我就想辦法自殺算了,一了百了。真的,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想到要自殺,沒有恐懼,也沒有多少猶豫。但我根本就沒有機會,在二名協警的嚴密監視下,根本就沒有機會,我後來聽到一些“涉黑”人員回憶起那些讓人痛不欲生的日子,幾乎每一個都說,當時的第一念頭是自殺。
走進廁所,好不容易才蹲下去,這泡憋了20多個小時的尿終於可以痛快解放了。可是我卻屙不出來,等了好久才擠出一泡很短促的血紅的尿,而且伴隨著是下體的刺痛。至今我仍不知道,為什麽一泡憋了那麽久的悄真的屙的時候卻隻屙出那麽一點點。接著我又解了大便,踉踉蹌蹌走到水管子前,擰開龍頭,準備猛喝幾口,但一想,要是喝多了,怎麽解決解手的問題,隻好忍著幹渴泯了一小口,事後證明,我的這個決定是錯誤的,因為彼此以後的幾天裏,我再也沒有要解手的欲求,以倒是口渴折磨得我生不如死。回到小間,照樣是鎖上鐐手手銬。屁股沾上冰涼的鐵板,隱隱有些痛,看來我的屁股都快坐爛了。我對協警千恩萬謝,並順便請示把鐐銬鎖放鬆點,協敬說不行。我又請求抽根煙,協警也不許。最後我苦苦懇求睡一會兒,協警說睡覺是絕對不行的。本來我還說吃點東西,但知道說了也白說,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就這樣,在饑餓、寒冷中,又一個痛苦無奈、恐懼、絕望的夜晚,我忍受著感冒頭痛,獨自被禁錮在地獄般陰冷恐怖的小屋,感覺生命力正在慢慢衰竭,感覺整個世界都在慢慢遠去。第二天白天,我一直在昏昏沉覺,迷迷糊糊地狀態中度過。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意誌之弦快要繃斷,饑餓正在威脅著我的生命。那天發生的事我也記不大清了。好像來過一潑人,又好像是幾潑人,他們問我很多問題,也許我根本沒聽清,簡單應付了一些問題,但是至今想鹽業,我心中戒備似乎並沒有卸下,他們好像也沒有問過什麽重要的問題,但話又說回來,我心中又哪有他們需要的重要問題。
在這天問我的人中,最後一個登場的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是一個三十幾歲高高大大的漢子,他一進來二話不說就卡住我的脖子,惡狠狠地說:“你前麵說的都是一堆廢話,什麽用都沒有。現在我明確告訴你,我對你整不服算我沒本事。台士華是你侄兒吧,剛開始還不是嘴硬,結果動真格後,什麽都招了,連媽偷人的事都說了。你權衡權衡,是不是也想深深那個滋味。”
我冷笑道:“你們身著警服,對付一個毫無反抗能力的人,你們覺得挺威風嗎?”
高個子:“我不給你講道理,在這裏,權力就是道理。我現在隻問你兩個問題:第一,你們最近幹嗎頻繁地的轉移資金;二,為什麽你身邊以及公司的人都叫你”五哥,五叔。”
第一個問題,我是這樣回答他的:“這是公司後,你應該順公司的人。第二個問題我感覺很好笑,我說:“我的年齡比別人大點,別人就叫我五哥,我兒子一輩的輩分比我低,就叫我“五叔”。難道被人稱呼“五哥”、“五叔”也有罪嗎?”
高個子趾高氣昂地說:“那當然,就憑別人叫你“五哥”、“五叔”這一點我就可以認定你“黑社會”,我就可以把你整死。我明確告訴你,我不怕你,我是外地人,把你整死了我屁股一拍走人,你連我的影子都找不著。”我苦笑,這是什麽話,這是一個人民警察嘴裏能說出的話嗎?就連外麵的地痞流氓都要道義,他們簡直連地痞流氓都不如。我這才意識到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了。那天,他們就問了這些無關痛癢的問題,可是就是這些無關痛癢的問題後來被他們任意發揮、串聯、東拉活扯、張冠李戴地羅織了一係列罪名,把我一步步扶到“黑老大”的位置。
當天夜晚,雨又下大了,我冷得渾身哆嗦,單衣單褲根本抵擋不住寒冷的侵襲,皮膚上冒出了密密麻麻的雞皮疙瘩。感冒也在中發酵加劇,鼻涕橫渡,頭痛分化瓦解,聽力也不靈了,雙眼迷迷蒙蒙,饑餓襲來,肚腹咕咕直叫,胃裏陣陣絞痛,然後是心慌意亂,冷汗直冒,渾身空乏得幾乎就要上虛脫。隻能在嘴裏反複吞咽著唾液,可是就連唾液都越來越少,到後來隻覺得口幹舌燥,胸中似乎幹得快要燒起來。我真是不行了,迷糊中感覺快要死去… …
25號上午,那是我後來推算出來的,正在我餓得眼冒金星,感冒得快要死去的時候,黃定良—這個我後來一看見就會恐懼得渾身戰栗的魔鬼閃亮登場了。他們一共來了兩個人,黃定良長得虎背熊腰,官態十足,他的後麵後麵還跟著一名表情嚴肅的警官。黃進門後像老友重逢樣給我打招呼:“李修武,你這幾天辛苦了。”我一聽,精神頓時好了許多,多麽潤肺的話啊。在我快要撐不住的時候,這句問題是多麽的撫慰人心啊。難道救星來了,我的思緒在快速打轉,準備了滿肚子的委屈話要向這個來“解救”我的大官訴說。但他不給我開口的機會,開始介紹:“我叫黃定良,市中區刑警隊政委,這位是打黑去除的陳警官,是與我曾經一直偵辦過大案要案的最佳搭檔。你要有什麽要求盡管提。”我語無倫次地說要吃飯、要喝水、要看病、要方便、要抽煙… …說了一大堆,然後 靜靜等待他的“恩賜”。
他笑吟吟地說:“這些都是小問題,隻要你配合我們把一些問題搞清楚。”說完之後,在他的示意下,陳警官打礦泉水瓶倒了一小紙杯擱在鐵板上,我千謝萬謝之後,貪婪地舔了幾口,多麽甘甜可口,那可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水。黃政委也從袋裏掏出一包雲煙,對我說:“我不抽煙,這是專門為你準備的。”我趕忙道謝,心想這是多麽好的人啊,我接連抽了幾隻,感覺很安慰,精神好了不少,也不那麽餓了。陳警官打開電腦,緊盯著我雙手不停地按鍵,間或移動鼠標,好像在描我的相,還自言自語地說:“不像犯罪相貌。”我仔細看了看,顯示屏後麵貼著幾個醒目大字:黃定良政委。我感到溫暖極了,好像看到了希望,他們是來拯救我的。我於是打起精神不斷向他們倒苦水:“什麽案不案,罪不罪都與我毫無關係,我的所作所為對得起社會、對得起家庭、對得起自己。我堂堂正正做人,點點滴滴做事… …”我滔滔不絕地反複向他們苦訴衷情和委屈。開始,黃政委還能耐心地傾聽,保持著他的仁者風度,聽著聽著就不耐煩了,最後終於忍不住勃然大怒:“我跟你好說,你以為我軟弱,我是來辦案的,不是來聽你訴苦的。”他的“反常”表現令我大吃一驚,正在我一驚一乍,雲裏霧裏的時候,他把桌子拍得山響,說出了多麽狂放的:“我明確告訴你,我們是091專案組,我們代表黨、代表政府、代表重慶人民、代表這個時代,也就是代表薄熙來、王立軍在“唱紅打黑”的大好形勢下把你拿下。有沒有罪不要緊,說不說無所謂,就算你再幹淨我也要把點點滴滴的灰掃鹽業,把大大小小的事串起來擴大十倍、二十倍,看你黑不黑。你不要想不通,劉少奇、彭德懷夠偉大吧,打倒他們是毛澤東時代的需要,打倒你是薄熙來、王立軍時代的需要… …多麽肆無忌憚、赤裸裸的論調啊,像一個晴天霹靂在我的腦中炸響,把我一下從溫暖的春天拖到了冰冷的冬天。它使我驚醒,使我真正意識這些人都想給我清白的身體上抹黑,把我搞臭,打倒我才是他們唯一的目的。我絕望地想到,看來這個“莫須有”的罪名我是背定了。強烈的失落感和內心的作痛使我決定保持沉默。惹得黃定良惱羞成怒,先是不分青紅皂白大放厥詞,然後滿嘴髒話罵罵咧咧,後來又用黑罩子蒙住我的頭,一通亂打… …斷斷續續地身心折磨一直延續到晚上,大概是累了,他的口氣才緩和了一些,又開始和聲細氣地問一些題外話:“你哪裏人。”“湖北人。”我一回答就知道上當了,他難道還不知道我住哪裏嗎?他是在引誘我與他搭話。
“你知不知道林彪也是湖北有。”他問
“知道。”我說
“林彪是黃石人還是黃崗人。”他問
“大概是黃崗人。”我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盡問些無聊的話。接著二人就開始議論起林彪來,說林打仗如何如何了得,後來他們的底座又轉到湖北人身上,說曾經認識的湖北人怎樣狡猾,越說越惱怒,突然黃定良指著我的頭破口大罵:“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湖北人最狡猾最壞。你真的藏得深,全公安係統沒有一個了解你的。你藏得再深,我也要把勾加長燒紅後把你這個烏龜王八蛋陶出來,你跑得脫,馬腦殼,我要撬開你的嘴,拔掉你的牙,看你說不說。我不把你這個縮減烏龜法辦我就不姓黃。”
我一聽全懵了,現在什麽世道,怎麽警察也是這種流氓腔調,我到底犯了什麽罪,我既不是美帝蘇修、草寇蔣匪,犯得著這樣對我嗎?那一刻我才終於明白,我不是黑社會,他們都是真正的黑社會,我問他們法辦也是要有罪呀,你們到底要我說什麽。“
這一下又把黃政委惹惱了,又開始放厥詞:“有沒有罪不重要,關鍵是要治你。你知不知道,共產黨為了解放全中國,拋頭顱、灑熱血,用幾千萬生命換來的今天,實在來之不易,今天共產黨領導的千軍萬馬在獨木橋上與你對峙。是你讓步還是我讓步。”
這是什麽話,我一個平凡老百姓即使犯了罪又怎能與共產黨相提並論。後來我想,他們是實在找不到我的問題而用這些大話來壓製我,使我受到震懾而屈服,使我在他們羅列的筆錄上簽字。但當時我並不知道。後來他又對我說:“你還是認了吧,反正都栽了,你要為別人著想,你應該像個男子漢,多擔當,再說我又不是不知道,你們公司的原始結果的每一個毛孔都沾滿了鮮血,你們是大壞蛋,是人民的敵人,比殺人犯還壞。別人的眼睛是黑的,你們的眼睛是紅的,別人的心是紅的,你們的心是黑的。我知道你心存幻想,我勸你還是早斷了那個念想。”他盡情表演他良好的口才和無賴的嘴臉。他的每一句話都像一根根刺紮入了我的心裏,使我對這個世界的是非善惡分不清了。他就是一個市儈,似乎又是一個草菅人命的法官,隨時會把我拖出去槍斃,“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就是一個任人宰割的羔羊。為了表達我的憤怒和表示我無力的抗爭,我保持沉默,任他們怎麽問,我都沉默不語。
黃定良看軟硬兼施的方法都用完了,還是沒有得到想要的東西。他是真急了,踱著步子在我麵前晃來晃去,突然,他指著我的頭:“李修武,你到底說不說,不要逼得我趕盡殺絕。”
我仍然沉默不語。
他接著說,你為自己想想,也應該為你兒子想想,老實說,你兒子也是有罪的,我們看他年紀輕輕,沒有忍心抓他,你不要逼我。”我想,你們詐我吧,我兒子一個學生能有什麽罪,看你們演吧。
黃定良被我的平靜惹惱了,說:“都說虎毒不食子,看來你不搭上兒子不會甘心。”說完他就拿出手機撥號接聽。天啊,他真是在發號施令抓我兒子。
我一聽,急得冷汗淋漓,我趕忙說:“黃大爺,你饒了我兒子吧,我什麽都說,你想我怎麽說我就怎麽說。”黃定良見他的詭計奏了效,洋洋得意地說:“遲了,你等著和你兒子見麵吧,估計不到半個小時你們父子就可以獄中團聚了。”
我內心那個悲傷啊,我想著去與他拚命,可是我渾身不能動彈,淚水不禁漱漱而下。我的兒子啊,爸爸對不起你,從你生下來到現在父子總共一起生活不到4年,小時候你在外公外婆家生活讀書,我沒有盡到養育的責任,大學畢業後,你在北京工作不到一年就到重慶邊工作邊讀研,你連重慶的地皮都沒有踩熟,你有什麽罪,這是迫害啊… …正當我沉浸在對兒子的自責中時,聽到了外麵腳步聲和人聲,我仔細分辨,真的有我兒子的聲音。我的心都碎了,腳鐐手銬搖得“叮當”響,我恨不得馬上死去,這時,黃定良從外麵進來,笑吟吟地說:“聽到兒子的聲音了嗎?”
我說:“你把我兒子放了吧,你把我弄死也不悔。”
黃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於是他對我問了很多很多的問題,知道的我說了,不知道的就任由他們寫。陳警官在魏新等人筆錄的基礎上又加上今晚的內容,包括他們自由發揮的內容,寫好後推到我的麵前叫我簽字。
我說:“我兒子放了嗎?”
黃說:“放了。”
我猶豫了一會,內心的孤獨無援、酸楚委屈再一次化作作洶湧的淚水。我徹底垮了,崩潰了。我豁出去了,看都不看內容就一股腦兒簽了。簽了之後,我居然有一種意外的輕鬆,我多想這是一次執行死刑的簽字,我真想一了百了。好不容易才送走這個惡魔。深夜,因為體內的能量耗盡,再加上幾天來連續下雨,冷得我渾身篩糠。手腳早腫成幾根大棒,下肢幾乎失去了知覺,而屁股由於長時間坐在冷硬鐵板上,已經坐爛了,好像沾在了褲子上。最要命的是饑餓,餓得昏天暗地,氣若遊絲。對,就是氣若遊絲,我真正體會了這個成語的內涵。每一口吐出去的氣都沒有收回來的力氣,我感覺靈魂正在從我的軀殼中抽走,感覺生命的脆弱就在這一呼一吸之間,口裏又幹又澀又苦,我掙紮著拚盡力氣呼喊:“我要吃飯”。其實我能發出的聲音已經很小很小。在烤火的兩個協警再也忍不住了,幾次給專案組打電話都沒有結果。最後一次協警解釋說:“專案組人員說了,餓不死,汶川大地震的時候,有人在地下埋了八天八夜都沒有死。”
我徹底絕望了,當時唯一的想法就是自殺解脫。於是我又對協警說要解手,協警怎麽也不答應。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想死都死不成啊!
大概是10月26日上午吧,黃、陳二人又來提訊。看見了他們我就心頭發緊,頭痛也加重了幾分。黃笑嘻嘻地說:“精神不錯嘛,想通沒有。”
我可能聽力出問題了,好在他是大嗓門,勉強能聽清。我說:“想通了,把血放了,好解脫。”當時頭暈目眩,二人的話聽不大清。午飯後,二人進來後,開始談天說地,談形勢,還“關心”地給了我半杯水,說:“省著點喝,免得上廁所。”我隻能歪著脖子舔幾口,水對我來說太重要了。
訊問開始,黃談起了輕鬆的話題:“李修武,你覺得中日釣魚島問題會發生戰爭嗎,美國會卷入這場戰爭嗎?”
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談論這種話題真是太無聊了,就簡單應付了幾句,哪知他越說越有勁,似乎打算把我身上這點僅有的力氣耗幹。我終於忍無可忍,我說:“黃政委,我服了,認了,有什麽問題你就問吧,你怎麽說我怎麽簽,不要給我繞圈了。”
這時,陳警官就拿著俊峰公司許多大大小小的資料鋪在桌上,其中有張是標注著集團公司各單位各部門名稱的繪圖。他們事無巨細地問,我簡單地回答,也沒問到什麽問題。很多細節我記不清了,好像我還同他們談到了李俊早年開辦公司的時候,由於缺錢,我們全家人前前後後在我的擔保下借給過李俊200萬元。其實我隻是聊了一些家常,哪知他們寫了很多,就像逮住了什麽把柄似的,又問到2000年成立集團公司時,我持有公司股份1%的問題,我解釋說,當時成立公司時,按照相關規定,必須要有2名以上的股東,李俊就把百分之一的股份轉在了我頭上,是零轉讓,隻是象征性的,沒有實際意義。還問到了2009年7月李俊把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轉到我頭上的事情。我解釋說那也是零轉讓,是代持股,隻是一個形式。我既不能控製公司,也沒有得到任何經濟利益。最後還談到了“金龍玉鳳”裝修的事情,我都作了如實回答。不曾想,這些訊問竟也成了最後定罪判案的重要“依據”。斷斷續續審訊到晚上,最後他們要我簽字,我想把筆錄看清楚,但是折磨了幾天後,我的眼睛模模糊糊,看不清,總感覺有些發揮和變味。他們催促我快簽,黃說:“簽吧,沒有寫什麽。”我僵持了一陣,手不停地顫抖。陳說:“你要尊重我們的勞動,簽個字隻是態度問題,什麽都沒寫,隻是應付領導,我們忙了幾天,總要給領導一個交待吧。這些筆錄不管怎麽寫,不管怎麽解讀,都需要人證、物證、書證來證明的,你不簽字叫我們怎麽收場。”
在他們的誘騙下,再加上我確實不想和他們糾纏了,便簽了字。他們才心滿意足地離開。
是夜,寒冷、饑餓、孤獨、恐懼、絕望抱團來折磨我。我所有的承受力都到了臨界點。餓到最後也不知道餓了,冷到最後沒了知覺,頭痛到最後也不痛了,感覺時間已停止、空氣已凝滯,恍惚中隻剩嘴裏那點微弱的氣息飄進飄出,隨時都有停歇的可能。糜爛的屁股沾在褲子上,整個下身失去了知覺,隻有那顆倔強的以及還在堅強的跳動,似在告訴我,堅持,你還活著。全身的體力幾乎耗盡,眼皮閉上就睜不開,睜開就閉不上。真的,我那時才知道,人真正擺脫肉體之前是沒有多大知覺的—不冷、不餓、不痛、身體綿軟,似乎隨時都會飛走。
冥冥中不知過了好久好久,後來仔細回憶,大概是10月27日的上午,黃、陳二人再次“造訪”,我連頭都沒有抬,我對他們的伎倆已經失去好奇心和恐懼感,我在心裏對自己說,把你們的招數全用上吧,我連死都不怕了,我還怕什麽。我那裏對自己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了。
黃定良又問了一些問題,也許我根本沒有聽,也許我根本聽不著,我什麽都不說,並不是我要反抗,而是我已經沒有說話的力氣了,也沒有說話的興趣了。
黃不甘心,使勁搖晃著我的頭,說:“你必須回答我的問題。”我終於還是吐出幾個字:“你問吧,盡量少問,我沒力氣了。”
黃才又說道:“我本來是辦李俊的,他逃跑了,隻有你來頂缸,現在就是你的主犯。”
他終於還是說出了他們的陰謀,也許從一開始他就知道我是無罪的,但是他們需要我來“承擔”“黑老大”的責任,隻有把我這個“黑老大”的罪名定下來,才能給更多的人定罪。我當時想,把一切都栽在我頭上吧,我隻想早點解脫。
黃定良接著說:“要說你確實也沒有什麽,你外甥是“法人”,但他到公司上班的時間太短,隻有你來承擔更多了,原來打算定你的外甥為第一被告,可能現在要把你定為第一被告,你要有個心理準備。”
我費力地說:“死都無所謂了,我還在乎什麽第一被告,第二被告,死豬不怕開水燙,你們盡管把我住死裏弄好了。”
緊接著,他又說起了“金皇冠”、“金龍玉鳳”等娛樂場的事情,反反複複都一個詞—賣淫。出於義憤,我本能地反駁了一陣,後來覺得自己的反駁是枉費力氣,在強權麵前,所有的辯護都是多餘的,就任他們說好了。隻是感到太難過,真是欲哭無淚呀,不要說這些場所不像他們所說的那樣,就算真如他們所說的那樣,又關我什麽事呢?我說:“你想怎麽說就怎麽說,想怎麽寫就怎麽寫,寫好之後我簽字就行了。”
黃定良說:“早點這麽聽話,哪裏會吃這麽多苦頭。”最後他又問起一件事來:“98年的時候你晃是打過一個警察?”
我說:“我就連自己的孩子都沒有打過,不要說打警察。”
黃說:“那你真是貴人多忘事,讓我來提示一下,98年年底,你在金皇冠舞廳門口毆打了一對前來打公用電話的夫妻… …”
我仔細在記憶倉庫中搜索,想起來了,當我想起來的時候,我真是心寒透頂,他們為了把我搞臭,真是挖地三尺、費盡心機啊。問題是並不是像他們所說的那樣。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在金皇冠舞廳門口有一個電話亭,包給了一個叫何春香的女子,那天一對夫妻到這兒打公用電話,打完之後,男的或者沒帶錢,也或者平時打電話別人也沒有收過他的錢(因為他是一個警察,是那天他穿的是便衣)就不想付錢。何春香不幹 ,那女的隻好掏出一張50元的大鈔要何春香找補,找補後她嫌鈔票太破舊,便和何春香爭吵起來。爭吵聲被舞廳跳舞的人聽到,他們可能經常到這兒來耍,和何春香很熟,就跑出來打抱不平,結果雙方發生抓扯打了架,當時我並不在場,而是在對麵的麵館吃麵,等我走到現場時,糾紛已經結束,當事人和圍觀的人都散了。我跑到二樓確實看見舞廳經理和那對夫妻被請到了派出所,當時派出所就解決了。這件事情本來就是生活中習以為常的小插曲、小糾紛,11年過去了,這件與我毫無關係的事,從來沒有人來問過我,現在為了整我,連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都翻出來了,他們真是處心積慮啊。不僅如此,他們還杜撰出一個“真實”的情況,說那天那個女的抱著我的大腿喊饒命,而在派出所的檔案裏,竟然留有我的筆錄,這是怎麽回事呢?
陳警官做著筆錄,把筆錄改得麵目全非,把打那兩個人先說成是李俊、魏文清所為,又覺不妥,又改了改。深夜,黃、陳二人冒著大雨把筆錄打印回來之後,要我簽字,我迷迷糊糊看到上麵打那夫妻的人變成了我,就不想簽,因為我覺得這樣太對不起自己了。
黃定良就用手指敲著我的頭說:“深更半夜的,大風大雨我跑進跑出,難道我吃飽了沒事幹。男人要敢於擔當,就是打了又怎樣,不時是一件小小的民事糾紛,你怕什麽。”我當時想,也是,死都快死的人了,還怕什麽,就稀裏糊塗地簽了。說實話,若說我所有罪名都是冤枉的話,這件事打在我頭上我是“心甘情願”,因為我所有的“犯罪事實中”,這是我唯一知道內情、事發後在現場的案例。
簽字完畢之後,他們準備走人,我就用近乎乞求的口吻對他們說:“字也簽了,你們的目的達到了,我要吃飯,要不然我會被餓死的。”
黃卻輕鬆的地說:“汶川大地震時,有人在樓底下埋了8天8夜都沒有死,你死不了。”其腔調和前兩天協警說的如出一轍。我絕望透頂,多麽冷酷無情的魔鬼,我在心裏恨恨地罵道。
又一個淒風苦雨,絕望無助的夜晚,我瑟縮在冰冷的小屋裏,在奄奄一息中不知生命何時終結。我不吵也不鬧,再也不提要求,我不再相信他們有憐憫之心。時間在一秒一秒地流走,或許意識模糊的我根本就沒有感覺到,世界在我心中已進入永恒的狀態。冥冥中不知捱過了多少時間,隱隱感覺天亮了,我又多活了一天。
很久很久,那兩個我不願意看到的人又出現了,那應該是10月28日的午後吧,看到他們時,我反常地握著拳頭,咬緊牙關,我是在用我最後的力氣來發泄我的憤恨嗎?
黃政委用手指戳著我的頭輕蔑地說:“看來你握著拳頭想要反抗,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都無法與人民政府對抗。”
我用仇恨而又絕對地目光看著他們,居然身體生起了寒冷的感覺,在此之前,我已經好久沒有這種感覺了。接著他們又東拉西扯地問了我一些陳糖爛穀子的事情。我有一搭沒一搭地就會著,詢問的許多細節已經記不大清了。印象深刻的有兩件事,一件是問張文兵的事,另一件是問擔保公司的事。
張文兵的事情純屬無稽之談。張文兵在沙坪壩是出了名的混混角色,曾與一外地人合夥開辦了一家加油站,後來為了擠走合夥人,機關算盡,耍了不少花招,有一次他的合夥人被毆打了,我估計是他幹的。可是那合夥人卻跑到我麵前苦苦向我央求,叫我放他一馬,把我還搞糊塗了,這多半又是他挑撥的。大概是2002年時候,張文兵的加油站不知被誰砸了,他懷疑是我所為,就開著車到我工作的楊公橋加油站鬧事,把我打了個猝不及防。我一氣之下,就把他開來的汽車的胎氣放了。由於頭被打出了血,我就近到醫院作了簡單的包紮,從醫院出來,派出所的人把我帶走了。後來在派出所的調解和協商下這件事就平息了。很多年都沒人提的事,他們不知從什麽地方翻出來了。
擔保公司後更加蹊蹺,大概是2007年或者2008年的的時候,李俊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把我的身份證拿去以發起人的名義成立了這家擔保公司,其實我至今都不知道公司的名字,至於公司所謂的非法經營,放高利貸的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但他們非要我承認這些都是在我的操縱或者說縱容下進行的。至於我為什麽會承認,那是因為,在當時身心俱疲、絕望透頂的情況下,我已經豁出去了,再加上他們不斷威脅我,說如果不承認,就把先後在公司擔任法人的我的外甥媳婦和侄女抓起來。我想他們是無辜的,還是我來承擔吧,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那天他們一直折磨我到晚上晚上11點多,陳警官把筆錄做完,二人商量一下,就要我簽字。並且要我寫上“以上筆錄我已看過,與我說的完全一樣。”我說筆錄一點也看不清,當時我的視力已經很模糊了。陳說:“這些筆錄都是在原有筆錄的基礎上的重複,快簽了走路,不簽難道還要坐在這裏讓我們陪你。”我想簽吧,腦殼都進去了,還在乎身子,就這樣在筆錄上簽下了我在這間小屋裏簽的最後一個字。
我一生中所遭遇過的最殘忍的折磨和迫害就這樣結束了,它遠比我一生所承受的痛苦還要多。他們大概認識已經達到了目的,已經搞到了足以把我打成“黑社會”的所有“罪證”,在28日12點左右,他們給我鬆綁,後來在看守所看到時間後,才知道我在那間“人間地獄”似的密室裏被折騰了144小時。如果不是親身經曆,連我都無法相信那些,那打著正義與法律旗幟的辦案人員,是如此的膽大包天,肆無忌憚地摧殘和迫害一個尚未被刑法定罪的嫌疑人。他們心中已經沒有了法律觀念,沒有了法律精神,他們就是法律。他們那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瘋狂,那種冷酷無情的殘忍,那種變態的人性扭曲,真正有愧於黨和人民賦予他們的光榮稱號—人民警察。這段特殊而痛苦的經曆,使我深深地震憾,原來這個世界並不是我想象的那麽光鮮,這世界仍有陽光照不到的黑暗,在當時的重慶,以薄熙來、王立軍為主導的政治,已經綁架了公權和法律,達到了手眼通天,為所欲為的地步。他們為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有違國家的大政方針,大肆開展掃黑行動,不知以“刑訊逼供“的方式折磨了多少嫌疑人,也不知誇大其詞地冤枉了多少無辜的人,這完全是對法律的踐踏,是對法製精神的褻瀆,在強權壓製下,我,一個渺小而平凡的人,又怎能與他們強大的勢力對抗,又怎能不卷入這種蓄謀已久的風暴,又怎不落入他們精心算計的陷阱。我後來總結過,在那種情況下,我沒有罪,但我必須有罪。
原載香港《前哨》雜誌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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