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武獄中家書（2）

李修武獄中家書2

我的平凡經曆

我家祖籍湖南，解放前，父親在長江水道販運木材賺了一些錢，買了一些土地，解放後被劃為“黑五類”。為了躲避清算，舉家搬到了湖北江陵。我們這一輩兄弟姐妹八人，兩個姐姐，六兄弟，相互間年齡跨度很大，我大哥大我二十多歲，弟弟李俊小我四歲，我在家中排行老七，生於1963年。在江陵的童年記憶十分模糊，感受最深的是大人們的艱辛和肚子的饑餓。但我們家卻也比別人過得好，不僅是那時，幾十年來，我們家的人總是比普通人的日子過得滋潤。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就連這種艱辛的日子難以為繼了，政治風暴再次波及到我們這個家庭。我後來總結過，我們這個家庭命運總是與國家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隻要政策好，我們家就興旺幸福，凡是政策不好，我們家就全都遭殃。

     一九六七年，父親的不良成份再次累及家庭，隻得拋妻棄子隻身一人跑到湖北石首。我三哥為照應父親，放棄了一所鄉村小學校長的職務到湖北石首尋找父親。從此以後，我有14年沒有看到父親，甚至在我18歲之前都不知道父親是什麽樣子。父親走後，所有的苦難都挑在了母親一人身上，父親留給母親的除了一堆孩子，就是他的不良成份帶來的影響。母親從此成為重點“關照對象”，時常被揪出去批鬥，還被嚴格限製自由，規定必須“早請示、晚報告”，走到哪裏迎接她的都是冷若冰霜的表情和鄙視的目光。這些痛苦的經曆對我的心靈造成了深深的傷害，使我過早地體驗了人情的冷暖和生活的苦難，當然也造就了我後來堅忍不拔的性格。

母親為了不讓政治迫害傷害我幼小的心靈，把我送養到二姐夫家，並且改名換姓與姐夫同姓。弟弟李俊也被送到湖南我大嫂家。一個家庭從此分崩離析。這期間還發生了很多難忘的事情，在此不必一一細說。

時間到了一九七六年。某一天，我在學校聽到了一個令人悲痛的消息，毛主席去世了，那時，我恐懼得渾身戰栗，感覺天塌地陷般，但是我還是隱隱感覺過這將影響到我們的家庭命運。我飛快跑回家裏對母親說了，母親驚慌地捂住我的嘴，叫我不要亂說，說要是被別人聽見了可不得了。後來姐夫也向她證實了這個消息，她才信了。你猜我母親確證了這個消息後的反應是什麽？她悲傷地哭了！

我的預感得到了應驗。毛主席去世後，“四人幫”很快被粉碎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古老而災難深重的民族終於迎來大展宏圖的好時機。隻是我那時並不完全明白這些變化對於一個成份不好的少年將意味著什麽。我還是一名學生，我隻是樸素地希望通過讀書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可惜在1979年的高考中，我以兩分之差名落孫山，成為我一生的遺憾，同時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後來在姐姐的幫助下，我在一所大學旁聽了一段時間，感覺特沒勁，勉強混了一個文憑，從此離開了學校。這時，我的心裏又產生了一個大膽的念頭，逃離姐姐家到石首去尋找父親。原因是在這之前，媽媽一家已經搬到了那裏。

1981年，我寫了一張條子，尋到了石首找到了父親，再次與家人團聚，心中的感受五味雜陳。到石首後，我還報名參過軍，身體檢查等一切條件都達到了要求，最後卻因為家庭成份的問題政審通不過。既然各種出路都被堵死了，我也隻能認命，從此一心一意跟著父親幹起了打漁的行當。那一年我十九歲。

誰知道這一幹就是十個年頭。現在回憶起來，捕撈作業可以說是各行各業中最辛苦的，不分寒暑，風裏來、雨裏去；早出晚歸，隨波漂泊，其中的艱辛，非親曆不能體會。舉個例子吧，由於長期日曬雨淋，一年之中皮膚都會脫落上百次。但是雖然辛苦，那卻是我一生最充實的時候，那種依靠自己的辛苦勞動賺錢養家的幸福感常常充盈在我的心頭。它甚至影響了我的一生，告訴我人隻有腳踏實地，一分辛勞一分收獲，平平淡淡才是生活的本質。

後來，由於漁業資源逐漸匱乏，相對的監管力度也逐漸加強，捕撈業已成為黃昏產業。我當機立斷，變賣了所有的漁具，花2萬7千元在家鄉的小鎮上購買了一幢300平方米的三層樓房，身邊還留了一些積蓄，成了名副其實的“萬元戶”。

1991年，中國的改革開放逐漸深入，國家的發展方向已經慢慢明朗化，社會經濟形勢大為改觀，給很多追求夢想的年輕人提供了大顯身手的機會和平台。麵對大好時機，我決定到外麵去見識見識，遂告別家人隻身一人來到重慶，投奔已經在這裏落腳生根的李俊。但是那時候我怎麽也沒有想到，我所有平凡美好的願望都化成了泡影，我所有為之奮鬥的結果是身陷囹圄，是被“黑打”成連我想也不敢想的黑社會。

那時候的重慶遠沒有現在這麽漂亮繁華，建築老舊、道路狹窄，是出了名的“髒、亂、差”。但是大好經濟形勢的刺激下，百廢待興，充滿了發展機遇。來到沙坪壩，李俊安排我到楊公橋加油站工作，誰知我在這兒一幹就是二十年。起初我幹的工作是加油，後來負責消防安全工作。我非常喜歡這兒的工作，簡單、輕鬆、體麵，比起過去打漁的艱辛，這真是一個美差。李俊安排我做這個工作是選對了人。當然他是了解我的，他知道我性格內向，不善言談、不善交際，隻能做些實實在在的工作。我就這樣愉快而盡心盡力地幹著，所有的生活軌跡就是往返於加油站和家之間。平時也不到外麵去耍，也沒有結識什麽朋友，回到家裏就喝茶、看書、看報、看電視、陪老婆、教育孩子，我的生活就如此簡單，拿現在的話來說，我就是一個“宅男”。

我在加油站工作的那些年，李俊的事業迅速發展，除了擁有楊公橋加油站，還進入餐飲娛樂行業，比如後來比較出名的“金龍玉鳳”大酒店就是那時候興業的。李俊的成功除了借助改革開放的東風之外，還與自己的精明能幹分不開。作為當哥哥的我，除了盡心盡力地打理好加油站的事情以外，沒有給予他更多的支持和幫助，我們之間自始至終都是兄弟之間的關係，沒有經濟利益的糾葛。2000年，李俊成立“俊峰集團公司”，本來他擁有公司的全部股份，但按照當時的法律規定，公司必須擁有兩名以上股東，李俊就象征性地讓出百分之一的股份劃入我的頭上。我要申明的是，這百分之一的股份是代持股，是虛的，我既沒有在公司任職，也沒有參與公司的分紅。

2003年，我所工作的加油站被李俊轉讓了，李俊根據公司發展的需要，把加油站賣給了中石化，由於我在加油站工作多年，比較了解和熟悉那裏的情況，再加上我確實已經喜歡上了那裏的工作，遂被中石化聘任到加油站擔任副站長，後來從事安檢員的工作，還給我買了保險。這個工作一直幹到2010年10月22日，也就是我被捕入獄入之前。從此我與李俊的公司脫離了任何幹係。

2008年重慶欣起了“唱紅歌”的熱潮，一時間，工廠、學校、政府部門、社區到處都唱響了嘹亮的歌聲，場麵空前盛大，真是巴渝山頭一遍紅。緊接著“打黑除惡”行動拉開序幕，一些魚肉鄉鄰、橫行妄為的惡霸相繼落網，真是大快人心。但是與以往的“嚴打”相比，這場行動沒有及時刹車的趨勢，反而越演越烈，呈快速蔓延之勢。

 

（待續）

 

原載香港《前哨》雜誌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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